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仪式与和平祈念仪式。
2025年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节点，共同铭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深刻揭示了战争最极端的双重印记：其一是核武器首次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沉痛创伤；其二是殖民压迫与侵略战争在亚洲大地造成的深重苦难。
80年后的今天，战争阴霾并未消散，反而再次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核威胁升温的现实挑战。这一背景下，纪念原子弹爆炸并非仅是哀悼逝者或追忆历史，更应成为推动全球反核对话的契机。《凤凰周刊》日前走访广岛和长崎，对话亲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站在反核前线的团体，试图还原当年的这场浩劫。
当地时间8月6日，广岛迎来原子弹爆炸以来的第80个纪念日。在广岛市中心的和平纪念公园，除了幸存者及遗属代表、日本政要之外，来自120个国家及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这场活动，人数达到5.5万，参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表示：“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应坚持‘无核三原则’，主导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而努力，这是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仪式上，近一年间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4940人的名字被添入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名册，并放入慰灵碑的石室中。截至80周年之际，被记录的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总数达到349246人。
外界同样关注，石破茂是否会发表“战后80年谈话”。他于8月4日公开表态说，“为了避免风化（注：意为逐渐遗忘），不再让战争重演而发出（讯息）是有必要的。”
自1995年以来，日本政府“逢十”发表历史问题谈话已成惯例，例如战后50年的“村山谈话”、60年的“小泉谈话”和70年的“安倍谈话”。不过，自民党内的保守派一直主张，“安倍谈话”之后不再需要新的谈话。
此前不少人判断，迫于党内压力，石破茂考虑不在8月15日战败纪念日或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当天以书面文件形式发表有关历史认识的个人见解。
无论“石破谈话”是否被发布，日本面向国民的和平教育都正在失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这段历史越来越难感同身受，甚至有了“拥核”的想法。
◆8月5日，民众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反战集会。
年轻人难以感同身受
今年5月中旬，广岛袋町国立小学和平资料馆迎来14名来自横滨的初三学生。他们观看了这所小学80年前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影像。这所小学距离当年原子弹爆炸中心仅有460米，爆炸发生后所有木质校舍全部倒塌焚毁。
“这是我们的修学旅行。”一位女生抱着厚厚的资料向《凤凰周刊》分享道，“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开始为这次旅行做准备，看了很多关于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这些都是利用课外时间完成的。”
不仅袋町国立小学，广岛的本川小学、长崎的山里小学和城山小学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小学校址均被保留下来建成资料馆，成为当地的和平教育基地。
◆2025年5月，14名来自横滨的初三学生参观广岛袋町国立小学和平资料馆。
城山小学位于一座小山上，距离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约500米。新教学楼的外窗上贴有“和平从城山开始”的标语。新校舍前屹立着一尊“少年和平像”，以此纪念80年前遇难的学生。学校后面的山坡上，保留着战时避难的防空洞。
“包括我们在内，这几所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小学平日都敞开校门，公众可自由出入校园。”城山小学和平祈念馆会长山口政则告诉《凤凰周刊》，“我们也考虑过学生的安全，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每个月，城山小学都会组织一次追忆原子弹爆炸历史的活动。例如，该校的六年级学生会向参观者讲述这段历史，老师们还会在遇难者的石碑前分享这些人的故事。
◆城山小学新教学楼的外窗上贴有“和平从城山开始”的标语。
对于日本当前的和平教育，长崎大学教授铃木达志郎有着不同看法。“现在的和平教育，都在反复诉说‘原子弹爆炸让人们遭遇了多么可怕的经历’。但这些故事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感同身受。”他向《凤凰周刊》分享道。
2023年，广岛电视台和长崎国际电视台联合对两地19所中学进行舆论调查，发现广岛仅有63.5%的学生回答出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和时间，长崎更是仅有49.5%的学生能回答正确。
更早的201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全国有近70%的民众不能正确说出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日期。即使在广岛和长崎，也分别只有69%和50%的受访者能回答正确。“日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公众愈发冷漠和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和平教育）使命。”《朝日新闻》如此评论。
对此，铃木达志郎谏言道：“老师们应该多讲讲现在乌克兰和中东发生了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如果动用核武器会怎样、朝鲜若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核武器落到我的头上又会怎样。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教育可能更有冲击力，也更能感同身受。如果总是听过去的故事，感叹一句‘真惨，真可怜’，那不是真正的和平教育。”
“我出生在原子弹爆炸过的城市，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53岁的家庭主妇英子（化名）告诉《凤凰周刊》，“但不是所有长崎人都熟知这段历史，也不是所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都会被认定为被爆者。”
英子的母亲11岁时遭遇了这场浩劫，但从不向自己的孩子分享这段经历。“听说她因为手续繁琐而放弃申请被爆者健康手册。我们在家很少讨论这段历史，我也不会感兴趣。”英子坦言。
来自广岛的熊田哲治提到：“我的奶奶、姥姥、姑姑都亲历了核爆。小时候，只有在每年的新年和盂兰盆节（日本祭祀祖先的节日），家人团聚的时候，我才会听到她们谈起原子弹爆炸的事。”
广岛县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会理事长佐久间邦彦告诉《凤凰周刊》，“只有那些说出‘原子弹爆炸绝不应重演’的人才会被视为被爆者，广岛人一般不会向别人主动聊起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说，8月6日是他们亲人的忌日。这一天，大家往往沉浸在为遇难者祈福的气氛中。
◆2025年1月1日，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在长崎和平公园举行集会，呼吁废除核武器。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王升远指出，关于原子弹爆炸存在两种不同形态的记忆：一种是作为和平主义宣传或日本受害论证言的记忆，它存在于核爆纪念馆或政客的言论中；另一种则是被有机传承的日常记忆，它存在于日记、回忆录等文本之中。两者有着不同的受众与功能。
“被爆者所受到的创伤是一生的创伤，战后讲述这段经历就意味着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二次创伤。他们不愿重提核爆经历，更多是基于家庭伦理或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保护与社会融入的考量。”王升远向《凤凰周刊》分析说。
如今，日本二战后出生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5%以上，如何传承战争记忆成为一大难题。熊田哲治无奈表示，“日本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都不涉及原子弹爆炸这段历史。或许这是因为政府想要试图掩盖当年的侵略历史。”
每年的8月堪称日本人的“追忆之月”，媒体会在这段时期密集集中推出有关原子弹爆炸和战争相关的专题报道及纪录片。
“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报纸、电视等媒体所提供的片面叙述的影响。”日本媒体研究者米仓律认为，以“受害者”身份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方式在电视中占到压倒性的多数。“这种语境下，日本的侵略行为、暴行、殖民统治等‘加害’历史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军国主义‘受害者’形象的突出展现。”
始终如一的日本政府
随着时间流逝，能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不多了。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24年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5.6岁。截至2025年3月底，因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而受害的幸存者人数为99130人，首次降至10万人以下。
2024年，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下称“被团协”）。该团体成立于1956年8月，是日本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全国性组织，除了寻求国家赔偿，也致力于国际核裁军运动。
同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代表委员田中熙巳、箕牧智之、田中重光登台领取了奖章和奖状。发言中，92岁的田中熙巳两次提到“国家赔偿”。他直言：“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实是，日本政府从未对原子弹爆炸中去世的死难者做出任何赔偿。”
颁奖礼后，田中熙巳向媒体解释道，“国家发动了战争，就要为国民因战争遭受的伤害承担责任。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2024年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田中熙巳（左二）、田中重光（右二）、箕牧智之（右一）登台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在一本名为“被爆者健康手账”的紫色册子上，记载了佐久间邦彦自1968年以来的体检记录。其中被爆场所一栏写着“距离爆炸中心3公里”。检查项目包括血常规、血压、尿检、胸片X射线等。这是被爆者能获得的为数不多的社会福利。
不过，作为二代的熊田哲治至今未得到类似的手册。“当我听说韩国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二代提供健康检查时，感到非常吃惊。”他说，“与其说（对后代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日本政府并不想承担对受害者后代的责任。”
广岛市立大学广岛和平研究所教授佐藤史郎向《凤凰周刊》评论称，被团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有关日本政府是否要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讨论。“即使不签署，日本政府是否可以作为观察员参与其中？”
此外，这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所谓“战争被害容忍论”。该论调认为，“战争是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状态，所有公民必须平等承担所遭受的伤害，国家没有义务提供赔偿。”
铃木达志郎认为，为了让政府认识到“本就不该发动战争”，需要树立一个先例，那就是让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被爆者们要求国家赔偿的根本原因。从更宏大的意义上说，这是为了彻底抑制战争、不让战争再次发生。”
领奖归来后，田中重光等人于2025年1月8日前往首相官邸，与首相石破茂进行了一场30分钟的会面。“我向石破首相提出，要将国家指定区域外同样遭遇原子弹爆炸的民众认定为被爆者。其他代表提出了寻求国家补偿并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建议。但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田中重光向《凤凰周刊》回忆道。
对于这场不公开的会面，田中重光感到失望：“整场会面只放了几把椅子，没有桌子甚至没有一杯水。这在会客礼仪上是很失礼的。说明政府的立场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很大差异。”
历任日本首相都会在每年8月6日和9日到访广岛和长崎，程序式地参加纪念活动、会见被爆者代表。但80年间，日本政府对于“核”的态度始终如一。
安倍晋三就任首相期间，田中重光多次向其提出建议：“请您务必参观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但安倍从未这么做。2020年，安倍因在广岛和长崎的纪念仪式上发表相似致辞而引发争议。两篇演讲稿除了地名不同外，段落数、文章结构和表达基本一模一样。
◆201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2022年，田中重光向广岛出身的时任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希望日本政府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参加该会议。岸田口头表示“会考虑”，但毫无行动。
石破茂会见被团协代表不久后，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今年2月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不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日本政府认为，美日同盟框架下的“核扩展威慑”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而《禁止核武器条约》在本质上与这一政策相悖。日本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可能会对外释放错误信号，损害自身安全利益。
炮制战后重建的故事
原子弹爆炸事件过去不到七年，日本政府开始萌生“拥核”的想法。1952年4月，时任首相吉田茂下令组建“科学技术厅”，任务之一是“从事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器研究、核动力研究和航空飞行器研究”。
1955年10月，日本参众两院组建了原子能共同委员会，积极推进核能开发。同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三法”，在其中的《原子能基本法》中提出所谓“核能和平利用三原则”：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和平为目的；在民主运营下自主研究；其成果公开，以利于不断推进国际合作。
次年5月27日，广岛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博览会。该博览会由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馆文化局和《读卖新闻》共同举办。日本中央大学兼职讲师奥田谦造形容，“‘以毒攻毒’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核能作为‘未来能源’被寄予厚望。政界人士担心，如果不引进核能，日本将成为不发达国家。”
◆1956年5月27日，广岛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博览会。
1967年12月，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了旨在“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但仍与美国尼克松政府签署了一份“核密约”，日方同意美方在归还冲绳行政权后仍有权向当地运送核武器。
进入1970年代，日本成功引进国外核电技术，在浓缩铀、核燃料再处理和铀矿开发上加快了自主步伐。日本《朝日新闻》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披露，日本储存着相当于制造1250枚核弹的10吨钚，继美俄英法之后，位列世界第五位。可以说，日本通过发展核电，保障了其制造核武器的潜在能力。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当时担任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公开表示：“我不认为日本需要拥有核武器，但我们必须维持商用核电站的运转，因为这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制造核弹头成为可能。”
著有《被爆者为何不再等待：核/核能战后史》一书的奥田博子总结道：日本政府自诩“全球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炮制了一个有关“和平与繁荣”的战后重建故事，将和平主义与经济增长视为并存的事务。“战后，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日本同时享受着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和平’和依赖美国核（能源）产业的‘（经济）繁荣’。”
核事故发生后，由于日本在核电管理方面频频爆出丑闻，民间反核运动一度高涨。为了平息舆论压力，时任首相菅直人宣布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此后两年间，日本各地相继“弃核”，这一政策均由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推进。然而，随着自民党卷土重来，日本开始重启核电站，朝野要求发展核武器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不断以应对朝鲜核危机为借口，多次表示要发展核武器。2014年，自民党提交的修订安保战略建议书中，讨论了“核威慑”和“反击能力”的概念，鼓吹使用“反击能力”取代“专属防卫”。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日本政界进一步推动“核共享”政策，允许美国向日本提供核武器，以增强日本的核威慑能力。
“不仅核政策，日本的安保政策亦在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铃木达志郎说，“尤当新的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美国发动战争，日本也能参与其中。为了应对可能落下的朝鲜导弹，日本各地也开始演习。可以说，日本早就开始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8.7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加9.4%，创下历史新高。未来的防卫重点放在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方面——日本将重点发展无人武器和人工智能，以弥补因人口数量下降造成的军队人数的减少。
今年2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一项重大能源政策转向，表示将在未来大幅提高对核能的依赖，以满足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能耗行业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新计划提出将“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并删除了此前“减少对核能依赖”的表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向《凤凰周刊》指出，自民党政权重启核电站并非单纯出于发电需求，而是为了确保核技术研发不落后。“虽然日本受宪法限制不能制造核武器，但通过国际合作（如与以色列、印度、土耳其共同开展核研究），保持核技术研发能力。在‘和平利用’名义下的核能发展，实际上兼具民用与军事应用的双重属性。”
迎来核军备竞赛时代
在广岛和平公园标志性建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79岁的三登浩成作为志愿者，用英语向外国游客讲述“原子弹爆炸的真相”。爆炸发生时，他的母亲怀孕仅四个月。
他一边向外国游客展示照片，一边气愤地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6年访问广岛时，携带黑色‘核按钮手提箱’。他访问广岛两年后，美国通过了新的战略草案，赞成制造小型、低当量的新一代核武器。”
作为“外交工具”的广岛，曾助力多位日本首相缔造外交上的巅峰时刻。
最富有代表性的是2016年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当年5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举行。奥巴马在安倍晋三的陪同下访问广岛，成为首位访问被原子弹轰炸城市的在任美国总统。同年4月，日本政府在广岛召开G7外长会。这是作为拥核国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外长首次到访该地。
◆201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
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将2023年5月的G7峰会定在老家广岛召开。当时，G7领导人一同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列队献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到访广岛。佐久间邦彦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无法接受泽连斯基到访广岛。
2024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新加了乌克兰语导览。资料馆旁还建起一座G7资料馆，岸田和其他领导人围坐的木质圆桌被搬入展厅。该展馆馆员告诉《凤凰周刊》：“G7资料馆建于2024年，将开放至2030年G7峰会再次在日本召开之时。”
日媒认为，2023年G7广岛峰会于俄乌战争时期召开，广岛被用来服务于日本政府的外交目的，岸田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西方阵营领导人中的地位，符合日本在分裂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的政治立场。
◆G7资料馆内，2023年领导人们围坐的木质圆桌被搬入展厅。
同年8月6日，在原子弹爆炸78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岸田夸赞自己在G7广岛峰会取得的外交成果，并强调“通过发布G7广岛愿景，增强了国际社会推进核裁军的趋势”。
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广岛市长松井一实没有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勒斯坦等国的驻日大使出席8月6日的纪念活动。与之相对，长崎市长铃木史朗未邀请以色列大使，而是邀巴勒斯坦大使参加了8月9日的和平祈愿仪式。
松井一实曾担任厚生劳动省官僚，后被岸田说服出任广岛市长。日媒分析称，“除了彻底遵循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别无选择。”
今年8月6日的纪念活动中，松井一实指出，面对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混乱，全球增强军备的趋势正在加速。他表示，部分执政者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拥有核武器，呼吁应尽快启动“以对话建立互信关系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的讨论。他要求日本政府满足包括被团协在内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愿望，成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今年恰逢原子弹爆炸80年，全球核威胁也在升级。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举动与80年前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相提并论，称从终结战争的角度来说，“两者本质相同”。松井一实对此评价称，“这是不了解核爆实情的发言”，并希望邀请特朗普造访广岛以纠正看法。
“随着核军备竞赛加速，伴随而来的风险不断加剧。一些国家间的关系表面看似稳定，实则可能变成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崩溃。”铃木达志郎警告说，“日本常说为了战略稳定要强化核威慑力，但我认为，更需要的是积极推进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外交政策。”
王新生总结道，由于战前出生者不断离世，有关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记忆正逐渐淡去。“当今世界，暴力与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依然存在。与其继续争论当年原子弹投放的正当性，不如将目光投向未来。如何确保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
◆8月6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仪式与和平祈念仪式。
2025年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节点，共同铭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深刻揭示了战争最极端的双重印记：其一是核武器首次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沉痛创伤；其二是殖民压迫与侵略战争在亚洲大地造成的深重苦难。
80年后的今天，战争阴霾并未消散，反而再次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核威胁升温的现实挑战。这一背景下，纪念原子弹爆炸并非仅是哀悼逝者或追忆历史，更应成为推动全球反核对话的契机。《凤凰周刊》日前走访广岛和长崎，对话亲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站在反核前线的团体，试图还原当年的这场浩劫。
当地时间8月6日，广岛迎来原子弹爆炸以来的第80个纪念日。在广岛市中心的和平纪念公园，除了幸存者及遗属代表、日本政要之外，来自120个国家及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这场活动，人数达到5.5万，参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表示：“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悲剧绝不能重演。应坚持‘无核三原则’，主导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而努力，这是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仪式上，近一年间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4940人的名字被添入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名册，并放入慰灵碑的石室中。截至80周年之际，被记录的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总数达到349246人。
外界同样关注，石破茂是否会发表“战后80年谈话”。他于8月4日公开表态说，“为了避免风化（注：意为逐渐遗忘），不再让战争重演而发出（讯息）是有必要的。”
自1995年以来，日本政府“逢十”发表历史问题谈话已成惯例，例如战后50年的“村山谈话”、60年的“小泉谈话”和70年的“安倍谈话”。不过，自民党内的保守派一直主张，“安倍谈话”之后不再需要新的谈话。
此前不少人判断，迫于党内压力，石破茂考虑不在8月15日战败纪念日或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当天以书面文件形式发表有关历史认识的个人见解。
无论“石破谈话”是否被发布，日本面向国民的和平教育都正在失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这段历史越来越难感同身受，甚至有了“拥核”的想法。
◆8月5日，民众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反战集会。
年轻人难以感同身受
今年5月中旬，广岛袋町国立小学和平资料馆迎来14名来自横滨的初三学生。他们观看了这所小学80年前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影像。这所小学距离当年原子弹爆炸中心仅有460米，爆炸发生后所有木质校舍全部倒塌焚毁。
“这是我们的修学旅行。”一位女生抱着厚厚的资料向《凤凰周刊》分享道，“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开始为这次旅行做准备，看了很多关于原子弹爆炸的纪录片。这些都是利用课外时间完成的。”
不仅袋町国立小学，广岛的本川小学、长崎的山里小学和城山小学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小学校址均被保留下来建成资料馆，成为当地的和平教育基地。
◆2025年5月，14名来自横滨的初三学生参观广岛袋町国立小学和平资料馆。
城山小学位于一座小山上，距离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约500米。新教学楼的外窗上贴有“和平从城山开始”的标语。新校舍前屹立着一尊“少年和平像”，以此纪念80年前遇难的学生。学校后面的山坡上，保留着战时避难的防空洞。
“包括我们在内，这几所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小学平日都敞开校门，公众可自由出入校园。”城山小学和平祈念馆会长山口政则告诉《凤凰周刊》，“我们也考虑过学生的安全，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每个月，城山小学都会组织一次追忆原子弹爆炸历史的活动。例如，该校的六年级学生会向参观者讲述这段历史，老师们还会在遇难者的石碑前分享这些人的故事。
◆城山小学新教学楼的外窗上贴有“和平从城山开始”的标语。
对于日本当前的和平教育，长崎大学教授铃木达志郎有着不同看法。“现在的和平教育，都在反复诉说‘原子弹爆炸让人们遭遇了多么可怕的经历’。但这些故事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感同身受。”他向《凤凰周刊》分享道。
2023年，广岛电视台和长崎国际电视台联合对两地19所中学进行舆论调查，发现广岛仅有63.5%的学生回答出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和时间，长崎更是仅有49.5%的学生能回答正确。
更早的201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全国有近70%的民众不能正确说出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日期。即使在广岛和长崎，也分别只有69%和50%的受访者能回答正确。“日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公众愈发冷漠和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和平教育）使命。”《朝日新闻》如此评论。
对此，铃木达志郎谏言道：“老师们应该多讲讲现在乌克兰和中东发生了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如果动用核武器会怎样、朝鲜若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核武器落到我的头上又会怎样。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教育可能更有冲击力，也更能感同身受。如果总是听过去的故事，感叹一句‘真惨，真可怜’，那不是真正的和平教育。”
“我出生在原子弹爆炸过的城市，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53岁的家庭主妇英子（化名）告诉《凤凰周刊》，“但不是所有长崎人都熟知这段历史，也不是所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都会被认定为被爆者。”
英子的母亲11岁时遭遇了这场浩劫，但从不向自己的孩子分享这段经历。“听说她因为手续繁琐而放弃申请被爆者健康手册。我们在家很少讨论这段历史，我也不会感兴趣。”英子坦言。
来自广岛的熊田哲治提到：“我的奶奶、姥姥、姑姑都亲历了核爆。小时候，只有在每年的新年和盂兰盆节（日本祭祀祖先的节日），家人团聚的时候，我才会听到她们谈起原子弹爆炸的事。”
广岛县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会理事长佐久间邦彦告诉《凤凰周刊》，“只有那些说出‘原子弹爆炸绝不应重演’的人才会被视为被爆者，广岛人一般不会向别人主动聊起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说，8月6日是他们亲人的忌日。这一天，大家往往沉浸在为遇难者祈福的气氛中。
◆2025年1月1日，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在长崎和平公园举行集会，呼吁废除核武器。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王升远指出，关于原子弹爆炸存在两种不同形态的记忆：一种是作为和平主义宣传或日本受害论证言的记忆，它存在于核爆纪念馆或政客的言论中；另一种则是被有机传承的日常记忆，它存在于日记、回忆录等文本之中。两者有着不同的受众与功能。
“被爆者所受到的创伤是一生的创伤，战后讲述这段经历就意味着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二次创伤。他们不愿重提核爆经历，更多是基于家庭伦理或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保护与社会融入的考量。”王升远向《凤凰周刊》分析说。
如今，日本二战后出生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5%以上，如何传承战争记忆成为一大难题。熊田哲治无奈表示，“日本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都不涉及原子弹爆炸这段历史。或许这是因为政府想要试图掩盖当年的侵略历史。”
每年的8月堪称日本人的“追忆之月”，媒体会在这段时期密集集中推出有关原子弹爆炸和战争相关的专题报道及纪录片。
“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和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报纸、电视等媒体所提供的片面叙述的影响。”日本媒体研究者米仓律认为，以“受害者”身份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方式在电视中占到压倒性的多数。“这种语境下，日本的侵略行为、暴行、殖民统治等‘加害’历史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军国主义‘受害者’形象的突出展现。”
始终如一的日本政府
随着时间流逝，能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不多了。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24年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5.6岁。截至2025年3月底，因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而受害的幸存者人数为99130人，首次降至10万人以下。
2024年，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下称“被团协”）。该团体成立于1956年8月，是日本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全国性组织，除了寻求国家赔偿，也致力于国际核裁军运动。
同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上，代表委员田中熙巳、箕牧智之、田中重光登台领取了奖章和奖状。发言中，92岁的田中熙巳两次提到“国家赔偿”。他直言：“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事实是，日本政府从未对原子弹爆炸中去世的死难者做出任何赔偿。”
颁奖礼后，田中熙巳向媒体解释道，“国家发动了战争，就要为国民因战争遭受的伤害承担责任。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2024年12月10日，挪威奥斯陆，田中熙巳（左二）、田中重光（右二）、箕牧智之（右一）登台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在一本名为“被爆者健康手账”的紫色册子上，记载了佐久间邦彦自1968年以来的体检记录。其中被爆场所一栏写着“距离爆炸中心3公里”。检查项目包括血常规、血压、尿检、胸片X射线等。这是被爆者能获得的为数不多的社会福利。
不过，作为二代的熊田哲治至今未得到类似的手册。“当我听说韩国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二代提供健康检查时，感到非常吃惊。”他说，“与其说（对后代的）不平等，不如说是日本政府并不想承担对受害者后代的责任。”
广岛市立大学广岛和平研究所教授佐藤史郎向《凤凰周刊》评论称，被团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引发有关日本政府是否要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讨论。“即使不签署，日本政府是否可以作为观察员参与其中？”
此外，这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审视所谓“战争被害容忍论”。该论调认为，“战争是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状态，所有公民必须平等承担所遭受的伤害，国家没有义务提供赔偿。”
铃木达志郎认为，为了让政府认识到“本就不该发动战争”，需要树立一个先例，那就是让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被爆者们要求国家赔偿的根本原因。从更宏大的意义上说，这是为了彻底抑制战争、不让战争再次发生。”
领奖归来后，田中重光等人于2025年1月8日前往首相官邸，与首相石破茂进行了一场30分钟的会面。“我向石破首相提出，要将国家指定区域外同样遭遇原子弹爆炸的民众认定为被爆者。其他代表提出了寻求国家补偿并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建议。但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田中重光向《凤凰周刊》回忆道。
对于这场不公开的会面，田中重光感到失望：“整场会面只放了几把椅子，没有桌子甚至没有一杯水。这在会客礼仪上是很失礼的。说明政府的立场与我们的想法存在很大差异。”
历任日本首相都会在每年8月6日和9日到访广岛和长崎，程序式地参加纪念活动、会见被爆者代表。但80年间，日本政府对于“核”的态度始终如一。
安倍晋三就任首相期间，田中重光多次向其提出建议：“请您务必参观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但安倍从未这么做。2020年，安倍因在广岛和长崎的纪念仪式上发表相似致辞而引发争议。两篇演讲稿除了地名不同外，段落数、文章结构和表达基本一模一样。
◆201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2022年，田中重光向广岛出身的时任首相岸田文雄提出希望日本政府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参加该会议。岸田口头表示“会考虑”，但毫无行动。
石破茂会见被团协代表不久后，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今年2月宣布，日本政府决定不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日本政府认为，美日同盟框架下的“核扩展威慑”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而《禁止核武器条约》在本质上与这一政策相悖。日本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可能会对外释放错误信号，损害自身安全利益。
炮制战后重建的故事
原子弹爆炸事件过去不到七年，日本政府开始萌生“拥核”的想法。1952年4月，时任首相吉田茂下令组建“科学技术厅”，任务之一是“从事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器研究、核动力研究和航空飞行器研究”。
1955年10月，日本参众两院组建了原子能共同委员会，积极推进核能开发。同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三法”，在其中的《原子能基本法》中提出所谓“核能和平利用三原则”：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以和平为目的；在民主运营下自主研究；其成果公开，以利于不断推进国际合作。
次年5月27日，广岛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博览会。该博览会由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馆文化局和《读卖新闻》共同举办。日本中央大学兼职讲师奥田谦造形容，“‘以毒攻毒’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核能作为‘未来能源’被寄予厚望。政界人士担心，如果不引进核能，日本将成为不发达国家。”
◆1956年5月27日，广岛举办了一场名为和平利用核能的博览会。
1967年12月，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了旨在“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但仍与美国尼克松政府签署了一份“核密约”，日方同意美方在归还冲绳行政权后仍有权向当地运送核武器。
进入1970年代，日本成功引进国外核电技术，在浓缩铀、核燃料再处理和铀矿开发上加快了自主步伐。日本《朝日新闻》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披露，日本储存着相当于制造1250枚核弹的10吨钚，继美俄英法之后，位列世界第五位。可以说，日本通过发展核电，保障了其制造核武器的潜在能力。
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和海啸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当时担任防卫大臣的石破茂公开表示：“我不认为日本需要拥有核武器，但我们必须维持商用核电站的运转，因为这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制造核弹头成为可能。”
著有《被爆者为何不再等待：核/核能战后史》一书的奥田博子总结道：日本政府自诩“全球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炮制了一个有关“和平与繁荣”的战后重建故事，将和平主义与经济增长视为并存的事务。“战后，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日本同时享受着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和平’和依赖美国核（能源）产业的‘（经济）繁荣’。”
核事故发生后，由于日本在核电管理方面频频爆出丑闻，民间反核运动一度高涨。为了平息舆论压力，时任首相菅直人宣布关闭境内所有核电站。此后两年间，日本各地相继“弃核”，这一政策均由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推进。然而，随着自民党卷土重来，日本开始重启核电站，朝野要求发展核武器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
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后，不断以应对朝鲜核危机为借口，多次表示要发展核武器。2014年，自民党提交的修订安保战略建议书中，讨论了“核威慑”和“反击能力”的概念，鼓吹使用“反击能力”取代“专属防卫”。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日本政界进一步推动“核共享”政策，允许美国向日本提供核武器，以增强日本的核威慑能力。
“不仅核政策，日本的安保政策亦在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巨大改变。”铃木达志郎说，“尤当新的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美国发动战争，日本也能参与其中。为了应对可能落下的朝鲜导弹，日本各地也开始演习。可以说，日本早就开始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2025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8.7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加9.4%，创下历史新高。未来的防卫重点放在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方面——日本将重点发展无人武器和人工智能，以弥补因人口数量下降造成的军队人数的减少。
今年2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一项重大能源政策转向，表示将在未来大幅提高对核能的依赖，以满足如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能耗行业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新计划提出将“最大限度利用核能”，并删除了此前“减少对核能依赖”的表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向《凤凰周刊》指出，自民党政权重启核电站并非单纯出于发电需求，而是为了确保核技术研发不落后。“虽然日本受宪法限制不能制造核武器，但通过国际合作（如与以色列、印度、土耳其共同开展核研究），保持核技术研发能力。在‘和平利用’名义下的核能发展，实际上兼具民用与军事应用的双重属性。”
迎来核军备竞赛时代
在广岛和平公园标志性建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79岁的三登浩成作为志愿者，用英语向外国游客讲述“原子弹爆炸的真相”。爆炸发生时，他的母亲怀孕仅四个月。
他一边向外国游客展示照片，一边气愤地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6年访问广岛时，携带黑色‘核按钮手提箱’。他访问广岛两年后，美国通过了新的战略草案，赞成制造小型、低当量的新一代核武器。”
作为“外交工具”的广岛，曾助力多位日本首相缔造外交上的巅峰时刻。
最富有代表性的是2016年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当年5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举行。奥巴马在安倍晋三的陪同下访问广岛，成为首位访问被原子弹轰炸城市的在任美国总统。同年4月，日本政府在广岛召开G7外长会。这是作为拥核国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外长首次到访该地。
◆201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
岸田文雄就任首相后，将2023年5月的G7峰会定在老家广岛召开。当时，G7领导人一同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列队献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到访广岛。佐久间邦彦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无法接受泽连斯基到访广岛。
2024年，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新加了乌克兰语导览。资料馆旁还建起一座G7资料馆，岸田和其他领导人围坐的木质圆桌被搬入展厅。该展馆馆员告诉《凤凰周刊》：“G7资料馆建于2024年，将开放至2030年G7峰会再次在日本召开之时。”
日媒认为，2023年G7广岛峰会于俄乌战争时期召开，广岛被用来服务于日本政府的外交目的，岸田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西方阵营领导人中的地位，符合日本在分裂的国际政治格局下的政治立场。
◆G7资料馆内，2023年领导人们围坐的木质圆桌被搬入展厅。
同年8月6日，在原子弹爆炸78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岸田夸赞自己在G7广岛峰会取得的外交成果，并强调“通过发布G7广岛愿景，增强了国际社会推进核裁军的趋势”。
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广岛市长松井一实没有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勒斯坦等国的驻日大使出席8月6日的纪念活动。与之相对，长崎市长铃木史朗未邀请以色列大使，而是邀巴勒斯坦大使参加了8月9日的和平祈愿仪式。
松井一实曾担任厚生劳动省官僚，后被岸田说服出任广岛市长。日媒分析称，“除了彻底遵循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别无选择。”
今年8月6日的纪念活动中，松井一实指出，面对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混乱，全球增强军备的趋势正在加速。他表示，部分执政者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必须拥有核武器，呼吁应尽快启动“以对话建立互信关系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的讨论。他要求日本政府满足包括被团协在内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愿望，成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今年恰逢原子弹爆炸80年，全球核威胁也在升级。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举动与80年前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相提并论，称从终结战争的角度来说，“两者本质相同”。松井一实对此评价称，“这是不了解核爆实情的发言”，并希望邀请特朗普造访广岛以纠正看法。
“随着核军备竞赛加速，伴随而来的风险不断加剧。一些国家间的关系表面看似稳定，实则可能变成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崩溃。”铃木达志郎警告说，“日本常说为了战略稳定要强化核威慑力，但我认为，更需要的是积极推进旨在缓和紧张关系的外交政策。”
王新生总结道，由于战前出生者不断离世，有关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记忆正逐渐淡去。“当今世界，暴力与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依然存在。与其继续争论当年原子弹投放的正当性，不如将目光投向未来。如何确保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