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浙江省金华市的中共党员手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语牌组成中共党旗图案的阵仗。（2019年6月28日）
“我一听就是狼又来了。”
听闻中国广州星期一（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在“必要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这个念头一下子从宋永毅的头脑中蹦了出来。
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教授，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作为一位专门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学者，这一切宛如昔日重现。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过四次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每一次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理由”。
以1949年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为例，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打着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工业化的宏伟规划、道德制高点，而且又伪造了一个数据，说地主、富农占了全国70-80%的土地，实际上30%都不到。”
在这场运动中，广东省也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因为当地的华侨占了全国华侨总数的70%。华侨多，意味着财产多。
宋永毅说：“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平土改不满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村村流血，户户冒烟’。冒烟就是斗争。结果就把那些华侨的房子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没收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征收的侨房，但是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宋永毅在研究中发现，45%的侨眷都没有得到补偿。
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这场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也很大，广州是当时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
宋永毅说：“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子，说我们公私合营了，把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了，但是我们还给你一点钱的，给所谓的定息。整个过程中间， 人大也立了法，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的。”
事实上，所谓的定息只是一点利息，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诺将定息分20到30年还清。但是仅仅9年后的1966年，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赔偿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宋永毅说，“他赖账了。”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宋永毅算过一笔账，“文革”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黄金等资产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
在此之前，中共还有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那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一个是大，一个是公，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了，”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把这些地主、富农都分完了，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了，把他们的锅碗瓢盆全部充公，本来是说你们到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有饭吃了，人就饿死啊。”
星期二（2月12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条文，以此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法律条款，而是在实践中，这很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
“在中国的这种法治环境下，这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他对美国之音说。
滕彪说，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哪些东西进行征用，什么时候返还，以及有什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即便是有规定，各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宋永毅也说，在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政府并非不能征用私人财产，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也有相关条款，但是征用的一个前提是提供合理赔偿，这一点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广州人大星期二的声明还印证了此前部分民众的担忧，那就是这种以抗疫为名，征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
这份声明在结尾处写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会近期作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
“二十天没到，各方头目就拦路打结了。这土匪气一百年没变过，”有网民评论。
“你忘记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个集团叫‘共产’党，共你的产当然是理所当然！”另有网民说。
“我倒是有个建议，” 历史学者宋永毅说，“各级党委有最多的房子， 先征用他们啊……中南海也不是不可以征用的嘛。你习近平搞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你要表示与民共苦，你把党产先拿出来嘛！”
他说，这个祸是执政党闯出来的，到头来不该再嫁祸到老百姓头上。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的中共党员手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语牌组成中共党旗图案的阵仗。（2019年6月28日）
“我一听就是狼又来了。”
听闻中国广州星期一（2月11日）紧急立法，授权政府可在“必要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财产抗击疫情，这个念头一下子从宋永毅的头脑中蹦了出来。
宋永毅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教授，主编过《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作为一位专门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学者，这一切宛如昔日重现。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过四次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每一次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理由”。
以1949年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为例，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打着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工业化的宏伟规划、道德制高点，而且又伪造了一个数据，说地主、富农占了全国70-80%的土地，实际上30%都不到。”
在这场运动中，广东省也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因为当地的华侨占了全国华侨总数的70%。华侨多，意味着财产多。
宋永毅说：“毛泽东对叶剑英和平土改不满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村村流血，户户冒烟’。冒烟就是斗争。结果就把那些华侨的房子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没收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诺归还被错误没收、征收的侨房，但是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宋永毅在研究中发现，45%的侨眷都没有得到补偿。
随之而来的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这场运动对广东的打击也很大，广州是当时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私人工商业的城市。
宋永毅说：“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很好的牌子，说我们公私合营了，把你的私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了，但是我们还给你一点钱的，给所谓的定息。整个过程中间， 人大也立了法，说公私合营是符合法律的。”
事实上，所谓的定息只是一点利息，远远低于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诺将定息分20到30年还清。但是仅仅9年后的1966年，这个原本就不合理的赔偿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从此以后资本家就不准再领定息了，”宋永毅说，“他赖账了。”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对国民私有财产的又一次大规模掠夺。宋永毅算过一笔账，“文革”中红卫兵从民族资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黄金等资产大抵相当于196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5%。
在此之前，中共还有一波征收私人财产的高潮，那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所谓的‘一大二公’，一个是大，一个是公，全部变为公有财产了，”宋永毅说。“土地改革把这些地主、富农都分完了，现在要分普通农民的了，把他们的锅碗瓢盆全部充公，本来是说你们到食堂吃饭，结果食堂没有饭吃了，人就饿死啊。”
星期二（2月12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法律条文，以此证明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法律条款，而是在实践中，这很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
“在中国的这种法治环境下，这种征用很容易变成侵犯人权。实际上就是政府抢劫民间财产，”他对美国之音说。
滕彪说，当局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哪些东西进行征用，什么时候返还，以及有什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即便是有规定，各级政府也完全可以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强拆民房，强征土地每天都在中国发生。
宋永毅也说，在战争、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政府并非不能征用私人财产，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也有相关条款，但是征用的一个前提是提供合理赔偿，这一点在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广州人大星期二的声明还印证了此前部分民众的担忧，那就是这种以抗疫为名，征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国。
这份声明在结尾处写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会近期作出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定，都有此规定。”
“二十天没到，各方头目就拦路打结了。这土匪气一百年没变过，”有网民评论。
“你忘记统治中国大陆的那个集团叫‘共产’党，共你的产当然是理所当然！”另有网民说。
“我倒是有个建议，” 历史学者宋永毅说，“各级党委有最多的房子， 先征用他们啊……中南海也不是不可以征用的嘛。你习近平搞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你要表示与民共苦，你把党产先拿出来嘛！”
他说，这个祸是执政党闯出来的，到头来不该再嫁祸到老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