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哈佛大学公布的材料，亚裔学生在学术表现和课外活动上总体优于其他族裔的学生，但在“个性表现”方面则低于白人学生。尽管法院没有找到这一差异背后的确切原因，但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认为，仅凭亚裔学生在个性表现上的相对低分，不足以构成哈佛招生歧视的罪证，招生官有权依据自身的判断来给出分数。
如果要在维持族裔多元化的前提下，取消对少数族裔的优待，哈佛大学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是撤销对ALDC群体的优待。ALDC是athletes，legacies，dean’s interest lists，children of faculty的首字母缩写，意即运动员，哈佛校友的子女，院长感兴趣的学生，教职工子女，这些群体在哈佛大学的招生过程中会得到额外的照顾。通常而言，这一得到特殊照顾的学生群体绝大部分是白人，同时，一项研究表明，哈佛大学的白人学生中，约有42%属于这一群体。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日，美国联邦法院对此前指向哈佛的招生歧视案件作出裁定，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认为，哈佛大学并未歧视亚裔申请者，其在招生过程中对种族的考量是为了保证大学的多元化，符合宪法的规定。
这起诉讼案件是由“公平入学”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在2014年发起的，其指控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歧视亚裔学生，对亚裔申请者设定了更高的入学标准。此后的数年间，波士顿联邦法院举办了多次听证会，“公平入学”组织和哈佛大学双方提交了数万份文件，彼此往来交锋，在去年10月15日正式开庭审理。
“公平入学”组织的创始人Edward Blum在提交的诉讼中包含多条罪状，其中之一是指控哈佛大学招生中采取了“种族配额制”，有意限定入学新生的种族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亚裔学生在学术表现和课外活动上优于其他种族的学生，也会因为学校为亚裔学生设定的比例上限而落选，也就是说，亚裔学生不仅要和其他族裔的申请者竞争，也要面临亚裔的内部竞争。
Edward Blum，“公平入学”组织的创始人。
申请哈佛大学的亚裔学生在个性表现上偏弱
根据哈佛大学公布的材料，亚裔学生在学术表现和课外活动上总体优于其他族裔的学生，但在“个性表现”方面则低于白人学生。尽管法院没有找到这一差异背后的确切原因，但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认为，仅凭亚裔学生在个性表现上的相对低分，不足以构成哈佛招生歧视的罪证，招生官有权依据自身的判断来给出分数。
个性表现评分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学术表现和课外活动，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其评价结果是基于招生官对申请者的主观认定。一方面，这给可能存在的、隐性的“种族配额”制留出了操作的空间，另一方面，正因其评价标准是主观的，缺乏可在不同族裔间对比的普遍标准，其施行种族配额的罪名就难以坐实——招生官大可为其打分结果找出诸多理由，旁人也难以找到证据指摘其公正性。
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Jeannie Suk Gersen指出，这昭示了平权法案本身的矛盾之处：根据平权法案，大学可以适当地在招生中给予少数族裔优待，在主观评分上给他们加分，但是，另一方面，大学又不能给予种族因素过多的权重，也不能完全根据美国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来为学校所招收的不同族裔的学生数量设定限制，因为这无疑等同于“种族配额”制，是违法的行为。
哈佛大学校园
这也就是说，在个体层面上，招生官的主观偏好是被容许的，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录取拥有某些特质的学生，尽管这些特质可能往往和特定的种族相关，但是学校在制度层面上不能设定不同族裔的录取上限。因此，很多时候，学校必须精心设计出一系列话术，来包装其在学校制度层面上对种族因素的考量。
比如说，虽然对特定族裔的优待，会在客观上挤占和损害其他族裔的利益，但学校将这种优待称之为“加分项”（plus factor），以凸显其对弱势族裔的帮扶作用，而有意忽略了对另一些族裔的不平等对待。
“现行的制度存在缺陷，但缺乏可行的替换方案”
法官Burroughs承认现行的招生制度存在缺陷，有些招生官对亚裔群体可能有着“潜意识”的偏见，而且校方应当对外界阐明种族因素在招生过程中的具体角色，但她认为，哈佛的招生规则并没有违法，因此，缺陷可以修正，制度无需更替。
原告“公平入学”组织则认为，哈佛大学维护校园多元化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应当采取与种族无涉的手段，也就是不再给非洲裔和拉丁裔优待。针对这一项诉求，法院认为，在现行的制度下，如果撤销平权法案，取消对黑人和拉丁族裔的优待政策，将会使哈佛大学未来招收的少数族裔的学生比例大幅降低——约有45%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是因少数族裔的身份而得到入学资格，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数量减少，会对校园的多元化造成巨大损害。
如果要在维持族裔多元化的前提下，取消对少数族裔的优待，哈佛大学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是撤销对ALDC群体的优待。ALDC是athletes，legacies，dean’s interest lists，children of faculty的首字母缩写，意即运动员，哈佛校友的子女，院长感兴趣的学生，教职工子女，这些群体在哈佛大学的招生过程中会得到额外的照顾。通常而言，这一得到特殊照顾的学生群体绝大部分是白人，同时，一项研究表明，哈佛大学的白人学生中，约有42%属于这一群体。
哈佛大学橄榄球队
正因为ALDC的主要族裔构成是白人学生，如果取消对这些学生群体的优待，少数族裔必然将会得到更多的入学名额。但是，法院指出，ALDC优待政策对哈佛大学维系其与捐款者，校友，以及教职工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哈佛大学与其他常青藤
（也称为常春藤）
学校在体育项目上竞争的重要资本，取消这一优待政策将损害学校自身的利益。
哈佛的招生规则是精英阶层的自我维护手段吗？
尽管波士顿联邦法院判定哈佛胜诉，但这起案件几乎必然将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其对美国教育体系的未来影响也难以估量——从2014年Edward Blum发起诉讼起，哈佛大学的招生内幕便不断地抖落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尽管其尚未对哈佛大学的招生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它无疑点燃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今年3月，涉及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录取贿赂案件被波士顿法院公布后，取消ALDC优待政策的呼声开始愈发声势壮大。
招生歧视问题反映的现象之一，是美国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哈佛大学每年招收的学生不过一千多人，而每年申请哈佛的学生中，学分绩点满分的学生就将近一万人，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如果哈佛大学招收所有绩点满分的学生，那么其招生规模必须增大四倍，才能容得下如此众多的优秀学子。
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些精英学校不得不设计一些主观的评判标准，通过分数之外的标准来更全面地衡量每个学生的情况。这种主观的评判标准在诸种不同的阐释之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支持“公平入学”组织的人认为，它如同上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对犹太人压迫，刻意限制了亚裔的录取数量，而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公平入学”组织是一群充满嫉妒心理的民粹分子，打着反歧视的幌子，利用亚裔群体来为一些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实质上，在族裔对抗叙事的表征之下，潜藏着的是精英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正如前文所述，从这些精英学校录取规则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不仅仅是平权运动所支持的少数族裔，而是美国的权贵阶层和精英学校的校友们，他们构成了精英学校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生态圈，同时，他们又是非常明显的白人主导的群体。
《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于时语 著，中信集团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一既得利益的群体的精英身份与他们的族裔所属互为表里，不断形塑并维护着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大学之所以倾向于录取精英校友的子女，是因为这种家庭环境出身的学生更符合，也更认同哈佛的理念，他们对学校的发展有着良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性的捐赠上，也体现在文化共同体的塑造上。
另一方面，精英阶层本身也是历时性的动态建构。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虽然常青藤名校刻意限制了犹太人的入学名额，但犹太人凭借对教育的重视，依然大量挤进了哈佛，耶鲁等名校，而这些犹太人后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之后，便以雄厚的财力捐助他们的母校，使得常青藤名校开始在政策上向犹太人倾斜。时至今日，犹太人早已不是受常青藤名校歧视的弱势群体，而成为了精英阶层的重要构成群体。
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的亚裔群体正处于当年犹太人所在的位置——申请哈佛大学学校的亚裔学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优秀，但总体上，近年来哈佛大学录取的亚裔学生比例依然保持不变。但是，今日的美国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境况，多元化的价值观早已成为主导，精英学校也变得更为包容和开放，尽管种族问题的幽灵依然没有彻底消散。亚裔群体能否复制犹太人曾经走过的道路，只能留待未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