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 - 一位售卖考肉串儿的小商贩在等待食客光临。
在2023年7月的最后一周，中国领导层终于发出了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只是，中国的广大私营部门和民众并不看好这些信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救市措施不够诚恳、不堪信任、不值激励。一言以蔽之，太过吝啬而不足与谋。
“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
在针对民营经济的“31条”出台后的几天里，中国股市冷淡以对，民间嘲讽不绝。例如，有一条传遍社交媒体的评价，“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颇能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反应和共同心声，形容“31条”以及相关促进消费的文件犹如空头支票，全无干货。言下之意，中共的领导层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危险，却不肯释出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政策，只会一味喊口号，在以一贯充满空话的党内宣传动员手段来提振私营部门及民众消费信心。
特别在7月2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虽然会议文件不再谈及过去多年强调的“房住不炒”，意识到私企和消费信心已经跌穿、内循环近乎破产，但仍然强调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动员企业家，如“31条”其中6条之多在坚持党对整个私营部门的领导，而对企业家和民众一如既往的吝啬：既不愿意政治上承认自身错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家群体平反，也不愿意法律上落实对私有财产和权利的保障，更不愿意在有关医疗、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问题上采取切实保障措施。
人们只看到一个执着于安全焦虑、对外慷慨对内吝啬的私利集团，对周边国家肆意挑衅的同时对经济问题却一筹莫展、计无可施，而且不想认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点儿让步。可是今非昔比，“31条”面对的不是60年前大饥荒后幸存的农民，而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和形成的庞大私营部门和中间收入阶层，不是简单地可以“尾大不掉”来对待然后无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谓“思想工作”的体制话术来哄骗。
10年国进民退的折腾
六十年前，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饥荒、公社破产和农业生产问题，中共中央从1961年三月开始酝酿“农业六十条”，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权到生产队、给予农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权利等，几经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正式道歉后正式颁行，才算是暂时挽救了农业，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矛盾，却也将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为四年后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十年“国进民退”的折腾后，中国民营经济一片哀鸿，濒临经济大萧条之际，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三年的“动态清零”中已经看到了未来自循环模式的残酷图景，一种战时经济和特权经济的混合。在了无生趣的后疫情时代，他们当中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家总体上只是惯性苟延，对“前方”所期待的绝对不是可以所谓“定心丸”这样的童稚之语来表达的终极安慰剂，也不会天真地期冀最高领导人下“罪己诏”或者道歉、承认错误然后修正路线。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中坚，在经历了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起落之后，如果对他自身阶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都会在党国所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三十年逐渐形成但被党国浇灭的宪政改革的当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却是无法放弃的最低诉求，件件与身家性命相关、与阶级利益相关、与未来预期相关。
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们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这种政治平反当然不仅包括对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耿潇男等身陷牢狱的企业家的平反，更需要执政党以新的历史决议文件方式承认企业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阶级地位，并且以此重新启动改革开放。
其二，他们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
其三，他们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一个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司法体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属于执政党工具的审判体制。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备也是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所谓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经济自由和国民正义的基础，也就是法治，那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的核心，这是需要立即马上看到的进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遥远期待。
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资产阶级在中国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无论结构还是言论。同时，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他们反对对符合人类普世主义价值的无端拒绝，例如反对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排外主义来划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忠诚，例如要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尽早批准政府部门已经签署二十余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作为可信的政治承诺为条件等等。
最后，他们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后者往往由党的社工部的企业家协会、司法部的律协等花瓶机构牢牢控制，那里面只有一言堂，充满了权力集团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业家的诚惶诚恐，如马化腾等人最近的发言。
这五大诉求，相比“31条”只少不多。但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和经济的预期结构来说，可谓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会，重建执政党与各阶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才可能总体上趋向合作、产生社会共赢。那或许是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却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精英为国家、为发展、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资料照 - 一位售卖考肉串儿的小商贩在等待食客光临。
在2023年7月的最后一周，中国领导层终于发出了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只是，中国的广大私营部门和民众并不看好这些信号。在他们看来，这些救市措施不够诚恳、不堪信任、不值激励。一言以蔽之，太过吝啬而不足与谋。
“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
在针对民营经济的“31条”出台后的几天里，中国股市冷淡以对，民间嘲讽不绝。例如，有一条传遍社交媒体的评价，“不发钱、不发券，就会发文件”，颇能代表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遍反应和共同心声，形容“31条”以及相关促进消费的文件犹如空头支票，全无干货。言下之意，中共的领导层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危险，却不肯释出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政策，只会一味喊口号，在以一贯充满空话的党内宣传动员手段来提振私营部门及民众消费信心。
特别在7月24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虽然会议文件不再谈及过去多年强调的“房住不炒”，意识到私企和消费信心已经跌穿、内循环近乎破产，但仍然强调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动员企业家，如“31条”其中6条之多在坚持党对整个私营部门的领导，而对企业家和民众一如既往的吝啬：既不愿意政治上承认自身错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家群体平反，也不愿意法律上落实对私有财产和权利的保障，更不愿意在有关医疗、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问题上采取切实保障措施。
人们只看到一个执着于安全焦虑、对外慷慨对内吝啬的私利集团，对周边国家肆意挑衅的同时对经济问题却一筹莫展、计无可施，而且不想认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点儿让步。可是今非昔比，“31条”面对的不是60年前大饥荒后幸存的农民，而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培养和形成的庞大私营部门和中间收入阶层，不是简单地可以“尾大不掉”来对待然后无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谓“思想工作”的体制话术来哄骗。
10年国进民退的折腾
六十年前，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全国饥荒、公社破产和农业生产问题，中共中央从1961年三月开始酝酿“农业六十条”，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权到生产队、给予农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权利等，几经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正式道歉后正式颁行，才算是暂时挽救了农业，缓解了中共与农民的矛盾，却也将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为四年后文革爆发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十年“国进民退”的折腾后，中国民营经济一片哀鸿，濒临经济大萧条之际，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三年的“动态清零”中已经看到了未来自循环模式的残酷图景，一种战时经济和特权经济的混合。在了无生趣的后疫情时代，他们当中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家总体上只是惯性苟延，对“前方”所期待的绝对不是可以所谓“定心丸”这样的童稚之语来表达的终极安慰剂，也不会天真地期冀最高领导人下“罪己诏”或者道歉、承认错误然后修正路线。
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中坚，在经历了过去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终结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起落之后，如果对他自身阶级处境有所认识的话，都会在党国所担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过去三十年逐渐形成但被党国浇灭的宪政改革的当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却是无法放弃的最低诉求，件件与身家性命相关、与阶级利益相关、与未来预期相关。
中国企业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们要求集体平反，得到政治承认。这种政治平反当然不仅包括对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耿潇男等身陷牢狱的企业家的平反，更需要执政党以新的历史决议文件方式承认企业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阶级地位，并且以此重新启动改革开放。
其二，他们要自由，或许不奢求放开党禁、报禁，但是切盼放开网禁，改革对企业家任意采取强制措施的经侦体制和检察制度、限制警权，保障企业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
其三，他们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意味着取消政府监管，但是需要起码的司法独立，一个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司法体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驾在市场经济之上、属于执政党工具的审判体制。他们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备也是从市场经济中培养出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改善市场环境、培育所谓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经济自由和国民正义的基础，也就是法治，那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的核心，这是需要立即马上看到的进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遥远期待。
其四，他们知道自身阶级的存在与否依赖一个广泛、和谐、合作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支持，资产阶级在中国需要起码的自由主义空间，无论结构还是言论。同时，在全球化分裂的时代，他们反对对符合人类普世主义价值的无端拒绝，例如反对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排外主义来划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忠诚，例如要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尽早批准政府部门已经签署二十余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作为可信的政治承诺为条件等等。
最后，他们渴望与政府和执政党进行有关改革政府、减税放权、调整政企关系的圆桌会议，而不是目前虚假的协商会议，后者往往由党的社工部的企业家协会、司法部的律协等花瓶机构牢牢控制，那里面只有一言堂，充满了权力集团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业家的诚惶诚恐，如马化腾等人最近的发言。
这五大诉求，相比“31条”只少不多。但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对中国民众和经济的预期结构来说，可谓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会，重建执政党与各阶级、与民众的社会契约，才可能总体上趋向合作、产生社会共赢。那或许是当下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却是一小部分中国社会精英为国家、为发展、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