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十年砍柴
文史专栏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一篇报道《33岁，我带着父母一起“断亲”》，引发诸多读者的共鸣，当然也不乏争论。广东一座小城长大的女生潘朵拉，从小目睹大家族中长辈的嫌贫爱富与自私自利，大学毕业后先后去深圳和香港工作，和老家这些亲戚断了来往。用她的话说：“没有比自己好好生活、努力赚钱更重要。毕竟，遇事能用简单的金钱关系解决，就不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脱离了人情，亲戚的人际网也对我没了作用。”
读完这篇文章，我对小潘的通透、清醒和决断很是佩服。潘朵拉所述的大家族那样的人际关系，其实在中国社会是常态。势利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不独在中国广泛存在，读过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就应明白，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家乡亲属为什么会成为束缚？
从年龄来讲，潘朵拉比我差不多小20岁，我和她父亲是一辈人。我的老家湖南和广东一样，重视家族关系的传统比北方厚重。在很早以前，我对宗族、亲戚关系的面纱掩盖下的利益算计认识得清清楚楚，但和小潘的父母一样，即便有清醒的认知也不可能干脆利落地“断亲”——这是处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我们这代人的无奈。所以，小潘的父母只是不强求她和老家的亲戚来往，而他俩和弟弟、妹妹即小潘的叔叔和姑姑不可能真的断绝来往。
小潘这代80后、90后的成长，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在城镇出生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三口的小家庭之外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如果不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断绝来往几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用付出什么精神或现实层面的代价。
如果她和父亲一样有同胞兄弟姐妹，虽然兄弟姐妹少年时会有争吵，长大后对社会的认知和处事态度有差别，但在同一个家庭长大，这种手足之情并非说断就能断的。
由小潘的故事，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 （我的父亲在2015年故去） ，回老家办完丧事后我坐上回北京的高铁，列车启动，故乡的风物很快就消失在窗外。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父母皆已见背，故乡从此成为异乡。”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此后，我也是如此处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
在我大约两岁的时候，全家除父亲还留在县城工作外，母亲带着我们四位兄弟姐妹被下放到老家的山村里。这是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大多数人是没出五服的宗亲，当时我的祖父尚健在。饶是如此，在那些宗亲看来，这么一家子回到村里，又没有男性壮劳力，这是和他们抢饭吃。
于是，他们想一切损招来为难我家，包括教唆同龄的小孩孤立我们兄弟姐妹。等着过了几年，他们又开始衡量利弊而调适对我家的态度。因为我父亲回到老家的公社当卫生院长，他们有事还得求着，我的母亲又能干强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三兄弟看起来都不笨，没准将来会有点出息。
等我父亲退休回到村里养老，我三兄弟已经在省外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父母获得了乡邻和宗亲们的很大尊重，爱面子的母亲也给我找了不少事。因为我在外混了多年，多认识几个人，有时候能给乡亲帮点忙。比如一位本家叔叔在广东打工受伤了，老板不愿赔偿，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再找朋友和那位交涉，使本家叔叔获得满意的补偿；再如，某没出五服的族兄弟被人欺负了，找人给他讨回公道。........
我大学毕业后到父母先后辞世之间，有廿载左右的时光。这二十年里，在乡邻和亲戚的眼中，我是一个念旧情、重亲情的人。对乡邻和宗亲的精明与势利，我何尝不明了在心？
我高中住校，18岁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其实和大多数宗亲没有什么人情纠葛和情感牵绊，所做这一切，只是为了父母高兴，给他们长脸。
父母病重和出殡时有两件事，让我更看清一些人以宗亲关系进行道德绑架而图利的面目。
2014年秋天，我的父亲再一次从市第一人民医院ICU里抢救过来，我们兄弟回到老家给他办完出院手续然后护送回老宅休养。有一位和我父亲共高祖父的族叔，是一个吝啬的人，他闻讯后竟然买了一个西瓜前来探望。他走后，父亲颇不怿地说了句：“他是来看我还有几口气，是不是快死了，他想做我这笔生意。”原来这位族叔和人合伙组织了一只白事鼓乐队，他早谋划我父亲归山后揽下生意。
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后，这位族叔未能及时得到讯息，邻村萧家一位女士也是做白事鼓乐队的，她得知后立刻来到我家帮忙，给我的亡母洗身换衣，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后便聘请她的鼓乐队。那位族叔稍后也赶了过来，得知这生意给了别人，大为不忿说，“这怎么得行？我同一个家族的嫂嫂过世，还请外姓人的鼓乐队来做事。”然后反反复复唠叨此事，最后我家只得多花一笔钱，请了他和那位萧女士两支鼓乐队，一支迎送吊客，一支负责出殡。
这位族叔的说法，在都市人看来可能觉得太没道理，可在乡村社会里，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凭着和某人的亲戚关系，可以主张要求权。比如你帮了一位共高祖的族兄的忙，过不了多久，和你共曾祖的堂兄找你帮忙，你不想帮或者帮不成。那这位堂兄认为你分不清亲疏，近乎对曾祖父的不孝。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你更亲，你能帮他为什么不能帮我。——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什么“个人权利本位”，不认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
父母去世后，我确实觉得与故乡、与乡亲之间，有一种解脱。今年清明节，我和兄弟回到老家，用一个上午给父母、祖父母挂青扫墓，然后就离乡返城。
古今亲属之别，背后是人越来越自由
已故农学家叶笃庄 （叶笃正之弟） 在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中，讲述了其曾祖父叶伯英 （官至陕西巡抚） 在任所去世，其祖父护送灵柩回到安庆老家营葬，却被叶氏宗族的长老软禁起来，逼迫其捐出一笔巨款。《浮生六记》中的作者沈三白，憨直而散淡，应科举不成，游幕也没挣上什么钱，被父亲视为没出息而将其夫妇赶出大家庭。其妻芸娘病重时，他想去求人借钱，芸娘对他说“求亲不如求友”。
其实，对中国以宗族、姻亲为经纬的传统人际交往的弊端甚至龌龊，古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民间俗谚曰：“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这么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是把锯，你有来我有去。”此类说法承认基于宗亲戚属关系的人际交往，是以利益考量为重，但也需要有起码的公平。
可是，在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里，没有明晰的边界和刚性的权责划分，存在着太多的模糊地带。虽如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这种人际关系，除此而外，并无更好的替代模式。
少数出仕的士大夫的人际交往尚有其他的选择，宗族、亲戚之外，还有同学、同年的社会资源。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半径很小，他一生所能凭借的社会资源，几乎都是靠家族、宗亲、姻亲而获得，离开这个由内向外推移的一圈圈同心圆的差序格局，就是一片孤立无依的树叶。单个的人身处其间，有再大的不满意，也不得不依赖于此。
儒家意识形态区别亲疏尊卑，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官方的制度和文化也维护着这样的人际交往格局，如重农轻商，固土安民。一个人的籍贯比其工作地、出生地更重要，即使在外游宦多年的士大夫，退休后多数回老家养老，他的儿子哪怕生长在外省，得回老家参加科举。
如此，古代王朝用制度把一个人和宗族、故土做了利益和情感的捆绑——当时，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鼓励墨家主张的人际关系那一套，离开故土的陌生人可以结拜异姓兄弟，凭志趣和利益结成小共同体，还了得？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从农耕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也即大多数人由生活在熟人社会、变为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以家族、亲戚、乡亲为主的人际关系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需要适应时代的重构。
对潘朵拉这代人而言，亲戚关系已远不如上几代人重要，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使，每个人的社交方式远比以前多样化，社交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不同工作岗位的同事、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同一个团契的教友，乃至孩子同学的父母，与之交往可选择的空间更大，更自由而无强迫性。
有了互联网后，人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气味相投、三观一致的朋友，上几代人不得不看重的亲戚关系因种种不合时宜可以舍弃。
潘朵拉求学、工作的经历已说明这一切。城市化的加速使人员流动加快，一个家族的成员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分居在各地成为常态，地理上的阻隔使亲戚之间缺少走动，久而久之关系淡薄了。也就是说，亲戚关系已不是人际交往的必需。
虽如此，亲戚仍然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亲戚之间，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牵挂了，彼此疏远如陌路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必惋叹；如果亲戚之间感情尚可，如叔姑舅姨曾经很关爱晚辈，表亲、堂亲或远方亲戚曾经一起成长，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能够在思想交流中获益，在现实交往中彼此帮助，那当然是一件美事。这样的亲戚，何必要“断”？
从集体本位到个人权利本位，是一种社会进步，人际交往亦是此理。潘朵拉这代人能摆脱亲戚关系对人际交往的束缚，可看作中国改开四十多年的成果之一。
亲戚的交往，固然不必强求维系，但也不必刻意去“断亲”，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自主地选择人际交往、构建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当代青年适宜的社交状态。
作者 | 十年砍柴
文史专栏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一篇报道《33岁，我带着父母一起“断亲”》，引发诸多读者的共鸣，当然也不乏争论。广东一座小城长大的女生潘朵拉，从小目睹大家族中长辈的嫌贫爱富与自私自利，大学毕业后先后去深圳和香港工作，和老家这些亲戚断了来往。用她的话说：“没有比自己好好生活、努力赚钱更重要。毕竟，遇事能用简单的金钱关系解决，就不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脱离了人情，亲戚的人际网也对我没了作用。”
读完这篇文章，我对小潘的通透、清醒和决断很是佩服。潘朵拉所述的大家族那样的人际关系，其实在中国社会是常态。势利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不独在中国广泛存在，读过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就应明白，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家乡亲属为什么会成为束缚？
从年龄来讲，潘朵拉比我差不多小20岁，我和她父亲是一辈人。我的老家湖南和广东一样，重视家族关系的传统比北方厚重。在很早以前，我对宗族、亲戚关系的面纱掩盖下的利益算计认识得清清楚楚，但和小潘的父母一样，即便有清醒的认知也不可能干脆利落地“断亲”——这是处在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我们这代人的无奈。所以，小潘的父母只是不强求她和老家的亲戚来往，而他俩和弟弟、妹妹即小潘的叔叔和姑姑不可能真的断绝来往。
小潘这代80后、90后的成长，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在城镇出生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三口的小家庭之外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如果不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断绝来往几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用付出什么精神或现实层面的代价。
如果她和父亲一样有同胞兄弟姐妹，虽然兄弟姐妹少年时会有争吵，长大后对社会的认知和处事态度有差别，但在同一个家庭长大，这种手足之情并非说断就能断的。
由小潘的故事，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 （我的父亲在2015年故去） ，回老家办完丧事后我坐上回北京的高铁，列车启动，故乡的风物很快就消失在窗外。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父母皆已见背，故乡从此成为异乡。”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此后，我也是如此处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
在我大约两岁的时候，全家除父亲还留在县城工作外，母亲带着我们四位兄弟姐妹被下放到老家的山村里。这是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大多数人是没出五服的宗亲，当时我的祖父尚健在。饶是如此，在那些宗亲看来，这么一家子回到村里，又没有男性壮劳力，这是和他们抢饭吃。
于是，他们想一切损招来为难我家，包括教唆同龄的小孩孤立我们兄弟姐妹。等着过了几年，他们又开始衡量利弊而调适对我家的态度。因为我父亲回到老家的公社当卫生院长，他们有事还得求着，我的母亲又能干强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三兄弟看起来都不笨，没准将来会有点出息。
等我父亲退休回到村里养老，我三兄弟已经在省外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父母获得了乡邻和宗亲们的很大尊重，爱面子的母亲也给我找了不少事。因为我在外混了多年，多认识几个人，有时候能给乡亲帮点忙。比如一位本家叔叔在广东打工受伤了，老板不愿赔偿，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再找朋友和那位交涉，使本家叔叔获得满意的补偿；再如，某没出五服的族兄弟被人欺负了，找人给他讨回公道。........
我大学毕业后到父母先后辞世之间，有廿载左右的时光。这二十年里，在乡邻和亲戚的眼中，我是一个念旧情、重亲情的人。对乡邻和宗亲的精明与势利，我何尝不明了在心？
我高中住校，18岁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其实和大多数宗亲没有什么人情纠葛和情感牵绊，所做这一切，只是为了父母高兴，给他们长脸。
父母病重和出殡时有两件事，让我更看清一些人以宗亲关系进行道德绑架而图利的面目。
2014年秋天，我的父亲再一次从市第一人民医院ICU里抢救过来，我们兄弟回到老家给他办完出院手续然后护送回老宅休养。有一位和我父亲共高祖父的族叔，是一个吝啬的人，他闻讯后竟然买了一个西瓜前来探望。他走后，父亲颇不怿地说了句：“他是来看我还有几口气，是不是快死了，他想做我这笔生意。”原来这位族叔和人合伙组织了一只白事鼓乐队，他早谋划我父亲归山后揽下生意。
2018年初我的母亲去世后，这位族叔未能及时得到讯息，邻村萧家一位女士也是做白事鼓乐队的，她得知后立刻来到我家帮忙，给我的亡母洗身换衣，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后便聘请她的鼓乐队。那位族叔稍后也赶了过来，得知这生意给了别人，大为不忿说，“这怎么得行？我同一个家族的嫂嫂过世，还请外姓人的鼓乐队来做事。”然后反反复复唠叨此事，最后我家只得多花一笔钱，请了他和那位萧女士两支鼓乐队，一支迎送吊客，一支负责出殡。
这位族叔的说法，在都市人看来可能觉得太没道理，可在乡村社会里，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凭着和某人的亲戚关系，可以主张要求权。比如你帮了一位共高祖的族兄的忙，过不了多久，和你共曾祖的堂兄找你帮忙，你不想帮或者帮不成。那这位堂兄认为你分不清亲疏，近乎对曾祖父的不孝。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你更亲，你能帮他为什么不能帮我。——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什么“个人权利本位”，不认为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权。
父母去世后，我确实觉得与故乡、与乡亲之间，有一种解脱。今年清明节，我和兄弟回到老家，用一个上午给父母、祖父母挂青扫墓，然后就离乡返城。
古今亲属之别，背后是人越来越自由
已故农学家叶笃庄 （叶笃正之弟） 在回忆录《一片冰心在玉壶》中，讲述了其曾祖父叶伯英 （官至陕西巡抚） 在任所去世，其祖父护送灵柩回到安庆老家营葬，却被叶氏宗族的长老软禁起来，逼迫其捐出一笔巨款。《浮生六记》中的作者沈三白，憨直而散淡，应科举不成，游幕也没挣上什么钱，被父亲视为没出息而将其夫妇赶出大家庭。其妻芸娘病重时，他想去求人借钱，芸娘对他说“求亲不如求友”。
其实，对中国以宗族、姻亲为经纬的传统人际交往的弊端甚至龌龊，古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民间俗谚曰：“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就这么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是把锯，你有来我有去。”此类说法承认基于宗亲戚属关系的人际交往，是以利益考量为重，但也需要有起码的公平。
可是，在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里，没有明晰的边界和刚性的权责划分，存在着太多的模糊地带。虽如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这种人际关系，除此而外，并无更好的替代模式。
少数出仕的士大夫的人际交往尚有其他的选择，宗族、亲戚之外，还有同学、同年的社会资源。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半径很小，他一生所能凭借的社会资源，几乎都是靠家族、宗亲、姻亲而获得，离开这个由内向外推移的一圈圈同心圆的差序格局，就是一片孤立无依的树叶。单个的人身处其间，有再大的不满意，也不得不依赖于此。
儒家意识形态区别亲疏尊卑，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官方的制度和文化也维护着这样的人际交往格局，如重农轻商，固土安民。一个人的籍贯比其工作地、出生地更重要，即使在外游宦多年的士大夫，退休后多数回老家养老，他的儿子哪怕生长在外省，得回老家参加科举。
如此，古代王朝用制度把一个人和宗族、故土做了利益和情感的捆绑——当时，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鼓励墨家主张的人际关系那一套，离开故土的陌生人可以结拜异姓兄弟，凭志趣和利益结成小共同体，还了得？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从农耕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也即大多数人由生活在熟人社会、变为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以家族、亲戚、乡亲为主的人际关系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需要适应时代的重构。
对潘朵拉这代人而言，亲戚关系已远不如上几代人重要，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使，每个人的社交方式远比以前多样化，社交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不同工作岗位的同事、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同一个团契的教友，乃至孩子同学的父母，与之交往可选择的空间更大，更自由而无强迫性。
有了互联网后，人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气味相投、三观一致的朋友，上几代人不得不看重的亲戚关系因种种不合时宜可以舍弃。
潘朵拉求学、工作的经历已说明这一切。城市化的加速使人员流动加快，一个家族的成员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分居在各地成为常态，地理上的阻隔使亲戚之间缺少走动，久而久之关系淡薄了。也就是说，亲戚关系已不是人际交往的必需。
虽如此，亲戚仍然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亲戚之间，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牵挂了，彼此疏远如陌路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必惋叹；如果亲戚之间感情尚可，如叔姑舅姨曾经很关爱晚辈，表亲、堂亲或远方亲戚曾经一起成长，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能够在思想交流中获益，在现实交往中彼此帮助，那当然是一件美事。这样的亲戚，何必要“断”？
从集体本位到个人权利本位，是一种社会进步，人际交往亦是此理。潘朵拉这代人能摆脱亲戚关系对人际交往的束缚，可看作中国改开四十多年的成果之一。
亲戚的交往，固然不必强求维系，但也不必刻意去“断亲”，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受自主地选择人际交往、构建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当代青年适宜的社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