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度惯性在今年展现得尤其强烈，也让人们注意到了明年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诺顿（Barry J. Naughton）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 (Jude Blanchette) 10月初在中国研究期刊“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指出，按照中共高层政治的惯例，每一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常常要提前一年在政治、政策、人事以及官僚机构内部作准备。通过一年来紧锣密鼓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习近平不但是在重塑他的政策路线，也是在测试官僚机构的忠诚度，以确保他在二十大上能安全实现连任。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利维坦是《圣经》里的怪兽，被西方政治学者用来指代政府的权力。近一年来，中国政府延续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一系列做法，在经济、教育、文化等社会多个层面将政府的控制推向极致，让人感到一头权力的利维坦怪兽正在虎视眈眈。那么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这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三集专题报道的第三集。
清理，调整，还是清除政治威胁？
专注于中国劳工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虽然不认同这一波对大型民营企业监管采取的强硬手段，但他认为监管的目标本身有其合理性，“你不觉得这些企业本身就有问题吗？比如阿里巴巴提出的996工作制，这种制度本身就不合理，以前就不合理；再比如所针对的科技企业，滴滴上市它可能规避了很多监管，阿里巴巴等企业可能也有很多灰色地带，有很多利益交换。这不能叫打击，而是规范它们。”
明镜新闻集团的何频也认同中国政府监管包括高科技企业在内的大型民企的目标。他认为这一波监管是刻意选择了当前的时机，“中共是利用了疫情期间的这个空档期，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回升；所以，中共领导人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在今年对中国财富垄断等等问题进行调整。”
何频这样说的时候，中国大型民营企业海航集团的董事长陈峰和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刚刚在9月底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警方拘留；而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恒大也正因为三千亿美元的债务而深陷危机之中。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以这两家企业为例，说明中国政府正加大整顿私企的力度。但报道强调，这是因为中共的统治者越来越认为，这些企业的某些做法危及了经济和中共对权力的控制。
文章并没有解释这里所谓的中共对权力的控制的真实含义。但有人认为这一波管控企业的背后有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冲动。
一位曾多年在投资银行从事产业分析的中国商人匿名向本台分析说，对大型民营企业的整治实际针对着两种人，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要维护自身的权力。一种人是民企老总，“这是一种梳理，现在中国的一些有钱人不仅有很强的政治渗透能力，而且政治渗透的欲望也非常强，就像马云这样的人，他们知道如果我不涉及政治，我将来就是一只被宰的猪。他们这种人现在跟习近平是一种生死战的关系。”
另外一种人则是与这些民企老总捆绑在一起的政治上层人物，“清理这些企业家，就是为了清理那些对他（习近平）未来会产生危险的政治人物，那些曾经的政治人物与这些企业家都是有瓜葛，有长期交易、有利益链的。”
他提到的政治人物包括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是邓小平等政治人物的亲信。
中国政府要求加强反垄断执法（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极权主义和真诚的共产主义政权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只要这些企业大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是在县里面，还是国家层面，只要是大企业，要么被县政府限制，要么被中央政府限制。”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钢则认为，现在中国政府不仅着重控制大型民企，中小企业也在其控制之中，“十多年前就有过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推动，就是吸引企业家入党，要企业都建党支部，中小企业只要建了支部，就认为它有相当的把握会跟党走。”
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网站的消息，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27.42%上升至2018年的48.31%。10月初，全国30余位中共党员民营企业家还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主办的第二期中共党员民营企业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研讨班。
习近平任内对企业的控制具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许成钢对此分析说，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是服从于一个大的基本目标，“这要看这个制度的性质是什么，中国官方用语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学里把这个制度称为极权主义。”
他强调，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一个党，这个党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也认同这种判断，“它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继续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一直在实行的大事业，就是维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余茂春解释说，习近平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上台以来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就是“勿忘初心”，“这个勿忘初心，就是在获得全球化利益的同时，尽量去掉非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杂质，把中国变成一个纯粹的理念上真诚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强调，这些做法体现的未必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意愿，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统治中国的集体意识。
变态辣椒：不忘初心（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关键是二十大
对中国政府日益加剧的社会控制，社会的不满无法公开表达，私底下却正在各阶层和群体中蔓延。
为外卖配送员维权的群体“骑士联盟”的前成员“掘墓人”试图将他所面对的这种体制板上钉钉，斥责说，“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不是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要求党的全面控制。”
“掘墓人”这种被逼到墙角的怒气似乎从他的化名便可见一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以来就一直维持在0.46以上，超过联合国公布的警戒线0.4。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说，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这可能暗示着贫富阶层之间尖锐的矛盾。
总部设在美国的劳工组织“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认为，中国政府近来加强社会控制可能就是为了解决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腐败、分配不均，还有环保、劳工问题等等，习近平他上台以来，尤其现在想做的就是调整，出发点是想把原来这些不规范东西重新理一遍，重新理顺。”
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中国政府又容不下劳工运动呢？李强对此的理解是，中共统治者仍然想要限制普通民众的结社权，他认为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权。
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社会矛盾不危及中共统治者的权力本身，并不能解释中国政府这一波加强社会控制的原因，“最稳定的政权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了，军队控制在它手里，司法系统控制在它手里，宣传系统控制在它手里，经济控制在它手里，它有足够的能量去控制整个社会。”
他认为加强控制更多是出于体制的惯性，“从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来，你就可以发现它越来越走向一种精致化的控制，它不存在一个社会失控的问题，而只存在一个怎么把你控制得更死的问题。”
去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曾进入所谓的防疫战时状态。只要疫情一来，市政府下达的封城令就能迅速传达到基层的街道、楼道和乡村，普通民众的出行和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居民和警察为此产生了不少冲突。何频认为，近来社会控制的加剧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从疫情管制中尝到了甜头，“这个甜头就是（通过管控）疫情并没有扩大，所以要对社会采取更严格的控制。”
也有人把这种体制的惯性追溯到更长的历史时期。目前身居美国纽约的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完整地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谈到近来社会控制的加剧，他分析说，“过去毛时代的这种准军事化机制，这些基本原理还在那里，它（中共政府）随时可以把它抽紧，现在就有这么一种倾向。”
这种制度惯性在今年展现得尤其强烈，也让人们注意到了明年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诺顿（Barry J. Naughton）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 (Jude Blanchette) 10月初在中国研究期刊“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政党政治推动习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指出，按照中共高层政治的惯例，每一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常常要提前一年在政治、政策、人事以及官僚机构内部作准备。通过一年来紧锣密鼓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习近平不但是在重塑他的政策路线，也是在测试官僚机构的忠诚度，以确保他在二十大上能安全实现连任。
接下里的问题是，习近平的政策路线到底是什么呢？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虽然人们怀着巨大的不安或能猜测一二，但它的具体内容仍然是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将在11月8日至11日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将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三份“历史决议”。这当中或许会透露习近平的路线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与美国对抗、打台湾？
但习近平上台以来，从渐进到骤然加强的社会控制让外界的不安已经超出了对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担忧。不少人认为，类似于战时体制的重现可能是因为中共领导层的战略考量，比如，对台湾动武。
在今年十一国庆期间，中国在四天内就派出了14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是台湾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美国称之为军事挑衅，对中国并提出了警告。战机的轰鸣声还没走远，10月9日在北京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高调地誓言一定要统一台湾。
虽然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要坚持“和平统一”台湾，但近来随着朝鲜战争为主题的电影《长津湖》热映，坊间一时猜测这是否在烘托战争氛围。目前暂居英国伦敦的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担忧地说，“这些鼓吹战争的影视剧激起了数亿人的好战之心，这样的‘民意’反过来又会影响政局形势，从大历史的角度，甚至可以说，这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但对这场尚属臆测中的战争，外界的揣测很难取得一致。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九月底在哈佛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场线上演讲中，就台湾发生战争的风险进行了现场调查，其中63%的人认为风险较低，37%认为风险较高。
目前担任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的余茂春认为，习近平有很强的冷战意识，什么都强调斗争，但加强社会控制未必和打台湾有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谓领土、祖国统一等问题，都是非常次要的。共产党1949年掌权的时候，它向自己的兄弟国家、友好国家转让领土的时候都非常慷慨的，根本不在意。”
他强调，之所以台湾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反“美帝国主义”是它未尽的事业。所以，台湾问题不是一个祖国统一的问题，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革命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目标不止是台湾，而是与美国对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个体制在跟美国打仗的战争状态中仍然能够生存，仍然能够发展，所以它是在放弃幻想，它在准备斗争。为此它得在各个方面都加强控制，”著名经济学家赵晓这样向本台分析说。
巴里·诺顿和白明则认为，与美国关系紧张确实是让习近平更多地涉足到国内事务的控制当中的重要原因。他不愿放手，从而更多地掌控官僚机构的方向。
结语：权力的利维坦怪兽
对中国政府对台湾战略企图的揣测已经非常驳杂，正如对中国加强社会控制的动机的分析一样。同样有趣的是，有的人认为中共政权是代表资本主义，也有人相信中共领导层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
利维坦原为《圣经》旧约中的一种怪兽，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用它来比喻强势的国家权力。在这一波中国加强社会控制的举动背后，很多观察者都能感受到一头权力的利维坦怪兽正在虎视眈眈。
法新社前驻北京记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观察则更加露骨，他在新书《中国，伟大猎手》（La Chine, le grand prédateur）中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制度沉沦的前夜。..... 习近平将输掉所有赌注。从那之后，习近平的中国将在路上碰到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