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离世已三年多了，随着疫情的逐渐远去，他的名字现在也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他留下的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至今震撼人心。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能留下一句让世人铭记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永生。
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好，人们好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几乎没见过对此有何质疑的，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深意，恰恰需要反问一句：“为什么？”
可能你也遇到过这样一类人：当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会搬出这句话作为挡箭牌，然而一转头，他却又可能竭力去打压不同观点。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持有这样前后矛盾的两种态度？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关键是观点的正确性：我的观点是对的，当然有存在的正当性；但他们的观点是错的，谬误为什么要容忍其存在？
这就像是传统的忠奸之辩：好人被打压，要给他们空间，但当这些好人翻身后，对别人照样毫不留情。他们理解的“容忍不同声音”，是斗争中的一种手段，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得到容忍。
也就是说，这些人乍看认可了多元化，但并没有真正走出一元真理观，认定不应容许错误的声音，而应当“正本清源”，与错误言论和谣言斗争到底。在他们内心的潜意识里，恐怕是相反的想法：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纯洁的、整齐的，而众声喧哗则难免是混乱的、掺杂着令人不舒服的“杂音”。
既然如此，那他们又怎么调和两种看法之间的矛盾？答案是：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但都得是正确的。在此，“多元化”是指“正向的多元化”，错误的、负面的则被排除在外。
这确实也不无可能，毕竟对同一件事，不同视角、立场的观点，从其自身出发来看或许都有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如何强调“兼听则明”，在我们的传统里，最终还是得有一个权威一锤定音。
电影《投名状》里的舒城之战，二虎眼看着第一波冲锋的兄弟们惨烈战死，忍不住对大哥庞青云怒吼：“人都快死光了还不去？！”庞青云恶狠狠地回怼：“你给我记住，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是头！”
这倒也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服从大局，是最终有利于更好结果的，并不是说你阴阳怪气、乱发议论也能得到容忍。当然，也有一种盛行的论调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乍看是宽容异议，然而这在本质上倒不如说是一种“权力的自信”：开一道口子让你们说，反正也不怕你们掀起什么风浪。
还有一种看法强调，要容许人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不一定符合主流看法的真实看法。但也曾有人挖苦：“真话？那小孩子说的最率真，你愿意照着他说的做吗？”他一定觉得自己这话非常精彩，在我的留言区里复制黏贴了十几遍，去怼那些不同意见。在此透露出来的意思是：仅仅“真”没用，他要的是正确、可靠、权威，而那势必就只有一个声音，任何偏离的只能是错误、低劣和不足。
这样一来，不同看法就很容易被认为会误导人偏离“正确”认知。有时甚至连那些追问真相的人，也认为有些真相不能公开，因为他们忧虑由此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去年底我家人阳了以后，我记叙了那些天的真实经历和感受，随即就有人留言说：“总觉得你有意无意地宣扬这病毒不可怕，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V，这时候讲这些合适吗？”那万一我是重症，是不是也要被指责说渲染恐慌？甚至还有人说：“维舟老师，你逃不过自己的内心，午夜梦回会想起来自己手上也有一份血债。”那意思是，像我这样一贯反对封控的人，要为放开之后的状况负一定的责任。
不仅如此，一旦有了定论，不同的声音就必须消散了。此时你还旧事重提，那最好有点心理准备，难免会被人揣测“居心叵测”。我只是说“新的一年，愿你我自由呼吸”，提到不要遗忘这两年的经历，也有人质问：“都新年了，还在反反复复提旧事，啥居心呀？”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看得多了，就会意识到，中国人对异议的容忍度非常低，连日本那种“只要不影响到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都做不到，因为中国人认为你不可能不影响到别人，因而有时你连独持异议都显得像是冒犯到了谁，莫名其妙地就有人会忍不住想要来纠正你的“错误认知”。
这三年疫情与当年的非典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非典时期只有钟南山这一个权威，而这次却是各路专家纷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还未能适应多元化，这就难免导致经久不息的争论。
有些人相信钟南山，因为非典时留下的印象，因为他能摸索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也有些人认为，吴尊友堪称“国士无双，鞠躬尽瘁”，因为他本人看多了国内基层公共卫生的状况有多薄弱；还有人喜欢饶毅，相信他为防范不可预测的病毒学后果而主张继续封控，才是最科学、谨慎而万无一失的。
争议最大的可能是张文宏。大体来说，信张文宏的人，想法是“我自己觉得他可靠”；而反对他的人，则攻击他的专业能力（“看合订本是不及格的”，“术业有专攻，公共卫生他不精，还是不要乱当专家吧”），讽刺他是作秀的“网红”，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他误导他人。
“远方青木”的一位粉丝说，吴尊友才是正儿八经的流行病专家，张文宏只是肝病专家，虽然被捧为“敢说实话”，但当吴尊友日渐消瘦的时候，他却日渐肥胖。一位饶毅的支持者在我面前激烈批评张文宏“不专业”，没有在一线看诊，却无视饶毅本人既非公卫专家，更不是第一线的医生。
不论是哪一派，确实有不少人都是认真想过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与其说是观点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对权威的态度：一些人在意的是身份、资格的权威性，相信好的权威必须绝对正确（这一点和饶毅高度一致），并承担起无限责任，而他们自己却不需要独立做出选择并为此负责，只需要信任权威就行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疫情放开后，网上满屏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疗法和禁忌，有朋友抱怨：“虽然说谁相信就可以去做，但感觉大大拉低了国民的平均科学素养。”但仓促之下，这样的社会反应才是正常的，西班牙流感时，也有各种疗法顺势而起，因为当科学遇到点麻烦时，任何方案都有人愿意一试，毕竟有总比没有好。
没有必要强迫人们“正确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学会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即可——哪怕选择继续封控在家。有人找我长篇大论批评张文宏，那没关系，你当然不是非得信他，去找你认为可靠的专家好了——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多元选择是不存在的，只能步调一致（这样的人往往也讨厌上海当初自搞一套什么“精准防控”）。在国内的现实中，这确实不容易做到，但不论如何，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个人选择才是更好的可能。
说这些，现在已显得像是乏味的陈年旧事，之所以还有必要重提，是因为我想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教条，它是痛切的教训。有人说它原本是常识，“而如果常识已沦落为用勇气来捍卫时，那么则说明常识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东西”。的确，这乍看是常识，但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认知。
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说法才能存在，因为当新事物、新挑战不断涌现时，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判断某种看法是真实还是虚假——别忘了，说出真相的李医生，当初也被视为“传谣”。这三年来，谁能保持一贯正确？哪个人的认知不是被刷新了一次又一次？
即便选择了信从某种信念，也并不意味着就局限于此，相反，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考虑与自身信条的各种看法是极其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一种对多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及随时保持灵活选择的调适能力。
在彼此隔绝的小农社会里，一个人或许能幸运地一辈子认准一个死理，但到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强行的整齐划一只会导致可悲的沉寂：所谓“沉默的螺旋”，就是指社会上只存在单一的观点，其它一切都被压制、淹没，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经历过那种“可怕的单一化”的作家普里莫·莱维说过：“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是这样，一味想要“纯洁”，那我们将得到贫瘠，容忍杂质、尊重选择，才可能获得丰富。
李文亮医生离世已三年多了，随着疫情的逐渐远去，他的名字现在也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他留下的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至今震撼人心。古人说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能留下一句让世人铭记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永生。
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好，人们好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几乎没见过对此有何质疑的，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深意，恰恰需要反问一句：“为什么？”
可能你也遇到过这样一类人：当他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会搬出这句话作为挡箭牌，然而一转头，他却又可能竭力去打压不同观点。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持有这样前后矛盾的两种态度？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关键是观点的正确性：我的观点是对的，当然有存在的正当性；但他们的观点是错的，谬误为什么要容忍其存在？
这就像是传统的忠奸之辩：好人被打压，要给他们空间，但当这些好人翻身后，对别人照样毫不留情。他们理解的“容忍不同声音”，是斗争中的一种手段，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得到容忍。
也就是说，这些人乍看认可了多元化，但并没有真正走出一元真理观，认定不应容许错误的声音，而应当“正本清源”，与错误言论和谣言斗争到底。在他们内心的潜意识里，恐怕是相反的想法：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纯洁的、整齐的，而众声喧哗则难免是混乱的、掺杂着令人不舒服的“杂音”。
既然如此，那他们又怎么调和两种看法之间的矛盾？答案是：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但都得是正确的。在此，“多元化”是指“正向的多元化”，错误的、负面的则被排除在外。
这确实也不无可能，毕竟对同一件事，不同视角、立场的观点，从其自身出发来看或许都有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如何强调“兼听则明”，在我们的传统里，最终还是得有一个权威一锤定音。
电影《投名状》里的舒城之战，二虎眼看着第一波冲锋的兄弟们惨烈战死，忍不住对大哥庞青云怒吼：“人都快死光了还不去？！”庞青云恶狠狠地回怼：“你给我记住，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是头！”
这倒也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服从大局，是最终有利于更好结果的，并不是说你阴阳怪气、乱发议论也能得到容忍。当然，也有一种盛行的论调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乍看是宽容异议，然而这在本质上倒不如说是一种“权力的自信”：开一道口子让你们说，反正也不怕你们掀起什么风浪。
还有一种看法强调，要容许人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不一定符合主流看法的真实看法。但也曾有人挖苦：“真话？那小孩子说的最率真，你愿意照着他说的做吗？”他一定觉得自己这话非常精彩，在我的留言区里复制黏贴了十几遍，去怼那些不同意见。在此透露出来的意思是：仅仅“真”没用，他要的是正确、可靠、权威，而那势必就只有一个声音，任何偏离的只能是错误、低劣和不足。
这样一来，不同看法就很容易被认为会误导人偏离“正确”认知。有时甚至连那些追问真相的人，也认为有些真相不能公开，因为他们忧虑由此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去年底我家人阳了以后，我记叙了那些天的真实经历和感受，随即就有人留言说：“总觉得你有意无意地宣扬这病毒不可怕，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V，这时候讲这些合适吗？”那万一我是重症，是不是也要被指责说渲染恐慌？甚至还有人说：“维舟老师，你逃不过自己的内心，午夜梦回会想起来自己手上也有一份血债。”那意思是，像我这样一贯反对封控的人，要为放开之后的状况负一定的责任。
不仅如此，一旦有了定论，不同的声音就必须消散了。此时你还旧事重提，那最好有点心理准备，难免会被人揣测“居心叵测”。我只是说“新的一年，愿你我自由呼吸”，提到不要遗忘这两年的经历，也有人质问：“都新年了，还在反反复复提旧事，啥居心呀？”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看得多了，就会意识到，中国人对异议的容忍度非常低，连日本那种“只要不影响到别人，随便你怎么变态”都做不到，因为中国人认为你不可能不影响到别人，因而有时你连独持异议都显得像是冒犯到了谁，莫名其妙地就有人会忍不住想要来纠正你的“错误认知”。
这三年疫情与当年的非典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非典时期只有钟南山这一个权威，而这次却是各路专家纷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还未能适应多元化，这就难免导致经久不息的争论。
有些人相信钟南山，因为非典时留下的印象，因为他能摸索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也有些人认为，吴尊友堪称“国士无双，鞠躬尽瘁”，因为他本人看多了国内基层公共卫生的状况有多薄弱；还有人喜欢饶毅，相信他为防范不可预测的病毒学后果而主张继续封控，才是最科学、谨慎而万无一失的。
争议最大的可能是张文宏。大体来说，信张文宏的人，想法是“我自己觉得他可靠”；而反对他的人，则攻击他的专业能力（“看合订本是不及格的”，“术业有专攻，公共卫生他不精，还是不要乱当专家吧”），讽刺他是作秀的“网红”，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制止他误导他人。
“远方青木”的一位粉丝说，吴尊友才是正儿八经的流行病专家，张文宏只是肝病专家，虽然被捧为“敢说实话”，但当吴尊友日渐消瘦的时候，他却日渐肥胖。一位饶毅的支持者在我面前激烈批评张文宏“不专业”，没有在一线看诊，却无视饶毅本人既非公卫专家，更不是第一线的医生。
不论是哪一派，确实有不少人都是认真想过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与其说是观点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对权威的态度：一些人在意的是身份、资格的权威性，相信好的权威必须绝对正确（这一点和饶毅高度一致），并承担起无限责任，而他们自己却不需要独立做出选择并为此负责，只需要信任权威就行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疫情放开后，网上满屏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疗法和禁忌，有朋友抱怨：“虽然说谁相信就可以去做，但感觉大大拉低了国民的平均科学素养。”但仓促之下，这样的社会反应才是正常的，西班牙流感时，也有各种疗法顺势而起，因为当科学遇到点麻烦时，任何方案都有人愿意一试，毕竟有总比没有好。
没有必要强迫人们“正确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学会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即可——哪怕选择继续封控在家。有人找我长篇大论批评张文宏，那没关系，你当然不是非得信他，去找你认为可靠的专家好了——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多元选择是不存在的，只能步调一致（这样的人往往也讨厌上海当初自搞一套什么“精准防控”）。在国内的现实中，这确实不容易做到，但不论如何，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个人选择才是更好的可能。
说这些，现在已显得像是乏味的陈年旧事，之所以还有必要重提，是因为我想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教条，它是痛切的教训。有人说它原本是常识，“而如果常识已沦落为用勇气来捍卫时，那么则说明常识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东西”。的确，这乍看是常识，但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认知。
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说法才能存在，因为当新事物、新挑战不断涌现时，其实我们谁都无法判断某种看法是真实还是虚假——别忘了，说出真相的李医生，当初也被视为“传谣”。这三年来，谁能保持一贯正确？哪个人的认知不是被刷新了一次又一次？
即便选择了信从某种信念，也并不意味着就局限于此，相反，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考虑与自身信条的各种看法是极其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一种对多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及随时保持灵活选择的调适能力。
在彼此隔绝的小农社会里，一个人或许能幸运地一辈子认准一个死理，但到了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强行的整齐划一只会导致可悲的沉寂：所谓“沉默的螺旋”，就是指社会上只存在单一的观点，其它一切都被压制、淹没，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经历过那种“可怕的单一化”的作家普里莫·莱维说过：“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是这样，一味想要“纯洁”，那我们将得到贫瘠，容忍杂质、尊重选择，才可能获得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