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难民日"。近几年，因为宗教、政治信仰等原因从中国出走，以难民身份到达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出现增多的趋势。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去他国当难民？在寻求难民身份的过程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6月18日上午，中国公民刘栋玲向丹麦难民委员会提交了她申请庇护所需的新增证据材料，但委员会的答复还是让她失望了，“他（委员会人员）说可能不会因为我提交的这些材料让案件得到翻转，而且不管是能不能得到翻转，我都要参加明天（6月19日）的会议。”
刘栋玲在上周三（6月12日），就从难民委员会拿到了对她给自己和儿子申请政治庇护的拒绝文件，文件要求她在七天内离开丹麦。刘栋玲原指望周二（6月18日）补交的新材料能有所帮助，但这些文件并没有给她带来最后的希望，“即便有翻转的机会，你要先遣返回中国，以后再通知我回来，他是这么说的。”
不能返回中国
但要回中国，对于刘栋玲来说，是万万不行的。
刘栋玲从2023年初开始，就实名参与了以社交媒体推特为主要平台的网络政治行动“拆墙运动”。这一行动的主旨是号召网民一起合力“拆除”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但这一行动很快遭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打压。“拆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侨居老挝的乔鑫鑫去年5月在老挝境内失联，后被证实他是在老挝被抓，被送回湖南衡阳囚禁，并被中国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刘栋玲担心，一旦回到中国，她也会面临和乔鑫鑫一样的遭遇。刘栋玲的推特（现为“X”）页面上还留有她参与“拆墙运动”的完整痕迹。刘栋玲告诉记者，她在乔鑫鑫被抓后，成为“拆墙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流亡荷兰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始人林生亮也参与了拆墙运动，他向本台记者证实了刘栋玲的说法。
本台记者在丹麦难民委员会给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拒绝决定书中文翻译件上看到，委员会认为，乔鑫鑫被中国警方抓捕的事件尚无法完全证实与“拆墙运动”有关，因此不认为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有足够的理由。记者就此通过邮件询问丹麦难民委员会，但到发稿时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记者还拨通了目前负责遣返刘栋玲的丹麦遣返委员会官员缇娜（Tina Fjorside)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在整个庇护申请过程中，她并不负责案件的裁决本身，“你也可以说，我是最后的终点站。当你不再拥有任何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你就要来找我。”当刘栋玲的案件到达缇娜手中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刘栋玲已经进入了遣返程序。而缇娜将在周三（6月19日）与刘栋玲面谈，这天恰好是刘栋玲收到庇护申请被拒绝决定的第7天。
自由的代价
刘栋玲2018年离开中国，2022年入境丹麦，现在又面临从丹麦被遣返回中国。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刘栋玲带着儿子，依然无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找到落脚之处。她似乎被卡在列国之间，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
但像刘栋玲这样的中国难民案例还有很多。据联合国网站的定义，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留在其本国之外，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士。
李南飞在中国国内时就开始从事政治异议行动。2010年代初期，李南飞在新疆居住，他曾因秘密组党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数年，并于2016年逃出中国。自那以来，李南飞一直被“卡”在泰国，在泰国移民监几进几出。他既不愿回到中国，又无法去其他国家。
在泰国的移民监里，李南飞遇到不少从中国和其他东亚专制国家逃出来的难民。他说，“很多人逃出自己的国家，又不想回去，但移民监狱会让他长期滞留，有的人一关就关十几年。”他还提到，有中国难民在移民监里死亡。
李南非对移民监里的生活不堪回首，“移民监里可以说是人间炼狱，有非常普遍的侵害人权现象，里面的关押密度也很高，经常还有暴力，伙食也特别差，像猪食一样的食物。我在里面睡的时候，长度只有1米4，宽度只有40公分。”李南飞用积蓄把自己保释出来，得以在监狱外生活。
尽管已经在糟糕的状态下生活了7、8年，但李南飞依然不愿返回中国。他有些释然地说，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成倍增长的中国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于上周（6月13日）发布了《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其中指出，截至2024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总人数已增至1.2亿，这当中包括因为战乱、政治、宗教迫害等多种因素出现的难民。
但外界很难得知从中国出走的难民数量。国际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在2022年6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从2012年底习近平执政开始，在外国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就不断攀升，其增长的趋势显著高于其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2012 年的习近平执政初期，寻求在各国庇护的中国人约有 12000 名；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0 万人；2021 年达到近 12 万人。这意味，2021年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量是十年前2012年的10倍。
即使不看这些数字，美国东西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以及洛杉矶、旧金山等地，近几年也不断见证奔赴美国的中国难民人数在显著增长。
住在纽约的中国回民马聚从2022年底，目睹了当地“走线”人的急剧增长，“去年、今年是一波比一波高。”从2023年初开始，马聚自掏腰包，在纽约开设了一个难民救助站，专门帮助那些从南美“走线”来的中国人。他告诉记者，“好多人来了之后都睡马路，（因为）租不起房子或找不到地方。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地方，来的人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两个星期的免费食宿，帮助他们在最开始的阶段容易度过一些。”
马聚在这个救助站了解到这些走线人离开中国的大致原因，“政治、宗教和民族原因的，我这里大概能占到八成，比例非常高。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维族人、哈萨克人、回族人，还有蒙古人、藏族人，很多人都跟宗教有关系，跟他们的民族身份有关系。”
马聚说，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在国内活不下去，“在那个地方，既没有尊严，又什么都没有，他痛苦得很，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他们中也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原因，不一定和政治有关。马聚介绍说，救助站开设这一年多，他已经接待了这样的走线人近200人。
同一时间，人权活动人士、艺术家向莉也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做着类似的工作。她为此创设了一个组织 – 亚州女性难民艺术组。这个组织帮助那些刚到美国的中国难民，尤其是女性和儿童，适应当地的生活。向莉观察到，这些刚到美国的难民需要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有的人有心理创伤，需要疗愈。我们还谈不上辅导，可能是一种相互支撑，这种活动有时是比较管用的。”
据“保护卫士”的报告，随着寻求庇护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开始频繁使用跨国镇压手段。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称其“天网行动”已经进入第10年，这一行动旨在抓获北京所声称的“逃犯”回国，但这也被外界批评是一种跨国镇压行动。
6月20日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难民日"。近几年，因为宗教、政治信仰等原因从中国出走，以难民身份到达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出现增多的趋势。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去他国当难民？在寻求难民身份的过程中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6月18日上午，中国公民刘栋玲向丹麦难民委员会提交了她申请庇护所需的新增证据材料，但委员会的答复还是让她失望了，“他（委员会人员）说可能不会因为我提交的这些材料让案件得到翻转，而且不管是能不能得到翻转，我都要参加明天（6月19日）的会议。”
刘栋玲在上周三（6月12日），就从难民委员会拿到了对她给自己和儿子申请政治庇护的拒绝文件，文件要求她在七天内离开丹麦。刘栋玲原指望周二（6月18日）补交的新材料能有所帮助，但这些文件并没有给她带来最后的希望，“即便有翻转的机会，你要先遣返回中国，以后再通知我回来，他是这么说的。”
不能返回中国
但要回中国，对于刘栋玲来说，是万万不行的。
刘栋玲从2023年初开始，就实名参与了以社交媒体推特为主要平台的网络政治行动“拆墙运动”。这一行动的主旨是号召网民一起合力“拆除”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但这一行动很快遭到中国政府的监控和打压。“拆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侨居老挝的乔鑫鑫去年5月在老挝境内失联，后被证实他是在老挝被抓，被送回湖南衡阳囚禁，并被中国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刘栋玲担心，一旦回到中国，她也会面临和乔鑫鑫一样的遭遇。刘栋玲的推特（现为“X”）页面上还留有她参与“拆墙运动”的完整痕迹。刘栋玲告诉记者，她在乔鑫鑫被抓后，成为“拆墙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流亡荷兰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始人林生亮也参与了拆墙运动，他向本台记者证实了刘栋玲的说法。
本台记者在丹麦难民委员会给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拒绝决定书中文翻译件上看到，委员会认为，乔鑫鑫被中国警方抓捕的事件尚无法完全证实与“拆墙运动”有关，因此不认为刘栋玲的庇护申请有足够的理由。记者就此通过邮件询问丹麦难民委员会，但到发稿时为止，尚未得到答复。
记者还拨通了目前负责遣返刘栋玲的丹麦遣返委员会官员缇娜（Tina Fjorside)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在整个庇护申请过程中，她并不负责案件的裁决本身，“你也可以说，我是最后的终点站。当你不再拥有任何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你就要来找我。”当刘栋玲的案件到达缇娜手中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刘栋玲已经进入了遣返程序。而缇娜将在周三（6月19日）与刘栋玲面谈，这天恰好是刘栋玲收到庇护申请被拒绝决定的第7天。
自由的代价
刘栋玲2018年离开中国，2022年入境丹麦，现在又面临从丹麦被遣返回中国。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刘栋玲带着儿子，依然无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找到落脚之处。她似乎被卡在列国之间，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
但像刘栋玲这样的中国难民案例还有很多。据联合国网站的定义，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而留在其本国之外，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士。
李南飞在中国国内时就开始从事政治异议行动。2010年代初期，李南飞在新疆居住，他曾因秘密组党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数年，并于2016年逃出中国。自那以来，李南飞一直被“卡”在泰国，在泰国移民监几进几出。他既不愿回到中国，又无法去其他国家。
在泰国的移民监里，李南飞遇到不少从中国和其他东亚专制国家逃出来的难民。他说，“很多人逃出自己的国家，又不想回去，但移民监狱会让他长期滞留，有的人一关就关十几年。”他还提到，有中国难民在移民监里死亡。
李南非对移民监里的生活不堪回首，“移民监里可以说是人间炼狱，有非常普遍的侵害人权现象，里面的关押密度也很高，经常还有暴力，伙食也特别差，像猪食一样的食物。我在里面睡的时候，长度只有1米4，宽度只有40公分。”李南飞用积蓄把自己保释出来，得以在监狱外生活。
尽管已经在糟糕的状态下生活了7、8年，但李南飞依然不愿返回中国。他有些释然地说，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成倍增长的中国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于上周（6月13日）发布了《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其中指出，截至2024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总人数已增至1.2亿，这当中包括因为战乱、政治、宗教迫害等多种因素出现的难民。
但外界很难得知从中国出走的难民数量。国际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在2022年6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从2012年底习近平执政开始，在外国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就不断攀升，其增长的趋势显著高于其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2012 年的习近平执政初期，寻求在各国庇护的中国人约有 12000 名；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0 万人；2021 年达到近 12 万人。这意味，2021年寻求庇护的中国人数量是十年前2012年的10倍。
即使不看这些数字，美国东西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以及洛杉矶、旧金山等地，近几年也不断见证奔赴美国的中国难民人数在显著增长。
住在纽约的中国回民马聚从2022年底，目睹了当地“走线”人的急剧增长，“去年、今年是一波比一波高。”从2023年初开始，马聚自掏腰包，在纽约开设了一个难民救助站，专门帮助那些从南美“走线”来的中国人。他告诉记者，“好多人来了之后都睡马路，（因为）租不起房子或找不到地方。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地方，来的人我可以给他们提供两个星期的免费食宿，帮助他们在最开始的阶段容易度过一些。”
马聚在这个救助站了解到这些走线人离开中国的大致原因，“政治、宗教和民族原因的，我这里大概能占到八成，比例非常高。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维族人、哈萨克人、回族人，还有蒙古人、藏族人，很多人都跟宗教有关系，跟他们的民族身份有关系。”
马聚说，这些人大多数是因为在国内活不下去，“在那个地方，既没有尊严，又什么都没有，他痛苦得很，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他们中也有些人是因为经济原因，不一定和政治有关。马聚介绍说，救助站开设这一年多，他已经接待了这样的走线人近200人。
同一时间，人权活动人士、艺术家向莉也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做着类似的工作。她为此创设了一个组织 – 亚州女性难民艺术组。这个组织帮助那些刚到美国的中国难民，尤其是女性和儿童，适应当地的生活。向莉观察到，这些刚到美国的难民需要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帮助，“有的人有心理创伤，需要疗愈。我们还谈不上辅导，可能是一种相互支撑，这种活动有时是比较管用的。”
据“保护卫士”的报告，随着寻求庇护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开始频繁使用跨国镇压手段。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称其“天网行动”已经进入第10年，这一行动旨在抓获北京所声称的“逃犯”回国，但这也被外界批评是一种跨国镇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