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个医生朋友，他每天去上班，都像是去上演恐怖惊悚片。
他常常看到的是，盖白布的尸体从手术室排到医院门口，几十米远；
上个月刚认识的好朋友，下个月就出现在了太平间。
而以上遭遇都比不上这个——
他的病人突然坦白说：我杀过一屋子的女人和小孩，还有你这样的医生。
他就是援非医生谢无界，他被派往的地方，叫做布隆迪，是全球最混乱的国家之一。而他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杀过医生的病人。
在讲之前，他跟我说：
我选择救这个人，请你先别骂我，把故事看完。
我是一名中国派遣至布隆迪的援非医生。
有朋友问我在那里是不是救了很多人？
还真不好说。
这里是非洲最混乱的国度之一。我来上班第三个月，就见识到了恐怖袭击，附近有三辆小巴被烧了。
我着手准备，想接收烧伤的乘客。
直到有人告诉我，可以停一停了，因为乘客在被焚烧之前，已经让恐怖分子全部杀了。
没有幸存者。
也没有需要我救助的人。
我想起这些，只能无奈地回应我的朋友：“我不是去那当医生的，我是去当入殓师的。”
我在这两年了，一直靠着运气救人，运气不好的时候，从战场上运下来的伤者，会在手术台上突然断气，变成冰冷尸体一具。
有时即使病人活着，但缺少医药设备，我也只能看着对方死去。
比如我现在门外的那个老人。
他患有非霍启金淋巴瘤鼻咽型，他的口罩下，本应该是鼻子的部位从中间塌下了去，像一个马鞍。
那是比战争创伤更恐怖，且难以医治的伤口。
我拒绝过他一次，说治不了他，可是他又来了。
他穿着油亮的军靴，可是很瘦，短发花白。在布隆迪，很少有人能活到头发花白。
我站在他身边，感觉到他身上因为发烧而传来的恐怖的温度，心想，这人可能连今晚都活不过去。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故事。
老人名叫厚朴，我还是收治了他，我给他打了一晚的抗生素，去降低他足以致命的发热。
但第二天他还在发烧，我不得不动手给他清理鼻腔里的坏死组织。
我告诉厚朴接下来的操作会很疼，千万不要乱动。
厚朴笑着说我小看了他的忍耐力。
他站起来将衬衣塞进裤子，并将皮带紧了一个扣，再把衬衣的风纪扣也扣上，闭上眼睛说：“来吧。”
他一本正经的动作，把临近几张病床上的病人逗得咯咯笑，但当我伸手摘下厚朴的口罩，一股腐烂的恶臭传来，半个病房的人都跑光了。
这股恶臭我印象深刻。
在我还是住院医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患有同种疾病的藏族小姑娘。我觉得这女孩很怪，什么时候都在哭，就连睡觉时也会时不时抽泣。
带教老师告诉我，因为这女孩一直在疼。那是刻骨钻心的癌痛。
厚朴的病情和她相比，只会更严重，更痛。
再三提醒后，我把枪状镊伸进厚朴的鼻腔，开始做基础的检查。
他的鼻腔，像一场大战后的废墟。
把镊子往里探，可以从鼻底部的空洞，碰到他的舌头。
鼻子中间的鼻中隔、鼻子内部的下鼻甲，与大部分的中鼻甲、口腔内的硬腭，几乎都被癌细胞吃掉了，产生了巨大的空洞。
没有组织钳，我就只能拿着镊子，一点一点将腐烂的组织从鼻腔中拽出。
坏死的鼻腔组织是脆的，一碰就出血，只能再扯一块油纱布，沿着伤口一路蹭进去堵上。
有病人跟我描述过这种感受，打过麻药还是觉得好像脑子里在装修，同时还塞住了鼻子，又闷又痛。
整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厚朴一声都没吭。等到我抬起身，才发现他衣服裤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这是第一次换药。以后每两三天，都要换一次药，都要这么痛。
我还在叮嘱厚朴后期的注意事项，老人突然打断了我问：“医生，我真的能多活28天吗？”
又是这句话。
就在他第一次来求医的时候，我曾抱歉地告诉他，这种病只有放化疗能治，而布隆迪的所有公立医院都无法进行放化疗，包括我所在的省医院。
但当时，厚朴一个健步冲到我跟前，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说了一串话。
我问护士他说的是什么？
护士说，他说他想多活一个月，“一个月就够了”。
他的手抓得我的胳膊生疼，一张因为鼻子塌了而变得滑稽的脸，布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收下了这个病人，因为他的眼神。
而他也表现得足够好，不管再痛都没有叫一声。
我告诉厚朴，我会为他争取时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找到了这附近唯一能做放化疗的私家医院。
而他要做的就是联系家人、筹钱，去那家医院做放化疗，那才能真正救他。
当时我并没有把厚朴说的“一个月”放在心上。
厚朴再追问他能不能活一个月，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得到正确的治疗，你会活得比那更久。”
听到我这么说，厚朴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重新系紧他的皮带。
那皮带和军靴很眼熟，似乎是本地军人才有的制式。在这个战乱不断的国度，军人可是沾满油的铁饭碗，这里的军人个个大腹便便。
可是厚朴一句也没有提起那些事。
自从厚朴入住了内科病房，我这每天都能接到病房护士的抱怨：
厚朴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很多病人都要求换病房了。
他晚上不睡觉，总是乱转，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白天他又总是在睡觉，不配合护士们扎针。
其实我知道，厚朴晚上不睡觉是因为那钻心的癌痛，白天服用了杜冷丁，疼痛才能缓解，勉强睡一会。
我理解他的所有行为，只是有一点，我不太能够明白。
那就是每次换药后，厚朴都会问我，他到底能不能活到“约定”的时候——他住院时说的要活满一个月。
他忍着剧痛，换来的就是这样在病房里循环的一天又一天。
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约定”？又是什么约定才配得上这地狱般的折磨？
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有天，一位戴着墨镜，个子很高挑的时髦女士，在我回门诊的途中堵住了我。
女人用让人有些不适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厚朴的主管医生。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厚朴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你还会给他治疗吗？”
当地骗子多，我以为对方心怀不轨，没好气地绕开她准备回诊室。
女人拉住我，抬高声音说：“如果我告诉你，他为了赌博，把自己十岁的女儿拿出去抵债呢？”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女儿呢？”
眼前的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声音里起了哭腔，回忆着那天晚上，父亲——厚朴黑着脸将她从睡梦中拉起。
她还记得父亲对她说：“快走吧，除了你身上的现在穿的衣服，什么也别拿，尽量减少我的损失。”
他说：“我已经把你输给了门外的那个白人。”
说完，父亲就像没事人一样倒头睡着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厚朴和他的家人。
但因祸得福的是，那个白人对她并不坏。他成了她的养父，把她当女儿照料，带着她回了法国，甚至一路供她读了大学。
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里，女人忽然面带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捕捉到这个动作，开始有些怀疑。
这个女人是编得自己都不信了吗？如果真是逆袭念大学了，她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医院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我是个医生，不可能去分辨所有故事的真假，我的原则就是治病救人，不受这些事的影响。
我打断了女人说道：“无论是你是想控诉你父亲的恶行，还是告诉他你现在过得有多好，那最好现在就去，因为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女人明显被我噎住了。
短暂沉默过后，女人再一次拉住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沓钱。
她说，希望我能帮她给厚朴缴纳住院费用。
这下轮到我懵了。她到底是想要厚朴死，还是想要厚朴活？
我试探性地跟她说，既然你愿意缴纳住院费，是不是还可以去看看你父亲？这样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女人冷着脸说，这辈子她都不想见到那个令人作呕的父亲。
她希望我将她来这的事情守口如瓶，尤其是不要告诉厚朴，她不想这个赌徒父亲误以为，她已经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
让厚朴活着，就是她恨他的方式。
在给厚朴换药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她的心理。
女人补上了住院费的缺口，我甚至可以一次用两瓶生理盐水用作鼻腔冲洗了，这样确实可以处理得更干净，可也确实会更痛。
一向坚强的厚朴，在这次换药中忍不住哼出了声，一直喘着粗气。
或许女人就是想借我的手，延长厚朴生存的时间，多受一些苦。
只是我总是怀疑，她说的话到底可信吗？
我看到的厚朴，真不像个会抛弃女儿的人，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小孩了。
每次有孩子来病房兜售小吃的时候，他总是会买一大堆，甚至包圆，即使他根本吃不了。
那些孩子见到厚朴这样，便将商品价格提高2到3倍卖给他，而厚朴就像傻子一样总是照买不误。
甚至他还将这些刚买来的零食，送回给这些孩子，哄他们开心。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能被气死，自己都没钱去放化疗，还要装活菩萨。
但我答应了女人绝口不提，又不好去找厚朴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我百爪挠心的时候，又一个厚朴的家人出现了。
这次来的是厚朴的大儿子。
和那个“女儿”不一样，他带着妻子和小孩，光明正大地走进了厚朴的病房。
我赶来时，见到了一个很诡异的场景。
一对中年男女沉默地坐在离病床很远的地方，病床上的厚朴笑吟吟地拿着零食逗弄孙子。
孙子明显和厚朴一点也不熟，只盯着厚朴手里的零食，但只要那阵腐烂的气味飘出，孙子就捂着鼻子跑开。
大儿子想拿出妻子怀里的半袋橘子给厚朴，但妻子似乎不愿放手，两人一拉扯，大儿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的右腿是残疾的，腋下的拐杖一下倒在地上，袋子里的橘子也滚落四处。
厚朴跳下床去扶他，大儿子立刻用双臂拖着自己向后退，不肯让他碰。
尴尬的厚朴只能蹲在地上捡四散的橘子，但同样被大儿子呵止了。
很明显，他的态度绝不是害怕父亲累着，而是不想和厚朴有过多瓜葛。
我不可能再告诉自己这只是一面之词了。这个儿子，也恨厚朴。
我沉默地换完了药。接着，厚朴的大儿子就跟着我出来了。他很坦然地说，他希望能中止厚朴的治疗。
我说厚朴还有希望，但还没往下说就又被大儿子打断，他说他的父亲不应在这独自面对死亡，他应该在爱他的人簇拥下死去，这样才是最好的。
我指了指跑开的小孩和他压根没有接近过床的媳妇，反问，这就是你指的簇拥？
大儿子激动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实话告诉你吧医生，我曾经无数次，想他去死。”
他拖着那条残腿左右走了几步，似乎想让我看看清楚。
“这就是我父亲打的。”他说。
他说厚朴是因为嫉妒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看不得他超过自己，所以就活活打断了他的腿。
在布隆迪，一个担任军官的父亲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毕竟他们在外面是能杀人的。
大儿子说，他原本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穿上军装，甚至坐进办公室，“现在托这个暴君的福，我只能每天拖着这条坏腿在地里耕种”。
而厚朴有今天，也全是他自找的，是他为了私生女辞掉了工作，害得全家一穷二白，最后自己躲在这里治病。
我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询问，大儿子的妻子从病房里出来了，催促他快点走，否则就要赶不上回家的班车了。
一家三口匆匆离开，越过他们的背影，我看见厚朴孤零零地坐在病床上，手里拿着一个刚剥到一半的橘子。
他还是系着油亮的皮带，短发整齐，可是却突然好像有些凄凉了。
但我此时竟无法产生丝毫的怜悯。
是否我真的帮错了人？
也许儿子的厌恶也刺激到了厚朴，下一次换药的时候，厚朴破天荒地出现了躲闪。
他开始怕疼了。
换药结束时，厚朴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支烟。
点燃香烟，他轻轻地问我：“我是不是快死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日子’吗？”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抚厚朴，因为实在想不出，这样一个所有孩子都巴不得他去死的老人，还有什么可等待的。
我只是伸手挥散他吐出来的烟雾，用英语磕磕绊绊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我说在中国有一个村子，发生了针对老人的传染病，二牛的母亲也病倒了。
二牛和他的兄弟姐妹孝顺地给老人买上了寿衣，并一连几晚换着班地陪着老人。
但尴尬的是，二牛母亲的身体情况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甚至有些起色。
于是老人分别向几个儿女们打听了其他老人的症状，接下来几天，她也开始头疼、发烧，最终“准时”去世了。
其实，老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病，她是把自己活活饿死的。
厚朴沉默了一会后问我，是这些儿女们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吗？
我一时竟然回答不上来。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给厚朴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此刻讨厌极了他。
我知道，做医生不能有道德判断，就算是杀人犯也要救；可我自己就是个三岁女孩的父亲，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伤害孩子的父亲。
我不再相信他在等待着什么，我觉得他只是不肯面对自己的死亡罢了。
我想用这个故事告诉他，看看别人父母有多不想给自己子女添麻烦。我想劝他干脆别挣扎了，别让你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逼我，我不想当坏人。
厚朴的回答，显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而这样审判一个病人，我还算一个合格的医生吗？
最终，我一句话也没敢说出口，落荒而逃了。
厚朴有没有听懂我说的故事，我不知道。
但那天之后，我面对他时总会处于十分复杂的情绪中。
我知道我对他的所有故事都还只是道听途说，没有证据，但我又怕如果我从他口中求证，他也不会说真话。
我已经很难相信他了。
我们也不再闲聊。我是因为心情复杂，他则是因为病痛。
清创和止痛能给他带来的帮助越来越小了，可厚朴还是没有要去放化疗的迹象。
当然，他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出钱让他去放化疗吧。
我和厚朴，都在等待着他的死亡。
距离他“约定”的日子还有9天。
如果不是厚朴的妹妹的到来，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那天，这个贵妇人打扮的老妇人坐在了厚朴的床头。
在我换药期间，她一直在对着厚朴碎碎念。护士告诉我，她说的都是数落的话，比如“看来上帝还是没能饶了你”之类的。
当时我只是想，厚朴果然是众叛亲离。
厚朴像忍耐换药时的疼痛一样，始终没有还一句话，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以影响我工作为由，将老妇人请出了病房。
换完药走出病房，不出所料，老妇人在外面等着我。
她倒没有劝我放弃治疗厚朴，相比之下，她似乎更好奇厚朴的处境。象征性地问了几句病情后，她就开始跟我打听谁来看过厚朴。
听说厚朴的大儿子来过，老妇人略带戏谑地说，看来他还算有些良心，知道在他爸爸快死前来看看他。
我有些不快地提醒老妇人，厚朴可是打断了他的腿，他不看望厚朴才是理所应当。
老妇人诧异地问我，大儿子究竟是怎么解释那条腿的？
她跟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
大儿子说的所谓“好工作”，其实是说去当兵。可能是因为厚朴年轻时就是军官，大儿子放着好好的学不上，非要学他。
那段时间，政府军、反政府军、游击队组织，都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都在拼命地征兵，征不到了就抓壮丁。
但他们会不停地征兵，最大的原因，就是军人在不断死去。
厚朴参加过的那场战争，发生在1993年，近30万人死亡，60万人流亡国外。
大概厚朴深知自己活下来只是侥幸，所以更不想让儿子去送死，最终喝了酒，去打断了儿子的腿，这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厚朴从来没有解释过，或许解释了也没有用，他的羞愧，和儿子的埋怨，都会跟着他进到坟墓里去。
老妇人念念叨叨地说，厚朴赎了一辈子的罪，最终还是落得病痛缠身，可见上帝没有宽恕他。
我还在震惊中，老妇人又拜托我帮她劝劝厚朴。
她说，厚朴手上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去澳大利亚的雇主担保签。
这意味着只要厚朴同意，他可以把任何一个人送去澳大利亚，离开布隆迪。
就像我刚来时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至今都充满了恐怖袭击、彼此仇恨。男人会被征兵，孩子没有食物，老人——大部分人都活不到老。
这是比疾病更难医的不治之症，而那份雇主签，就像是救命的药。
但是，厚朴非要把这个珍贵的机会送给一个“外人”。
老妇人希望厚朴帮帮侄子，也就是她的儿子，把雇主签送给他。
我追问老妇人，那个“外人”是谁？
老妇人露出厌恶的表情说，不就是那个私生女吗。
私生女、外人，原来是同一个人。厚朴几乎得罪过所有亲人，唯独对这个女儿，好到让所有人嫉妒。
可是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这个女儿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抱着一丝愧疚，我更加积极地帮厚朴与私立医院沟通，终于，他们同意为厚朴减免一半的费用。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厚朴，但厚朴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曾经那样抓着我的手哀求想要住院，现在却好像对自己能否活下去毫不在乎。
距离“约定”的日子，只剩5天了。
这次换药后，厚朴又向我磨蹭了一根烟。
他狠狠吸了一口，缓缓地说道：“那个母亲应该是所有的心愿都已经了了，所以才会选择自杀吧。”
他在说我之前说的那个故事，我想用来劝他去死的那个故事。
他好像完全没发现我的尴尬，还在自顾自地说：“谢医生，你总是考虑的太多。”
“就像常说的那样，孩子并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那父母的死也不是孩子生命的终止。”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精彩过，所以我们要尊重亲人每一次重要的选择，更不应该因为这选择而羞愧与难过。”
我以为他在说自己打断儿子的腿的事情，于是又多拿了根烟别在了厚朴的耳朵上，安慰地说，我也是父亲，我能理解你，“有的时候得做坏人，因为家门外有更坏的人”。
厚朴听完只是笑了笑，低头将我刚刚给他的那根烟引燃了。
他说，其实他更担心的不是大儿子会死，而是怕他拿上枪。
枪会让他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
厚朴缓缓地吐了一口烟。他的鼻子已经被瘤子“吃掉”了，乳白色的烟雾缓缓地从他的嘴角、耳朵、塌下的鼻子溢出，那场面充满了诡异，简直像一个冒烟的骷髅头。
他没有看我，低声说：“谢医生，你可能救错了人，我是一个杀人犯。”
“我杀了很多人，老人、小孩、妇女、士兵、教师、牧师……还有和你一样的医生。”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点。
那几乎是一种本能，我想起了从小看的南京大屠杀宣传片，想起了课本上那一地的尸体。
我明明知道布隆迪发生过和那一样残忍的屠杀，也知道厚朴是军人，可是竟然从来没想过，他就是执枪的那一方。
我想起我救助过一个被恐怖袭击误伤的孩子，他捂着眼角，鲜血从纱布下往外淌。那血是烫的。
厚朴还在说：“我是胡图族的……”
我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和图西族总是打个没完。
我语带讽刺地说：“什么总统被刺杀、水源被侵占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能让你们打起来。”
援布隆迪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这是卢旺达的邻国，和卢旺达一样，这里也有两个种族。
这两个种族原本长得一模一样，互相都是亲戚，后来却被人为划分，人少的图西族掌握金钱和权力，纷争从此开始。
1988年有一次，一名图西商人拖欠胡图农民的货款，还反过来杀死了5名讨债者。
这起命案引发了胡图族的起义，数百名图西人被杀。接着图西族军队又赶往镇压，杀害约2万名胡图群众。
而厚朴参与的那场战争，始于一个胡图族的总统被政变杀害。
“我们接到命令，去一个村庄抓那些高个子的家伙。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抓捕’，其实就是‘清除’。”
这场屠杀完全是针对平民的，据说是为了报复自家军队在另一个地方的失败。他们血洗了整个村庄，并把尸体堆在村民集会的屋子里。
“为什么非要执行这个命令呢？”我再次打断了他。
厚朴说，因为不杀人的，就是图西族。你只有拿起刀和枪，才能证明你是胡图族。
那时两个民族之间还通婚，长相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不杀人，你就会被杀。
“我们撞开门就开枪，没有一丝犹豫。为了壮胆，我像他们一样，大笑着。”
厚朴打开了那个躲藏着女性和小孩子的屋子，女人们祈求着他不要开枪，并将孩子保护在身后。
这时，他的一个队友走了过来。
听到队友声音的一瞬间，厚朴扣动了扳机。
厚朴和队友打死了屋子里的所有人，队友继续前进，他收拾尸体。
但突然，他发现尸堆里有人在动，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从妈妈的怀里往外爬。
他拉动了枪栓，但这个女孩却像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被杀死一样，一直在冲他招手，笑。
“我下不去手了，我想，我到底在干嘛？”
厚朴走上前抱起了这个图西族女孩，然后用水壶里的水，洗掉了她脸上的血迹。
“也许这样，我和她都会忘掉今天的事情。”
趁同伙还没来时，厚朴把女孩藏进了一个房间的稻草堆里。他一直守在门口，有同伴路过时，就告诉他们他已经看过这间房子了。
等到半夜，屠杀“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女孩偷回了家，告诉妻子和孩子们说，这是他的私生女，要他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他说，女孩是他“后半生唯一的希望”。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罪人，和这个国家一样烂透了，没有任何希望与机会。”厚朴的语气，好像在念自己的悼词一样平静。
只有这个女孩是无辜的，没有经历过仇恨。只有她活下来，他们的罪恶才可能被原谅。
那场屠杀持续了半年，近30万人丧生。仅有数据记载的图西族人数，就消失了80%。
而女孩活了下来，作为厚朴的私生女。
屠杀之后，厚朴凭借军功和语言技能，得到了一个肥差——一所监狱的管教长。
但这令人眼热的职位也总会有许多人盯着，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他家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长得这么高挑的女孩？
一般来说，图西族个子更高一些，胡图族更壮一些，只是这一点分别，就足以让他们回到地狱。
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厚朴主动辞职离开了那个岗位，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再卷进这些事情里。
就因为这个选择，他几乎被自己的亲生孩子们埋怨了一生。
随着女孩一天天长大，她个子越来越高。别说送女孩上学，就连一般的出行，厚朴都得都将女孩裹得严严实实。
他也无法想象，有一天事情败露，他要告诉这个女孩，自己就是杀害她所有亲人的凶手。
他想送女孩离开布隆迪。
当厚朴听说他的上司要调回法国后，他立刻主动了找到上司，告诉了他自己所有的“罪行”，求他帮忙。
上司答应了他，两人的计划是，厚朴要借一场赌局，假装把女儿输给上司。
他说的这个图西族女孩，就是我最开始见过的那个女人，那个自称从小被抵债的女儿。
在厚朴的整个叙述中，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女儿，甚至为了保护那个女孩连名字都没提，只是叫她“小女孩”。
那仿佛是一个专属于她的词，一个只要念起，就会让他的目光变得十分温柔的词。
而我竟然是见过那个女孩的，她是所有孩子中最早发现厚朴生病了的一个，也是她付的医药费，才能让厚朴活到今天。
我想，或许是因为她也深深恨着厚朴，所以不愿意见他一面。
她不知道，厚朴曾经和白人上司约定，不会再出现在她面前打扰她。
但他还是会去那个白人家附近的山头，望着上司的房子，想要能远远地看女儿一眼。
她也不知道，在她去法国以后，有那么几次，她的养父会接起一个遥远的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等着一个老人。他掏空口袋拨出一个长途，只是想听到她路过时的一句闲聊。
这些都是厚朴后来讲给我听的故事。
我听到了他很微弱的哽咽声，难以分辨是疼痛的呻吟，还是因为讲起了女儿。
我张了张口，好想说点什么。可是回过神一想，告诉厚朴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女儿？
而我又能告诉那个女儿什么呢？厚朴其实救了你，在他杀了你全家之后？
他们再也不能跨过那座仇恨的山了。
厚朴说，他一直关注着女孩的动向，知道那个白人上司带着她离开了布隆迪的时候，他曾经无比欣慰。但后来，他又得知女孩因为签证的原因被遣返了。
于是他用我也不知道的办法，搞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雇主签。签证手续30天后落定。
那就是他“约定”的日子。
早在女儿被遣返回国之前，厚朴就开始有症状了，发热、鼻出血，甚至出现肿胀。
但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觉得这就是“魔鬼给他的惩罚”，死亡也是。
直到听说女儿被遣送回国，他才开始拼命求医，甚至专门找到我们中国的医生，以癌痛和每天清理腐肉的痛楚，换取多一个月的光阴。
他只想看到女儿拿到这服“药”，离开这个充满战乱，无药可治的国家。
很快，约定的日子到了。厚朴活到了女儿签证下来的日子。
那天，厚朴敲响了诊室的门，告诉我，他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肩背笔直，戴上口罩几乎看不出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癌症患者。
我徒劳地向他宣传着那家能救他命的私立医院，厚朴只是笑，没有回答。
他把自己的铺盖卷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医院缺被子。
我感觉到如鲠在喉。他明明有得到治愈的机会。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叫托马斯，当初也是此人送他来到医院的。
我问托马斯，你觉得他的愿望实现了吗？托马斯点了点头，犹豫一下，又摇头。
他说，厚朴的女儿找过他，两人说了很多。其实她什么都知道，知道厚朴是为了保护她，但也知道厚朴和她之间的血海深仇。
厚朴根本没有瞒住她任何事。
我也突然回想起，那天出现在我面前，流着眼泪的女儿，她根本不是在恨。
她故意编造了那个故事，因为她知道父亲处在怎样的众叛亲离中，她知道其他人会怎样对我诅咒父亲，她想确保，我是一个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动摇的医生。
我还想起那天，在女人离开之前，我冲她喊了一句，厚朴还能好起来的，只要去比利时医院接受放化疗。
我想过女人会帮我劝劝厚朴，甚至再掏出一大叠钱，可她只是停顿了一小下。
最后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父亲心里的阴影，也知道他所谓的“赎罪”，不仅仅是要把她送走。
厚朴离开医院几天后，托马斯告诉我，厚朴在家中上吊自杀了。
谢无界第一次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愿意送女儿远行的父亲。
故事讲完后，我问他还是这样觉得吗？
这个故事里明明有生死，有战争，有种族灭绝，还有一个人用半生完成的赎罪。
他说，还是这样觉得。
因为对一个父亲来说，送女儿远行，就是最重要的事。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个医生朋友，他每天去上班，都像是去上演恐怖惊悚片。
他常常看到的是，盖白布的尸体从手术室排到医院门口，几十米远；
上个月刚认识的好朋友，下个月就出现在了太平间。
而以上遭遇都比不上这个——
他的病人突然坦白说：我杀过一屋子的女人和小孩，还有你这样的医生。
他就是援非医生谢无界，他被派往的地方，叫做布隆迪，是全球最混乱的国家之一。而他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杀过医生的病人。
在讲之前，他跟我说：
我选择救这个人，请你先别骂我，把故事看完。
我是一名中国派遣至布隆迪的援非医生。
有朋友问我在那里是不是救了很多人？
还真不好说。
这里是非洲最混乱的国度之一。我来上班第三个月，就见识到了恐怖袭击，附近有三辆小巴被烧了。
我着手准备，想接收烧伤的乘客。
直到有人告诉我，可以停一停了，因为乘客在被焚烧之前，已经让恐怖分子全部杀了。
没有幸存者。
也没有需要我救助的人。
我想起这些，只能无奈地回应我的朋友：“我不是去那当医生的，我是去当入殓师的。”
我在这两年了，一直靠着运气救人，运气不好的时候，从战场上运下来的伤者，会在手术台上突然断气，变成冰冷尸体一具。
有时即使病人活着，但缺少医药设备，我也只能看着对方死去。
比如我现在门外的那个老人。
他患有非霍启金淋巴瘤鼻咽型，他的口罩下，本应该是鼻子的部位从中间塌下了去，像一个马鞍。
那是比战争创伤更恐怖，且难以医治的伤口。
我拒绝过他一次，说治不了他，可是他又来了。
他穿着油亮的军靴，可是很瘦，短发花白。在布隆迪，很少有人能活到头发花白。
我站在他身边，感觉到他身上因为发烧而传来的恐怖的温度，心想，这人可能连今晚都活不过去。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故事。
老人名叫厚朴，我还是收治了他，我给他打了一晚的抗生素，去降低他足以致命的发热。
但第二天他还在发烧，我不得不动手给他清理鼻腔里的坏死组织。
我告诉厚朴接下来的操作会很疼，千万不要乱动。
厚朴笑着说我小看了他的忍耐力。
他站起来将衬衣塞进裤子，并将皮带紧了一个扣，再把衬衣的风纪扣也扣上，闭上眼睛说：“来吧。”
他一本正经的动作，把临近几张病床上的病人逗得咯咯笑，但当我伸手摘下厚朴的口罩，一股腐烂的恶臭传来，半个病房的人都跑光了。
这股恶臭我印象深刻。
在我还是住院医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患有同种疾病的藏族小姑娘。我觉得这女孩很怪，什么时候都在哭，就连睡觉时也会时不时抽泣。
带教老师告诉我，因为这女孩一直在疼。那是刻骨钻心的癌痛。
厚朴的病情和她相比，只会更严重，更痛。
再三提醒后，我把枪状镊伸进厚朴的鼻腔，开始做基础的检查。
他的鼻腔，像一场大战后的废墟。
把镊子往里探，可以从鼻底部的空洞，碰到他的舌头。
鼻子中间的鼻中隔、鼻子内部的下鼻甲，与大部分的中鼻甲、口腔内的硬腭，几乎都被癌细胞吃掉了，产生了巨大的空洞。
没有组织钳，我就只能拿着镊子，一点一点将腐烂的组织从鼻腔中拽出。
坏死的鼻腔组织是脆的，一碰就出血，只能再扯一块油纱布，沿着伤口一路蹭进去堵上。
有病人跟我描述过这种感受，打过麻药还是觉得好像脑子里在装修，同时还塞住了鼻子，又闷又痛。
整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厚朴一声都没吭。等到我抬起身，才发现他衣服裤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这是第一次换药。以后每两三天，都要换一次药，都要这么痛。
我还在叮嘱厚朴后期的注意事项，老人突然打断了我问：“医生，我真的能多活28天吗？”
又是这句话。
就在他第一次来求医的时候，我曾抱歉地告诉他，这种病只有放化疗能治，而布隆迪的所有公立医院都无法进行放化疗，包括我所在的省医院。
但当时，厚朴一个健步冲到我跟前，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说了一串话。
我问护士他说的是什么？
护士说，他说他想多活一个月，“一个月就够了”。
他的手抓得我的胳膊生疼，一张因为鼻子塌了而变得滑稽的脸，布满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收下了这个病人，因为他的眼神。
而他也表现得足够好，不管再痛都没有叫一声。
我告诉厚朴，我会为他争取时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找到了这附近唯一能做放化疗的私家医院。
而他要做的就是联系家人、筹钱，去那家医院做放化疗，那才能真正救他。
当时我并没有把厚朴说的“一个月”放在心上。
厚朴再追问他能不能活一个月，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得到正确的治疗，你会活得比那更久。”
听到我这么说，厚朴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重新系紧他的皮带。
那皮带和军靴很眼熟，似乎是本地军人才有的制式。在这个战乱不断的国度，军人可是沾满油的铁饭碗，这里的军人个个大腹便便。
可是厚朴一句也没有提起那些事。
自从厚朴入住了内科病房，我这每天都能接到病房护士的抱怨：
厚朴的味道实在是太大了，很多病人都要求换病房了。
他晚上不睡觉，总是乱转，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白天他又总是在睡觉，不配合护士们扎针。
其实我知道，厚朴晚上不睡觉是因为那钻心的癌痛，白天服用了杜冷丁，疼痛才能缓解，勉强睡一会。
我理解他的所有行为，只是有一点，我不太能够明白。
那就是每次换药后，厚朴都会问我，他到底能不能活到“约定”的时候——他住院时说的要活满一个月。
他忍着剧痛，换来的就是这样在病房里循环的一天又一天。
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约定”？又是什么约定才配得上这地狱般的折磨？
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有天，一位戴着墨镜，个子很高挑的时髦女士，在我回门诊的途中堵住了我。
女人用让人有些不适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厚朴的主管医生。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厚朴是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你还会给他治疗吗？”
当地骗子多，我以为对方心怀不轨，没好气地绕开她准备回诊室。
女人拉住我，抬高声音说：“如果我告诉你，他为了赌博，把自己十岁的女儿拿出去抵债呢？”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女儿呢？”
眼前的这个女人，说着说着声音里起了哭腔，回忆着那天晚上，父亲——厚朴黑着脸将她从睡梦中拉起。
她还记得父亲对她说：“快走吧，除了你身上的现在穿的衣服，什么也别拿，尽量减少我的损失。”
他说：“我已经把你输给了门外的那个白人。”
说完，父亲就像没事人一样倒头睡着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厚朴和他的家人。
但因祸得福的是，那个白人对她并不坏。他成了她的养父，把她当女儿照料，带着她回了法国，甚至一路供她读了大学。
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里，女人忽然面带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捕捉到这个动作，开始有些怀疑。
这个女人是编得自己都不信了吗？如果真是逆袭念大学了，她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了？又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医院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我是个医生，不可能去分辨所有故事的真假，我的原则就是治病救人，不受这些事的影响。
我打断了女人说道：“无论是你是想控诉你父亲的恶行，还是告诉他你现在过得有多好，那最好现在就去，因为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女人明显被我噎住了。
短暂沉默过后，女人再一次拉住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沓钱。
她说，希望我能帮她给厚朴缴纳住院费用。
这下轮到我懵了。她到底是想要厚朴死，还是想要厚朴活？
我试探性地跟她说，既然你愿意缴纳住院费，是不是还可以去看看你父亲？这样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女人冷着脸说，这辈子她都不想见到那个令人作呕的父亲。
她希望我将她来这的事情守口如瓶，尤其是不要告诉厚朴，她不想这个赌徒父亲误以为，她已经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
让厚朴活着，就是她恨他的方式。
在给厚朴换药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她的心理。
女人补上了住院费的缺口，我甚至可以一次用两瓶生理盐水用作鼻腔冲洗了，这样确实可以处理得更干净，可也确实会更痛。
一向坚强的厚朴，在这次换药中忍不住哼出了声，一直喘着粗气。
或许女人就是想借我的手，延长厚朴生存的时间，多受一些苦。
只是我总是怀疑，她说的话到底可信吗？
我看到的厚朴，真不像个会抛弃女儿的人，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小孩了。
每次有孩子来病房兜售小吃的时候，他总是会买一大堆，甚至包圆，即使他根本吃不了。
那些孩子见到厚朴这样，便将商品价格提高2到3倍卖给他，而厚朴就像傻子一样总是照买不误。
甚至他还将这些刚买来的零食，送回给这些孩子，哄他们开心。
每次看到这些，我都能被气死，自己都没钱去放化疗，还要装活菩萨。
但我答应了女人绝口不提，又不好去找厚朴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我百爪挠心的时候，又一个厚朴的家人出现了。
这次来的是厚朴的大儿子。
和那个“女儿”不一样，他带着妻子和小孩，光明正大地走进了厚朴的病房。
我赶来时，见到了一个很诡异的场景。
一对中年男女沉默地坐在离病床很远的地方，病床上的厚朴笑吟吟地拿着零食逗弄孙子。
孙子明显和厚朴一点也不熟，只盯着厚朴手里的零食，但只要那阵腐烂的气味飘出，孙子就捂着鼻子跑开。
大儿子想拿出妻子怀里的半袋橘子给厚朴，但妻子似乎不愿放手，两人一拉扯，大儿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的右腿是残疾的，腋下的拐杖一下倒在地上，袋子里的橘子也滚落四处。
厚朴跳下床去扶他，大儿子立刻用双臂拖着自己向后退，不肯让他碰。
尴尬的厚朴只能蹲在地上捡四散的橘子，但同样被大儿子呵止了。
很明显，他的态度绝不是害怕父亲累着，而是不想和厚朴有过多瓜葛。
我不可能再告诉自己这只是一面之词了。这个儿子，也恨厚朴。
我沉默地换完了药。接着，厚朴的大儿子就跟着我出来了。他很坦然地说，他希望能中止厚朴的治疗。
我说厚朴还有希望，但还没往下说就又被大儿子打断，他说他的父亲不应在这独自面对死亡，他应该在爱他的人簇拥下死去，这样才是最好的。
我指了指跑开的小孩和他压根没有接近过床的媳妇，反问，这就是你指的簇拥？
大儿子激动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实话告诉你吧医生，我曾经无数次，想他去死。”
他拖着那条残腿左右走了几步，似乎想让我看看清楚。
“这就是我父亲打的。”他说。
他说厚朴是因为嫉妒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看不得他超过自己，所以就活活打断了他的腿。
在布隆迪，一个担任军官的父亲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毕竟他们在外面是能杀人的。
大儿子说，他原本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穿上军装，甚至坐进办公室，“现在托这个暴君的福，我只能每天拖着这条坏腿在地里耕种”。
而厚朴有今天，也全是他自找的，是他为了私生女辞掉了工作，害得全家一穷二白，最后自己躲在这里治病。
我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询问，大儿子的妻子从病房里出来了，催促他快点走，否则就要赶不上回家的班车了。
一家三口匆匆离开，越过他们的背影，我看见厚朴孤零零地坐在病床上，手里拿着一个刚剥到一半的橘子。
他还是系着油亮的皮带，短发整齐，可是却突然好像有些凄凉了。
但我此时竟无法产生丝毫的怜悯。
是否我真的帮错了人？
也许儿子的厌恶也刺激到了厚朴，下一次换药的时候，厚朴破天荒地出现了躲闪。
他开始怕疼了。
换药结束时，厚朴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支烟。
点燃香烟，他轻轻地问我：“我是不是快死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日子’吗？”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安抚厚朴，因为实在想不出，这样一个所有孩子都巴不得他去死的老人，还有什么可等待的。
我只是伸手挥散他吐出来的烟雾，用英语磕磕绊绊地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我说在中国有一个村子，发生了针对老人的传染病，二牛的母亲也病倒了。
二牛和他的兄弟姐妹孝顺地给老人买上了寿衣，并一连几晚换着班地陪着老人。
但尴尬的是，二牛母亲的身体情况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甚至有些起色。
于是老人分别向几个儿女们打听了其他老人的症状，接下来几天，她也开始头疼、发烧，最终“准时”去世了。
其实，老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病，她是把自己活活饿死的。
厚朴沉默了一会后问我，是这些儿女们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吗？
我一时竟然回答不上来。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给厚朴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此刻讨厌极了他。
我知道，做医生不能有道德判断，就算是杀人犯也要救；可我自己就是个三岁女孩的父亲，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伤害孩子的父亲。
我不再相信他在等待着什么，我觉得他只是不肯面对自己的死亡罢了。
我想用这个故事告诉他，看看别人父母有多不想给自己子女添麻烦。我想劝他干脆别挣扎了，别让你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逼我，我不想当坏人。
厚朴的回答，显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而这样审判一个病人，我还算一个合格的医生吗？
最终，我一句话也没敢说出口，落荒而逃了。
厚朴有没有听懂我说的故事，我不知道。
但那天之后，我面对他时总会处于十分复杂的情绪中。
我知道我对他的所有故事都还只是道听途说，没有证据，但我又怕如果我从他口中求证，他也不会说真话。
我已经很难相信他了。
我们也不再闲聊。我是因为心情复杂，他则是因为病痛。
清创和止痛能给他带来的帮助越来越小了，可厚朴还是没有要去放化疗的迹象。
当然，他这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出钱让他去放化疗吧。
我和厚朴，都在等待着他的死亡。
距离他“约定”的日子还有9天。
如果不是厚朴的妹妹的到来，也许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那天，这个贵妇人打扮的老妇人坐在了厚朴的床头。
在我换药期间，她一直在对着厚朴碎碎念。护士告诉我，她说的都是数落的话，比如“看来上帝还是没能饶了你”之类的。
当时我只是想，厚朴果然是众叛亲离。
厚朴像忍耐换药时的疼痛一样，始终没有还一句话，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以影响我工作为由，将老妇人请出了病房。
换完药走出病房，不出所料，老妇人在外面等着我。
她倒没有劝我放弃治疗厚朴，相比之下，她似乎更好奇厚朴的处境。象征性地问了几句病情后，她就开始跟我打听谁来看过厚朴。
听说厚朴的大儿子来过，老妇人略带戏谑地说，看来他还算有些良心，知道在他爸爸快死前来看看他。
我有些不快地提醒老妇人，厚朴可是打断了他的腿，他不看望厚朴才是理所应当。
老妇人诧异地问我，大儿子究竟是怎么解释那条腿的？
她跟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
大儿子说的所谓“好工作”，其实是说去当兵。可能是因为厚朴年轻时就是军官，大儿子放着好好的学不上，非要学他。
那段时间，政府军、反政府军、游击队组织，都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都在拼命地征兵，征不到了就抓壮丁。
但他们会不停地征兵，最大的原因，就是军人在不断死去。
厚朴参加过的那场战争，发生在1993年，近30万人死亡，60万人流亡国外。
大概厚朴深知自己活下来只是侥幸，所以更不想让儿子去送死，最终喝了酒，去打断了儿子的腿，这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但厚朴从来没有解释过，或许解释了也没有用，他的羞愧，和儿子的埋怨，都会跟着他进到坟墓里去。
老妇人念念叨叨地说，厚朴赎了一辈子的罪，最终还是落得病痛缠身，可见上帝没有宽恕他。
我还在震惊中，老妇人又拜托我帮她劝劝厚朴。
她说，厚朴手上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去澳大利亚的雇主担保签。
这意味着只要厚朴同意，他可以把任何一个人送去澳大利亚，离开布隆迪。
就像我刚来时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至今都充满了恐怖袭击、彼此仇恨。男人会被征兵，孩子没有食物，老人——大部分人都活不到老。
这是比疾病更难医的不治之症，而那份雇主签，就像是救命的药。
但是，厚朴非要把这个珍贵的机会送给一个“外人”。
老妇人希望厚朴帮帮侄子，也就是她的儿子，把雇主签送给他。
我追问老妇人，那个“外人”是谁？
老妇人露出厌恶的表情说，不就是那个私生女吗。
私生女、外人，原来是同一个人。厚朴几乎得罪过所有亲人，唯独对这个女儿，好到让所有人嫉妒。
可是现在他病得快死了，这个女儿却从来没有出现过。
抱着一丝愧疚，我更加积极地帮厚朴与私立医院沟通，终于，他们同意为厚朴减免一半的费用。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厚朴，但厚朴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曾经那样抓着我的手哀求想要住院，现在却好像对自己能否活下去毫不在乎。
距离“约定”的日子，只剩5天了。
这次换药后，厚朴又向我磨蹭了一根烟。
他狠狠吸了一口，缓缓地说道：“那个母亲应该是所有的心愿都已经了了，所以才会选择自杀吧。”
他在说我之前说的那个故事，我想用来劝他去死的那个故事。
他好像完全没发现我的尴尬，还在自顾自地说：“谢医生，你总是考虑的太多。”
“就像常说的那样，孩子并不是父母生命的延续，那父母的死也不是孩子生命的终止。”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精彩过，所以我们要尊重亲人每一次重要的选择，更不应该因为这选择而羞愧与难过。”
我以为他在说自己打断儿子的腿的事情，于是又多拿了根烟别在了厚朴的耳朵上，安慰地说，我也是父亲，我能理解你，“有的时候得做坏人，因为家门外有更坏的人”。
厚朴听完只是笑了笑，低头将我刚刚给他的那根烟引燃了。
他说，其实他更担心的不是大儿子会死，而是怕他拿上枪。
枪会让他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
厚朴缓缓地吐了一口烟。他的鼻子已经被瘤子“吃掉”了，乳白色的烟雾缓缓地从他的嘴角、耳朵、塌下的鼻子溢出，那场面充满了诡异，简直像一个冒烟的骷髅头。
他没有看我，低声说：“谢医生，你可能救错了人，我是一个杀人犯。”
“我杀了很多人，老人、小孩、妇女、士兵、教师、牧师……还有和你一样的医生。”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点。
那几乎是一种本能，我想起了从小看的南京大屠杀宣传片，想起了课本上那一地的尸体。
我明明知道布隆迪发生过和那一样残忍的屠杀，也知道厚朴是军人，可是竟然从来没想过，他就是执枪的那一方。
我想起我救助过一个被恐怖袭击误伤的孩子，他捂着眼角，鲜血从纱布下往外淌。那血是烫的。
厚朴还在说：“我是胡图族的……”
我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和图西族总是打个没完。
我语带讽刺地说：“什么总统被刺杀、水源被侵占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能让你们打起来。”
援布隆迪之前，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这是卢旺达的邻国，和卢旺达一样，这里也有两个种族。
这两个种族原本长得一模一样，互相都是亲戚，后来却被人为划分，人少的图西族掌握金钱和权力，纷争从此开始。
1988年有一次，一名图西商人拖欠胡图农民的货款，还反过来杀死了5名讨债者。
这起命案引发了胡图族的起义，数百名图西人被杀。接着图西族军队又赶往镇压，杀害约2万名胡图群众。
而厚朴参与的那场战争，始于一个胡图族的总统被政变杀害。
“我们接到命令，去一个村庄抓那些高个子的家伙。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抓捕’，其实就是‘清除’。”
这场屠杀完全是针对平民的，据说是为了报复自家军队在另一个地方的失败。他们血洗了整个村庄，并把尸体堆在村民集会的屋子里。
“为什么非要执行这个命令呢？”我再次打断了他。
厚朴说，因为不杀人的，就是图西族。你只有拿起刀和枪，才能证明你是胡图族。
那时两个民族之间还通婚，长相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不杀人，你就会被杀。
“我们撞开门就开枪，没有一丝犹豫。为了壮胆，我像他们一样，大笑着。”
厚朴打开了那个躲藏着女性和小孩子的屋子，女人们祈求着他不要开枪，并将孩子保护在身后。
这时，他的一个队友走了过来。
听到队友声音的一瞬间，厚朴扣动了扳机。
厚朴和队友打死了屋子里的所有人，队友继续前进，他收拾尸体。
但突然，他发现尸堆里有人在动，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从妈妈的怀里往外爬。
他拉动了枪栓，但这个女孩却像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被杀死一样，一直在冲他招手，笑。
“我下不去手了，我想，我到底在干嘛？”
厚朴走上前抱起了这个图西族女孩，然后用水壶里的水，洗掉了她脸上的血迹。
“也许这样，我和她都会忘掉今天的事情。”
趁同伙还没来时，厚朴把女孩藏进了一个房间的稻草堆里。他一直守在门口，有同伴路过时，就告诉他们他已经看过这间房子了。
等到半夜，屠杀“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女孩偷回了家，告诉妻子和孩子们说，这是他的私生女，要他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他说，女孩是他“后半生唯一的希望”。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罪人，和这个国家一样烂透了，没有任何希望与机会。”厚朴的语气，好像在念自己的悼词一样平静。
只有这个女孩是无辜的，没有经历过仇恨。只有她活下来，他们的罪恶才可能被原谅。
那场屠杀持续了半年，近30万人丧生。仅有数据记载的图西族人数，就消失了80%。
而女孩活了下来，作为厚朴的私生女。
屠杀之后，厚朴凭借军功和语言技能，得到了一个肥差——一所监狱的管教长。
但这令人眼热的职位也总会有许多人盯着，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他家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长得这么高挑的女孩？
一般来说，图西族个子更高一些，胡图族更壮一些，只是这一点分别，就足以让他们回到地狱。
为了避免引来杀身之祸，厚朴主动辞职离开了那个岗位，也禁止自己的孩子再卷进这些事情里。
就因为这个选择，他几乎被自己的亲生孩子们埋怨了一生。
随着女孩一天天长大，她个子越来越高。别说送女孩上学，就连一般的出行，厚朴都得都将女孩裹得严严实实。
他也无法想象，有一天事情败露，他要告诉这个女孩，自己就是杀害她所有亲人的凶手。
他想送女孩离开布隆迪。
当厚朴听说他的上司要调回法国后，他立刻主动了找到上司，告诉了他自己所有的“罪行”，求他帮忙。
上司答应了他，两人的计划是，厚朴要借一场赌局，假装把女儿输给上司。
他说的这个图西族女孩，就是我最开始见过的那个女人，那个自称从小被抵债的女儿。
在厚朴的整个叙述中，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女儿，甚至为了保护那个女孩连名字都没提，只是叫她“小女孩”。
那仿佛是一个专属于她的词，一个只要念起，就会让他的目光变得十分温柔的词。
而我竟然是见过那个女孩的，她是所有孩子中最早发现厚朴生病了的一个，也是她付的医药费，才能让厚朴活到今天。
我想，或许是因为她也深深恨着厚朴，所以不愿意见他一面。
她不知道，厚朴曾经和白人上司约定，不会再出现在她面前打扰她。
但他还是会去那个白人家附近的山头，望着上司的房子，想要能远远地看女儿一眼。
她也不知道，在她去法国以后，有那么几次，她的养父会接起一个遥远的电话。
电话的那一头等着一个老人。他掏空口袋拨出一个长途，只是想听到她路过时的一句闲聊。
这些都是厚朴后来讲给我听的故事。
我听到了他很微弱的哽咽声，难以分辨是疼痛的呻吟，还是因为讲起了女儿。
我张了张口，好想说点什么。可是回过神一想，告诉厚朴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女儿？
而我又能告诉那个女儿什么呢？厚朴其实救了你，在他杀了你全家之后？
他们再也不能跨过那座仇恨的山了。
厚朴说，他一直关注着女孩的动向，知道那个白人上司带着她离开了布隆迪的时候，他曾经无比欣慰。但后来，他又得知女孩因为签证的原因被遣返了。
于是他用我也不知道的办法，搞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雇主签。签证手续30天后落定。
那就是他“约定”的日子。
早在女儿被遣返回国之前，厚朴就开始有症状了，发热、鼻出血，甚至出现肿胀。
但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觉得这就是“魔鬼给他的惩罚”，死亡也是。
直到听说女儿被遣送回国，他才开始拼命求医，甚至专门找到我们中国的医生，以癌痛和每天清理腐肉的痛楚，换取多一个月的光阴。
他只想看到女儿拿到这服“药”，离开这个充满战乱，无药可治的国家。
很快，约定的日子到了。厚朴活到了女儿签证下来的日子。
那天，厚朴敲响了诊室的门，告诉我，他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肩背笔直，戴上口罩几乎看不出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癌症患者。
我徒劳地向他宣传着那家能救他命的私立医院，厚朴只是笑，没有回答。
他把自己的铺盖卷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医院缺被子。
我感觉到如鲠在喉。他明明有得到治愈的机会。
我们俩有个共同的朋友，叫托马斯，当初也是此人送他来到医院的。
我问托马斯，你觉得他的愿望实现了吗？托马斯点了点头，犹豫一下，又摇头。
他说，厚朴的女儿找过他，两人说了很多。其实她什么都知道，知道厚朴是为了保护她，但也知道厚朴和她之间的血海深仇。
厚朴根本没有瞒住她任何事。
我也突然回想起，那天出现在我面前，流着眼泪的女儿，她根本不是在恨。
她故意编造了那个故事，因为她知道父亲处在怎样的众叛亲离中，她知道其他人会怎样对我诅咒父亲，她想确保，我是一个无论别人怎么说都不会动摇的医生。
我还想起那天，在女人离开之前，我冲她喊了一句，厚朴还能好起来的，只要去比利时医院接受放化疗。
我想过女人会帮我劝劝厚朴，甚至再掏出一大叠钱，可她只是停顿了一小下。
最后她没有回头。
她知道父亲心里的阴影，也知道他所谓的“赎罪”，不仅仅是要把她送走。
厚朴离开医院几天后，托马斯告诉我，厚朴在家中上吊自杀了。
谢无界第一次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这是一个愿意送女儿远行的父亲。
故事讲完后，我问他还是这样觉得吗？
这个故事里明明有生死，有战争，有种族灭绝，还有一个人用半生完成的赎罪。
他说，还是这样觉得。
因为对一个父亲来说，送女儿远行，就是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