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一直是笼罩在现代世界的一朵乌云。
他们是疯狂残忍的代名词，通常带着鲜血和死亡出现，却表现得毫无悔恨，视死如归，仿佛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探究，那些面目狰狞的恐怖分子，是如何从一个个正常的人类，蜕变成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
他们是否也有自己的家庭，与家庭成员相处的方式有何不同？
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就通过镜头把我们带入一个恐怖分子的家庭内，去感受恐怖主义是如何影响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片子没什么恐怖镜头，却处处都让人脊背发凉。
言传身教
在拍摄过程中，这部片子就蒙上了一层危险的色彩。
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个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在叙利亚内战开始时流亡德国。
为了通过镜头呈现真相，塔拉勒伪装成战地记者，声称同情圣战者和他们的理想，取得了一个恐怖分子的信任，跟拍了两年多他的家庭生活。
在拍摄接近尾声时，他的身份险些暴露，不得不提早撤出叙利亚，由团队其他成员拍摄最后的一点镜头。
片子制作完成后，恐怖分子发现受到欺骗，扬言要报复导演。
所以，影片里每一个镜头都来之不易，反映了残酷的现实。
故事发生在叙利亚北部，那里由“基地”组织的分支——努斯拉阵线控制。
导演来到的这个家庭，一家之主名叫阿布·奥萨马，是努斯拉阵线的骨干力量，也是优秀的狙击手和排弹专家，有着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
他可以一边诉说着对孩子的眷恋，一边向同伴要一把好使的狙击枪，以确保杀死敌人。
他的日常是排除叙利亚政府军埋设的地雷，搜集炸药，制作炸弹，实施日常恐怖袭击。
他说，如果他两岁的侄女没戴头巾，他会让人开枪射她。
闲下来时，他会和孩子们进行亲昵的互动，给予贴心的抚慰与教导，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他的家庭看上去处处和睦，却处处都透露着“恐怖气息”。
大儿子名叫奥萨马，名字来源于阿布崇拜的本·拉登。
还有一个孩子，阿布给他取名穆罕默德·奥马尔，是为了纪念9·11事件的袭击者，穆罕默德·阿塔。
甚至因为孩子是9月11日出生，他把这当做是真主的恩赐。
他给其他孩子取名字，基本上都是为了纪念那些著名恐怖分子。
他说，如果把他对恐怖组织的爱洒在土地上，地球就可以称为爱球。
成为这样一个恐怖分子的孩子，或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以真主之名”
阿布的孩子们，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无缘。
他们本应该在学校里追逐打闹，或是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知识。
但如今，他们的“玩具”是废弃的坦克，“游乐场”是被战火烧毁的房子。
他们熟练掌握的手艺，是通过往瓶子里填充化学品来制作炸弹。
制作完成后，他们还会把炸弹埋在土里，轮流踩炸弹试图引爆，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有多危险。
这样的环境，自然孕育不出善良的花朵。
他们早已对杀戮习以为常。
因为鸟啄伤了他的手指，一个孩子就把鸟的头砍了下来，把鸟的尸体随意丢弃在地板上，还骄傲地说：“我们砍掉它的头，就像爸爸对那个男人做得一样。”
当孩子表露出一丝悔意时，阿布反而鼓励他们：“荣耀的真主允许这么做。真主创造他们是给我们做食物。”
在三观形成最重要的童年时期，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一条极端的道路。
阿布最大的两个孩子，被迫加入恐怖分子“训练营”，在这里，他们面对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
尚且稚嫩的脸庞，被恐怖分子常戴的黑色面罩牢牢遮住，昭示着他们的身份转变。
在这里，他们睡觉时打地铺，一群孩子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他们吃饭的时候只能吃7颗枣，孩子们经常抱怨连喂蚂蚁都不够。
有天“教官”宣称明天训练时要用实弹，即使孩子们被打中也不负责。
到了第二天，所有人都会发现，“教官”说的绝不是一句空话。
那些恐怖分子会端着枪，在他们身边绕来绕去，锻炼他们的胆量，浑然不顾枪可能走火。
有时，恐怖分子还会随手放一枪，子弹就射在他们身边，离他们的身体只有几厘米。
在他们练习匍匐前进时，子弹更是如雨点般散落在身旁。
他们被要求一边高喊“真主万岁”，一边钻过熊熊燃烧的火圈。
就连跑步时，他们也要呼喊“圣战万岁”。
专属孩子的稚嫩和懵懂便在一声声呼喊之中褪去，仇恨和极端主义的种子在他们脑中持续生长。
组织训练他们的目的，便是为了所谓“真主”杀人，或者被杀。
在不远的将来，他们都将成为仇恨与战争车轮下被碾碎的牺牲品。
恐怖主义的遗传
在一次排雷任务中，父亲阿布被炸弹炸断了一只脚，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当家人看着失去一只脚的他被搀扶下车时，他们集体悲伤哭泣。
阿布却说，这是真主的旨意。
在他心里，为了所谓真主，为了所谓恐怖组织的事业，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工具。
相比给孩子购买食物，为恐怖组织购买装备在他心中的优先级更高。
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必然会加入这场“圣战”，他也知道迎接自己儿子们的，很大概率上是死亡。
但他却能够坦然面对那即将发生的一切。
他说：“按照真主之意，每有一个孩子被杀死，将会另有一千个孩子诞生。”
这就是全片最让人心生恐惧的一点。
在这个恐怖分子的意识里，为了在未来建立绝对平等的地上“圣国”，所有人都可以当做工具，当做献给真主的祭品。
这种狂热让他们一意孤行，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用尽各种手段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在这套极端理念的驱使下，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更何况别人的生命乃至于人性中的真善美呢？
许多极端组织，都曾经把魔爪伸向儿童。
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曾经让自己7岁的女儿充当人肉炸弹。
根据网上流出的视频，这个“父亲”问孩子：“你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你是要去天堂，对么？”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情地吻别了自己的女儿。
没过多久，一个小女孩走进了大马士革警察局，向警察询问能否使用洗手间。
突然，绑在女孩身上的炸弹爆炸了，在剧烈的冲击波中，有三位警员受伤，警察局遍地都是残砖碎瓦，女孩的遗体也已血肉模糊。
虽然叙利亚媒体和人权组织并没确认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仍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
2016年，在土耳其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带走了54条生命，其中22名死者还不到14岁。
土耳其当局表示，凶手的年龄也只在12-14岁之间，很可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培养的少年兵。
那是纪录片未曾拍出的恐怖图景，残酷且冰冷。
那些生在被诅咒土地的孩子，本该享受最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却因为极端的理念与某些人的利益，被逼走上一条布满鲜血的道路，对他人举起屠刀。
仇恨在不断繁衍，悲剧在不断重演，这个充满罪恶的循环，需要有人来打破。
扎克·伊博黑姆，也是恐怖分子的孩子，但他后来站上了TED的讲台，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曾经也被灌输了许多极端思想，但他并没有选择全心全意地相信，而是用理性思考对抗恐怖主义。
他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发声，反对只会徒增伤亡的恐怖袭击，甚至直接谴责自己的父亲。
扎克·伊博黑姆这个名字，是他和父亲断绝关系之后，为表示决心改的名字。
他曾经在自己的书《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中写道：
“我清楚地认识到，制度性贫困、宗教狂热和教育匮乏，让我所描述的个人转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难以实现。
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甘地、曼德拉或是马丁·路德·金一般满怀道德热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化悲痛为决心。
但我坚信，同情的力量远胜过仇恨，而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一道理为人所知。”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谨记并且用一生来践行的道理。
恐怖分子，一直是笼罩在现代世界的一朵乌云。
他们是疯狂残忍的代名词，通常带着鲜血和死亡出现，却表现得毫无悔恨，视死如归，仿佛在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探究，那些面目狰狞的恐怖分子，是如何从一个个正常的人类，蜕变成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
他们是否也有自己的家庭，与家庭成员相处的方式有何不同？
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就通过镜头把我们带入一个恐怖分子的家庭内，去感受恐怖主义是如何影响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片子没什么恐怖镜头，却处处都让人脊背发凉。
言传身教
在拍摄过程中，这部片子就蒙上了一层危险的色彩。
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个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在叙利亚内战开始时流亡德国。
为了通过镜头呈现真相，塔拉勒伪装成战地记者，声称同情圣战者和他们的理想，取得了一个恐怖分子的信任，跟拍了两年多他的家庭生活。
在拍摄接近尾声时，他的身份险些暴露，不得不提早撤出叙利亚，由团队其他成员拍摄最后的一点镜头。
片子制作完成后，恐怖分子发现受到欺骗，扬言要报复导演。
所以，影片里每一个镜头都来之不易，反映了残酷的现实。
故事发生在叙利亚北部，那里由“基地”组织的分支——努斯拉阵线控制。
导演来到的这个家庭，一家之主名叫阿布·奥萨马，是努斯拉阵线的骨干力量，也是优秀的狙击手和排弹专家，有着两个妻子和八个孩子。
他可以一边诉说着对孩子的眷恋，一边向同伴要一把好使的狙击枪，以确保杀死敌人。
他的日常是排除叙利亚政府军埋设的地雷，搜集炸药，制作炸弹，实施日常恐怖袭击。
他说，如果他两岁的侄女没戴头巾，他会让人开枪射她。
闲下来时，他会和孩子们进行亲昵的互动，给予贴心的抚慰与教导，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他的家庭看上去处处和睦，却处处都透露着“恐怖气息”。
大儿子名叫奥萨马，名字来源于阿布崇拜的本·拉登。
还有一个孩子，阿布给他取名穆罕默德·奥马尔，是为了纪念9·11事件的袭击者，穆罕默德·阿塔。
甚至因为孩子是9月11日出生，他把这当做是真主的恩赐。
他给其他孩子取名字，基本上都是为了纪念那些著名恐怖分子。
他说，如果把他对恐怖组织的爱洒在土地上，地球就可以称为爱球。
成为这样一个恐怖分子的孩子，或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以真主之名”
阿布的孩子们，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无缘。
他们本应该在学校里追逐打闹，或是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知识。
但如今，他们的“玩具”是废弃的坦克，“游乐场”是被战火烧毁的房子。
他们熟练掌握的手艺，是通过往瓶子里填充化学品来制作炸弹。
制作完成后，他们还会把炸弹埋在土里，轮流踩炸弹试图引爆，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有多危险。
这样的环境，自然孕育不出善良的花朵。
他们早已对杀戮习以为常。
因为鸟啄伤了他的手指，一个孩子就把鸟的头砍了下来，把鸟的尸体随意丢弃在地板上，还骄傲地说：“我们砍掉它的头，就像爸爸对那个男人做得一样。”
当孩子表露出一丝悔意时，阿布反而鼓励他们：“荣耀的真主允许这么做。真主创造他们是给我们做食物。”
在三观形成最重要的童年时期，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被推上一条极端的道路。
阿布最大的两个孩子，被迫加入恐怖分子“训练营”，在这里，他们面对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
尚且稚嫩的脸庞，被恐怖分子常戴的黑色面罩牢牢遮住，昭示着他们的身份转变。
在这里，他们睡觉时打地铺，一群孩子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他们吃饭的时候只能吃7颗枣，孩子们经常抱怨连喂蚂蚁都不够。
有天“教官”宣称明天训练时要用实弹，即使孩子们被打中也不负责。
到了第二天，所有人都会发现，“教官”说的绝不是一句空话。
那些恐怖分子会端着枪，在他们身边绕来绕去，锻炼他们的胆量，浑然不顾枪可能走火。
有时，恐怖分子还会随手放一枪，子弹就射在他们身边，离他们的身体只有几厘米。
在他们练习匍匐前进时，子弹更是如雨点般散落在身旁。
他们被要求一边高喊“真主万岁”，一边钻过熊熊燃烧的火圈。
就连跑步时，他们也要呼喊“圣战万岁”。
专属孩子的稚嫩和懵懂便在一声声呼喊之中褪去，仇恨和极端主义的种子在他们脑中持续生长。
组织训练他们的目的，便是为了所谓“真主”杀人，或者被杀。
在不远的将来，他们都将成为仇恨与战争车轮下被碾碎的牺牲品。
恐怖主义的遗传
在一次排雷任务中，父亲阿布被炸弹炸断了一只脚，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当家人看着失去一只脚的他被搀扶下车时，他们集体悲伤哭泣。
阿布却说，这是真主的旨意。
在他心里，为了所谓真主，为了所谓恐怖组织的事业，一切都是可以牺牲的工具。
相比给孩子购买食物，为恐怖组织购买装备在他心中的优先级更高。
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必然会加入这场“圣战”，他也知道迎接自己儿子们的，很大概率上是死亡。
但他却能够坦然面对那即将发生的一切。
他说：“按照真主之意，每有一个孩子被杀死，将会另有一千个孩子诞生。”
这就是全片最让人心生恐惧的一点。
在这个恐怖分子的意识里，为了在未来建立绝对平等的地上“圣国”，所有人都可以当做工具，当做献给真主的祭品。
这种狂热让他们一意孤行，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用尽各种手段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在这套极端理念的驱使下，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更何况别人的生命乃至于人性中的真善美呢？
许多极端组织，都曾经把魔爪伸向儿童。
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曾经让自己7岁的女儿充当人肉炸弹。
根据网上流出的视频，这个“父亲”问孩子：“你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你是要去天堂，对么？”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情地吻别了自己的女儿。
没过多久，一个小女孩走进了大马士革警察局，向警察询问能否使用洗手间。
突然，绑在女孩身上的炸弹爆炸了，在剧烈的冲击波中，有三位警员受伤，警察局遍地都是残砖碎瓦，女孩的遗体也已血肉模糊。
虽然叙利亚媒体和人权组织并没确认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仍让人忍不住打个寒颤。
2016年，在土耳其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带走了54条生命，其中22名死者还不到14岁。
土耳其当局表示，凶手的年龄也只在12-14岁之间，很可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培养的少年兵。
那是纪录片未曾拍出的恐怖图景，残酷且冰冷。
那些生在被诅咒土地的孩子，本该享受最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却因为极端的理念与某些人的利益，被逼走上一条布满鲜血的道路，对他人举起屠刀。
仇恨在不断繁衍，悲剧在不断重演，这个充满罪恶的循环，需要有人来打破。
扎克·伊博黑姆，也是恐怖分子的孩子，但他后来站上了TED的讲台，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他曾经也被灌输了许多极端思想，但他并没有选择全心全意地相信，而是用理性思考对抗恐怖主义。
他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发声，反对只会徒增伤亡的恐怖袭击，甚至直接谴责自己的父亲。
扎克·伊博黑姆这个名字，是他和父亲断绝关系之后，为表示决心改的名字。
他曾经在自己的书《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中写道：
“我清楚地认识到，制度性贫困、宗教狂热和教育匮乏，让我所描述的个人转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难以实现。
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甘地、曼德拉或是马丁·路德·金一般满怀道德热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化悲痛为决心。
但我坚信，同情的力量远胜过仇恨，而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一道理为人所知。”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谨记并且用一生来践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