2024年10月21日，著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家中逝世，享年99岁。
她的次女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在华语世界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张爱玲、严歌苓这样的多产作家。
而这位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的“昭君”，似乎很少人知道。
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肆意畅谈文学。
“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人竹林七贤之风的畅谈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
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一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
国家战乱、颠沛流离、永远的乡愁。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循着这条“树根”，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
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没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聂洸（字怒夫）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在桂系担任要职，一度遭国民党追捕。
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
兵荒马乱中，聂洸被枪杀，聂家就此散了。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
13岁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那时，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
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
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在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里，她这样描写母亲：
“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头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
母亲的气度与倔强，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
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要跟狗抢食物。
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
只是，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
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
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
“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甚至以“远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势也好，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
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而婚姻之外，内战爆发，解放军节节胜利，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一家人到了中国台湾。
“流浪”变成了“流亡”。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而是一片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
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不仅写作者被监视，文字也要被审查。而且，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都可以写出配合“反共”的文学作品。
但聂华苓不一样，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终致家庭离散，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治，她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
可以说，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
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提倡纯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
她的《失去金铃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同时，《自由中国》在雷震的带领下，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
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
可惜，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岛。
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被诬陷“知匪不报”，以“煽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而创办人胡适却在盛赞雷震所作所为的同时，公开声明辞去他发行人的角色。
对于胡适的态度，聂华苓认为他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半月刊：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多人以为胡适伟大，而我只是直说我在雷震案中所见到的胡适。”隐含着对胡适的批评之意。
聂华苓的无私与坦荡，如男儿般的侠义与正气，正是雷震（以及殷海光——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的弟子）等人的风骨与气节，教了她做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她在自传里写道：
“他们做人的风骨，独立的风格，几十年来影响我的为人处世……雷震、殷海光是那样的挺立。”
雷震出狱9年后便过世了，和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两位铁骨铮铮的理想践行者，是担得起“自由”二字的。
2024年10月21日，著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家中逝世，享年99岁。
她的次女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在华语世界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张爱玲、严歌苓这样的多产作家。
而这位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的“昭君”，似乎很少人知道。
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肆意畅谈文学。
“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人竹林七贤之风的畅谈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
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一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
国家战乱、颠沛流离、永远的乡愁。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循着这条“树根”，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
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没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聂洸（字怒夫）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在桂系担任要职，一度遭国民党追捕。
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
兵荒马乱中，聂洸被枪杀，聂家就此散了。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
13岁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那时，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
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
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在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里，她这样描写母亲：
“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头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
母亲的气度与倔强，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
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要跟狗抢食物。
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
只是，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
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
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
“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甚至以“远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势也好，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
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而婚姻之外，内战爆发，解放军节节胜利，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一家人到了中国台湾。
“流浪”变成了“流亡”。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而是一片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
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不仅写作者被监视，文字也要被审查。而且，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都可以写出配合“反共”的文学作品。
但聂华苓不一样，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终致家庭离散，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治，她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
可以说，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
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提倡纯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
她的《失去金铃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同时，《自由中国》在雷震的带领下，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
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
可惜，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岛。
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被诬陷“知匪不报”，以“煽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而创办人胡适却在盛赞雷震所作所为的同时，公开声明辞去他发行人的角色。
对于胡适的态度，聂华苓认为他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半月刊：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多人以为胡适伟大，而我只是直说我在雷震案中所见到的胡适。”隐含着对胡适的批评之意。
聂华苓的无私与坦荡，如男儿般的侠义与正气，正是雷震（以及殷海光——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的弟子）等人的风骨与气节，教了她做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她在自传里写道：
“他们做人的风骨，独立的风格，几十年来影响我的为人处世……雷震、殷海光是那样的挺立。”
雷震出狱9年后便过世了，和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两位铁骨铮铮的理想践行者，是担得起“自由”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