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裁定，特朗普政府不能立刻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简称DACA)。该计划为逾70万名被称为梦想者(Dreamers)的年幼移民提供保障，使他们免遭遣返。 这一裁决正好落在我的专业实践和深埋已久的个人历史的一个尴尬交叉点上。如果不是受到好运的眷顾，我将会是周四这项DACA裁决结果的受益人。我很幸运：四年前，在我从中国移居美国22年后，我成为了美国公民。我曾在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担任书记员，上周四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是针对这家法院所做出的DACA计划判决。 在美国上学的第一天，我在曼哈顿华埠地威臣街的红砖学校门口停了下来。我转头问我父亲，我们怎么知道学校肯定不会遣返我们。当时年仅七岁的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恐惧。过了很久，他终于用平和的语气说：美国拥有为所有孩子提供教育的政策，就连像我这样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也受到保障。他解释说，人们相信这个国家拥有稳定且信守诺言的政府，这里和中国不一样。他是在政治迫害下长大的。 按照DACA计划，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承诺向梦想者提供可续签的工作签证，消除他们被遣返的恐惧，条件是他们需要提交非常敏感且详细的信息。我完全清楚对于和我有同样情况的梦想者来说，这需要对政府拥有多大的信任。 我的父母和我每天都在被遣返的风险和对衣食及医疗的需求间挣扎着寻找平衡，以至于妈妈病了足足一年，直到我发现她在床上打滚，疼得语无伦次的时候，我们才敢带她去看真正的医生。仅仅是走进校园就需要相信政府。我是作为一个无证移民孩子来到这个国家生活的，骨子里烙印着对被遣返的恐惧。就连到了今天，透露我的非法背景依然是令我最害怕的事情。 那70万名获得DACA计划保障的人在提交申请时就做出了勇敢、清醒的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政府的承诺。但特朗普总统在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梦想者们非常依赖DACA计划，但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对此无动于衷，只设定了六个月的宽限期，到期保障就会失效。 司法部副次长在最高法院前辩护称，总统有权突然彻底改变该计划。他还称任何法院都无权审核该行政决策。正如所有律师都会做的一样，那位副次长很快指出，特朗普总统的广泛行政权力（相比奥巴马总统的有限行政权力）是仅限于移民法的。 我们国家的历史显示，移民法是检验政治是否稳定的有效办法。但周四的决定意味着，无证移民可能会成为国家不稳定的最新受害者，虽然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受害人。过去几周，或许最高法院看到了我们国家被迫正视的事实，在允许我们的行政部门做出彻底转变之前，需要充分考虑人民对法律倾注的极大信任，这种信任不只来自梦想者，也来自那些爱他们、雇用他们、依靠他们的国民。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和父母受中国政府的冲动决定摆布，是国家领导人政治棋盘上被牺牲的棋子。虽然特朗普总统不断地抨击中国政府，但他在任期间却经常效仿中国政府的行为。诡异的是，他对于最近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动的回应，与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乱的回应如出一辙。 特朗普总统的策略针对的是美国黑人和无证移民，看上去也许没有那么大杀伤力，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国家将这一部分人视为次等公民。要知道，只要还有一部分人不信任政府，所有人就都不能信任政府。我们对这种共进退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 25年前，在我踏入校门的第一天，父亲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将我推进了校园，让我向着一个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未来迈出第一步。被遣返的忧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并不会因为这份信念而打消，但在睡在出租屋的日子里，它为我指明了方向。这个国家敢于建立负责任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终有一日能成为这里的合法公民。 上周四，最高法院展现出了几分承诺，要将我们的国家带回立国真理的轨道上。那束光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照了进来。我们的移民和国民理应有一个好的政府。但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给出的要求。
上周四，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裁定，特朗普政府不能立刻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简称DACA)。该计划为逾70万名被称为梦想者(Dreamers)的年幼移民提供保障，使他们免遭遣返。
这一裁决正好落在我的专业实践和深埋已久的个人历史的一个尴尬交叉点上。如果不是受到好运的眷顾，我将会是周四这项DACA裁决结果的受益人。我很幸运：四年前，在我从中国移居美国22年后，我成为了美国公民。我曾在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担任书记员，上周四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是针对这家法院所做出的DACA计划判决。
在美国上学的第一天，我在曼哈顿华埠地威臣街的红砖学校门口停了下来。我转头问我父亲，我们怎么知道学校肯定不会遣返我们。当时年仅七岁的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恐惧。过了很久，他终于用平和的语气说：美国拥有为所有孩子提供教育的政策，就连像我这样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也受到保障。他解释说，人们相信这个国家拥有稳定且信守诺言的政府，这里和中国不一样。他是在政治迫害下长大的。
按照DACA计划，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承诺向梦想者提供可续签的工作签证，消除他们被遣返的恐惧，条件是他们需要提交非常敏感且详细的信息。我完全清楚对于和我有同样情况的梦想者来说，这需要对政府拥有多大的信任。
我的父母和我每天都在被遣返的风险和对衣食及医疗的需求间挣扎着寻找平衡，以至于妈妈病了足足一年，直到我发现她在床上打滚，疼得语无伦次的时候，我们才敢带她去看真正的医生。仅仅是走进校园就需要相信政府。我是作为一个无证移民孩子来到这个国家生活的，骨子里烙印着对被遣返的恐惧。就连到了今天，透露我的非法背景依然是令我最害怕的事情。
那70万名获得DACA计划保障的人在提交申请时就做出了勇敢、清醒的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政府的承诺。但特朗普总统在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梦想者们非常依赖DACA计划，但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对此无动于衷，只设定了六个月的宽限期，到期保障就会失效。
司法部副次长在最高法院前辩护称，总统有权突然彻底改变该计划。他还称任何法院都无权审核该行政决策。正如所有律师都会做的一样，那位副次长很快指出，特朗普总统的广泛行政权力（相比奥巴马总统的有限行政权力）是仅限于移民法的。
我们国家的历史显示，移民法是检验政治是否稳定的有效办法。但周四的决定意味着，无证移民可能会成为国家不稳定的最新受害者，虽然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受害人。过去几周，或许最高法院看到了我们国家被迫正视的事实，在允许我们的行政部门做出彻底转变之前，需要充分考虑人民对法律倾注的极大信任，这种信任不只来自梦想者，也来自那些爱他们、雇用他们、依靠他们的国民。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和父母受中国政府的冲动决定摆布，是国家领导人政治棋盘上被牺牲的棋子。虽然特朗普总统不断地抨击中国政府，但他在任期间却经常效仿中国政府的行为。诡异的是，他对于最近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活动的回应，与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乱的回应如出一辙。
特朗普总统的策略针对的是美国黑人和无证移民，看上去也许没有那么大杀伤力，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国家将这一部分人视为次等公民。要知道，只要还有一部分人不信任政府，所有人就都不能信任政府。我们对这种共进退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
25年前，在我踏入校门的第一天，父亲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将我推进了校园，让我向着一个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未来迈出第一步。被遣返的忧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并不会因为这份信念而打消，但在睡在出租屋的日子里，它为我指明了方向。这个国家敢于建立负责任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终有一日能成为这里的合法公民。
上周四，最高法院展现出了几分承诺，要将我们的国家带回立国真理的轨道上。那束光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照了进来。我们的移民和国民理应有一个好的政府。但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给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