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慧 编辑/冯雪】北约峰会日前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落下帷幕。时隔12年，北约推出新“战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国。
文件用“挑战着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对欧洲-大西洋构成系统性挑战”、“用恶意网络行动、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针对联盟并损害联盟安全”、“中俄合作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描述中国。
“战略概念”是概述北约未来10年优先事项的文件，2010年发布的版本中并未提及中国。
诞生于冷战的北约，为什么会在今天将自己针对的目标里加上中国？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北约的哪些挑战？中国可以如何反击？
除了首次阐明对华立场之外，这次远在西班牙办会的北约也把手伸到了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赴会。
北约的这一操作传递出什么信号？美国主导的北约会否按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的需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印太战略”中，美国一直意图构建美日印澳为主轴的“围堵中国”的战线，但为什么这次印度又没有参会？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进行深度解读。
新战略文件封面
观察者网：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北约，在冷战结束那么多年之后的今天，突然在自己的针对目标里加上中国，说明了什么？您如何看待这份文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和措辞？
李海东：北约新“战略概念”直接聚焦中国的是第13段和第14段，除了这两段之外，第18段提到中国快速扩大核武库和运载工具的内容，其他段落中还有不少含蓄间接提到中国的表述。比如说，文件中谈到的“战略竞争者”和“威权行为体”等，事实上，在北约尤其是美国脑海里，这些标签主要指的是中国。
至于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北约，为什么这时候瞄准中国，这里面既有纵向的历史逻辑，也有横向的当代现实逻辑。
我们先从纵向的历史逻辑看：
北约为冷战而生，对于这个组织而言，没有明确敌人就不可能产生。但是，北约想在其自身演变历史中始终保持所谓“强大活力”，仅仅有敌人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个敌人是足以和美国或者北约相匹敌的存在，所以冷战期间，瞄准的是苏联。
虽然北约自诩为一个防务性联盟，但产生的过程中带有非常强的进攻特色。这种明确的进攻性尤其表现在冷战期间北约诱导苏联集团内部逐渐分化，以及苏联自身崩溃的过程中。
随着1991年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冷战终于结束。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政策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北约也该在完成其使命后寿终正寝，逐渐衰退并最终瓦解。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或国际关系史上军事联盟的宿命，几乎没有例外。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我们看到北约在保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中很挣扎。那时候，北约失去了强大的、足以与其匹敌的对手或敌人，使命不明确，想要存在下去并且强大起来很困难。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这头20年，北约功能定位摇摆过程中，有一支明确执着于要制造新的对手或敌人的力量，始终不断地为北约“输气”打鸡血。这股力量主要就是美国：一直致力于在欧洲选择明确对手或敌人，并很巧妙地推动这个进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北约第一轮扩员时，就为北约重新焕发活力埋下了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大国对抗，美国始终通过制造对手或敌人的方式来使北约存在和强大起来。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经完成了5轮东扩，现在正处于第6轮扩员进程之中。这是一个以明确界定的对手或敌人来为北约“续命”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个对手或敌人就是俄罗斯。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头20年中，美国始终不明确表态称俄罗斯就是敌人或竞争对手，而是称俄罗斯为所谓的伙伴：以伙伴之名，实施将俄罗斯塑造为对手或敌人的行动。
美国政治精英很清楚，如果90年代就把俄罗斯界定为对手或敌人的话，欧洲国家不会跟美国走的。北约内部欧洲国家占多数，其中相当数量的欧洲成员国深知欧洲安全离开与俄罗斯的合作就根本无法保证。
因此，美国转变北约的过程始终是紧锣密鼓的，甚至可以说非常狡诈的，试图在没有对手或敌人的环境下塑造一个与北约相提并论的对手或敌人。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2013年乌克兰危机出现，在这之前的北约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推动北约明确了扩张的对象瞄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立场，这使得俄罗斯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承担起美国强加的角色，即成为北约的对手或敌人，一个让北约不仅存在下去，还要强大起来的对手或敌人。所以说，冷战后30年，欧洲目前的大分裂局面可以说是北约为了“续命”而被硬生生制造出来的。
以上是纵向的历史逻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横向的当代现实逻辑：
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过去，北约主要聚焦于欧洲以及欧洲周边的安全事务，将俄罗斯作为对手或敌人正是出于强化北约在欧洲安全功能的需要。但如今，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的落地，美国正不断推动北约承担全球安全功能。
俄罗斯不足以让北约的制度范围和活动范围在全球延伸，所以要强化北约的全球安全功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框定一个能与美国及北约相匹敌的对手或敌人。
很明显，美国现在将这个全球对手或敌人的角色扣到了中国头上，这对各方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观察者网：这份新“战略概念”将指导北约未来十年的发展。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北约的哪些挑战？
李海东：这个“战略概念”说得很清楚，北约未来十年有三项核心任务：威慑防御、危机预防管理，以及合作安全。这三项任务实际上都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是威慑防御。北约称自己是一支“防御性”力量，是个“核联盟”，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盟国军事实力的实质性增长，也就是要让美国和盟国都加大对军事资源的投入，从而使美西方在全球军事和安全领域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美国和盟国都在增长军费，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增长军费。这必然导致接下来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而军备竞赛如果不及时加以节制，那么结局通常是战争，近200年来世界战争史对此现象揭示得非常透彻。
所以，北约在“威慑和防御”这里进行无节制的军费和防务资源增强的规划设计，会在全球安全和战略领域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未来走向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相关的安全利益。
其次是危机预防管理。1999年轰炸南联盟时，北约也狡辩称这是危机预防。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在制造危机和灾难，所以他们的用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习惯于用一系列话术美化自己的行为。制造危机，他们说是预防危机；加剧灾难，他们说是管理危机。
需要警觉的是，冷战结束之后，除了南联盟之外，北约还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方搞所谓的危机预防和管理，而这些行动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让当地变得高度混乱、灾难频发，难民大量涌现，平民大量死亡。
当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的挑战”之后，这就意味着在事关美国重要战略利益的区域，美国一定会制造出一些议题，将其北约盟国和亚太地区盟国汇集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轨道上来。其中最明显，也是最具高战略价值的两个议题和区域就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在美国鼓动下，北约大概率会围绕这两个事关中国的高战略价值的议题和区域制造更严重的大危机，从而使北约资源按照美国的设想持续转移到亚太地区，更具针对性地服务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
三是合作安全。北约自称要在欧洲—大西洋区域构建一个包容性安全架构，但是现实中这个构建的安全架构是包容性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俄乌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对立。从客观结局就能看出，北约所谓的“合作安全”建立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对手或敌人基础之上，并非追求综合性的“包容”，而是在制造“大分裂”。
事实上，美国推动北约在亚太地区发挥功能的方式是北约的亚太化，就是将北约的制度架构和行动范围延伸到亚太。
而判断这种延伸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中国在当前加快呈现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打造进程中是否能被持久有效和实质性地削弱和边缘化，或者说，是否能够把中国排挤出亚太地区美国正加速主导构建的所谓综合性安全架构之外，就像北约过去30年中把俄罗斯彻底地隔离在欧洲安全事务之外一样。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合影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面对北约的多方面挑战，中国可以如何反击？
李海东：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在美国之外考虑对美外交，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改变美国已经确定下来的所谓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既定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格局，不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改变的，这是个结构性的难题。
美国会动用手中所有的战略资源来处理对华政策。在美国看来，最具价值的战略资源就是其主导的联盟体系，而这一体系最核心的联盟就是北约，因此美国一定会把北约这一被认为最具战略价值的资源，用到被认定的最具威胁性的战略竞争对手或敌人身上。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能够发力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尽最大努力尽快与能够争取到的欧洲国家开展更高层次、更深幅度、更广范围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构建与最大多数欧洲国家间的互惠关系。这会使得美国围绕中国在亚太地区具高战略价值的议题或区域制造大危机时，这些欧洲国家能够从北约内部对美国的冒险行动进行及时和强力约束。
北约目前有30个成员国，明年会增至32个。这30个成员国在涉华问题上的立场和判断是存在很大分歧的，这也是为什么北约内部谈论中国的时候会有不同主张的原因之所在，比如说美英强调对华强硬，话语会更尖刻一些，而德法相对中性温和一些。因此，中国应抓住窗口期，筑牢对欧外交这一关键环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导致欧洲国家疏远我们的话语和行动。
第二，我们必须做好底线思维，对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未来10年做好北约、美国及其亚太个别盟国在中国周边具高战略价值的议题和区域制造大危机的应对准备。北约是通过制造危机来强化自身功能的，北约既然打算强化其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和功能，那就必然会制造更大的危机。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拥有核武器，就不会发生战争，俄乌冲突的例子表明，即使拥有核武器也没能制止战争。对于核武器，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其战略功能，继续加强自己的核武力量建设，但另一方面也做好底线准备。
第三，现在的战争形态变化很快，我们需要始终了解并尽快适应最新型的战争形态，确保在任何战争形态下都一定能够打赢的局面。
第四，中国要最大限度地与周边国家和亚太地区最大多数国家发展出一个更具战略互信度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安全高度互信的、人文交流密织的网络。这样一来，美国搞“北约亚太化”或北约要在亚太地区展示其功能时，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认为这是一股祸水，都会选择远离。
如果能达成这种效果的话，就意味着北约的亚太化进程因为在亚太大多数国家中不受欢迎而遭到迟滞。但迟滞并不意味着停止，美国及其个别盟国还是会继续力推此进程。北约会利用任何危机达成此目的，没有危机就制造危机，有了危机就扩大化危机，把小危机变成大危机，用各种方式往前推此进程。
观察者网：这次远在西班牙办会的北约也把手伸到了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赴会。北约的这一操作传递出什么信号？美国主导的北约会否按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的需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李海东：北约未来的战略重心往亚太转移是一个趋势。最初北约是拢着西欧对抗东欧，接着是拢着东欧对抗俄罗斯，然后就会拢着欧洲国家，跟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中国。
这是一个从西欧、东欧、俄罗斯，再到全球的过程，全球阶段很显然针对的就是中国。所以，北约的全球功能的发挥集中体现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所做所为。
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延伸或功能延续，是这个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续命”的前提，这点我们要清楚，这是70余年纵向历史发展逻辑所揭示出来的一个必然方向。
北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合作安全”，其中强调要与亚太地区伙伴国间建立紧密联系。这个伙伴国是有标准的，是以所谓共同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共享利益和相应机制构建为前提的。
这些条件是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是共同价值观，这能够确定对方是不是能够成为美国的真正盟国，有了共同价值观，然后再发展共同的利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层面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
那么基础设施建设将如何进行呢？按照美国的逻辑，需要在盟国或伙伴之间进行一系列的相互支撑推进的行动。而对盟国或伙伴之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则需要竭尽全力加以扭曲、边缘化和妖魔化。
因此，如果北约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功能，就必须在高战略价值的区域和议题中制造足够大的危机，刚才我们提到了目前看存在的两个较为明显的这样的区域和议题：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同时北约还会在制造危机的过程中对其所谓的全球伙伴关系进行规划加以快速推进，这一推进过程当然也会是对其他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相应运作原则进行改造的过程。
换言之，北约亚太化的过程会是一个对亚太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观念进行综合性西方化塑造基础之上的利益培育和排他性机制构建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亚太地区一定会遭到抵制或敌视，毕竟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是佛教国家或者穆斯林国家，还有较多国家在美国战略界定中属于“威权国家”。但是北约在美国的控制或牵引下，其行动逻辑是认定他们能够达到其确定的那些目标。
6月29日，北约峰会举行期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在马德里一家酒店内举行四国首脑会晤。图源：人民视觉
观察者网：在“印太战略”中，美国一直意图构建美日印澳为主轴的“围堵中国”的战线，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次印度又没有获邀与会，对此您有何解读？
李海东：我们应当分层次来看。首先，印度不是美国的盟国，只是美国的所谓伙伴。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是个伙伴关系，而日澳韩新和美国之间是盟国关系。
另外，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而北约又是一个反俄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印度如果与北约联系密切的话，就会使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毫无疑问，这不符合目前印度界定的自我利益。
第三，印度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一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一个典型的有着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印度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奉行不结盟的传统政策。如果把不结盟政策抛弃掉，那么坦率地说，作为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很重要的资本之一也就没有了，这也不符合印度总体的外交传统和对自我利益的界定。
所以，美国企图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主导亚太地区联盟建设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要进行联盟再塑造的话，主要靠的是五眼联盟、奥库斯（AUKUS）和多个双边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只是一个补充性的机制，不是一个主轴性机制。
（刘骞、张菁娟对本文采访整理亦有贡献）
【文/观察者网 王慧 编辑/冯雪】北约峰会日前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落下帷幕。时隔12年，北约推出新“战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国。
文件用“挑战着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对欧洲-大西洋构成系统性挑战”、“用恶意网络行动、对抗性言论和虚假信息针对联盟并损害联盟安全”、“中俄合作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描述中国。
“战略概念”是概述北约未来10年优先事项的文件，2010年发布的版本中并未提及中国。
诞生于冷战的北约，为什么会在今天将自己针对的目标里加上中国？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北约的哪些挑战？中国可以如何反击？
除了首次阐明对华立场之外，这次远在西班牙办会的北约也把手伸到了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赴会。
北约的这一操作传递出什么信号？美国主导的北约会否按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的需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在“印太战略”中，美国一直意图构建美日印澳为主轴的“围堵中国”的战线，但为什么这次印度又没有参会？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进行深度解读。
新战略文件封面
观察者网：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北约，在冷战结束那么多年之后的今天，突然在自己的针对目标里加上中国，说明了什么？您如何看待这份文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和措辞？
李海东：北约新“战略概念”直接聚焦中国的是第13段和第14段，除了这两段之外，第18段提到中国快速扩大核武库和运载工具的内容，其他段落中还有不少含蓄间接提到中国的表述。比如说，文件中谈到的“战略竞争者”和“威权行为体”等，事实上，在北约尤其是美国脑海里，这些标签主要指的是中国。
至于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北约，为什么这时候瞄准中国，这里面既有纵向的历史逻辑，也有横向的当代现实逻辑。
我们先从纵向的历史逻辑看：
北约为冷战而生，对于这个组织而言，没有明确敌人就不可能产生。但是，北约想在其自身演变历史中始终保持所谓“强大活力”，仅仅有敌人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个敌人是足以和美国或者北约相匹敌的存在，所以冷战期间，瞄准的是苏联。
虽然北约自诩为一个防务性联盟，但产生的过程中带有非常强的进攻特色。这种明确的进攻性尤其表现在冷战期间北约诱导苏联集团内部逐渐分化，以及苏联自身崩溃的过程中。
随着1991年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冷战终于结束。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与政策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北约也该在完成其使命后寿终正寝，逐渐衰退并最终瓦解。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或国际关系史上军事联盟的宿命，几乎没有例外。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我们看到北约在保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中很挣扎。那时候，北约失去了强大的、足以与其匹敌的对手或敌人，使命不明确，想要存在下去并且强大起来很困难。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这头20年，北约功能定位摇摆过程中，有一支明确执着于要制造新的对手或敌人的力量，始终不断地为北约“输气”打鸡血。这股力量主要就是美国：一直致力于在欧洲选择明确对手或敌人，并很巧妙地推动这个进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动北约第一轮扩员时，就为北约重新焕发活力埋下了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大国对抗，美国始终通过制造对手或敌人的方式来使北约存在和强大起来。
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经完成了5轮东扩，现在正处于第6轮扩员进程之中。这是一个以明确界定的对手或敌人来为北约“续命”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个对手或敌人就是俄罗斯。
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头20年中，美国始终不明确表态称俄罗斯就是敌人或竞争对手，而是称俄罗斯为所谓的伙伴：以伙伴之名，实施将俄罗斯塑造为对手或敌人的行动。
美国政治精英很清楚，如果90年代就把俄罗斯界定为对手或敌人的话，欧洲国家不会跟美国走的。北约内部欧洲国家占多数，其中相当数量的欧洲成员国深知欧洲安全离开与俄罗斯的合作就根本无法保证。
因此，美国转变北约的过程始终是紧锣密鼓的，甚至可以说非常狡诈的，试图在没有对手或敌人的环境下塑造一个与北约相提并论的对手或敌人。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2013年乌克兰危机出现，在这之前的北约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美国推动北约明确了扩张的对象瞄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立场，这使得俄罗斯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承担起美国强加的角色，即成为北约的对手或敌人，一个让北约不仅存在下去，还要强大起来的对手或敌人。所以说，冷战后30年，欧洲目前的大分裂局面可以说是北约为了“续命”而被硬生生制造出来的。
以上是纵向的历史逻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横向的当代现实逻辑：
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过去，北约主要聚焦于欧洲以及欧洲周边的安全事务，将俄罗斯作为对手或敌人正是出于强化北约在欧洲安全功能的需要。但如今，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的落地，美国正不断推动北约承担全球安全功能。
俄罗斯不足以让北约的制度范围和活动范围在全球延伸，所以要强化北约的全球安全功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框定一个能与美国及北约相匹敌的对手或敌人。
很明显，美国现在将这个全球对手或敌人的角色扣到了中国头上，这对各方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观察者网：这份新“战略概念”将指导北约未来十年的发展。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北约的哪些挑战？
李海东：这个“战略概念”说得很清楚，北约未来十年有三项核心任务：威慑防御、危机预防管理，以及合作安全。这三项任务实际上都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是威慑防御。北约称自己是一支“防御性”力量，是个“核联盟”，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盟国军事实力的实质性增长，也就是要让美国和盟国都加大对军事资源的投入，从而使美西方在全球军事和安全领域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美国和盟国都在增长军费，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增长军费。这必然导致接下来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而军备竞赛如果不及时加以节制，那么结局通常是战争，近200年来世界战争史对此现象揭示得非常透彻。
所以，北约在“威慑和防御”这里进行无节制的军费和防务资源增强的规划设计，会在全球安全和战略领域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未来走向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相关的安全利益。
其次是危机预防管理。1999年轰炸南联盟时，北约也狡辩称这是危机预防。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在制造危机和灾难，所以他们的用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习惯于用一系列话术美化自己的行为。制造危机，他们说是预防危机；加剧灾难，他们说是管理危机。
需要警觉的是，冷战结束之后，除了南联盟之外，北约还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方搞所谓的危机预防和管理，而这些行动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让当地变得高度混乱、灾难频发，难民大量涌现，平民大量死亡。
当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的挑战”之后，这就意味着在事关美国重要战略利益的区域，美国一定会制造出一些议题，将其北约盟国和亚太地区盟国汇集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轨道上来。其中最明显，也是最具高战略价值的两个议题和区域就是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
在美国鼓动下，北约大概率会围绕这两个事关中国的高战略价值的议题和区域制造更严重的大危机，从而使北约资源按照美国的设想持续转移到亚太地区，更具针对性地服务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
三是合作安全。北约自称要在欧洲—大西洋区域构建一个包容性安全架构，但是现实中这个构建的安全架构是包容性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俄乌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对立。从客观结局就能看出，北约所谓的“合作安全”建立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对手或敌人基础之上，并非追求综合性的“包容”，而是在制造“大分裂”。
事实上，美国推动北约在亚太地区发挥功能的方式是北约的亚太化，就是将北约的制度架构和行动范围延伸到亚太。
而判断这种延伸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中国在当前加快呈现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打造进程中是否能被持久有效和实质性地削弱和边缘化，或者说，是否能够把中国排挤出亚太地区美国正加速主导构建的所谓综合性安全架构之外，就像北约过去30年中把俄罗斯彻底地隔离在欧洲安全事务之外一样。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峰会合影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面对北约的多方面挑战，中国可以如何反击？
李海东：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在美国之外考虑对美外交，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着改变美国已经确定下来的所谓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既定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格局，不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改变的，这是个结构性的难题。
美国会动用手中所有的战略资源来处理对华政策。在美国看来，最具价值的战略资源就是其主导的联盟体系，而这一体系最核心的联盟就是北约，因此美国一定会把北约这一被认为最具战略价值的资源，用到被认定的最具威胁性的战略竞争对手或敌人身上。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能够发力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尽最大努力尽快与能够争取到的欧洲国家开展更高层次、更深幅度、更广范围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构建与最大多数欧洲国家间的互惠关系。这会使得美国围绕中国在亚太地区具高战略价值的议题或区域制造大危机时，这些欧洲国家能够从北约内部对美国的冒险行动进行及时和强力约束。
北约目前有30个成员国，明年会增至32个。这30个成员国在涉华问题上的立场和判断是存在很大分歧的，这也是为什么北约内部谈论中国的时候会有不同主张的原因之所在，比如说美英强调对华强硬，话语会更尖刻一些，而德法相对中性温和一些。因此，中国应抓住窗口期，筑牢对欧外交这一关键环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导致欧洲国家疏远我们的话语和行动。
第二，我们必须做好底线思维，对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在未来10年做好北约、美国及其亚太个别盟国在中国周边具高战略价值的议题和区域制造大危机的应对准备。北约是通过制造危机来强化自身功能的，北约既然打算强化其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和功能，那就必然会制造更大的危机。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拥有核武器，就不会发生战争，俄乌冲突的例子表明，即使拥有核武器也没能制止战争。对于核武器，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其战略功能，继续加强自己的核武力量建设，但另一方面也做好底线准备。
第三，现在的战争形态变化很快，我们需要始终了解并尽快适应最新型的战争形态，确保在任何战争形态下都一定能够打赢的局面。
第四，中国要最大限度地与周边国家和亚太地区最大多数国家发展出一个更具战略互信度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安全高度互信的、人文交流密织的网络。这样一来，美国搞“北约亚太化”或北约要在亚太地区展示其功能时，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会认为这是一股祸水，都会选择远离。
如果能达成这种效果的话，就意味着北约的亚太化进程因为在亚太大多数国家中不受欢迎而遭到迟滞。但迟滞并不意味着停止，美国及其个别盟国还是会继续力推此进程。北约会利用任何危机达成此目的，没有危机就制造危机，有了危机就扩大化危机，把小危机变成大危机，用各种方式往前推此进程。
观察者网：这次远在西班牙办会的北约也把手伸到了亚太地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首次受邀赴会。北约的这一操作传递出什么信号？美国主导的北约会否按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的需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李海东：北约未来的战略重心往亚太转移是一个趋势。最初北约是拢着西欧对抗东欧，接着是拢着东欧对抗俄罗斯，然后就会拢着欧洲国家，跟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中国。
这是一个从西欧、东欧、俄罗斯，再到全球的过程，全球阶段很显然针对的就是中国。所以，北约的全球功能的发挥集中体现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所做所为。
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延伸或功能延续，是这个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续命”的前提，这点我们要清楚，这是70余年纵向历史发展逻辑所揭示出来的一个必然方向。
北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合作安全”，其中强调要与亚太地区伙伴国间建立紧密联系。这个伙伴国是有标准的，是以所谓共同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共享利益和相应机制构建为前提的。
这些条件是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的。首先是共同价值观，这能够确定对方是不是能够成为美国的真正盟国，有了共同价值观，然后再发展共同的利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多层面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
那么基础设施建设将如何进行呢？按照美国的逻辑，需要在盟国或伙伴之间进行一系列的相互支撑推进的行动。而对盟国或伙伴之外的那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则需要竭尽全力加以扭曲、边缘化和妖魔化。
因此，如果北约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功能，就必须在高战略价值的区域和议题中制造足够大的危机，刚才我们提到了目前看存在的两个较为明显的这样的区域和议题：一个是台海，一个是南海。同时北约还会在制造危机的过程中对其所谓的全球伙伴关系进行规划加以快速推进，这一推进过程当然也会是对其他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相应运作原则进行改造的过程。
换言之，北约亚太化的过程会是一个对亚太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观念进行综合性西方化塑造基础之上的利益培育和排他性机制构建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亚太地区一定会遭到抵制或敌视，毕竟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是佛教国家或者穆斯林国家，还有较多国家在美国战略界定中属于“威权国家”。但是北约在美国的控制或牵引下，其行动逻辑是认定他们能够达到其确定的那些目标。
6月29日，北约峰会举行期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在马德里一家酒店内举行四国首脑会晤。图源：人民视觉
观察者网：在“印太战略”中，美国一直意图构建美日印澳为主轴的“围堵中国”的战线，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次印度又没有获邀与会，对此您有何解读？
李海东：我们应当分层次来看。首先，印度不是美国的盟国，只是美国的所谓伙伴。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是个伙伴关系，而日澳韩新和美国之间是盟国关系。
另外，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而北约又是一个反俄的机制。这就意味着，印度如果与北约联系密切的话，就会使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毫无疑问，这不符合目前印度界定的自我利益。
第三，印度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一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一个典型的有着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印度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奉行不结盟的传统政策。如果把不结盟政策抛弃掉，那么坦率地说，作为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很重要的资本之一也就没有了，这也不符合印度总体的外交传统和对自我利益的界定。
所以，美国企图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主导亚太地区联盟建设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要进行联盟再塑造的话，主要靠的是五眼联盟、奥库斯（AUKUS）和多个双边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只是一个补充性的机制，不是一个主轴性机制。
（刘骞、张菁娟对本文采访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