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就业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4 月份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了 20.4%，超过了去年 7 月的 19.9%。与此同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 1158 万，在去年首次突破千万达到 1076 万之后又创新高。6、7 月份伴随大批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青年调查失业率很可能还会更高。而过去几年受经济影响，很多企业的校招名额都在减少，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现象。
从十几年前的“蚁族”到今天的“孔乙己”，青年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青年就业问题的凸显，除了找不到工作之外，也表现为很多隐形的就业难中，例如考研、考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者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但是不敢辞职跳槽，甚至不敢主张应有的权利、在就业中的人缺少升迁和发展机会等等。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聂日明自 2015 年开始关注就业问题，基于对数据的挖掘和解读（《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一：他们为什么不工作？就业怎么稳？》），提出解决就业问题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系统性思维》），指出不仅要关心就业率，还要提升就业质量，而提升就业质量还是需要依靠大城市（《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二：何为好工作？如何提高就业质量？》）。在一篇针对“35岁现象”的文章中，聂日明指出企业如果选取高端产业、精益生产，就会更加依赖有经验的人才，会自然地提供就业机会的纵深，35 岁现象揭示了企业长期视角的欠缺。
我们邀请聂日明做客“问题青年”，与我们共同探讨青年就业难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在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公共部门的招录规模，还是要靠企业？灵活就业对青年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学历低就是否应该被鼓励？作为个体，在升学、考公、就业之间如何选择？
本期问题青年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Lisa、璐璐｜问题青年主播
数据之下：如何理解当前的失业率？
Lisa：
去年，16-24 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一度达到了 19.9%，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是 18.3%，其中 3 月也达到了 19.6%。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失业率数据？
聂日明：
｜“当前城镇青年失业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16-24 岁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失业率是在一个抽样框里进行调查，囊括几十万户的规模，覆盖了全国主要的县和地级市。中国从 2018 年开始公布分年龄段的失业率，其中 16-24 岁的失业率就被称为青年调查失业率。
首先目前青年失业率确实是比较高的。2018 年公布的时候，这个失业率就已经比较高，但是和全球其他国家比还不是很夸张。但是在疫情之后，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水平就变得越来越高，尤其在去年，全年最高时达到了 19.9%。
青年失业率是有季节性的，毕业季的失业率会比较高，所以每年七八月是全年青年失业率的高点，秋冬季失业率又会下降。
所以按照规律，今年 3 月份失业率就达到了 19.6%，这表明中国今年七八月的失业率肯定会明显超过去年的高点。
如果我们跨国来对比，2022 年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大概 16.4%，全球和亚太的平均大概是 15%，所以中国平均的失业率是高过欧洲、全球和亚太的平均水平的。全球来看，西班牙、葡萄牙的失业率比较高，像巴西、南非这样的国家，青年失业率超过了 50%。
原先我们觉得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都是西班牙、葡萄牙、南非这样的国家会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青年的情绪普遍不是很高涨，会有很多社会问题。目前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接近 20% 了，而且今年有很大概率会超过 20%。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青年刚进入就业市场没多久，当下的精气神可能决定他的一辈子，刚开始的工作路径也可能决定他一生的职业方向。所以青年失业关系的不是一个人在几年内受挫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感知到的就业困境比数据更严重？”
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分子是“没有工作但近 3 个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 2 周内开始工作的人”，也就是说，试图找工作但是没找到的人被纳入了分子。但是有一些人压根就不在找工作，他们被称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人是不被包括在失业率计算的分子里的。所以失业数据不包括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的人，这意味着社会中不工作的人占整个人群的比重肯定是超过 19.6% 的。
另外，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城镇青年失业率”是不包括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在县城无所事事的青年、没有进城的农村青年，都是不纳入统计的。所以实际的青年失业率情况肯定比数据更严重。
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的人，可以用另一个数据，也就是“劳动参与率”来反映。在近几年的环境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确实有一定的下降。这时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青年不愿意劳动？是因为他家庭比较富足、不需要劳动，是因为觉得无法学以致用，所以不愿劳动，还是因为学历较高，因而不愿意低就？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毕业去向的变化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没有准备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而更多地会去考研考公。我们可以谈一谈现在大学生去向的变化。
璐璐：
我是 2020 年毕业的，当时我们留在国内读研、出国读研以及直接找工作的比例差不多是 1:1:1。但是我问了一个今年毕业的朋友，她表示在全班三四十人中，只有三四个人会选择直接工作。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继续读研，如今不读研似乎会成为一个缺陷，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不读？尽管考研这条路也很不好走，但三战、四战考研的人也不在少数。
另一位研究生朋友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研究生更多会选择出来找工作。但是她告诉我，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全国巡回考公务员和编制，申请延毕的人也更多了，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毕业和就业压力太大，或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单位。虽然大家对于延毕的接受程度更高了，但是职业选择也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还是都涌入一条赛道里去了。
今年年初，有一些学校发布过自己的毕业生毕业去向数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的本科毕业升学率高达 82% 和 64%，清华也是大约 8 成的比例都是继续升学。
另一方面，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概有 500 万左右，刨除保研的名额，有人预测今年报名和招收的比例大约是 6:1，这说明考研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考研下行、求职下行的趋势是如何发生的？”
毕业落实率这个指标其实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一种软性考核方式。“落实”其实就是有“去向”了——考研、出国，或者工作和创业。
但是高校识别这些的机制都是非常简单的。它没有办法识别你到底有没有真实地就业，签了三方就算就业，或者你创办了一个公司，把营业执照给学校，它就认可你。疫情之前落实率一直是比较高的，疫情后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毕业去向落实率在不同的学校表现也是不一样的。精英大学，尤其是特别好的985学校，一般来说是考研、出国、工作各占 1/3，但最近几年，考研和出国比率已经超过了 80%，比如清华、复旦，但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还要更高，因为很多学生虽然工作了，但只是签了三方，后面还是要准备二战三战，所以出现了“考研下行”的趋势，就是学生会选择考一个不如自己本科学校的研究生学校。
这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出口变得越来越窄，这主要还是就业市场的收缩导致的。
找不到好的工作，就需要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多一个学历很重要。因为很多企业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就直接按照学历排序，淘汰本科生，最终这个工作是否需要高学历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筛人的门槛。
把就业市场的激烈再细化一下，其实是一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头部行业收缩了招人编制，使得一些原先竞争力很强的毕业生出现了求职意愿下行的趋势。原先名校的学生会去一些头部的企业，它们招人多、薪水好。但现在这些企业大幅削减了 headcount，这使得名校的毕业生首先求职下行，在名校学生之下的其他学校就卷得就更厉害了，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又不得不考研。
在宏观上我们也能看到，2018 年之后我们城镇的新增就业人数出现了锐减。确实城镇里很多人退休了，按道理说，岗位空出来后，应该可以容纳更多的年轻人，但其实并没有。所以这不单纯是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而是因为中国整个就业市场的萎缩。
说实话，考公和考编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去向，但是在 2018 年以前，最优质的学生的第一去向并不是当公务员或老师，他们可能希望去大的互联网、外企、金融机构，还有教培行业，但当这些岗位在削减甚至消失的时候，清华北大的学生也会加入到考公考编的行列，其他学校的学生就会更难受。
｜“高校关于毕业去向的数据还不够完善”
我们对现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对市场还缺乏很清晰的认识，因为中国高校的数据公布没有那么完善。比如说美国有像 PayScale 这样的一些雇主雇员调查机构，在美国应聘一个职位，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每一个州，甚至每一个城市里，某一个岗位的薪酬宽幅是多少、薪酬分布是什么样。
PayScale 每年会调查美国 4000 多家高校、约 320 万名毕业生的薪资情况，并且会调查很多个不同的指标，包括职业匹配度、学历低就情况、薪资水平。首先它会看你的职业匹配度，就是学的专业和最后去的岗位是否匹配。学以致用是很重要的，因为高校培养学生，就是为了能够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工作里。
另外就是学历低就，你做的是否是跟你的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只有匹配的时候，学校接受的很多财政补贴才是不浪费的。比如让一个受了十几二十年教育的人去送快递、外卖，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即使送快递外卖的收入可以很高，但是它不需要硕博学历，对吧？
第三是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可以从更细的维度体现你的职业匹配度、在职场里的竞争力。
经过这些调查，高校的做假就完不成了，比如只签了三方但没有实际就业，就不会反映出薪资，这样学校里就没有必要去完成毕业落实率这样的指标了，相反它会真实地把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当作重要的事。如果中国也这样做的话，水分就挤掉了。
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是一个隐患吗？
我们刚才谈到了几条路径，但是看起来成功的几率都还蛮小的。有大量的年轻人，处于没有就业，也没有成功地完成升学的状态。
各国都非常关心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去年，北大的卢锋教授就指出，中国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经高于欧美，应该引起重视。您是怎么看目前的失业率的？您觉得这是一个隐患吗？为什么好像中国社会对于青年失业率的容忍度会显得比欧美更高一些？
｜“青年失业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
讨论隐患问题之前，我们要先看看目前青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目前的失业率是否比之前要高，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从宏观数据上能够看到青年就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城乡结构、学历结构和职业结构。
200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 40%。当时的人口流动也很少，农村青年很难到城市里就业，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
2000 年的时候，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 7.5%，而现在已经超过 60% 了。也就是说，在 2000 年的时候，新增青年就业大部分都是高等教育以下学历。当时工作好找吗？也不太好找，他们大量从事的是农业类和灵活就业类的工作。这也意味着 2000 年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被大幅低估的，因为农村人口并不纳入到城市的就业统计体系里。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一直有这样一群隐形的群体，他们的失业率是比较严重的，但他们是舆论上的失踪者。
今天青年失业率很高，是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的。一方面，这个世代里 80% 左右的人都将接受大专或本科的教育，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话，公众一下就会关注到。另一方面，这些人都已经进城了，大部分人都变成了城镇劳动力，全社会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压力都在城镇，当他们从农村到城市里找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就进入到舆论视线里，不再是舆论上的失踪者了。
所以说青年就业问题是不是一个隐患，其实一直是隐患，但以前这些人一直在农村，并不在我们的公众舆论视线。这并不表明过去就不严重，只是今天因为他们身份的变化而被我们感知到了。
另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是，我们会觉得花了很长时间去培养一个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说不过去。所以它确实是个隐患，它突破了公众通常的认知。大学生接受的教育给了他很多的理念、价值观，如果他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很强的幻灭感。
青年流动到城市里读书后，很难再回到农村就业。因为他们不喜欢农村，农村几乎没有娱乐，也没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最核心的是，农村没有大学生可以就业的岗位。所以他们大部分是要在城里就业的，而他们在城里没有积累、没有房子，也城市里的社交网络，在城市立足是很难的。
工作就是他在城市立足的一个根本，当你把就业给拿掉之后，他城市立足的根本就没有了，这会引发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所以就业问题是格外核心的问题。中国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承载了很多的价值，承载了乡城流动人口完成城市化的转变，也包含非农就业阶层的向上跃迁。所以如果无法在城市为青年提供一个体面的稳定就业，这些都会成为泡影，它影响的不单纯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
从蚁族到孔乙己，青年处境的悖论
其实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从 2000 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提上日程，尤其是在 2009 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是蚁族的问题，当时学者廉思提出并且研究了这个族群。他研究了北京的北漂一族，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只能在城市外围群租一个小公寓，他们的处境完全没有达到读大学时的一些预期。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又在讨论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的问题，在您看来，我们怎么去看待从蚁族到孔乙己的青年处境，这些困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蚁族和孔乙己的相关性”
蚁族和孔乙己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这两个问题又有一定的相关性。“孔乙己”是今年刚诞生的话题，最开始主要还是指不愿意低就的大学生——不愿意去干一个原本就不需要高等学历的职业。
这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地方，最核心的还是缺乏体面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缺乏高质量的就业。体面工作一般是指工作环境比较好、收入尚可的工作，但两者都没有。
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最核心的还是中国巨大的地区差距，因为我们说蚁族，主要是在一些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房价比较高。另外不完全的城市化，使得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有了明显的身份差异和财富差异。更令人警惕的是，如今因为租金的上涨，他们可能想在城市里成为蚁族，也越来越难了。
孔乙己是一种自嘲，更多是大学生在求职上的困惑。他们在读书期间，要读好的小学、好的初中，要去参加高考，没有人跟他们讲，你考上大学之后，要脱下长衫，去做体力劳动。我觉得指责孔乙己不脱下长衫去做体力劳动，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教育与现实间的矛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财政培养这么多大学生，难道是希望他们以后去送快递吗？每个大学生背后是每年几万块钱的财政补贴，读完四年，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入起码是十几万。
所以大学有几种含义，第一个是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我们读大学肯定是为了能够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竞争力。去做一个不需要本科教育的职业，也不是我们教育的初衷。因为教育政策本身就让每个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可以做自己专业的事情，这样教育投入的财政补贴才是不浪费的。
另外，大学生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会有一定差异，大学塑造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读过大学的人可能愿意上微博、混社群，喜欢一些务虚的讨论，喜欢喝咖啡，等等。
大学生所学习、体验、追求的生活方式，往往都是舆论所倡导的体面生活的方式，更多的休闲、更多的消费升级，在城市里看话剧、演唱会、脱口秀，这些不都是我们提倡的消费升级吗？这不是好事吗？
中国学生在整个读书期间，价值观、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在高中之前的教育目标就是高考，虽然说我们不断尝试推素质教育，但是最后能够考上名校，还是那几张考卷决定的，并不是什么游泳、跳高、钢琴。这样一种目标单一的机制，也是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的。我们在社会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大学越来越高中化，甚至你考完研究生之后还没停下，还要继续考公考编。
教育告诉你，只要认真考试就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悖论，这个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目标和价值观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却希望学生在毕业之后能有一个多元化的选择，这是想否认过去每个人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吗？
就业问题，无解中如何找路径？
谈到这儿，我们可以再往下谈一谈怎么解决就业问题。
其实我们在 2000 年初的 10 年里面受到了加入 WTO 的影响，产能巨大扩张，包括出口的贸易、很多行业的高速增长给我们带来了青年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但是我们这几年也会在讲内循环，有些行业其实已经没有高速增长，甚至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青年的就业如何解决？
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去，到农村基层去，鼓励毕业生应征入伍，包括近两年鼓励灵活就业，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些专家给出的建议，比如说要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公共部门的招录规模，在大学定期举办招聘会，提供一些培训服务等等。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政策措施？
｜“就业问题其实是一个增长问题”
我们首先要抓住重点，重点就是哪些行业、哪些工作类型是能够吸引最核心、最大量的就业的。我觉得毫无疑问，中国目前在政府部门的就业大概只占全社会就业的 3%，事业单位是 4.5%，国企 6.7%，这三个加在一起也不到 15%，但在私企民企里有 30%，其他行业大概还有 5%-6% 的样子。另外中国 12% 的人是自雇，35% 是农业就业。
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多雇点人，或征兵入伍，只能创造几十万的就业人员。并且这几十万就业岗位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是靠财政出钱，一个岗位一年要有六七万左右的投入，如果是 50 万的就业岗位，财政一年就要投入几百个亿，这要企业创造多少利润才能创造几百个亿的税收？
所以方向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高校毕业生必须是市场化导向就业。要在市场里创造就业岗位，就要看市场中创造就业岗位最大的群体是谁，答案肯定是企业。
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企业要愿意雇人，这就需要企业有扩张、有积极的投资预期。因此整体来说，就业是一个增长问题。
要保证增长，就要看中国增长的潜力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释放？这肯定要靠内循环，因为内部确实有很多消费，但是光靠内循环是否足够？1990 年代之前，我们是靠内循环的，但是我们还是解决不了城市就业，当时下岗问题，就是因为国企的产能无法释放。所以我们必须要纳入到双循环的体系里，需要依赖庞大的外部市场。必须要引入那些品牌很好、附加值很高、利润很充沛的企业在中国生产，这样全产业链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才会高起来。
所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只是教育部的事情，必须把经济增长做起来。因为失业率的问题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最最核心的宏观经济指标。
｜“高校在帮助毕业生就业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除此之外，高校当然要在这件事情上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人才的生产者。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我们过去确实有些调整，但整体来说，高校里的各个机制都没有围绕学生的就业目标来。
比如说学校大部分专业都没有 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这样一个设置，只有全校性的一个就业指导中心，搞一些招聘会。但是不是每一个辅导员、每一个老师都会发动自己过去的学生回到学校里去招人？很少。
国外的研究生和博士导师是负有一定推荐工作的义务的，他们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所以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互动。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因为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个加总到大学排名上，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另外，我整体来并不认为灵活就业是应届毕业生的一个很好的就业方式。当然它是一个次优选项，但它不是最优的。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并不只是你在工作里面学会了什么技能，更多的是你在整个工作中积累的各种经验、社会网络，所以如果你是自雇，在大部分行业都没办法让你去积累这些资本。
最后还想问一个和个体选择有关的问题，很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从经济学的角度，您怎么看考研、考编、找工作这几种路径？假如您特别关心的一个晚辈问您该怎么选择，您会怎么建议？
｜“逃避的选项一定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一个答案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比如对于家庭条件比较稳定的，本人也有一定能力去做更多的追求的人，那么考研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当然它意味着你要晚三年毕业，过去有一些职业本科就可以直接入职，考研就不是很合适。
我觉得首先要选对自己合适的，而不是说找不到工作就考个研、工作不如意就考个编，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因为考研、考编变成了一个逃避的选项，逃避的选项一定是错的。老师和公务员收入很稳定，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因为收入并不是行业里面最高的，而且大部分公务员其实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升到一个更高级的行政位置。行政机关和学校也有一些和企业不一样的玩法，所以要先考虑你自己是不是那种性格，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要把选项变成一种逃避，而要主动选择。首先要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其次在这个行业里我喜欢干什么，喜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能被形势推着走。我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的职业未来的好坏是依赖于你自己的投入的，因为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而精力投入是依赖于主观意愿的，一个人得要喜欢自己干的事情，才会琢磨如何提高自己，这才会形成经验的积累。
关于稳定，这个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当你走向一条很确定的路线的时候，你必须要反思它的成本是什么。
近日，青年就业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4 月份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了 20.4%，超过了去年 7 月的 19.9%。与此同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 1158 万，在去年首次突破千万达到 1076 万之后又创新高。6、7 月份伴随大批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青年调查失业率很可能还会更高。而过去几年受经济影响，很多企业的校招名额都在减少，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现象。
从十几年前的“蚁族”到今天的“孔乙己”，青年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青年就业问题的凸显，除了找不到工作之外，也表现为很多隐形的就业难中，例如考研、考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者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但是不敢辞职跳槽，甚至不敢主张应有的权利、在就业中的人缺少升迁和发展机会等等。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聂日明自 2015 年开始关注就业问题，基于对数据的挖掘和解读（《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一：他们为什么不工作？就业怎么稳？》），提出解决就业问题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系统性思维》），指出不仅要关心就业率，还要提升就业质量，而提升就业质量还是需要依靠大城市（《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二：何为好工作？如何提高就业质量？》）。在一篇针对“35岁现象”的文章中，聂日明指出企业如果选取高端产业、精益生产，就会更加依赖有经验的人才，会自然地提供就业机会的纵深，35 岁现象揭示了企业长期视角的欠缺。
我们邀请聂日明做客“问题青年”，与我们共同探讨青年就业难及可能的解决之道。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在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公共部门的招录规模，还是要靠企业？灵活就业对青年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学历低就是否应该被鼓励？作为个体，在升学、考公、就业之间如何选择？
本期问题青年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Lisa、璐璐｜问题青年主播
数据之下：如何理解当前的失业率？
Lisa：
去年，16-24 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一度达到了 19.9%，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是 18.3%，其中 3 月也达到了 19.6%。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失业率数据？
聂日明：
｜“当前城镇青年失业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16-24 岁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失业率是在一个抽样框里进行调查，囊括几十万户的规模，覆盖了全国主要的县和地级市。中国从 2018 年开始公布分年龄段的失业率，其中 16-24 岁的失业率就被称为青年调查失业率。
首先目前青年失业率确实是比较高的。2018 年公布的时候，这个失业率就已经比较高，但是和全球其他国家比还不是很夸张。但是在疫情之后，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水平就变得越来越高，尤其在去年，全年最高时达到了 19.9%。
青年失业率是有季节性的，毕业季的失业率会比较高，所以每年七八月是全年青年失业率的高点，秋冬季失业率又会下降。
所以按照规律，今年 3 月份失业率就达到了 19.6%，这表明中国今年七八月的失业率肯定会明显超过去年的高点。
如果我们跨国来对比，2022 年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大概 16.4%，全球和亚太的平均大概是 15%，所以中国平均的失业率是高过欧洲、全球和亚太的平均水平的。全球来看，西班牙、葡萄牙的失业率比较高，像巴西、南非这样的国家，青年失业率超过了 50%。
原先我们觉得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都是西班牙、葡萄牙、南非这样的国家会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青年的情绪普遍不是很高涨，会有很多社会问题。目前我们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接近 20% 了，而且今年有很大概率会超过 20%。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青年刚进入就业市场没多久，当下的精气神可能决定他的一辈子，刚开始的工作路径也可能决定他一生的职业方向。所以青年失业关系的不是一个人在几年内受挫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感知到的就业困境比数据更严重？”
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分子是“没有工作但近 3 个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 2 周内开始工作的人”，也就是说，试图找工作但是没找到的人被纳入了分子。但是有一些人压根就不在找工作，他们被称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人是不被包括在失业率计算的分子里的。所以失业数据不包括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的人，这意味着社会中不工作的人占整个人群的比重肯定是超过 19.6% 的。
另外，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城镇青年失业率”是不包括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在县城无所事事的青年、没有进城的农村青年，都是不纳入统计的。所以实际的青年失业率情况肯定比数据更严重。
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的人，可以用另一个数据，也就是“劳动参与率”来反映。在近几年的环境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确实有一定的下降。这时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青年不愿意劳动？是因为他家庭比较富足、不需要劳动，是因为觉得无法学以致用，所以不愿劳动，还是因为学历较高，因而不愿意低就？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毕业去向的变化趋势
Lisa：
现在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没有准备进入到劳动力市场，而更多地会去考研考公。我们可以谈一谈现在大学生去向的变化。
璐璐：
我是 2020 年毕业的，当时我们留在国内读研、出国读研以及直接找工作的比例差不多是 1:1:1。但是我问了一个今年毕业的朋友，她表示在全班三四十人中，只有三四个人会选择直接工作。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继续读研，如今不读研似乎会成为一个缺陷，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不读？尽管考研这条路也很不好走，但三战、四战考研的人也不在少数。
另一位研究生朋友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研究生更多会选择出来找工作。但是她告诉我，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全国巡回考公务员和编制，申请延毕的人也更多了，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毕业和就业压力太大，或是没有考上理想的单位。虽然大家对于延毕的接受程度更高了，但是职业选择也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还是都涌入一条赛道里去了。
Lisa：
今年年初，有一些学校发布过自己的毕业生毕业去向数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这两所学校的本科毕业升学率高达 82% 和 64%，清华也是大约 8 成的比例都是继续升学。
另一方面，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概有 500 万左右，刨除保研的名额，有人预测今年报名和招收的比例大约是 6:1，这说明考研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聂日明：
｜“考研下行、求职下行的趋势是如何发生的？”
毕业落实率这个指标其实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一种软性考核方式。“落实”其实就是有“去向”了——考研、出国，或者工作和创业。
但是高校识别这些的机制都是非常简单的。它没有办法识别你到底有没有真实地就业，签了三方就算就业，或者你创办了一个公司，把营业执照给学校，它就认可你。疫情之前落实率一直是比较高的，疫情后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毕业去向落实率在不同的学校表现也是不一样的。精英大学，尤其是特别好的985学校，一般来说是考研、出国、工作各占 1/3，但最近几年，考研和出国比率已经超过了 80%，比如清华、复旦，但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还要更高，因为很多学生虽然工作了，但只是签了三方，后面还是要准备二战三战，所以出现了“考研下行”的趋势，就是学生会选择考一个不如自己本科学校的研究生学校。
这是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出口变得越来越窄，这主要还是就业市场的收缩导致的。
找不到好的工作，就需要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多一个学历很重要。因为很多企业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就直接按照学历排序，淘汰本科生，最终这个工作是否需要高学历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筛人的门槛。
把就业市场的激烈再细化一下，其实是一些高附加值、高利润的头部行业收缩了招人编制，使得一些原先竞争力很强的毕业生出现了求职意愿下行的趋势。原先名校的学生会去一些头部的企业，它们招人多、薪水好。但现在这些企业大幅削减了 headcount，这使得名校的毕业生首先求职下行，在名校学生之下的其他学校就卷得就更厉害了，所以这些学校的学生又不得不考研。
在宏观上我们也能看到，2018 年之后我们城镇的新增就业人数出现了锐减。确实城镇里很多人退休了，按道理说，岗位空出来后，应该可以容纳更多的年轻人，但其实并没有。所以这不单纯是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而是因为中国整个就业市场的萎缩。
说实话，考公和考编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去向，但是在 2018 年以前，最优质的学生的第一去向并不是当公务员或老师，他们可能希望去大的互联网、外企、金融机构，还有教培行业，但当这些岗位在削减甚至消失的时候，清华北大的学生也会加入到考公考编的行列，其他学校的学生就会更难受。
｜“高校关于毕业去向的数据还不够完善”
我们对现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对市场还缺乏很清晰的认识，因为中国高校的数据公布没有那么完善。比如说美国有像 PayScale 这样的一些雇主雇员调查机构，在美国应聘一个职位，在互联网上可以搜到每一个州，甚至每一个城市里，某一个岗位的薪酬宽幅是多少、薪酬分布是什么样。
PayScale 每年会调查美国 4000 多家高校、约 320 万名毕业生的薪资情况，并且会调查很多个不同的指标，包括职业匹配度、学历低就情况、薪资水平。首先它会看你的职业匹配度，就是学的专业和最后去的岗位是否匹配。学以致用是很重要的，因为高校培养学生，就是为了能够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工作里。
另外就是学历低就，你做的是否是跟你的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只有匹配的时候，学校接受的很多财政补贴才是不浪费的。比如让一个受了十几二十年教育的人去送快递、外卖，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即使送快递外卖的收入可以很高，但是它不需要硕博学历，对吧？
第三是薪资水平，薪资水平可以从更细的维度体现你的职业匹配度、在职场里的竞争力。
经过这些调查，高校的做假就完不成了，比如只签了三方但没有实际就业，就不会反映出薪资，这样学校里就没有必要去完成毕业落实率这样的指标了，相反它会真实地把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当作重要的事。如果中国也这样做的话，水分就挤掉了。
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是一个隐患吗？
Lisa：
我们刚才谈到了几条路径，但是看起来成功的几率都还蛮小的。有大量的年轻人，处于没有就业，也没有成功地完成升学的状态。
各国都非常关心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去年，北大的卢锋教授就指出，中国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经高于欧美，应该引起重视。您是怎么看目前的失业率的？您觉得这是一个隐患吗？为什么好像中国社会对于青年失业率的容忍度会显得比欧美更高一些？
聂日明：
｜“青年失业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
讨论隐患问题之前，我们要先看看目前青年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目前的失业率是否比之前要高，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从宏观数据上能够看到青年就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城乡结构、学历结构和职业结构。
200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 40%。当时的人口流动也很少，农村青年很难到城市里就业，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
2000 年的时候，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 7.5%，而现在已经超过 60% 了。也就是说，在 2000 年的时候，新增青年就业大部分都是高等教育以下学历。当时工作好找吗？也不太好找，他们大量从事的是农业类和灵活就业类的工作。这也意味着 2000 年的青年失业率也是被大幅低估的，因为农村人口并不纳入到城市的就业统计体系里。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一直有这样一群隐形的群体，他们的失业率是比较严重的，但他们是舆论上的失踪者。
今天青年失业率很高，是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的。一方面，这个世代里 80% 左右的人都将接受大专或本科的教育，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话，公众一下就会关注到。另一方面，这些人都已经进城了，大部分人都变成了城镇劳动力，全社会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压力都在城镇，当他们从农村到城市里找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就进入到舆论视线里，不再是舆论上的失踪者了。
所以说青年就业问题是不是一个隐患，其实一直是隐患，但以前这些人一直在农村，并不在我们的公众舆论视线。这并不表明过去就不严重，只是今天因为他们身份的变化而被我们感知到了。
另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是，我们会觉得花了很长时间去培养一个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说不过去。所以它确实是个隐患，它突破了公众通常的认知。大学生接受的教育给了他很多的理念、价值观，如果他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很强的幻灭感。
青年流动到城市里读书后，很难再回到农村就业。因为他们不喜欢农村，农村几乎没有娱乐，也没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最核心的是，农村没有大学生可以就业的岗位。所以他们大部分是要在城里就业的，而他们在城里没有积累、没有房子，也城市里的社交网络，在城市立足是很难的。
工作就是他在城市立足的一个根本，当你把就业给拿掉之后，他城市立足的根本就没有了，这会引发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所以就业问题是格外核心的问题。中国转型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承载了很多的价值，承载了乡城流动人口完成城市化的转变，也包含非农就业阶层的向上跃迁。所以如果无法在城市为青年提供一个体面的稳定就业，这些都会成为泡影，它影响的不单纯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
从蚁族到孔乙己，青年处境的悖论
Lisa：
其实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从 2000 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提上日程，尤其是在 2009 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大家热议的是蚁族的问题，当时学者廉思提出并且研究了这个族群。他研究了北京的北漂一族，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只能在城市外围群租一个小公寓，他们的处境完全没有达到读大学时的一些预期。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又在讨论孔乙己要不要脱下长衫的问题，在您看来，我们怎么去看待从蚁族到孔乙己的青年处境，这些困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聂日明：
｜“蚁族和孔乙己的相关性”
蚁族和孔乙己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这两个问题又有一定的相关性。“孔乙己”是今年刚诞生的话题，最开始主要还是指不愿意低就的大学生——不愿意去干一个原本就不需要高等学历的职业。
这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地方，最核心的还是缺乏体面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缺乏高质量的就业。体面工作一般是指工作环境比较好、收入尚可的工作，但两者都没有。
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最核心的还是中国巨大的地区差距，因为我们说蚁族，主要是在一些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房价比较高。另外不完全的城市化，使得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有了明显的身份差异和财富差异。更令人警惕的是，如今因为租金的上涨，他们可能想在城市里成为蚁族，也越来越难了。
孔乙己是一种自嘲，更多是大学生在求职上的困惑。他们在读书期间，要读好的小学、好的初中，要去参加高考，没有人跟他们讲，你考上大学之后，要脱下长衫，去做体力劳动。我觉得指责孔乙己不脱下长衫去做体力劳动，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教育与现实间的矛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财政培养这么多大学生，难道是希望他们以后去送快递吗？每个大学生背后是每年几万块钱的财政补贴，读完四年，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投入起码是十几万。
所以大学有几种含义，第一个是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我们读大学肯定是为了能够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竞争力。去做一个不需要本科教育的职业，也不是我们教育的初衷。因为教育政策本身就让每个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专业技能，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可以做自己专业的事情，这样教育投入的财政补贴才是不浪费的。
另外，大学生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会有一定差异，大学塑造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读过大学的人可能愿意上微博、混社群，喜欢一些务虚的讨论，喜欢喝咖啡，等等。
大学生所学习、体验、追求的生活方式，往往都是舆论所倡导的体面生活的方式，更多的休闲、更多的消费升级，在城市里看话剧、演唱会、脱口秀，这些不都是我们提倡的消费升级吗？这不是好事吗？
中国学生在整个读书期间，价值观、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在高中之前的教育目标就是高考，虽然说我们不断尝试推素质教育，但是最后能够考上名校，还是那几张考卷决定的，并不是什么游泳、跳高、钢琴。这样一种目标单一的机制，也是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的。我们在社会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大学越来越高中化，甚至你考完研究生之后还没停下，还要继续考公考编。
教育告诉你，只要认真考试就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悖论，这个教育体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目标和价值观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却希望学生在毕业之后能有一个多元化的选择，这是想否认过去每个人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吗？
就业问题，无解中如何找路径？
Lisa：
谈到这儿，我们可以再往下谈一谈怎么解决就业问题。
其实我们在 2000 年初的 10 年里面受到了加入 WTO 的影响，产能巨大扩张，包括出口的贸易、很多行业的高速增长给我们带来了青年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但是我们这几年也会在讲内循环，有些行业其实已经没有高速增长，甚至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青年的就业如何解决？
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去，到农村基层去，鼓励毕业生应征入伍，包括近两年鼓励灵活就业，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些专家给出的建议，比如说要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公共部门的招录规模，在大学定期举办招聘会，提供一些培训服务等等。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些政策措施？
聂日明：
｜“就业问题其实是一个增长问题”
我们首先要抓住重点，重点就是哪些行业、哪些工作类型是能够吸引最核心、最大量的就业的。我觉得毫无疑问，中国目前在政府部门的就业大概只占全社会就业的 3%，事业单位是 4.5%，国企 6.7%，这三个加在一起也不到 15%，但在私企民企里有 30%，其他行业大概还有 5%-6% 的样子。另外中国 12% 的人是自雇，35% 是农业就业。
让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多雇点人，或征兵入伍，只能创造几十万的就业人员。并且这几十万就业岗位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是靠财政出钱，一个岗位一年要有六七万左右的投入，如果是 50 万的就业岗位，财政一年就要投入几百个亿，这要企业创造多少利润才能创造几百个亿的税收？
所以方向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高校毕业生必须是市场化导向就业。要在市场里创造就业岗位，就要看市场中创造就业岗位最大的群体是谁，答案肯定是企业。
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企业要愿意雇人，这就需要企业有扩张、有积极的投资预期。因此整体来说，就业是一个增长问题。
要保证增长，就要看中国增长的潜力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释放？这肯定要靠内循环，因为内部确实有很多消费，但是光靠内循环是否足够？1990 年代之前，我们是靠内循环的，但是我们还是解决不了城市就业，当时下岗问题，就是因为国企的产能无法释放。所以我们必须要纳入到双循环的体系里，需要依赖庞大的外部市场。必须要引入那些品牌很好、附加值很高、利润很充沛的企业在中国生产，这样全产业链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才会高起来。
所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只是教育部的事情，必须把经济增长做起来。因为失业率的问题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最最核心的宏观经济指标。
｜“高校在帮助毕业生就业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除此之外，高校当然要在这件事情上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人才的生产者。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我们过去确实有些调整，但整体来说，高校里的各个机制都没有围绕学生的就业目标来。
比如说学校大部分专业都没有 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这样一个设置，只有全校性的一个就业指导中心，搞一些招聘会。但是不是每一个辅导员、每一个老师都会发动自己过去的学生回到学校里去招人？很少。
国外的研究生和博士导师是负有一定推荐工作的义务的，他们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所以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互动。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因为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个加总到大学排名上，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另外，我整体来并不认为灵活就业是应届毕业生的一个很好的就业方式。当然它是一个次优选项，但它不是最优的。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并不只是你在工作里面学会了什么技能，更多的是你在整个工作中积累的各种经验、社会网络，所以如果你是自雇，在大部分行业都没办法让你去积累这些资本。
Lisa：
最后还想问一个和个体选择有关的问题，很可能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从经济学的角度，您怎么看考研、考编、找工作这几种路径？假如您特别关心的一个晚辈问您该怎么选择，您会怎么建议？
聂日明：
｜“逃避的选项一定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一个答案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比如对于家庭条件比较稳定的，本人也有一定能力去做更多的追求的人，那么考研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当然它意味着你要晚三年毕业，过去有一些职业本科就可以直接入职，考研就不是很合适。
我觉得首先要选对自己合适的，而不是说找不到工作就考个研、工作不如意就考个编，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因为考研、考编变成了一个逃避的选项，逃避的选项一定是错的。老师和公务员收入很稳定，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因为收入并不是行业里面最高的，而且大部分公务员其实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机会升到一个更高级的行政位置。行政机关和学校也有一些和企业不一样的玩法，所以要先考虑你自己是不是那种性格，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要把选项变成一种逃避，而要主动选择。首先要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其次在这个行业里我喜欢干什么，喜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能被形势推着走。我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的职业未来的好坏是依赖于你自己的投入的，因为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而精力投入是依赖于主观意愿的，一个人得要喜欢自己干的事情，才会琢磨如何提高自己，这才会形成经验的积累。
关于稳定，这个世界上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当你走向一条很确定的路线的时候，你必须要反思它的成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