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疾控主任的国会问答，有一点是需要明白的：议员并不想暴露证据被人们抓住把柄，他问问题时将现在时和过去时混合着用，而疾控主任也是支支吾吾，而且也经常被打断避免说得太清楚。
注意ROUDA从一开始问疾控主任问题时用的是过去时态： ... is it possible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susceptible to influenza might have been mis-categorized as to, what they actually had is quite possible。。 they actually had Covid-19?
开始的问题是过去的事情，不是吗？
对这个问题疾控主任的回答试图绕圈子，ROUDA马上就明白了，默契地不再追问过去情况，马上就改用假设的问话方式来问死亡例子又怎样，这时疾控主任就一改前两次绕圈子的作风简单明确地作出肯定回答。
人们可能不能用这套对话来作实证，但听完对话后，心中的疑团无疑是会被加深了。美国的确欠世界一个清楚的解释。
栾世清 发表评论于 2020-03-26 09:17:48
ROUDA原来用过去时提问得不到回答，就已心照不宣。后来用现在时发问了。美国病毒检测应该怎么看？ 起码也可以从责任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新冠病毒不认国家、种族、政治，在全世界发起猛烈攻击，哪个国家抗疫做得好或者不好，一目了然。
那些做得最差的国家，美国肯定是其中之一。然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不仅他，在抗疫搞得同样很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支持率升得更快。报道说，在10个“大型民主国家”，自疫情暴发以来，领导人的支持率平均上升了9个百分点。这是很大的增幅。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如果按照严肃标准基本就是个笑话。他长期宣扬疫情“风险很小”，要大家不必担心。他说的那些话比被唾沫淹没的中国学者曾宣扬的“可防可控”不知道要夸张多少倍。他彻底转变态度强调疫情的严重性还不到一周时间，但美国选民们不仅不记他的仇，很多人比平时更支持他了，真是有意思。
不仅特朗普没有受到疫情大暴发的伤害，在美国的“震中”纽约州，州长科莫凭借着天天开记者会，不断上CNN与他的胞弟“公私兼顾”地聊天，扯当年父母最喜欢他们俩当中的谁，同样支持率大幅上升。这位州长的实际履职表现要说糟透了，因为他没有让纽约的疫情得到任何缓解，但他居然被很多人捧为“英雄”。舆论已经预测他将是下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甚至有人鼓励他这次就杀出去，取代在疫情中几乎被边缘化的拜登。
美国的抗疫差得出了圈儿，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严重低估了风险，未做任何准备，之后又陷入一片慌乱。湖北当初发生的各种错误和问题正以放大数倍的方式在美国，也在其他欧洲国家上演。
西方的老百姓此刻其实已经不指望政府拿出什么有效办法了，大家在做着不同的自我选择：或者惜命待在家里，或者无所谓，染上了拼低死亡率的运气。不像中国，出了大灾难，政府真的要担当，实质性领导抗灾，保护人民。老百姓对此也充满期待，政府做的稍有闪失，公众群起声讨，政府也非常在意，迅速就要做出调整。
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官员们与公众的互动，很容易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疫情催生了美国社会的焦虑，大家会比平时更关注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州长们的表现，这给那些官员创造了更多在舆论中聚焦的机会。他们此时要做的不是认真推动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有现实执行可能的抗疫决策，而是要判断自己露面时什么样的表现最能对得上公众的期待，有利于赢得支持。
比如科莫州长可以说他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但是联邦政府与他竞争，削弱了他的计划。他通过指责联邦政府既推诿了自己当初没准备好现在也无力搞到呼吸机的责任，反而获得了很多纽约人以及全美受众的同情。联邦政府可以直接预测死亡人数或将达到10万到24万，把老百姓吓死了，然后特朗普总统再说，争取要把死亡人数压到10万以下，给了公众惊悸中的希望，这样一来，他的过错与责任瞬间蒸发掉了大部分，他反而成了很努力保护人民的好总统。
这些美国政客根本没有真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但他们都是表演天才，在舆论场上千锤百炼。他们没干多少正事，但总能够把与公众、尤其是与自己支持者的交流做得很到位。疫情如此汹涌，人们的大量情绪需要释放，得到照料，政客们的绝大部分精力都使到了这里。
不信看看科莫的很多演讲，说得真是有水平，让人听得心潮澎湃。但就是纽约州的疫情糟糕得一塌糊涂。特朗普总统前后说的话根本不能往一起摆，因为自相矛盾太多了。但他债多不愁，昨天说昨天的，今天说今天的。他之前对疫情风险轻描淡写，支持者说他那样做是为了安慰大家。现在他改口了，那些支持者又说他在采取行动，发挥领导力。反正危机到来了，社会有加强团结的内在需求，谁露脸多，参与的交流多，最后总的结果就很可能加分的。所以特朗普和科莫都赚了，最惨的是失去了抓手的拜登，他差不多“被忘掉了”。
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也都是这样，政府干得太差了，手笨所以练就了一张“灵巧的嘴”。
在中国，情况正相反。我们各地的干部们很多属于“会做不会说”型。湖北最危急的时候，干部们很怕舆论追究他们在疫情初期的过错，虽然也举行了记者会，但很多时候是念稿子，没能有效回应人们的关切和焦虑。他们希望公众放手让他们做事，他们有错误悄悄纠正就是了，理解不了舆论的较真。
湖北在抗疫初期出了问题，造成了严重后果，必须追责。但是加上后期的表现，湖北整体上要比纽约州要强得多。湖北的人口是纽约州的三倍多，但是纽约州目前的死亡人数就已接近湖北了，到疫情结束，纽约州死亡的人数肯定是湖北的好几倍。事实摆在这里啊，湖北的错误，纽约全都犯了一遍，但湖北的很多官员已经按照正常逻辑黯然下台了，而且一度牵连了中国官方的整体形象。纽约州长科莫反而成了民主党新的政治明星。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与公众的沟通是多么重要。多给舆论一些空间，让那里容纳公众的更多真实情感和情绪，也让那里形成官民更多的有效交流，其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很可能是对官民沟通的帮助大于对社会紧张的推升。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塑造中国舆论场的建设性，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