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铅山县举行的胡鑫宇事件发布会，值得专门写一篇。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发布形式，一个本可以用长篇通报就可以完成的发布使命，何以采取直播的形式？背后的决策动机自然无法了解，但表现出来的形式及其考虑值得探究。
另外一个值得，是需要分析一个问题，那就是采取直播发布会的形式，会否比单纯的文字通报更有效？我们也看到，列席参会的人都是念出准备好的材料，严格限制了发布会的自由问答，相当于将纯文字发布转成纯文字的视频版，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猜测是，央视在本次舆情处置上介入程度高，作为一个建立在视频资料基础上的宣传平台，私心上对全程的视频呈现有专业追求。而且，在说服江西接受发布会时，有可能用两点公理来游说：1借用疫情发布会的通行模式并不难，2发布会比纸本通报更具说服力。
下面就试着分析这次发布会的形式、内容，以及发布会在实施上的讲究——这种讲究构成发布会顺利举行的基础条件，但它也会继续留下争议的把柄。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体制内相当层级的决策者的利弊权衡，是根据眼界力所做的“抓大放小”。
在1日预报发布会日程时，从“胡鑫宇事件”的措辞上，已经能猜测出调查的结论必定是自杀，而非他杀，否则就该用“胡鑫宇案”或者传出追捕的风声。果不其然，发布会开时不到一分钟，就抛出了胡鑫宇自杀，遗体场地为原始现场的核心结论，然后围绕它作证据铺陈。
看完整个发布会，能清晰地得出它力图实现的两大效果。其一是告知功能，胡鑫宇是自杀，尸检及现场勘察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个鉴定结果，胡鑫宇有厌世求死的渴望与行为。第二个功能是震慑，披露了打击相关谣言的数个案例，潜台词几乎要明着说了。
发布会的告知功能，是以权威性来支持的，而震慑功能则以执法权力明示。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功能，尤其是对后一种功能的宣告，是本次发布会重要的议程之一。它意思就是，以发布会告知的事实为准，最大限度挤压阴谋论在会后的生存空间。
为了实现发布会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控制发布会的议程、内容及节奏就成为必须。首先，提问者必须可靠，严丝合缝承接回答者准备好的材料。人日、新华社、央视提问者的出场顺序自证了这个判断，这当然不是一个允许自由提问的发布会。
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会上的媒体业者其实不再是追寻真相的记者身份，而变成配合出演的工具人角色，成为政府信息发布的延伸与活道具。有一个细节暴露了本次问答掌控出现小小纰漏，央视的提问内容没有打磨好，预先准备的痕迹相当明显。
为了实现“我说你听”的告知功能，除了择定可靠的提问“支架”，还有一个关键是确保参与会议的其他“陪跑”记者不会超纲发问。为此，必须控制发布会节奏，即使有不识趣的非选定记者举手，也要视而不见，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议程，而后果断宣布闭会。
考虑到发布会上毫不掩饰的掌控力度，用“竟然办了一个发布会”来论证胡鑫宇事件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两下并没有因果关系，除非为了混淆视听，否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就涉及到胡鑫宇事件绕不开的公信力问题，它被发布会及其内容拯救了吗？
对忌惮舆情又不断制造舆情的上饶铅山来说，一定渴望知晓发布会两大功能的实现程度，尤其是：本次信息发布能否在公信力上得高分？从以下分析来说，成果不显著，情况比预期差。根本原因在于，发布会的事实披露与公信力得失之间的正向联动明显乏力。
即使许多心证胡鑫宇自杀的人——他们恰好是发布会可争取的对象——也承认一个道理，完美论证胡鑫宇自杀并不代表政府公信力瞬时满血复活。很简单。公信力涉及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对此有帮助，却是两回事，以迟来的事实论据追求即刻的公信力满足，近乎南辕北辙。
可以说，发布会在争取中产知识阶层里的中间听众群是有效的，但有效性仅仅体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说出自杀推测，要让他们公开赞许公信力，恐怕是两回事。而对于那些靠某音某手吸收信息的人来说，发布会反而更容易搞混他们的头脑，效果也是不乐观。
当然，对于发布会上宣布打击谣言对象，上述两大听众群体都乐见：前者早就鄙夷、痛恨这些族类污染信息流，而后者则会无感于打击的成效与否，因为他们感知不到，也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带着目标的发布会能在分层的信息版图中能走多远。始终是要打个问号的。
这就要说到本次发布会的“硬伤”，它对论证胡鑫宇之死很用力，但是对涉及公信力的两大机制要素——搜寻效率与信息公开——一笔带过，作了极其明显的淡化处理，这让发布会在正面回应舆论质疑上缺乏诚意与事实，即使完美证明胡鑫宇死于自杀，也无法遮挡这块缺陷。
发布会上，公安专业人士自信地呈现了充分的司法鉴定成果，发布会在架设内容比例时想必也倾向于增加这块比重，同时减少对搜寻和信息方面的情况介绍与自我检讨，突出什么淡化什么早有设计。可若对标公信力问题，这种精心策划其实是露怯了。
确实，胡鑫宇发布会的掌控原则就是，权威在说话，而不是官民（媒体）在对话。形象地说，就是“你们怎么想不重要，我们怎么说才重要”。发布会上堆积了大量司法证据，但对无效搜寻与混乱信息处置语焉不详，民众希望发布会体现人民性，哪知道看到的都是专业性。
铅山县县委书记只说“痛心”，却无致歉之意，成为本次发布会上被诟病的地方。当然，对司法专业鉴定的强调，与对搜寻检讨的淡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早就定性胡鑫宇事件不是一起责任事故，如何承认行政有亏呢，为什么要主动揽责呢？
胡鑫宇失踪事件的人民性，体现在一个失踪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有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及基于高效施救所带来的、排除官僚主义的慰藉。完美论证自杀结论，再权威的司法鉴定及权威人士，只能供应专业性，有意无意疏远了事件中最影响公信力、国民最担忧的人民性问题。
就此而言，胡鑫宇事件发布会是不是一次成功的舆情应对样本，是需要追问，也值得追问的。这种“需要追问”建立在搜寻胡鑫宇106天而不得的事实基础上，对应的是权力如何对待未成年人失踪这一事件的本质。而“值得追问”，则因为要叫醒那些确实已经睡着的人。
概言之，胡鑫宇事件发布会虽然在确凿的事实前提下组织实施，丰富了蓝底白字的通报形式，却因为对该百日事件的功利性取舍，最后呈现出专业性有余，人民性不足的缺陷。重舆情处置，而轻民意抚慰，这让它的权威告知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
在铅山县举行的胡鑫宇事件发布会，值得专门写一篇。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发布形式，一个本可以用长篇通报就可以完成的发布使命，何以采取直播的形式？背后的决策动机自然无法了解，但表现出来的形式及其考虑值得探究。
另外一个值得，是需要分析一个问题，那就是采取直播发布会的形式，会否比单纯的文字通报更有效？我们也看到，列席参会的人都是念出准备好的材料，严格限制了发布会的自由问答，相当于将纯文字发布转成纯文字的视频版，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猜测是，央视在本次舆情处置上介入程度高，作为一个建立在视频资料基础上的宣传平台，私心上对全程的视频呈现有专业追求。而且，在说服江西接受发布会时，有可能用两点公理来游说：1借用疫情发布会的通行模式并不难，2发布会比纸本通报更具说服力。
下面就试着分析这次发布会的形式、内容，以及发布会在实施上的讲究——这种讲究构成发布会顺利举行的基础条件，但它也会继续留下争议的把柄。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体制内相当层级的决策者的利弊权衡，是根据眼界力所做的“抓大放小”。
在1日预报发布会日程时，从“胡鑫宇事件”的措辞上，已经能猜测出调查的结论必定是自杀，而非他杀，否则就该用“胡鑫宇案”或者传出追捕的风声。果不其然，发布会开时不到一分钟，就抛出了胡鑫宇自杀，遗体场地为原始现场的核心结论，然后围绕它作证据铺陈。
看完整个发布会，能清晰地得出它力图实现的两大效果。其一是告知功能，胡鑫宇是自杀，尸检及现场勘察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个鉴定结果，胡鑫宇有厌世求死的渴望与行为。第二个功能是震慑，披露了打击相关谣言的数个案例，潜台词几乎要明着说了。
发布会的告知功能，是以权威性来支持的，而震慑功能则以执法权力明示。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功能，尤其是对后一种功能的宣告，是本次发布会重要的议程之一。它意思就是，以发布会告知的事实为准，最大限度挤压阴谋论在会后的生存空间。
为了实现发布会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控制发布会的议程、内容及节奏就成为必须。首先，提问者必须可靠，严丝合缝承接回答者准备好的材料。人日、新华社、央视提问者的出场顺序自证了这个判断，这当然不是一个允许自由提问的发布会。
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会上的媒体业者其实不再是追寻真相的记者身份，而变成配合出演的工具人角色，成为政府信息发布的延伸与活道具。有一个细节暴露了本次问答掌控出现小小纰漏，央视的提问内容没有打磨好，预先准备的痕迹相当明显。
为了实现“我说你听”的告知功能，除了择定可靠的提问“支架”，还有一个关键是确保参与会议的其他“陪跑”记者不会超纲发问。为此，必须控制发布会节奏，即使有不识趣的非选定记者举手，也要视而不见，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议程，而后果断宣布闭会。
考虑到发布会上毫不掩饰的掌控力度，用“竟然办了一个发布会”来论证胡鑫宇事件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两下并没有因果关系，除非为了混淆视听，否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就涉及到胡鑫宇事件绕不开的公信力问题，它被发布会及其内容拯救了吗？
对忌惮舆情又不断制造舆情的上饶铅山来说，一定渴望知晓发布会两大功能的实现程度，尤其是：本次信息发布能否在公信力上得高分？从以下分析来说，成果不显著，情况比预期差。根本原因在于，发布会的事实披露与公信力得失之间的正向联动明显乏力。
即使许多心证胡鑫宇自杀的人——他们恰好是发布会可争取的对象——也承认一个道理，完美论证胡鑫宇自杀并不代表政府公信力瞬时满血复活。很简单。公信力涉及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对此有帮助，却是两回事，以迟来的事实论据追求即刻的公信力满足，近乎南辕北辙。
可以说，发布会在争取中产知识阶层里的中间听众群是有效的，但有效性仅仅体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说出自杀推测，要让他们公开赞许公信力，恐怕是两回事。而对于那些靠某音某手吸收信息的人来说，发布会反而更容易搞混他们的头脑，效果也是不乐观。
当然，对于发布会上宣布打击谣言对象，上述两大听众群体都乐见：前者早就鄙夷、痛恨这些族类污染信息流，而后者则会无感于打击的成效与否，因为他们感知不到，也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带着目标的发布会能在分层的信息版图中能走多远。始终是要打个问号的。
这就要说到本次发布会的“硬伤”，它对论证胡鑫宇之死很用力，但是对涉及公信力的两大机制要素——搜寻效率与信息公开——一笔带过，作了极其明显的淡化处理，这让发布会在正面回应舆论质疑上缺乏诚意与事实，即使完美证明胡鑫宇死于自杀，也无法遮挡这块缺陷。
发布会上，公安专业人士自信地呈现了充分的司法鉴定成果，发布会在架设内容比例时想必也倾向于增加这块比重，同时减少对搜寻和信息方面的情况介绍与自我检讨，突出什么淡化什么早有设计。可若对标公信力问题，这种精心策划其实是露怯了。
确实，胡鑫宇发布会的掌控原则就是，权威在说话，而不是官民（媒体）在对话。形象地说，就是“你们怎么想不重要，我们怎么说才重要”。发布会上堆积了大量司法证据，但对无效搜寻与混乱信息处置语焉不详，民众希望发布会体现人民性，哪知道看到的都是专业性。
铅山县县委书记只说“痛心”，却无致歉之意，成为本次发布会上被诟病的地方。当然，对司法专业鉴定的强调，与对搜寻检讨的淡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早就定性胡鑫宇事件不是一起责任事故，如何承认行政有亏呢，为什么要主动揽责呢？
胡鑫宇失踪事件的人民性，体现在一个失踪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有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及基于高效施救所带来的、排除官僚主义的慰藉。完美论证自杀结论，再权威的司法鉴定及权威人士，只能供应专业性，有意无意疏远了事件中最影响公信力、国民最担忧的人民性问题。
就此而言，胡鑫宇事件发布会是不是一次成功的舆情应对样本，是需要追问，也值得追问的。这种“需要追问”建立在搜寻胡鑫宇106天而不得的事实基础上，对应的是权力如何对待未成年人失踪这一事件的本质。而“值得追问”，则因为要叫醒那些确实已经睡着的人。
概言之，胡鑫宇事件发布会虽然在确凿的事实前提下组织实施，丰富了蓝底白字的通报形式，却因为对该百日事件的功利性取舍，最后呈现出专业性有余，人民性不足的缺陷。重舆情处置，而轻民意抚慰，这让它的权威告知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