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栋改为方舱医院的办公楼窗前的男子，摄于今年4月。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对于上海来说，6月本该是巨大成功的时候。经过了两个月的严格封控之后，当局宣布该市最近这轮新冠病毒暴发得到了控制。商店和餐馆终于可以重新开张了。官媒大肆宣扬一切已恢复正常，在解除封控的第一个夜晚，人们涌上街头高呼“自由了！”。
25岁的投资分析师朱莉·耿却无法让自己加入到庆祝行列中去。“我不觉得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她说。由于核酸检测的结果阳性，她曾在4月份被集中隔离过一段时间，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觉得生活没有基础保障，很多（事情）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她说。“这让我觉得很fragile（脆弱）。”
封控措施让上海陷入混乱和痛苦。被封在家里的居民无法购买食物，不能就医，有些人被迫与孩子分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他们的愤怒和绝望。现在，最糟糕的时期表面上已经结束。但在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许多人才刚刚开始思考他们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以及对未来还期望着什么。
两个月的封控结束后，居民们在上海外滩拍照，摄于今年6月。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一些居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们曾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会突然消失，比如出门买菜，在自己家中享有隐私权。有些人对封控压力下破裂的人际关系感到悲伤。许多人仍担心好几周没拿到工资怎么生活，或经历了被迫停业后生意能否继续做下去。
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无力感，因为中国仍在坚持清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磨难。上海当局最近宣布，从现在起到7月底，全市各区每周末都会安排一次社区筛查。
“我们所能见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方式可能有很多人还不一定很了解，”上海的心理学家陈婕君说。有些人会感到胸痛，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她说。
“如何从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经被破坏了的信任（走出来），如何重建起一个让自己觉得稳固的安全的信任？”
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就这场疫情对精神健康造成的损害发出了警告。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的焦虑和抑郁增加了25%。
上海，晚上外出就餐的民众，摄于本月早些时候。照片中仍可看到封锁居住区的栅栏，即使在上海放松了全城的封控之后，当局仍在对市内部分地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Aly Song/Reuters
但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全球独一无二，为防止人们外出，有时把居民的家门封上，让他们无法看急诊，无法去取处方药，包括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处方药。感染者被强行送往仓促建造的方舱医院，有些方舱没有淋浴设施，或整夜灯火通明。
方舱的接收或放还政策明显随意武断，这助长了无助感；有些人深更半夜被送往方舱，有些人在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仍不能离开方舱。还有人说，他们被送进方舱后，工作人员趁他们不在到家中进行消杀，给他们的财产造成了破坏。
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官员命令投资分析师耿女士去一家方舱医院。她拒绝了，指出自己被诊断为情绪障碍，她说；最后，官员将她送进了一家隔离酒店。尽管如此，她仍因自己缺乏控制而感到恐惧。
“对阳性的dehumanize（非人化），把他说成一种动物，当动物对待，”她说。
上海今年6月对一些小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后，住在封控区的一名男子坐在自家阳台上。中国遏制疫情的政策会给精神健康带来多年的不利影响。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封城期间，上海的心理健康热线电话拨打次数激增。在搜索引擎百度上，上海用户检索“心理咨询”的次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两倍多。一项针对全市居民的调查发现，40%的受访者有患抑郁症的风险。4月下旬，一些社区的封控略有放松后，一天上午，上海精神健康中心外排起了1000多人的长队。
在今年5月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俊说，封控时间长了，人们难免出现焦虑、恐惧、抑郁，或烦躁的情绪。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情绪持续的时间很短，他说。
但也有专家警告，封控对人的影响将是持久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在本月的一篇社论中写道，“精神健康不佳（给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带来的阴影将持续多年”。社论还说：“中国政府如果想愈合其极端政策造成的创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心理学家徐昕月（音）最近几周参与的咨询中，遏制政策的长期后果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徐女士是一个全国心理咨询热线的志愿者，她说，两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许多打热线电话的人害怕的是病毒本身。但最近从上海打热线电话的人更多担心的是政府封控措施的次生影响，比如父母担心孩子长期上网课的后果，或年轻专业人士担心他们还房贷的问题，上海的封控已重创了该市的就业市场。
还有些人则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努力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在上海封控期间，他们看到，有钱并不能保证舒适安全。徐女士说，这些人现在减少了存钱，增加了对食物和其他能带来安全感的有形物品的支出
今年5月，一名快递员在上海封控期间将一袋食品运送给客户。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钱就不是钱了，”她说。“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他们那种想象，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惑。”
封控也改变了人际关系。根据上海的政策，只要有一例确诊病例，就可能对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采取更严格的封控措施。一些感染了病毒的居民说，他们在小区的微信群里遭到羞辱。
上海封控之前，48岁的居民桑迪·白曾把隔壁的邻居视为朋友。一家的鸡蛋吃完还没来得及买时，他们会向对方借鸡蛋，还会互相问候对方的父母。但在上海封城后的那天，白女士说，她出门遛狗回来后发现，邻居向警方举报了她。严格地说，封城后不允许出门遛狗，但因为她的狗有不点舒服，白女士偷着出了门。
“她的确destroy（毁掉）了我对她的信任，”白女士说。“但是没有办法，两个人都说服不了对方，这种就学会take some distance（保持一些距离）。”
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似乎也表明社会结构遭到了损害。当上海一个病毒检测点的官员告诉居民，他们不能在那里做检测后（也就意味着将无法在城里自由活动），一名居民掀翻了桌子，造成一名工作人员受伤。
在上海排队做新冠病毒检测。在等待检测的时候，民众会爆发冲突。 Aly Song/Reuters
李厚辰是一名博主和播客主持，他把上海居民比作惊弓之鸟，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已经耗尽，所以情绪暴躁。
“开放的街道与人们在街道上的行为，也维持着一种随时被注视，随时被介入，被打断驱离的紧张氛围，”李厚辰写道，他的这篇文章曾在微信上被广泛分享。
释放这些紧张情绪的渠道很少。中国的精神健康资源有限——国家提供的医保不包括心理咨询，审查者还删掉了封控期间发在社交媒体上的许多批评帖。官媒掩饰居民残留的愤怒和恐惧，鼓励“正能量”，把上海作为“新冠清零”政策成功的又一个例子。
对这场磨难缺乏集体清算或哀悼，这甚至刺痛了那些觉得已基本恢复了封控前生活的人。
在本月的一次抗议中，人们试图突破一道隔离栏。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20多岁的教育顾问安娜·秦已开始去办公室上班，去健身房锻炼了。她在城里散步，骑自行车，走在人行道上的感觉使她愉快。
但这些平凡的东西现在让人感到如此特别，这只是在提醒人们，上海被迫做出了多大牺牲。
“我们很高兴上海解封了，但还没有人承认我们经历了什么，”她说。
“想封就封，想解就解，我们完全控制不了。现在好像我们都该高兴了。”
上海一栋改为方舱医院的办公楼窗前的男子，摄于今年4月。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对于上海来说，6月本该是巨大成功的时候。经过了两个月的严格封控之后，当局宣布该市最近这轮新冠病毒暴发得到了控制。商店和餐馆终于可以重新开张了。官媒大肆宣扬一切已恢复正常，在解除封控的第一个夜晚，人们涌上街头高呼“自由了！”。
25岁的投资分析师朱莉·耿却无法让自己加入到庆祝行列中去。“我不觉得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她说。由于核酸检测的结果阳性，她曾在4月份被集中隔离过一段时间，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觉得生活没有基础保障，很多（事情）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她说。“这让我觉得很fragile（脆弱）。”
封控措施让上海陷入混乱和痛苦。被封在家里的居民无法购买食物，不能就医，有些人被迫与孩子分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他们的愤怒和绝望。现在，最糟糕的时期表面上已经结束。但在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许多人才刚刚开始思考他们经历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以及对未来还期望着什么。
两个月的封控结束后，居民们在上海外滩拍照，摄于今年6月。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一些居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们曾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会突然消失，比如出门买菜，在自己家中享有隐私权。有些人对封控压力下破裂的人际关系感到悲伤。许多人仍担心好几周没拿到工资怎么生活，或经历了被迫停业后生意能否继续做下去。
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无力感，因为中国仍在坚持清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磨难。上海当局最近宣布，从现在起到7月底，全市各区每周末都会安排一次社区筛查。
“我们所能见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创伤后遗症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方式可能有很多人还不一定很了解，”上海的心理学家陈婕君说。有些人会感到胸痛，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她说。
“如何从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经被破坏了的信任（走出来），如何重建起一个让自己觉得稳固的安全的信任？”
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就这场疫情对精神健康造成的损害发出了警告。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的焦虑和抑郁增加了25%。
上海，晚上外出就餐的民众，摄于本月早些时候。照片中仍可看到封锁居住区的栅栏，即使在上海放松了全城的封控之后，当局仍在对市内部分地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Aly Song/Reuters
但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全球独一无二，为防止人们外出，有时把居民的家门封上，让他们无法看急诊，无法去取处方药，包括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处方药。感染者被强行送往仓促建造的方舱医院，有些方舱没有淋浴设施，或整夜灯火通明。
方舱的接收或放还政策明显随意武断，这助长了无助感；有些人深更半夜被送往方舱，有些人在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仍不能离开方舱。还有人说，他们被送进方舱后，工作人员趁他们不在到家中进行消杀，给他们的财产造成了破坏。
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官员命令投资分析师耿女士去一家方舱医院。她拒绝了，指出自己被诊断为情绪障碍，她说；最后，官员将她送进了一家隔离酒店。尽管如此，她仍因自己缺乏控制而感到恐惧。
“对阳性的dehumanize（非人化），把他说成一种动物，当动物对待，”她说。
上海今年6月对一些小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后，住在封控区的一名男子坐在自家阳台上。中国遏制疫情的政策会给精神健康带来多年的不利影响。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封城期间，上海的心理健康热线电话拨打次数激增。在搜索引擎百度上，上海用户检索“心理咨询”的次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两倍多。一项针对全市居民的调查发现，40%的受访者有患抑郁症的风险。4月下旬，一些社区的封控略有放松后，一天上午，上海精神健康中心外排起了1000多人的长队。
在今年5月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俊说，封控时间长了，人们难免出现焦虑、恐惧、抑郁，或烦躁的情绪。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情绪持续的时间很短，他说。
但也有专家警告，封控对人的影响将是持久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在本月的一篇社论中写道，“精神健康不佳（给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带来的阴影将持续多年”。社论还说：“中国政府如果想愈合其极端政策造成的创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心理学家徐昕月（音）最近几周参与的咨询中，遏制政策的长期后果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徐女士是一个全国心理咨询热线的志愿者，她说，两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许多打热线电话的人害怕的是病毒本身。但最近从上海打热线电话的人更多担心的是政府封控措施的次生影响，比如父母担心孩子长期上网课的后果，或年轻专业人士担心他们还房贷的问题，上海的封控已重创了该市的就业市场。
还有些人则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努力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在上海封控期间，他们看到，有钱并不能保证舒适安全。徐女士说，这些人现在减少了存钱，增加了对食物和其他能带来安全感的有形物品的支出
今年5月，一名快递员在上海封控期间将一袋食品运送给客户。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钱就不是钱了，”她说。“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他们那种想象，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困惑。”
封控也改变了人际关系。根据上海的政策，只要有一例确诊病例，就可能对整栋楼或整个小区采取更严格的封控措施。一些感染了病毒的居民说，他们在小区的微信群里遭到羞辱。
上海封控之前，48岁的居民桑迪·白曾把隔壁的邻居视为朋友。一家的鸡蛋吃完还没来得及买时，他们会向对方借鸡蛋，还会互相问候对方的父母。但在上海封城后的那天，白女士说，她出门遛狗回来后发现，邻居向警方举报了她。严格地说，封城后不允许出门遛狗，但因为她的狗有不点舒服，白女士偷着出了门。
“她的确destroy（毁掉）了我对她的信任，”白女士说。“但是没有办法，两个人都说服不了对方，这种就学会take some distance（保持一些距离）。”
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似乎也表明社会结构遭到了损害。当上海一个病毒检测点的官员告诉居民，他们不能在那里做检测后（也就意味着将无法在城里自由活动），一名居民掀翻了桌子，造成一名工作人员受伤。
在上海排队做新冠病毒检测。在等待检测的时候，民众会爆发冲突。 Aly Song/Reuters
李厚辰是一名博主和播客主持，他把上海居民比作惊弓之鸟，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已经耗尽，所以情绪暴躁。
“开放的街道与人们在街道上的行为，也维持着一种随时被注视，随时被介入，被打断驱离的紧张氛围，”李厚辰写道，他的这篇文章曾在微信上被广泛分享。
释放这些紧张情绪的渠道很少。中国的精神健康资源有限——国家提供的医保不包括心理咨询，审查者还删掉了封控期间发在社交媒体上的许多批评帖。官媒掩饰居民残留的愤怒和恐惧，鼓励“正能量”，把上海作为“新冠清零”政策成功的又一个例子。
对这场磨难缺乏集体清算或哀悼，这甚至刺痛了那些觉得已基本恢复了封控前生活的人。
在本月的一次抗议中，人们试图突破一道隔离栏。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20多岁的教育顾问安娜·秦已开始去办公室上班，去健身房锻炼了。她在城里散步，骑自行车，走在人行道上的感觉使她愉快。
但这些平凡的东西现在让人感到如此特别，这只是在提醒人们，上海被迫做出了多大牺牲。
“我们很高兴上海解封了，但还没有人承认我们经历了什么，”她说。
“想封就封，想解就解，我们完全控制不了。现在好像我们都该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