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低端这个词，还真挺形象的，有点像科技的端口，高端、低端，还真挺形象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全国的人民没有多少话语权，反倒是以“清理低端人口”著称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得以进入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机构。看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眼里，北京的混杂、不排外性格几乎荡然无存，徒留阶层化的社会，以及对人的漠视。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新建村的聚福缘公寓发生一场大火，死了至少19个人，烧出农民工的生存处境。亡者的头七之日，艺术家华涌曾到现场拍摄，见证政府派出的怪手如何掀翻、摧毁、驱赶，把农民工赖以为生的楼房全部夷平，房客的家当都来不及收拾，跟碎石破瓦一起摊在冬天的太阳下。
当时，中共十九大刚结束一个月左右。时隔五年，中共二十大拔擢了蔡奇，当年被驱离的大批农民工却不知流落何方。纪录片导演闻海接受《上报》访问，忆起他年轻时“北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刚要起飞，生活成本其实不高，而且北京到处都是外地来“寻梦”的人。多年后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他已移居香港，听闻此事相当震惊；现在住在台湾的他，看到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习家军”，也对习近平的极端作法感到意外。
习近平的理想中国：“控制”的国度
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维稳取代经济，成了他演说的主旋律。数一数报告中的关键字，提及“安全”共计91次。提到“市场”18次、“改革开放”11次，加起来还远比不上“安全”在习近平心中的重要性。
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人民处境从来称不上自由，但在胡锦涛时代，却还是有短暂的相对开放环境。随著网络普及，开展出公民维权的空间，特别是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之死，“三博士”上书促使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更标志了“公民维权元年”。随后又有奥运、世博登场，中国彷彿正逐渐向世界开放。
“我们当时认为，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会带来民主自由的需求……大家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一条好像是必然的、普世的道路。”闻海说，从胡锦涛后期逐步限缩自由，到习近平执政时更进一步“亮剑”，当前的中国正重返一个“危险的时代”。
《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作者罗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报》越洋视讯採访时说，“习近平认为安全是首要之务，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可以、也应该被牺牲，以确保中国可以更强大、更安全。”罗谷指出，习近平关心的不只内部问题，更感受到来自外部、尤其是美国的威胁，并把这理解成外国“想阻挡中国合法正当的崛起”。
罗谷认为，习近平有野心也有自信，他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理想的领导人，有责任“拯救”中国，把“迷失方向”的中国“拉回正轨”。在习近平看来，从邓小平以降的中共领导阶层弱化太多，改革开放“走得太远”。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十年的时间不够；他要的是由上而下的控制，希望党在经济上扮演更大的控制角色。
拔擢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这样的人，代表习近平更在乎忠诚，更关心下属是否听命行事。今年初上海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封城期间人民不满几乎到达临界点，结果李强非但没有落马，反而平步青云。
北京和上海的主政者双双高升，或许显示习近平对治理城市乃至于治国，有一种特定的想像。罗谷指出，这两个城市都把控制人口、缩减人口当作目标，符合习近平的理想中国样貌：乾淨、有秩序、不拥挤的“样板城市”，不存在住著农民工的贫民窟。
习近平曾称，中国越来越多地方罹患了“城市病”。面对环境污染、交通阻塞、房价过高、资源不足等问题，北京2015年设下目标，要将2020年时的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则限制在2500万人。北京还进一步推动“疏解非首都功能”，让批发市场、制造业等“非核心功能”的产业“退出北京”。政府下达政策，人民不得不配合，但正如纪录片《大火之后》的农民工所言，“北京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北京，他们不把我们当人”。
中国“无权势者”的反抗力量
瘟疫蔓延的时代，控制更加无远弗届。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以“健康码”制度，建立更严密的监控体系。闻海借用友人的话，形容这是“异议人士的待遇变成全民待遇”，以前通常只有抗争者和新疆人、西藏人被监控，现在所有人都逃不出政府掌握之中。罗谷也指出，从防疫出发的数位监控，会渐渐发展出“更丑陋的一面”，例如打压异议人士。
习近平的中国容不得任何组织运动，异议人士走的走、逃的逃，更有不少人早就下狱。随著经济成长衰退，习近平更把个人威望押在疫情防控上，为了实现清零而不择手段。二十大之后，各界对中国市场越来越失去信心，港股、中概股一齐大跳水；在中国置产、经商的富人和商人害怕当局马上要开铡，纷纷抛售产业，决定出走。
虽然习近平似乎暗示将推动税制改革和财富重分配，但目前未见实际措施，且若仅止于打击企业和富人，也不表示底层的穷人必定受惠。
未来五年，中国会如何？控制到底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导致共产党自身走到尽头？
从过去十年的发展来判断，罗谷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剧本。“中国经济真的有可能变得非常糟，导致中共面临的压力大到让他们认知到，这种控制的经济并不管用，应该放鬆管制、推动改革……比较不乐观的情况是，他们找到其他的正当性来源，找到培养中国人对共产党支持的其他做法，例如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罗谷认为，第二条路较有可能发生。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报》越洋视讯採访。罗谷过去派驻中国20多年，曾任职《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著有《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视讯截图）
藉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类叙事，习近平把当代局势类比中国几世纪来遭侵略的“国耻”，主张“中华民族复兴”才是正确的道路，声称唯有如此，才能摆脱被外国“霸凌”的命运。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也反过来成为大内宣的工具，凝聚中国内部的向心力。
环境看似一片黑暗，闻海却抱持一丝希望，“可能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失败得多了，再失败一次也无所谓”。他举东欧的革命者为例，像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本是剧作家，后来投身政治运动，撰写《无权势者的力量》，这些行动的根基正是源于内心对理想与善的追求。中国传统上也不乏介入社会的知识份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就是匹夫吗？匹夫就是无权势的人”。
“如果我们太物质地去看这个世界，就觉得会吓死：你怎么对抗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啊？”身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闻海替自己设下“游牧”的边缘人定位，看见不同的圈子，平视社会底层，纪录“中国主流的芸芸众生”。
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接受《上报》採访。闻海自2000年起从事独立创作，作品包含《喧哗的尘土》、《我们》、《凶年之畔》、《喊叫与耳语》、《在流放地》等，2008年获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著有《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等。（周昱君摄）
日前北京“四通桥”上演罕见的抗议行动，有人在二十大前夕，设法在闹区挂上布条，批评习近平是“独裁国贼”。“四通桥勇士”的壮举，掀起中国海内外不少人声援响应，虽然现阶段仅有小规模抗议，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许也能替中国的未来燃起一盏灯。
“我觉得低端这个词，还真挺形象的，有点像科技的端口，高端、低端，还真挺形象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全国的人民没有多少话语权，反倒是以“清理低端人口”著称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得以进入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机构。看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眼里，北京的混杂、不排外性格几乎荡然无存，徒留阶层化的社会，以及对人的漠视。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新建村的聚福缘公寓发生一场大火，死了至少19个人，烧出农民工的生存处境。亡者的头七之日，艺术家华涌曾到现场拍摄，见证政府派出的怪手如何掀翻、摧毁、驱赶，把农民工赖以为生的楼房全部夷平，房客的家当都来不及收拾，跟碎石破瓦一起摊在冬天的太阳下。
当时，中共十九大刚结束一个月左右。时隔五年，中共二十大拔擢了蔡奇，当年被驱离的大批农民工却不知流落何方。纪录片导演闻海接受《上报》访问，忆起他年轻时“北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刚要起飞，生活成本其实不高，而且北京到处都是外地来“寻梦”的人。多年后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他已移居香港，听闻此事相当震惊；现在住在台湾的他，看到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习家军”，也对习近平的极端作法感到意外。
习近平的理想中国：“控制”的国度
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维稳取代经济，成了他演说的主旋律。数一数报告中的关键字，提及“安全”共计91次。提到“市场”18次、“改革开放”11次，加起来还远比不上“安全”在习近平心中的重要性。
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人民处境从来称不上自由，但在胡锦涛时代，却还是有短暂的相对开放环境。随著网络普及，开展出公民维权的空间，特别是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之死，“三博士”上书促使政府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更标志了“公民维权元年”。随后又有奥运、世博登场，中国彷彿正逐渐向世界开放。
“我们当时认为，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会带来民主自由的需求……大家觉得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一条好像是必然的、普世的道路。”闻海说，从胡锦涛后期逐步限缩自由，到习近平执政时更进一步“亮剑”，当前的中国正重返一个“危险的时代”。
《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作者罗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报》越洋视讯採访时说，“习近平认为安全是首要之务，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可以、也应该被牺牲，以确保中国可以更强大、更安全。”罗谷指出，习近平关心的不只内部问题，更感受到来自外部、尤其是美国的威胁，并把这理解成外国“想阻挡中国合法正当的崛起”。
罗谷认为，习近平有野心也有自信，他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理想的领导人，有责任“拯救”中国，把“迷失方向”的中国“拉回正轨”。在习近平看来，从邓小平以降的中共领导阶层弱化太多，改革开放“走得太远”。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中国，十年的时间不够；他要的是由上而下的控制，希望党在经济上扮演更大的控制角色。
拔擢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这样的人，代表习近平更在乎忠诚，更关心下属是否听命行事。今年初上海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封城期间人民不满几乎到达临界点，结果李强非但没有落马，反而平步青云。
北京和上海的主政者双双高升，或许显示习近平对治理城市乃至于治国，有一种特定的想像。罗谷指出，这两个城市都把控制人口、缩减人口当作目标，符合习近平的理想中国样貌：乾淨、有秩序、不拥挤的“样板城市”，不存在住著农民工的贫民窟。
习近平曾称，中国越来越多地方罹患了“城市病”。面对环境污染、交通阻塞、房价过高、资源不足等问题，北京2015年设下目标，要将2020年时的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则限制在2500万人。北京还进一步推动“疏解非首都功能”，让批发市场、制造业等“非核心功能”的产业“退出北京”。政府下达政策，人民不得不配合，但正如纪录片《大火之后》的农民工所言，“北京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北京，他们不把我们当人”。
中国“无权势者”的反抗力量
瘟疫蔓延的时代，控制更加无远弗届。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以“健康码”制度，建立更严密的监控体系。闻海借用友人的话，形容这是“异议人士的待遇变成全民待遇”，以前通常只有抗争者和新疆人、西藏人被监控，现在所有人都逃不出政府掌握之中。罗谷也指出，从防疫出发的数位监控，会渐渐发展出“更丑陋的一面”，例如打压异议人士。
习近平的中国容不得任何组织运动，异议人士走的走、逃的逃，更有不少人早就下狱。随著经济成长衰退，习近平更把个人威望押在疫情防控上，为了实现清零而不择手段。二十大之后，各界对中国市场越来越失去信心，港股、中概股一齐大跳水；在中国置产、经商的富人和商人害怕当局马上要开铡，纷纷抛售产业，决定出走。
虽然习近平似乎暗示将推动税制改革和财富重分配，但目前未见实际措施，且若仅止于打击企业和富人，也不表示底层的穷人必定受惠。
未来五年，中国会如何？控制到底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导致共产党自身走到尽头？
从过去十年的发展来判断，罗谷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剧本。“中国经济真的有可能变得非常糟，导致中共面临的压力大到让他们认知到，这种控制的经济并不管用，应该放鬆管制、推动改革……比较不乐观的情况是，他们找到其他的正当性来源，找到培养中国人对共产党支持的其他做法，例如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罗谷认为，第二条路较有可能发生。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接受《上报》越洋视讯採访。罗谷过去派驻中国20多年，曾任职《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著有《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视讯截图）
藉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类叙事，习近平把当代局势类比中国几世纪来遭侵略的“国耻”，主张“中华民族复兴”才是正确的道路，声称唯有如此，才能摆脱被外国“霸凌”的命运。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也反过来成为大内宣的工具，凝聚中国内部的向心力。
环境看似一片黑暗，闻海却抱持一丝希望，“可能就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失败得多了，再失败一次也无所谓”。他举东欧的革命者为例，像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本是剧作家，后来投身政治运动，撰写《无权势者的力量》，这些行动的根基正是源于内心对理想与善的追求。中国传统上也不乏介入社会的知识份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就是匹夫吗？匹夫就是无权势的人”。
“如果我们太物质地去看这个世界，就觉得会吓死：你怎么对抗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啊？”身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闻海替自己设下“游牧”的边缘人定位，看见不同的圈子，平视社会底层，纪录“中国主流的芸芸众生”。
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接受《上报》採访。闻海自2000年起从事独立创作，作品包含《喧哗的尘土》、《我们》、《凶年之畔》、《喊叫与耳语》、《在流放地》等，2008年获威尼斯影展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著有《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等。（周昱君摄）
日前北京“四通桥”上演罕见的抗议行动，有人在二十大前夕，设法在闹区挂上布条，批评习近平是“独裁国贼”。“四通桥勇士”的壮举，掀起中国海内外不少人声援响应，虽然现阶段仅有小规模抗议，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许也能替中国的未来燃起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