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疫情争端港版国安法致中美新冷战,会滑向热战吗

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会晤。

今年以来，围绕着疫情的争端和最近的香港国安法问题，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坠超出了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期。许多人认为美中已进入新冷战状态。不过在我看来，美中当下的对抗无论从程度还是范围看，要超出当年的美苏冷战，若持续下去，甚至有可能要滑向准战争状态。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此外界要有清醒的认识，把基于人类已有认知认为不可能的事想得再严重点，其实，将美中的冲突证之于人类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和冲突，是没有先例的，故而人们用新冷战来比拟，但它和美苏的冷战性质很不一样，对抗的剧烈程度也不相同。

美苏冷战主要是双方阵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战，并由此形成了东西两个敌对阵营的地缘战略对抗。就美苏各自而言，由于双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在所属阵营循环，基本没有交集，因此相互的伤害并不严重，也就不大可能引发双方直接的军事对峙乃至武力冲突，而是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出现。只有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引爆美苏核战，但鉴于核战争很可能没有赢家，双方在最后关头达成妥协，由此双方也认识到政治对话的重要，建立了相关管道，虽然这种管道对化解彼此的政治敌意并未起到实质作用，然而它至少对摸清双方底牌，在关键时期避免一方误判而导致战争发生是有用的。

今天的美中对抗不但范围是全方位的，且由于双方都没有盟国可以发起代理人战争的这个护栏，也表现为美中之间的直接对抗。美中虽然政治和意识形态各异，但经济文化科技及人员往来密切，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缠绕。尤其是，经济过去被中方看作美中关系的压舱石，至少在贸易战前，无人想到有朝一日两者居然在经济领域脱钩，压舱石压不了舱。一旦这些原来被认为能够稳定美中关系的因素也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反而会变成加剧两国不稳定的因素，使得两国对抗螺旋式升级。当下的美中对抗，早已越出政治领域，呈现全面性，对抗程度也更剧烈。虽然中美建交以来保持比较常态化的外交，即使近两年贸易战当中一直进行谈判，但现在因为疫情这些管道基本停了，即使来往，也是各说各话，尤其中方，不大可能授权某个官方或半官方人士背负斡旋中美关系的秘密使命。

美中对抗的前述特征，在双方体量都非常庞大的情况下，势必成为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双方的主观意图，还是长期对抗的偶然失误或者耐心被消耗，极易导致军事对抗，并引发战争。事实上，美中的军事冲突不再是假设，而是现实的可能性。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几年前就出版过一本《美中开战的起点》(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2015年)，设想和探讨同中国开战的多种情形。

去年在北京阅兵期间，东风-41洲际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广场。 

美中关系的极速恶化同特朗普幕僚团队的鹰派有直接关系，似乎是在后者的影响和建议下，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突变和激化。美国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最近在凤凰城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就突出地显示美中关系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不仅仅基于利益，更基于意识形态。基于利益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交换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则难有回旋余地，奥氏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共称为列宁式政党，习近平是暴君斯大林的继承人，毫不掩饰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敌视，反映了历经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两国争端之后的特朗普政府/白宫决策层对中共/中国的厌恶态度。

白宫今年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以及彭斯2018年10月哈德逊智库的演讲，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是两份重要的文件。它们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即从过去40年的接触和遏制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转向竞争和遏制政策。但两份文件又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如果彭斯的演讲还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自我改良，希望中共回到邓小平路线上来，美中两国还能建立建设性关系，那么，白宫对华战略报告则抛弃了对中共的这最后丁点幻想。虽然它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持与中国开放的沟通渠道，但又指出，美方不会迎合中方要求创造合适的对话“氛围”和“条件”，不会容忍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行为，美国的目标是提高其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战胜中国提出的挑战。报告为此特别提出，白宫对中国采取了竞争性的应对方式，愿意承受更大的双边摩擦。

当年拉开冷战铁幕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正是基于对斯大林的苏联扩张主义的判断而提出应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从上述三份文件来看，华盛顿方面同样判断习近平的中国是一个扩张的政权，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已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挑战，美国也必须用“全政府”的方式阻遏中共扩张，打败中共，由此显示出，美国对中国实行的竞争/遏制战略很可能导向双方的军事摊牌这种结局。

就北京而言，念念不忘的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尽管北京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不会这么写，但这是支配北京外交行为的真实动机。过去在中国国力不强时，北京更多的是通过防御来实现这一点，现在自我感觉实力强大，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那么就转而通过主动的、进取的、进攻的方式，将国家利益的边界往外推，以确保中共统治的稳固。北京这样做，还在于它认为这并非华盛顿眼中的扩张，而是让国际秩序变得对中国有利而已，现行的国际秩序过于照顾美国利益，中国不过是拿回它应得的部分。它还认为，华盛顿对中国的疯狂打压和围堵，证明美国口口声声不寻求遏制中国崛起的虚伪，从而印证了北京方面根深蒂固的美帝亡中之心不死的成见。

在双方绝不后退的意志较量中（某些看起来后退的行为只是一种战术考虑），发生对撞和冲突势使难免，将会是经常出现的现象。我们看到，双方这种全面和系统的对抗已在政治、经济、人权、科技、人文交流、新闻、金融、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展开。博弈理论中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指某方为防止对手达到某一目的而提前采取某种行动，该行动传达的意向信号被对手接受而后果真按照该意图采取反制手段，从而被前者认为证实之前的预判。比如在关于港区国安法的较量中，美中双方都预判对方会颁行国安法和出台制裁措施，从而证实各自行动之必要。美中的战略博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双方都不肯让步，谁先让步会被世人看作胆小鬼，这样矛盾和成见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后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事实上，美中发生战争的触媒和引爆点不是没有，台湾、南海自由航行、朝核问题都可能引爆战争。暂且不论北京是否有统一台湾的计划，双方其实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美军在新冠疫情有所好转后三艘航母开赴西太平洋，最近在南海举行双航母军演，军舰更不时出现在台湾海峡，进入南海中国占领岛礁12里内，美军机在台湾领空飞行以及日前曝出的美特种部队在台湾岛内受训，可见美台的军事合作正在紧密进行。中国除了在南海军演，最近也加强了军机绕台飞行，还改变了预备役体制，由原来的军队和地方共管变成由中央军委直管。

4月，美国两栖攻击舰在南海与澳大利亚和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演习。 

这些频繁的军事行动由于没有像冷战时期美苏军队的直接联系渠道，或者两军高层现有的联系渠道被搁置，时间长了很可能在误判或双方的习以为常中而走火，爆发武装冲突。特别在台海问题上，双方应该都做好了军事准备，都在等对方打第一枪。

除双方的军事部署有可能引发战争，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对抗亦有可能爆发战争。如果美国的疫情索赔用没收万亿美元中国美债来抵偿，或者美国现有的遏制手段不足以摧毁中国的经济进而切断对中国的美元支付系统，这些措施基本相当于经济和金融核战，事情到这一步，完全不排除从经济核战变成热战。

可能一些人会问，事情发展下去，是否真的有这么严重?目前双方的官员和学者之间，已经有人在讨论这种可能性。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最近在一个论坛上就提出，美元支付体系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必须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他看来，中国长期依赖美元交易令美国有手段压制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用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得不及早地预防，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应对准备”。美国日前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授权美国政府对为受美国制裁的中港两地官员提供金融服务的中资银行实行二级制裁，这里的二级制裁很可能是冻结这些银行在美国的资产或者切断它们的美元支付。可以说，假如美中对抗变成长期的“新冷战”，前述的金融手段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在此需要澄清一个认识，即核大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该结论是根据美苏冷战经验得出的，原因在于核战争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这在冷战时期是对的，一方面，冷战距“二战”结束不久，“二战”死伤人数之多让世人对这场战争还记忆犹新，国民有一种心理的反战情绪制约着两国领导人；另一方面，美苏不是全面的利益对抗，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来化解双方的地缘政治冲突。此外，冷战时期的核武器都是大当量的战略核武，核战对人类自身的毁灭会约束双方恢复理性，慎重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分歧。然而，即使这样，美苏两国也多次在战争边缘徘徊。

美中冲突的性质和美苏有很大不同，其全面性和对抗性是后者不能比的，加之“二战”也已过去70多年，人类对战争的记忆都是不够长的，否则世界历史就不会频繁发生战争。现在的核武器又都精确化、小当量，对人类的威胁减少，特别是中国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它和周边的多数国家都有领土争议。两国也不大可能打代理人战争，因此，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都很高，中国就更不用讲了。

2013年，时任美国前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下台上，认为11月大选特朗普选败，拜登上台，美中可能会恢复已有的对华渠道，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特朗普下台或许有助于恢复美中之间的稳定和理智，然而，白宫对华战略报告提出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遏制政策并非只是美国鹰派的构想，相当程度上它是两党共识，在中国已成美国头号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即使双方对话恢复，恐怕和上月美国务卿庞皮欧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夏威夷会谈结果差不多。何况，民主党对人权和意识形态的坚守要超过共和党。很多摩擦和矛盾是在互信极度稀缺的状态下发生的，在美国两党比赛不能向中国示弱的制约下，拜登时期的美中关系恐怕比现在不会好多少。

在此指出美中可能濒临战争边缘是要警告世人，一旦大趋势形成，要扭转它短期内就比较困难，故而不管最后是否真会发生战争，我们都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美中关系的自由落体不能无感或推波助澜，否则，将无法面对后人诘问，当初为什么不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