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3月30日，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履新还不到三周的中国总理李强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上任后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外界也可以借此机会一窥这位新总理的执政风格。 中国新总理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四平八稳，并没有冲上媒体头条的金句。但还是有不少词汇体现出李强的个人特点，超出了中国政治语境的习惯，比如，他说“亚洲绝对不能生乱生战”等。 李强演讲是台下坐着不少外籍人士，在每次鼓掌时稍显犹疑，一个原因可能是翻译带来的延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在字里行间更深了解这位执掌中国的二把手。 上任23天，李强言行透露了什么？ 通过中国政府网的记录，李强上任以来的23天（截至4月2日），参加了15场与经济有关联的公开活动，细究他讲话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能够透露其执政思路的蛛丝马迹。 第一个信号，作为新总理，李强在不少政策上延续了前任李克强的轨迹。比如，他在3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在任时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的临时性政策，在这次会议上确认会延续，包括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减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税政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等等。 在3月30日的博鳌论坛上，李强称，“我们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保持我国金融运行整体稳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他的前任李克强在金融海啸后上任，对“防风险”很敏感，“李克强经济学”中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都意在于此。目前看来，李强还没有改变这些方向的打算。 博鳌论坛被认为是李强就任中国总理后在国际场合的首秀。 第二个信号，李强在多次外交会谈中，提及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比如，3月29日会见科特迪瓦总理阿希，3月31日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4月2日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无一例外提及有意将上述领域作为双方合作的新引擎。 特别是在4月1日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谈中，更详细地称，两国要挖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新潜能，构建人才培养交流、科技企业孵化、联合研发、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合作模式。 过去23天，李强去了湖南、海南两个省调研。在湖南，他调研的主题是先进制造业，访问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长沙比亚迪汽车、蓝思科技等企业。 调研过程中，李强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个重要关口，我们坚守制造业的决心不能动摇，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这似乎与他所处的时机有关——他上任之际，中国和西方在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国内则继续转型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特点，对外商喊话将进一步开放。15场活动中，5场外国政要会见，4场外国企业家或机构代表会见，一个国际论坛讲话（博鳌），还有在海南调研自贸港建设，占据他公开活动的绝大多数。这些场合，他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在对外资喊话：中国的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很大确定性；中国将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李强的三大紧迫任务 仅靠23天的公开活动，还难以全面观察李强的施政思路，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当下急需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重建民企信心。过去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经历了罕见的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被“一刀切”；互联网巨头们约谈、退市、罚款、拆分；房地产企业们脚踩“三道红线”后，债务违约，濒临破产，留下一地“烂尾楼”。这几天，马云回国的消息占据诸多媒体头条，因为市场太需要这样一次标志性的露面营造“拼经济”的氛围，当然，侧面也反映出，民企的信心有多不足。 而李强恰恰被认为具有“民企基因”，比如他在总理记者会上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指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他还说，“我长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就是指他曾在浙江主政，他出生的温州市更被誉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之乡”。 63岁的李强是习近平团队的核心幕僚之一，2000年代初，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李强担任其秘书长。他后来主政江苏和上海。 第二个紧迫问题则是吸引外资。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是外资眼中的淘金之地，无论是作为生产基地，还是消费市场，但疫情下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让外资望而却步。一周前，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但他给出的理由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使商业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中国美国商会对其900多家会员企业最新年度调查中显示，55%的多数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这是有此调查后首次出现该状况。去年，认为“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其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企业上升了10%，达到66%。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程度降低的企业也增加到49%。 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月表示，李强试图向私企和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民企并欢迎外资。但是，“即使李强作为一个亲商的总理出现，并且在浙江和上海的任期内有良好的记录，但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意味着信心不会立即恢复。” 特斯拉进驻被认为是李强执政上海时期的重要政绩，马斯克旁边的是时任上海市长应勇。 第三则是帮助中国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大规模低水平的制造业，再加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总量不断走高，然而这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必须进行产业升级，通过附加值更高、效率更高的新产业，替换高污染、低效益的旧产业。目前摆在中国面前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过去，成为中国经济的母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强在上海任职期间的新冠疫情应对虽被大众诟病，但也被赞誉用超常措施、超常速度引入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有观点认为，这与当年引入iPhone手机生产链意义相似，通过引入一个巨头，有望带动整条产业链，最终盘活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而电动汽车在中国产业升级中被寄予厚望。 梳理完李强面临的三大任务，背后的悖论也浮现出来——一方面，他与习近平历史极深（在浙江时期的秘书长），但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国对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的强力监管，让民企战战兢兢，对外强硬，使外资忧心忡忡。他对外资和民企的喊话甚至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 主流的观点认为，作为习近平“近臣”的李强将很难有自己的主张和创见。但反对者也可以说，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私人关系反而能够助力总理取得更大成绩，比如30年前的江泽民和朱镕基，正是因为前者的力挺，朱镕基才可能在礁石遍布的改革之路上“摸着石头过河”。如今的李强面对体量更大、更复杂的经济难题，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还值得观察。 在中国，总理还重要吗？ 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党中央更多负责顶层设计、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等，国务院总理要应对经济社会治理的细枝末节，尤其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总理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从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后在1954年宪法，国家主席拥有实权，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到了1982年版宪法，国家主席成为虚职，行政权力完全移交到国务院，实施总理负责制。 前总理朱镕基时代，这一体制运行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国企改革到到房地产改革再到加入世贸组织，都打上了鲜明的“总理”烙印。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改革事项不再由总理主导，而是成立了诸多横跨多部门的“领导小组”，更多原来政府主导的议题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具体安排；而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是“弱化总理角色”。邓小平时代提出“党政分开”，到了2017年“两会”时，王岐山特地纠正为“党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国总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强于一些国家的虚衔总理，比如法国总理、俄罗斯总理。 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看，李强总理的权力范围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总理对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最后决策权，而国务院职能包括财政、税收、民政等各个方面； 其二，总理还有创制权，他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通过后即成为国家法律； 其三，总理还可以通过国务院令，颁行或废止行政法规，任免国务院下属各部位官员，以及港澳特区首长，甚至宣布戒严。最近一次国务院令为758号，是今年2月14日由前总理李克强签署，主要是关于中国公司在境外融资的特别规定。 会有“李强经济学”吗？ 正因为新总理有可能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李强上任之初，外界就开始揣测，会不会有“李强经济学”？ 这种领导人名字加上“经济学”的模式，一般来指代某位政治人物实施的经济政策。“某某经济学”，并不是指某个政治人物开创了新的经济学派，而往往指其实施了独特的经济政策。 这种用法首次出现，还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通过建立“小政府”，减少开销、降低税收，不搞财富再分配，有钱人虽然会因此更富有，但他们会加大消费和投资，财富由上渗漏而下，最终使各阶层受益。因此也被称为“渗漏理论”（trickle-down theory）。 从里根直到奥巴马都被看作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直到拜登上台后，这一点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全面反叛，他不仅在预算案中批评“渗漏理论”从来就没有起效过，还建立“大政府”，着力在经济规划中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在亚洲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寄希望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扩大财政、促进民间投资”三支箭，打破本国经济“失落二十年”的沉疴。安倍去年遇刺身亡后，外界梳理他的政治遗产，几乎都绕不开“安倍经济学”。 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是李强面对的难题。 在中国，第一次有此待遇的中国总理是李克强。他在2013年上任后三个月，巴克莱资本在一篇报告中提出“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其核心与里根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随后十年，他的执政思路也确实按照这三点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2007年还在主政辽宁时，经常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对经济体检。2010年时《经济学人》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并将其命名为“克强指数”，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正式用作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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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履新还不到三周的中国总理李强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上任后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外界也可以借此机会一窥这位新总理的执政风格。
中国新总理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四平八稳，并没有冲上媒体头条的金句。但还是有不少词汇体现出李强的个人特点，超出了中国政治语境的习惯，比如，他说“亚洲绝对不能生乱生战”等。
李强演讲是台下坐着不少外籍人士，在每次鼓掌时稍显犹疑，一个原因可能是翻译带来的延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在字里行间更深了解这位执掌中国的二把手。
上任23天，李强言行透露了什么？
通过中国政府网的记录，李强上任以来的23天（截至4月2日），参加了15场与经济有关联的公开活动，细究他讲话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能够透露其执政思路的蛛丝马迹。
第一个信号，作为新总理，李强在不少政策上延续了前任李克强的轨迹。比如，他在3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在任时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的临时性政策，在这次会议上确认会延续，包括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减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税政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等等。
在3月30日的博鳌论坛上，李强称，“我们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保持我国金融运行整体稳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他的前任李克强在金融海啸后上任，对“防风险”很敏感，“李克强经济学”中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都意在于此。目前看来，李强还没有改变这些方向的打算。
博鳌论坛被认为是李强就任中国总理后在国际场合的首秀。
第二个信号，李强在多次外交会谈中，提及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比如，3月29日会见科特迪瓦总理阿希，3月31日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4月2日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无一例外提及有意将上述领域作为双方合作的新引擎。
特别是在4月1日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谈中，更详细地称，两国要挖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新潜能，构建人才培养交流、科技企业孵化、联合研发、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合作模式。
过去23天，李强去了湖南、海南两个省调研。在湖南，他调研的主题是先进制造业，访问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长沙比亚迪汽车、蓝思科技等企业。
调研过程中，李强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个重要关口，我们坚守制造业的决心不能动摇，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这似乎与他所处的时机有关——他上任之际，中国和西方在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国内则继续转型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特点，对外商喊话将进一步开放。15场活动中，5场外国政要会见，4场外国企业家或机构代表会见，一个国际论坛讲话（博鳌），还有在海南调研自贸港建设，占据他公开活动的绝大多数。这些场合，他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在对外资喊话：中国的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很大确定性；中国将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李强的三大紧迫任务
仅靠23天的公开活动，还难以全面观察李强的施政思路，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当下急需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重建民企信心。过去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经历了罕见的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被“一刀切”；互联网巨头们约谈、退市、罚款、拆分；房地产企业们脚踩“三道红线”后，债务违约，濒临破产，留下一地“烂尾楼”。这几天，马云回国的消息占据诸多媒体头条，因为市场太需要这样一次标志性的露面营造“拼经济”的氛围，当然，侧面也反映出，民企的信心有多不足。
而李强恰恰被认为具有“民企基因”，比如他在总理记者会上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指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他还说，“我长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就是指他曾在浙江主政，他出生的温州市更被誉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之乡”。
63岁的李强是习近平团队的核心幕僚之一，2000年代初，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李强担任其秘书长。他后来主政江苏和上海。
第二个紧迫问题则是吸引外资。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是外资眼中的淘金之地，无论是作为生产基地，还是消费市场，但疫情下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让外资望而却步。一周前，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但他给出的理由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使商业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中国美国商会对其900多家会员企业最新年度调查中显示，55%的多数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这是有此调查后首次出现该状况。去年，认为“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其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企业上升了10%，达到66%。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程度降低的企业也增加到49%。
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月表示，李强试图向私企和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民企并欢迎外资。但是，“即使李强作为一个亲商的总理出现，并且在浙江和上海的任期内有良好的记录，但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意味着信心不会立即恢复。”
特斯拉进驻被认为是李强执政上海时期的重要政绩，马斯克旁边的是时任上海市长应勇。
第三则是帮助中国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大规模低水平的制造业，再加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总量不断走高，然而这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必须进行产业升级，通过附加值更高、效率更高的新产业，替换高污染、低效益的旧产业。目前摆在中国面前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过去，成为中国经济的母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强在上海任职期间的新冠疫情应对虽被大众诟病，但也被赞誉用超常措施、超常速度引入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有观点认为，这与当年引入iPhone手机生产链意义相似，通过引入一个巨头，有望带动整条产业链，最终盘活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而电动汽车在中国产业升级中被寄予厚望。
梳理完李强面临的三大任务，背后的悖论也浮现出来——一方面，他与习近平历史极深（在浙江时期的秘书长），但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国对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的强力监管，让民企战战兢兢，对外强硬，使外资忧心忡忡。他对外资和民企的喊话甚至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
主流的观点认为，作为习近平“近臣”的李强将很难有自己的主张和创见。但反对者也可以说，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私人关系反而能够助力总理取得更大成绩，比如30年前的江泽民和朱镕基，正是因为前者的力挺，朱镕基才可能在礁石遍布的改革之路上“摸着石头过河”。如今的李强面对体量更大、更复杂的经济难题，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还值得观察。
在中国，总理还重要吗？
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党中央更多负责顶层设计、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等，国务院总理要应对经济社会治理的细枝末节，尤其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总理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从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后在1954年宪法，国家主席拥有实权，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到了1982年版宪法，国家主席成为虚职，行政权力完全移交到国务院，实施总理负责制。
前总理朱镕基时代，这一体制运行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国企改革到到房地产改革再到加入世贸组织，都打上了鲜明的“总理”烙印。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改革事项不再由总理主导，而是成立了诸多横跨多部门的“领导小组”，更多原来政府主导的议题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具体安排；而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是“弱化总理角色”。邓小平时代提出“党政分开”，到了2017年“两会”时，王岐山特地纠正为“党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国总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强于一些国家的虚衔总理，比如法国总理、俄罗斯总理。
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看，李强总理的权力范围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总理对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最后决策权，而国务院职能包括财政、税收、民政等各个方面；
其二，总理还有创制权，他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通过后即成为国家法律；
其三，总理还可以通过国务院令，颁行或废止行政法规，任免国务院下属各部位官员，以及港澳特区首长，甚至宣布戒严。最近一次国务院令为758号，是今年2月14日由前总理李克强签署，主要是关于中国公司在境外融资的特别规定。
会有“李强经济学”吗？
正因为新总理有可能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李强上任之初，外界就开始揣测，会不会有“李强经济学”？
这种领导人名字加上“经济学”的模式，一般来指代某位政治人物实施的经济政策。“某某经济学”，并不是指某个政治人物开创了新的经济学派，而往往指其实施了独特的经济政策。
这种用法首次出现，还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通过建立“小政府”，减少开销、降低税收，不搞财富再分配，有钱人虽然会因此更富有，但他们会加大消费和投资，财富由上渗漏而下，最终使各阶层受益。因此也被称为“渗漏理论”（trickle-down theory）。
从里根直到奥巴马都被看作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直到拜登上台后，这一点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全面反叛，他不仅在预算案中批评“渗漏理论”从来就没有起效过，还建立“大政府”，着力在经济规划中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在亚洲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寄希望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扩大财政、促进民间投资”三支箭，打破本国经济“失落二十年”的沉疴。安倍去年遇刺身亡后，外界梳理他的政治遗产，几乎都绕不开“安倍经济学”。
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是李强面对的难题。
在中国，第一次有此待遇的中国总理是李克强。他在2013年上任后三个月，巴克莱资本在一篇报告中提出“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其核心与里根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随后十年，他的执政思路也确实按照这三点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2007年还在主政辽宁时，经常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对经济体检。2010年时《经济学人》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并将其命名为“克强指数”，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正式用作研究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