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闻价值”的故事 那些被遗忘的中国孩子们(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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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46岁,非虚构作家,记者出身,特稿成名。

他写矿难、写地震、写SARS后遗症、写尘肺病、写奴工基地黑幕,他写所有应该被听到却被忽略的声音。



从2015年春天开始,袁凌花了4年时间,跑遍全国21个省市和自治区,探访140多个孩子,他们中有贫困的大病儿童,失学、随迁、留守儿童,还有备受心理困扰的中产家庭儿童……他将孩子们的生存条件和心灵状态记录下来,写成新书《寂静的孩子》。



袁凌忘不了这些男孩和女孩。

“在我们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不应如此寂静。或者由于地理的遥远,无从听到,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却受制于阶层和身份,被看不见的玻璃墙消音。”

自述袁凌丨撰文

倪楚娇

寂静的孩子

袁凌

“这个孩子就像被玻璃罩住的瀑布,

他的寂静,让我不敢面对”

2015年的春季,我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在公益组织的带领下,走访了21个省市和自治区,探访了140多个孩子。

每到一处都和孩子们共同生活数天,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和心灵状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这些孩子当中有外界耳熟却不得其详的留守、失学儿童,也有单亲、孤儿、大病,随迁儿童,有各个民族,也有不同的信仰,甚至国籍。

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孩子们的情态呈现出了某种寂静。

2017年3月 海南儋州细沙渔村

在浙江衢州的一间出租房里,我接触到了第一个孩子。他得了一种再生障碍性贫血,比白血病还要难治。当时正在医院看病,就当成普通感冒在治。如果认真治疗需要用到免疫球蛋白,每一支都得几百块钱,每天都得打好几支。

他们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就靠爸爸打工。父母已经不想给他治病了,孩子是知道的。

2014年10月 四川大凉山

2014年10月 四川大凉山尔合达洛村2组

公益组织的人告诉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还是在山里的家中。那时孩子还很活泼,邀请他们下次来时去山谷深处的一个瀑布看看。

但是这一次见面,孩子完全变了。他很胖,因为打了很多激素。他不动,他坐在那边,他也不跟人交流,他就像一条安静下来的瀑布,被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

他那么小,却有种知天命和哀而不伤的态度。他的沉静中有一种让人感动,又让人难过的东西,当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这本书里没有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太让我难受了。几次动笔,都没有写下来。几次我都觉得下一个故事就该是他了,但写到第36个故事后,我就再也写不动了。

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很难被外面的人听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们可能也没有心意去听这些孩子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自己的声音太大,可能孩子们声音就更听不到了。所以我把书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2015年12月 湖南怀化 杨轩跟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患有严重佝偻

2015年12月 湖南怀化 除了奶奶外,杨轩只能和家里的小动物说话、玩耍

没有“新闻价值”的故事

走访持续了4年。做完第3、4次探访后新鲜感没有了,我开始怀疑走访的意义。

这些孩子的生活很平淡,既没有新闻点,看起来也没有反映多么突出的社会冲突。同时会看到同行在做一些爆款,比如“白银杀人案”,这是我特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坚持到6、7期的时候,突然又想通了这个问题。这种所谓的没有关注度、没有热点,恰恰是他们应该受关注的地方。它是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是人性和社会性更自然的呈现,比我以前做过的调查报道、特稿,都更有意义。

袁凌的采访记录本

我不愿意给任何孩子预设角度,这就意味着我的观察必须是全方位的。

采访做得尤其心累。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得随时记录下来。你发现他任何苗头,都要跟他去沟通和交流。

像《驴皮记》里面的少年张浩,他跟爷爷的感情特别好。即使爸妈好不容易从外地打工回来了,他也要跟爷爷俩人挨着睡。他们两个人躺在大炕上是脸对脸,嘴对嘴,手对手的,仿佛在共用空气一样。

就算他们晚上都睡了,我还不能安然入睡,要继续观察。不管是有表现力的,还是当时看起来很日常的细节,我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记了有30来本本子。

2015年9月 内蒙古科右前旗医院 医生在看邓晖的巨结肠CT片子,邓晖显得不安

没有权利长大的少年

书里有一个故事,主角就像日本动画片里的柯南,心智非常成熟,却怎么都长不高。

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去他们学校是为了探访另一个得骨癌的女孩。正要离开的时候,当地的一个主任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小男孩趴在围墙上,只露出一个头看着我们,好像特别孤单但又在盼望什么。我决定回去看看他。

邓晖和妹妹

孩子叫邓晖,家里很穷。小学六年级了只有6岁的身高,而且永远停在那个样子。他有很多病,先天性心脏病、隐睾、巨结肠、肛门闭锁、肺结核……家里又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儿,重心早已不在邓晖身上了。

他就像一个小猴,很聪明,心智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十三四岁孩子的程度。他面对我们的目光的时候,他永远都在躲。我感觉像一个皮鞭下的猴一样,不停地变换位置,躲藏你目光的鞭打。

那次也比较着急要离开,所以要了他父母的电话,说好了回头打给他们。然后就回北京商量怎么样能够帮那个孩子。如果不做心脏手术的话,再过两年可能就会去世了。

邓晖在医院接受灌肠处理 在护士和众人面前表现得极为窘迫

冬天将尽的时候,我给他们家打了电话,他爸爸接的。最初我们以为他父母已经拒绝给他看任何病了,但是接了之后,口气还挺好的。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男孩回家后一再地告诉他父母,如果有北京的电话打过来,你们一定要接,那是要救我命的好人。

再次见到邓晖,是在乌兰浩特的医院大厅。他一个月前做完了心脏手术,和母亲一起来复诊。他的个头长了有4厘米。

在医院里,邓晖比妈妈熟得多。自己拿着就诊卡和病历袋在医院里穿梭,还教训身后的大人们,“往哪儿去你们”。

母亲说,邓晖从生下来就走不出医院的原因,是她在怀孕期间吃了太多药。当时她得了阑尾炎,为了保住孩子保守治疗,吃了不少中药;得尿道炎,服汤药;为了保胎又服丸药。她以为吃中药是没有毒的。

怀着身孕的她还要种玉米,手撒的玉米种子拌了杀虫的农药,手掌都会发红脱皮,却不知道会殃及腹里的胎儿。

邓晖在自家村庄附近的山坡上 身体不好的他不能爬太高

第二次巨结肠手术是在长春做的。手术之后,邓晖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我好了”。配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很虚弱的照片。

这两年他长了将近20来厘米,已经到1米4多了,虽然还不够高,但有希望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只有6岁身高的时候,给班上女生写情书,他挑了一个班上个最高的女生,应该是有1米61。然后写情书说,我爱你,所以你要跟我在一起。你不要看我小,我可以保护你的。

女生很生气就把信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把信在班上念,训邓晖说,收到别人的情书,可能还会有些满足,收到你的,让人怎么想?但就这样,他都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他的心是很大的,他能够承受下来外界对他的歧视,以及把他当做小孩子看。

我看他最近发的朋友圈,还挺乐呵乐呵的,该做的手术都做了。他也很照顾他妹妹。

如果他没有在围墙上趴着望我们一眼,如果没有当时那一张照片,如果我没有再回过去找他,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在了,但现在他就活生生地在那里成长着。

2015年10月 新疆喀什阿克陶边境 塔尔塔吉克族居住的土房

“当面对生命的威胁时,高尚是没有用的”

4年的走访,最密集的时候,每一个来月就要下去一次,一次近20天。我已经40多岁了,身体能吃得消吗?能不能适应跟孩子和他家庭的相处?我能不能采访好孩子?

我是抱着“我会不会家破人亡”的担忧开始走访的。

先说说去的地方有多远吧。有一个塔吉克族的孩子,他们在帕米尔冰川的脚下。我们从北京到新疆,从新疆到南疆,从南疆到喀什,从喀什到阿克陶。阿克陶是一个县,我当时想,县能有多大呢?结果我们头一天下午3点钟从县城搭卡车出发,第二天早上6点半才到,中间翻越了两个大雪山,途中还抛锚,差点冻死。

去野外上厕所就像打游击,要避开人不说,刚刚蹲下来,就能有十几条野狗朝你扑过来。在内蒙古人家里,他们杀了一只羊热情款待我们,但连续吃了4天羊肉(没有任何其他的菜),没吃一根蔬菜的我们崩溃到偷羊吃的青饲料啃……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

一家人在黑暗的火塘边吃饭,主食是煮熟的连皮土豆,配一碗酸菜汤,这是大凉山人家日常的伙食。

想要融入当地的家庭,让他们接纳你,就必须和他们同吃同住。在大凉山的时候,接触到的有艾滋病家庭,他们不洗碗,用手抓着和勺子舀着吃。如果你表现出来很讲卫生,不愿意跟他一锅吃,不愿意用手拿,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外人。

可能我本来也是农村出来的人,做记者也经历过很多。所以我还是比较能融入的,从表面上看,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待得很算自在,这样人家也会很自在。

2014年10月20日 四川美姑哈洛中心小学 上学路上的学生

我睡过各种各样的床。有阁楼上的一堆草、一块光木板、和猪脸贴脸的床、和大黑棺材挨在一起的床、油黑油黑的烟尘顺着雨流到脑门上的床……

最常见的还是7、8个人的大炕,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我到尘肺病区去采访孩子,睡的就是这种大炕。尘肺病人都并发肺结核,没有治好,又抽烟又喝酒,不停咳嗽,还咳血。在近20年前,我得过肺结核,一旦复发,就很难治了。

2015年10月 新疆阿克陶县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即使是在地震面前,被人追打,或可能遭遇持枪种鸦片的团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逃。

但当一群人在我面前咳嗽,我的胸就立刻疼起来了。我特别想逃,再也不回来了,我不干这个事了。我为了这个值得吗?

在采访遇到这种艰难的时候,高尚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就是最低的那个念头,“我来都来了,我不能走。”因为你面对的是最本质的危机,只有用最基本的原则克服。

一个人未必要有什么理想,但需要有一个职业意识。就算当场身亡了,手头的事不能掉。

2016年4月 四川大凉山美姑县火窝乡 小女孩背着家中的第八个孩子

每一个寂静的孩子背后

都是一个破碎的家

在集中走访了一年半之后,我发现探访到的是相对偏远的孩子。我想增加一些城市的孩子,比如流动儿童,或者阶层不一样但也深受留守困扰的孩子。

天天是上海中产家庭的孩子。他的阴影,不比边远穷困的孩子小。他有自杀倾向,被大家叫做“自杀宝宝”。

他的智商达到137,但人其实很孤独,内心很敏感。他特别容易觉得生命无意义,特别容易想到自杀。在学校里,小朋友稍微没有认同他,天天就认为人家在侵犯他。老师认为他的功课稍微没有做好,他就忽然离开座位,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

女孩儿背着老八和妹妹在玩游戏

在天天一岁多的时候,妈妈吴迪得到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国外待了小半年。回来后又很快离开上海去北京创业,待了将近3年,平时只能每周末回家。

和爸爸及外公生活在一起的天天,成了家中最弱小的一个。家里没有女性,两个男性长辈都非常强势,而且相互不对付。

他的情绪出了问题,分不清悲伤和愤怒,会因为沮丧而对人发火,其他孩子大多没有这样的混淆。他天天发脾气,崩溃到躺在地上恸哭打滚,妈妈吴迪震惊了。

作为某家著名知识付费新媒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吴迪为了孩子辞职回家了。通过有意识地让自己显得弱一些,让孩子自信心慢慢地起来,包括满足孩子的安全感。

2016年4月 四川大凉山

前一段时间,天天写了一首“情诗”,“献给温柔、开朗、孤独和生气的妈妈”。结尾说:



就像一瓶爱的毒药

会把爱的毒传给所有人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这么不容易,虽然外表看着光鲜,却有着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也是一个寂静的孩子。

天天的父母从农村奋斗出来,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买了房、有了产业、有了光鲜的职业、过得很不错。但是他们也是有很严重的缺陷,夫妻关系未必好,爸爸内心有“比不上妻子”又不服气的挫败感,也存在代际问题……

其实在寂静的孩子之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主题——破碎的家庭。不管是乡下外出打工形成的破碎的家庭;还是城市里大家忙碌,各自心里很枯竭,生活压力非常大,形成的有裂痕的家庭……

每一个寂静的孩子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值得我们去面对。

自述完

记者袁凌

2015年9月 新疆喀什阿克陶县皮拉力乡下 袁凌帮村民家干活

如果袁凌不开口说话,没人会知道他是一个有灼见的知名记者、作家。他的外貌中唯一透露这点信息的,恐怕是他因写作而一毛不生的光头。

录制采访当天,袁凌身穿一件舒服的T恤,脚蹬一双凉鞋,站在路边等我。见我来了便冲我笑了笑。一直到正式开机,他才打开了话匣子。

这不是他第一次穿着如此休闲地出现在正式场合。没有买过一套西装,一双皮鞋,甚至一瓶洗面奶的袁凌,曾因穿得过于休闲出席一场跨国投行会议而被投诉。就算是上台演讲、领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奖,也照穿短裤,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冒犯。

“我对于看起来优雅、美好的事物,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柏拉图说美是困难,文明也是一种困难,这些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差一点,袁凌就过上成功人士的生活了。2005年,袁凌的职业生涯到达了高峰,出任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年薪三十万,配有股权,有钱又有地位。但在看到一个有才华的同行做了高管不再写作时,他开始警惕起来。辞去了职务,回家乡陕西秦巴山区去了。

辞职回乡、进京工作,这样反复折腾了几回后,袁凌的北京户口没了指望、社保也断了几次。像他这样的作家,恐怕只有他还租住在北京城中村里写稿,靠风扇度夏。既没有融入北京的圈子、也没有加入作协。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

学校们外尚未入读的孩子在门口捡瓜子,他们希望能早日上学,这样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

袁凌,1999年入行做记者,赶上了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

《新京报》创刊号的第一篇核心报道就是他写的。这篇写于2003年的《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财经》的创刊人胡舒立评价此文:“为调查报道立了范儿。”

得到了鼓励的袁凌从清华退了学,专心做报道。

2012年,写出了生平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报道了陕西煤矿务工人员尘肺病的情况。他的编辑罗昌平至今还能背出文中的句子:“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我没有什么新闻理想,我有的是文学梦。记者是个不错的行当,让我接触生活的材料和一些现实,也能让我保持一个写作的习惯。我真正想写的是《日瓦戈医生》一类的作品,超越某种局限地去探讨时代的人性和社会发展状态。”

2015年12月 广西大瑶山深处 六洛小学二年级课堂 只有谢炎艳一个学生

袁凌出生在陕南秦巴山区,父亲是第一代知识分子,但一辈子都在乡镇医院里打转,母亲是个文盲。哥哥一直在打工,跑过摩的,现在是修高架桥的工人。姐姐只上了一年学,现在是家庭主妇,姐夫曾常年在矿上。

只有袁凌从小是个学霸,“宁愿自己摔伤,也不愿意课本受损伤”。不管从多差的放牛班,转去多高级的学校,他永远是第一名。

在乡里,学霸袁凌是名人。但很长时间他的名气有点反转,乡人见他既没有当上大官,又没有挣到大钱,都纷纷拿他作为反面例子:即使学习好,也不一定有出息。

由于顾及家庭经济条件,袁凌上了本省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分配回县里的城关法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大学生回来过。同事们甚至怀疑他是假冒的大学生。袁凌忍受不了同事的猜疑,去教了一段时间的书。

2015年12月 广西蒙山县夏宜乡 家里的楼梯用木板做成,没有扶手很是危险 李万薇像一只灵活的猫咪

1996年,袁凌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袁凌依然不愿意留在上海。《重庆晚报》发出工作邀请时,袁凌只问了一句:“你们那儿有没有农村?”对方说:“我们这儿到处都是农村。”于是,袁凌在重庆正式入了行。

随后的20年里,他反复在出走与回归的折返跑里。他甚至在家乡买了个破旧的土房子,一度打算不再出来了。没有人能明白他的选择。

“我有一种特别大的负疚感,我是那个地方出来的人,那儿是哺育我的乡土,埋葬了我的亲人,我一定要把那些地方的事情写得差不多,我才能去写外面的事情。”

2016年,在家乡的土屋里袁凌写出了两本书。一个叫《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有关当下中国乡村的命运档案。还有一本叫《世界》,家乡的人是这本书的主角,有以哭死人为业的“歌郎”,有同山林搏斗的伐木工,有颠沛半生的算命先生……



“我的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偏底层的小人物,一种是体制的边缘人。我不太喜欢写特别中心的人物。”2017年出版的《青苔不会消失》,精选了袁凌十多年来记者生涯中最为杰出的非虚构作品,写出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

著名记者柴静在这本书的推荐词里写道:“袁凌桌上,长时间地放过一张照片,是矿难中死者的遗照,头浸没在血泊里。他没能帮到这家人,就让这照片日夜盯视着他。我也采访过尘肺病人,矿难幸存者和留守儿童,无能为力时,不得不脱身出来。他不,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像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他些微的幸福对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我问他:“这类报道做多了,会背负上原本不属于你的责任吗?”

袁凌回答说:“人性这个东西,很难说哪个责任是属于你,哪个责任是不属于你。有些事情天远地远的,但你做了非虚构写作这一行,那它就会跟你有关系。我愿意把精力放在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关系上。”

“我想提醒自己,我没有帮到他”

2016年4月四川大凉山“云端小学” 小女孩在山坡采摘成束的野花,献给她们喜爱的支教老师

Q:一条

A:袁凌

Q:

这次走访孩子的经历和以往您做调查报道比,有什么不同?

A:我以前做调查记者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去追寻真相。你是一个人跟一群人,甚至一个城市对抗。但是跟孩子的谈话是共情的关系,一种跟孩子有生命联结的关系,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一些扩展。我的心态也从原来的拘谨,慢慢放下跟平和了。

Q:

看到这些孩子,会想起自己的童年吗?

A:当然会。我出生在陕南秦巴山区,一个比较深山的地方。我们家院子海拔有1千多米,我母亲去世得比较早,家里也穷。父亲在我2岁到6岁之间,也是不在家的,一年就回来一次。所以这种留守、贫困,包括后来的单亲,在我身上多少留下了影子。可能我走访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我身上的这种气息,也就非常自然地接纳了我,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自己没有生孩子,去关注这些孩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代替吧。

2016年4月 四川大凉山美姑县 孩子们在简陋的操场上游戏

Q:

您对乡土的负疚感和义务感从哪里来?

A:我一直很难解释,就像雷平阳的诗《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我也是这样的。我的爱只够给那么针尖小的地方。别人看着我的来回折腾觉得很没有意义,在我来说是一个慢慢放下的过程。我对乡土有一个交代了,我写得差不多了。乡土由以前一直需要你把他背在背上的亲人,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他交流、和平共处的亲人。

Q:

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焦虑?

A:早些年的焦虑,就是乡土的压力,我怎么去把它写出来?什么时候能够写出来好的作品?

我从15岁开始写作,到我真正作品能够顺利地出版,被人接受,那是40多岁了。中间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一个字都发表不了,那种绝望你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人在自己最看重的事情上,毫无希望,人生始终处于分裂状态,非常焦虑的。

但是最近这几年好了,我把自己逼得也够了。

现实方面的话,肯定也有很多焦虑,但是我这个人都二到现在了,就继续二下去吧。

2016年12月 广西大瑶山深处蒙山县乡下 袁凌在帮受访者干砍草的农活

Q:

您桌子上放着的那位死去矿工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A:当时我在新京报,去偏远山区采访种鸦片的事情。当地经济比较凋敝,农民就在山上大片大片地种鸦片,一种几千亩。

当时有一个爆料人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也是一个农民领袖,是个有点可敬的人。

做完调查后,我和他的关系始终是在。结果过了两年,他突然要见我。我们就在报社旁边见了面。他哭着说他儿子死了。

他儿子在铁矿里面打工,在宿舍装电灯的时候,漏电把他给打晕了,或者打死了。他怀疑,儿子当时并没有真的死,是在送医院的过程当中,那个老板觉得残了更麻烦,就故意用车的颠簸,把他儿子弄死了。

他看到他儿子是在冰柜里,七窍流血,凝结的血。他就觉得有冤情。

他这个事在当时只够得上一个消息。我是核心报道部的,这个事够不上核心报道的标准。最后就没有办法帮到他,报题没有通过,我就很难释怀。

他把他儿子在冰柜的照片给了我,我也不想自己忘记这个事,就把它搁在我的桌上,每天看一看。后来我出差回来之后,这个照片就不见了,我室友说,他把它撕了丢垃圾桶去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觉得我对不起那个老人,差点跟室友打了一架。

我想提醒自己,我没有帮到这个父亲,没有帮到这个儿子。我不愿意让自己忘了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种从小的习惯,就是一种负疚感。虽然知道自己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依然不愿意忘记这个事情。

泰傻
1 楼
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看着那些被遗忘的孩子,总的感觉,那个作者袁凌,是个手榴弹往后扔的坏人,是惊扰百姓沉浸在中国梦的罪人,是个反华辱华受境内外敌对势力联合操纵的急先锋,其心可猪,其心可猪啊,我文学城党支部及全体党组成员,坚决反对这个人的所言所行,不懂得维护国家形象,不懂得体谅党和政府难处,不懂得维护社会和谐,总将目光盯在社会阴暗面的记者,都不是好记者。
京工人
2 楼
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孩子们也能像美国的孩子们一样,永远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没有苦难,没有忧虑,那该有多好
弟兄
3 楼
有位传染病专家朋友讲个笑话,如果现在刘伯承去大凉山和少数民族歃血为盟的话就要一起扎针了。
豫思敏
4 楼
M
Mbtech
5 楼
CNMD 中国共产党!有钱援助朝鲜,越南,有钱给别的国家学生买校车,有钱花120万给金三喝茅台,RNMD就是没钱给中国的穷孩子。
c
culture
6 楼
他们能活着就应该很感谢共产党啦!
过滤词
7 楼
看看这些孩子再想想即将开场的千亿国庆阅兵大典,真的无语了。
天涯不此时
8 楼
能够写"真实"的文学作者和新闻记者没有几个,且以善心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中国孩子,更是寥寥无几.但是在中国那个大环境下也只能点到为止.你敢说中国的贪官们用钱砌墙,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们穷奢极恶平均着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收入值,给当官吹嘘的资本;你敢说你的厉害国到处撒币给外邦,自己家里这些奴才的孩子忍隐着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你敢写那些被假奶粉.假疫苗毒害致残的孩子们的悲惨处境吗?肯定不敢,因为你还得在那里生存,即使写了也没人敢发.
王剑
9 楼
跑了四年找到140个,挺辛苦
M
Mbtech
10 楼
王贱,把你归在生口一类是对生口的侮辱。
泰傻
11 楼
但愿看到国庆70周年大阅兵的场景时,文中那些大凉山的照片和孩子,不要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泰傻
12 楼
雄安大学要来了!财政拨款建“世界一流”大学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抿而好喝
13 楼
想起了那句话“活该,谁让你生在中国”。
尘之极
14 楼
人类的良心
a
aklei
15 楼
万国来朝的大梦哪里有这些孩子的位置?再着援非或大撒币,才能和当地的独裁腐败统治者合伙贪污分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