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在12月10日正式落幕。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认为，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稳”是第一要务，但是稳定不意味着放弃改革，要辩证看待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让改革变成稳定的动力。
同时，外媒不断炒作中国“经济风险论”无疑是资本的一种博弈，背后有其投资目的，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能很明确地衡量出哪个国家的投资更有前景。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如何看待2021年的宏观经济情况？
丁一凡：2021年的经济其实挺困难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去年向好的势头，维持了增长与不断向好的过程，值得肯定，但具体的项目上也出现了波动。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势头放缓，由于电力、能源供给出现紧张，生产增长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年的外贸出口表现不错，但也蕴含了一定的风险。外贸强劲是建立在外部经济低迷，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这种表现不会永远如此。在疫情此起彼伏的状况下，我们的出口好几个月都是20%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消费时，明确指出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这是否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导向相矛盾？
丁一凡：这是两个方面。全民节约意识是指现在的消费有一种铺张浪费的趋势，而不是反对正常的消费。在我们双碳目标的推动下，节约意识是一种可持续消费的导向。
按季度来看，我们的消费也有疲软的迹象，这也是国家提出共同富裕、倡导可持续消费的原因。要让中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使未来的消费有一个持续的增长点。
观察者网：“稳”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突出的关键词，文章中出现28次“稳定”，稳定对中国经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丁一凡：稳定的提出说明现在的经济不是那么稳定，还需要力量来巩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稳”是首要考虑。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是电力紧张，电力供应紧张造成的生产停滞就证明了宏观经济不是那么稳定。明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困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的担忧和应对。
中国经济内部存在一定压力，现在我们提出落实双减，达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但在技术层面遭遇了瓶颈，第三季度电力短缺就是因为很多地方为了减排目标拉闸限电，不让生产不让排放，但是对经济的后期影响很大。
怎样安排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的安全过渡，比如电网互通、可再生能源稳定替代过去的火电，这些都是压力，当然也是投资机会，私营资本一般考虑不到这件事情，所以需要政府去引导。
第二是外部环境。现在全球的经济压力在上涨，但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却没有那么乐观，世界经济能否走出通货膨胀挺令人担心的。
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不断发出警告，说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滞胀，在经济恢复乏力、增长缺乏动力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没有什么手段去刺激和改善，这是很大的隐忧，所以中国经济必须稳定。
从增长数据来看，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如果这种出口依赖不能持续的话，明年经济肯定要受到影响，后续持续不了的时候，如何稳定增长就是我们新一轮经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观察者网：现阶段对稳定有了更高的要求，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这是否意味着明年的政府日程上，经济稳定会比改革更加重要？
丁一凡：稳定和改革需要辩证看待，就像改革开放一样，它们不是彼此互斥而是相互促进的。
我们把稳定放得特别重的时候，并不是说改革就放弃了。改革是改变现状，比如说能源转型当然要改革，如果说维持现状，我们的目标就完成不了，问题推到最后解决起来可能更困难。
从这个角度上讲，需要动态看待稳定这个问题，有时候改革会促进稳定，而不是改革破坏稳定。这个动态平衡就跟骑自行车一样，如果停下来自行车就会倒，只有不断往前走，平衡才能达到。
我们并非只要稳定，我们需要改革，而且是稳健的改革，衡量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在有一些动态性的前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拉闸限电减排之前做得比较粗鲁，要考虑到替代能源的投资和发展是不是能跟上减排的进度和节奏。如果投资的新能源供给跟得上减排的节奏，我们大可以关掉一批煤电，能源系统也会是稳定的。机械地执行能源政策只会造成失衡断电、供给不足，所以能源改革需要前瞻性、系统性的措施。
也就是说，稳定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如果什么都不做，能源替代和转型也就无法实现，将来就可能遇到更麻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出口。
现在美欧都在搞碳排放税，双碳目标可能会影响未来国家的出口，中国出口的商品被欧美加征碳排放税，加完税价格太贵，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就会失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碳排放税是减排最有力的工具。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个体制造商可能考虑不到这些问题，但是国家必须考虑，碳排放税影响出口，势必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国外竞争力。
观察者网：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外媒不断炒作中国的“经济风险论”，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外资出逃，存在风险外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丁一凡：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博弈，金融市场上的舆论战有其一定道理，舆论战背后是很多利益纠葛。
金融市场的投资也不是那么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荣》、非理性投资都证明了这一点，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就明白外媒的评论不是那么客观，反而有所目的。
外媒不断渲染“中国风险论”，背后有其投资目的。曾经在中国金融市场吃过亏的人拼命诋毁中国经济，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试图煽动资本离开中国市场，报复中国一把。索罗斯就曾说，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超过关心美国国家利益。
从这些角度上讲，说中国坏话既有它的利益，又有它的复仇，我们不用理会这种观点。
同时，中国要明白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未必能做得到，比如华尔街对中国的态度是极其分裂的，有人想赚钱，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也有人不太想客观地分析市场。
作为宏观经济投资，美国的趋势真的比中国好吗？美国债务的增长情况、经济增长的停滞情况，国际投资者能够很明确地衡量出哪个国家的投资更让人放心。
我觉得当然在中国投资更让人放心，但是我们证券市场有一些规定，有很多游资非常想进入中国却进不来，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离岸人民币汇率不断上涨，这也说明资本市场看好中国市场。
观察者网：现在有一种论调把改革和增长对立起来，不断调低未来10年的经济增速（有观点认为可能在3%左右），扰乱了社会预期，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进行了定调纠偏，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您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丁一凡：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动力，是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思考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多的潜力。
我们的共同富裕会给消费市场释放增长潜力。新型城镇化还在进行中，城市群（city cluster）建设，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这些城市聚集效应都会对经济产生推动。还有技术创新在任何时期都是经济增长最好的助推。
经济增长变量无非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领域里，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技术创新可以发生在各个方面，公众对于技术创新的理解认为会在半导体、芯片领域，但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领先于全球，新能源车、光伏都是技术创新，都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投资就有增长，这些新技术都能发挥出效应来。
除了技术创新以外，中国投资和吸引外资都是比较强势的，外国资本看好中国市场。最近美国驻华商会和欧洲驻华商会做了调查，大部分在中国的企业未来都要增加投资，美国过去想要与中国脱钩也完全失败了。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说，美国要从与中国“脱钩”转到与中国“再挂钩”，这都证明美国想拉着欧洲搞小圈子是违反市场规律和市场趋势的，市场希望跟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只有这样资本的收益才更好、更稳定。
现在有分析，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唯一增长的是中国和美国，但显然中国的经济质量比美国好得多，否则美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而且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的扩张，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数据与2008年危机之前差不多，能源消费也没有太大增长。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跟能源消耗是相关的，中国这些年的能源消耗增长跟经济增长是成比例的，而且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比，也就是说提高我们的能源消耗效率，降低制造业的能源强度。能源强度就是消耗多少能源产生多少制造业GDP，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我们的能源强度下降了20%，“十三五”期间也下降了15%，这都得益于能源效率的很大提高。
能源强度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的能源消耗还是在增长，实际表明经济是在不断增长。
美国这十年多期间，没有很大的能源技术进步，而且由于政治换届，他们甚至把传统能源增长当作最主要的动力，特别是共和党的利益集团。即使如此，美国的能源消耗也没有太多增长，可见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金融泡沫增长。
拜登民调支持率一再下跌，多数受访者忧美国经济不乐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这个角度讲，全球经济停滞，只有中国还在坚持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结果也有目共睹，我们的高铁、飞机、5G基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出行习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水平，而这些中国经济进步被很多人低估忽视了，或者是有意地忽视了。
观察者网：之前采访您时，您谈到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短暂波动，第四季度会缓解。现在有观点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也会达到8%，您预判明年的经济状况会如何？
丁一凡：我估计今年8%应该有可能，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我认为明年经济增长会放慢，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变化，全球经济比较低迷，我们成功防控疫情使得中国制造一枝独秀，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022年的疫情形势乐观估计应该比今年有所好转，虽然奥密克戎传染性很高，但致死率似乎在下降，损害性在下降，所以新冠疫情未来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新型流感。
这样的话，经济有望缓慢复苏，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问题可能会逐步缓解，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下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会随之下降。
那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得靠自己，我们提出的“六稳”“六保”都跟这些判断有关系。
2022年如果疫情全面遏制住了，我觉得中国也会有一些好的消息。我们对疫情的管制可能也会松一点，这对中国经济复苏也会是一个刺激。
在疫情期间的这两年，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受到很大的抑制，包括旅游业、餐饮业等，这些活动在疫情遏制后会逐渐恢复起来，不断促进经济发展。
明年，通胀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这些发达国家从2008年释放了大量流动性，疫情中间又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美联储在2020年无限宽松，结果使得美国股市三度熔断，而且这都没有制止市场的恐慌。
后来，美联储使用了无限量化，只要市场恐慌我就买入债券，给市场提供无限的流动性，确实是制止了市场恐慌，但也给市场通货膨胀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现在全世界这种过分的流动性，让西方国家进退两难，本该收紧流动性来应对通货膨胀，但之前积累的金融泡沫可能会引发全球新一轮的危机，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犹豫观望。
明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通货膨胀有可能会继续上涨，欧美央行不敢采取措施，但是滞胀拖得越长、经济不能恢复，就会演化成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危险，如果他们改变货币政策，开始回收货币，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谁也不知道，也有可能再次发生比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2022年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的一年，这也就是我们的中央经济会议要强调“维稳”，疫情已经对现阶段经济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而疫情造成的金融泡沫和两难选择也只会比2008年更严重。
一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在12月10日正式落幕。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认为，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稳”是第一要务，但是稳定不意味着放弃改革，要辩证看待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让改革变成稳定的动力。
同时，外媒不断炒作中国“经济风险论”无疑是资本的一种博弈，背后有其投资目的，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能很明确地衡量出哪个国家的投资更有前景。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今年的经济工作，如何看待2021年的宏观经济情况？
丁一凡：2021年的经济其实挺困难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去年向好的势头，维持了增长与不断向好的过程，值得肯定，但具体的项目上也出现了波动。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势头放缓，由于电力、能源供给出现紧张，生产增长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年的外贸出口表现不错，但也蕴含了一定的风险。外贸强劲是建立在外部经济低迷，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这种表现不会永远如此。在疫情此起彼伏的状况下，我们的出口好几个月都是20%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消费时，明确指出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这是否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导向相矛盾？
丁一凡：这是两个方面。全民节约意识是指现在的消费有一种铺张浪费的趋势，而不是反对正常的消费。在我们双碳目标的推动下，节约意识是一种可持续消费的导向。
按季度来看，我们的消费也有疲软的迹象，这也是国家提出共同富裕、倡导可持续消费的原因。要让中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使未来的消费有一个持续的增长点。
观察者网：“稳”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突出的关键词，文章中出现28次“稳定”，稳定对中国经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丁一凡：稳定的提出说明现在的经济不是那么稳定，还需要力量来巩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稳”是首要考虑。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是电力紧张，电力供应紧张造成的生产停滞就证明了宏观经济不是那么稳定。明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困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了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的担忧和应对。
中国经济内部存在一定压力，现在我们提出落实双减，达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但在技术层面遭遇了瓶颈，第三季度电力短缺就是因为很多地方为了减排目标拉闸限电，不让生产不让排放，但是对经济的后期影响很大。
怎样安排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的安全过渡，比如电网互通、可再生能源稳定替代过去的火电，这些都是压力，当然也是投资机会，私营资本一般考虑不到这件事情，所以需要政府去引导。
第二是外部环境。现在全球的经济压力在上涨，但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却没有那么乐观，世界经济能否走出通货膨胀挺令人担心的。
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不断发出警告，说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滞胀，在经济恢复乏力、增长缺乏动力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没有什么手段去刺激和改善，这是很大的隐忧，所以中国经济必须稳定。
从增长数据来看，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比较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如果这种出口依赖不能持续的话，明年经济肯定要受到影响，后续持续不了的时候，如何稳定增长就是我们新一轮经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观察者网：现阶段对稳定有了更高的要求，增长的前提是稳定，这是否意味着明年的政府日程上，经济稳定会比改革更加重要？
丁一凡：稳定和改革需要辩证看待，就像改革开放一样，它们不是彼此互斥而是相互促进的。
我们把稳定放得特别重的时候，并不是说改革就放弃了。改革是改变现状，比如说能源转型当然要改革，如果说维持现状，我们的目标就完成不了，问题推到最后解决起来可能更困难。
从这个角度上讲，需要动态看待稳定这个问题，有时候改革会促进稳定，而不是改革破坏稳定。这个动态平衡就跟骑自行车一样，如果停下来自行车就会倒，只有不断往前走，平衡才能达到。
我们并非只要稳定，我们需要改革，而且是稳健的改革，衡量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在有一些动态性的前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拉闸限电减排之前做得比较粗鲁，要考虑到替代能源的投资和发展是不是能跟上减排的进度和节奏。如果投资的新能源供给跟得上减排的节奏，我们大可以关掉一批煤电，能源系统也会是稳定的。机械地执行能源政策只会造成失衡断电、供给不足，所以能源改革需要前瞻性、系统性的措施。
也就是说，稳定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如果什么都不做，能源替代和转型也就无法实现，将来就可能遇到更麻烦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出口。
现在美欧都在搞碳排放税，双碳目标可能会影响未来国家的出口，中国出口的商品被欧美加征碳排放税，加完税价格太贵，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就会失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碳排放税是减排最有力的工具。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个体制造商可能考虑不到这些问题，但是国家必须考虑，碳排放税影响出口，势必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国外竞争力。
观察者网：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外媒不断炒作中国的“经济风险论”，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外资出逃，存在风险外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丁一凡：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博弈，金融市场上的舆论战有其一定道理，舆论战背后是很多利益纠葛。
金融市场的投资也不是那么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荣》、非理性投资都证明了这一点，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就明白外媒的评论不是那么客观，反而有所目的。
外媒不断渲染“中国风险论”，背后有其投资目的。曾经在中国金融市场吃过亏的人拼命诋毁中国经济，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试图煽动资本离开中国市场，报复中国一把。索罗斯就曾说，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超过关心美国国家利益。
从这些角度上讲，说中国坏话既有它的利益，又有它的复仇，我们不用理会这种观点。
同时，中国要明白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未必能做得到，比如华尔街对中国的态度是极其分裂的，有人想赚钱，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也有人不太想客观地分析市场。
作为宏观经济投资，美国的趋势真的比中国好吗？美国债务的增长情况、经济增长的停滞情况，国际投资者能够很明确地衡量出哪个国家的投资更让人放心。
我觉得当然在中国投资更让人放心，但是我们证券市场有一些规定，有很多游资非常想进入中国却进不来，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离岸人民币汇率不断上涨，这也说明资本市场看好中国市场。
观察者网：现在有一种论调把改革和增长对立起来，不断调低未来10年的经济增速（有观点认为可能在3%左右），扰乱了社会预期，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进行了定调纠偏，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您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丁一凡：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动力，是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思考方式，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多的潜力。
我们的共同富裕会给消费市场释放增长潜力。新型城镇化还在进行中，城市群（city cluster）建设，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这些城市聚集效应都会对经济产生推动。还有技术创新在任何时期都是经济增长最好的助推。
经济增长变量无非是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领域里，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技术创新可以发生在各个方面，公众对于技术创新的理解认为会在半导体、芯片领域，但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领先于全球，新能源车、光伏都是技术创新，都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投资就有增长，这些新技术都能发挥出效应来。
除了技术创新以外，中国投资和吸引外资都是比较强势的，外国资本看好中国市场。最近美国驻华商会和欧洲驻华商会做了调查，大部分在中国的企业未来都要增加投资，美国过去想要与中国脱钩也完全失败了。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说，美国要从与中国“脱钩”转到与中国“再挂钩”，这都证明美国想拉着欧洲搞小圈子是违反市场规律和市场趋势的，市场希望跟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只有这样资本的收益才更好、更稳定。
现在有分析，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基本上陷入了停滞，唯一增长的是中国和美国，但显然中国的经济质量比美国好得多，否则美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而且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的扩张，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数据与2008年危机之前差不多，能源消费也没有太大增长。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跟能源消耗是相关的，中国这些年的能源消耗增长跟经济增长是成比例的，而且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比，也就是说提高我们的能源消耗效率，降低制造业的能源强度。能源强度就是消耗多少能源产生多少制造业GDP，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我们的能源强度下降了20%，“十三五”期间也下降了15%，这都得益于能源效率的很大提高。
能源强度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的能源消耗还是在增长，实际表明经济是在不断增长。
美国这十年多期间，没有很大的能源技术进步，而且由于政治换届，他们甚至把传统能源增长当作最主要的动力，特别是共和党的利益集团。即使如此，美国的能源消耗也没有太多增长，可见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金融泡沫增长。
拜登民调支持率一再下跌，多数受访者忧美国经济不乐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这个角度讲，全球经济停滞，只有中国还在坚持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结果也有目共睹，我们的高铁、飞机、5G基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出行习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水平，而这些中国经济进步被很多人低估忽视了，或者是有意地忽视了。
观察者网：之前采访您时，您谈到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短暂波动，第四季度会缓解。现在有观点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速也会达到8%，您预判明年的经济状况会如何？
丁一凡：我估计今年8%应该有可能，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不是特别重要。
我认为明年经济增长会放慢，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变化，全球经济比较低迷，我们成功防控疫情使得中国制造一枝独秀，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022年的疫情形势乐观估计应该比今年有所好转，虽然奥密克戎传染性很高，但致死率似乎在下降，损害性在下降，所以新冠疫情未来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新型流感。
这样的话，经济有望缓慢复苏，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问题可能会逐步缓解，中国制造的需求可能会下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会随之下降。
那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得靠自己，我们提出的“六稳”“六保”都跟这些判断有关系。
2022年如果疫情全面遏制住了，我觉得中国也会有一些好的消息。我们对疫情的管制可能也会松一点，这对中国经济复苏也会是一个刺激。
在疫情期间的这两年，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受到很大的抑制，包括旅游业、餐饮业等，这些活动在疫情遏制后会逐渐恢复起来，不断促进经济发展。
明年，通胀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这些发达国家从2008年释放了大量流动性，疫情中间又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美联储在2020年无限宽松，结果使得美国股市三度熔断，而且这都没有制止市场的恐慌。
后来，美联储使用了无限量化，只要市场恐慌我就买入债券，给市场提供无限的流动性，确实是制止了市场恐慌，但也给市场通货膨胀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现在全世界这种过分的流动性，让西方国家进退两难，本该收紧流动性来应对通货膨胀，但之前积累的金融泡沫可能会引发全球新一轮的危机，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犹豫观望。
明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通货膨胀有可能会继续上涨，欧美央行不敢采取措施，但是滞胀拖得越长、经济不能恢复，就会演化成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危险，如果他们改变货币政策，开始回收货币，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谁也不知道，也有可能再次发生比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2022年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的一年，这也就是我们的中央经济会议要强调“维稳”，疫情已经对现阶段经济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而疫情造成的金融泡沫和两难选择也只会比2008年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