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月31日《洛杉矶时报》发表的文章中，作者Patt Morrison回顾了八十年前日裔美国人从二战拘留营获释后的艰难归家之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约12万日裔美国人被强制迁移，财产被掠夺，生活被摧毁。尽管战后他们试图重建家园，却依然面临歧视和暴力。直到1988年，美国政府才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 八十年前，日裔美国人——男人、女人、孩子，甚至两三代同堂的家庭——终于被允许离开战时拘留营，比如曼扎纳尔（Manzanar）。这些家庭在二战期间被强制关押，仅仅因为他们的日本血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引发了美国的恐慌。西海岸地区感到极度脆弱，而当地的日裔居民——无论是本土出生、归化入籍还是移民——都被毫无根据地怀疑为对日本效忠，甚至被指控为间谍或破坏者。为了“安全起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签署了9066号行政令，授权将这些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强制迁移到内陆的拘留营。 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他们被强行从家中、农场和工作岗位上带走，先是送到像波莫纳集市和圣塔安妮塔赛马场这样的“集合中心”，然后再被送往拘留营。总共有约12万人被关押在铁丝网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居住在西海岸，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 1942 年 3 月 23 日，第一批难民抵达加利福尼亚州曼扎纳的日本拘留营 那么，到底谁“足够日本”以至于被关押呢？根据规定，只要你有1/16的日本血统，就会被视为“日本人”。这就像是美国种族主义中的“一滴血规则”——只要有一滴黑人血统，你就是黑人。这种规则在美国历史上长期被用来强化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周内，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城镇、社区、家园和工作场所，只能带走一个行李箱能装下的东西——衣服、文件、洗漱用品和简单的厨具。房子、汽车、商店、农场设备、渔具，甚至土地，全都不得不放弃。 掠夺与背叛：财产的无情流失 这一切既混乱又令人心碎，甚至充满了丑陋的掠夺。少数幸运的人有非日裔朋友帮忙照看财产，但大多数人则遭遇了无情的掠夺。他们的财产被低价拍卖，有时甚至只能接受极低的报价，只为了换取一点现金。有些非日裔邻居甚至直接闯入，随意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日裔美国人又能做什么呢？ 后来，战时信息办公室中太平洋分部负责人布拉德福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将这次迁移称为“美国喧嚣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并指出，推动迁移的压力主要来自那些从中获利最多的人。 拘留营里的生活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东一街，历史悠久的日莲宗佛教寺庙最初被用作教区居民财产的仓库。然而，1943年6月，警察和政府官员来到这里时，发现这里一片狼藉，几乎空无一物。邻居们说，负责照看这些财产的女人——她拥有这些财产的代理权——已经带着几卡车的货物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有几个被打开的箱子和行李箱，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战争结束一年后，负责管理拘留营的战时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发布了一份112页的道歉信。信中承认，未能妥善保护被迁移者的财产，给了“骗子和小偷一个黄金机会，他们利用了一群惊恐无助的人”。近40年后，国会委员会在1983年计算出，财产损失高达13亿美元，净收入损失为27亿美元。 从集中营到拖车场：战后重建的艰辛 八十年前，他们回到了家乡，不仅失去了财产，还遭受了与当初被带走时相似的虐待。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曾公开反对政府政策，称这些拘留营为“集中营”。 在加利福尼亚州，拘留者开始离开营地后的四个月内，战时安置局的报告记录了24起恐吓或暴力事件。在加州农村，至少有15起针对日裔美国人的枪击事件、一起未遂的爆炸案、三起纵火案和五次“威胁性访问”，这些都被视为“暴徒的有计划恐怖行为”。伊克斯认为，这些“嗜血的种族主义者”试图吓退那些试图重建“经济据点”的回归者。 在某些地方，反对他们回归的声音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出现。1943年6月，洛杉矶的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妇女辅助组织发起请愿，要求禁止任何日裔居民再次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声称即使是美国公民也会构成“进行破坏或协助敌人的巨大危险”。 大约5000名流离失所的南加州人最终在伯班克和太阳谷的两个拖车营地找到了临时住所。太阳谷营地持续了更长时间，一直运营到1956年，成为一个由大约100辆拖车组成的社区，居民们共用公共浴室和厨房。政府以每月65到110美元的价格出售或出租这些拖车。居民们几乎不外出，除非结伴而行。 居民们称这些地方为“营地”，就像他们离开的那些地方一样。当政府官员来检查时，他们总是纠正居民：“这不是营地，这是拖车场。”曾在拘留营度过童年的富美夫村永（Tomio Muranaga）在1986年告诉《洛杉矶时报》：“他们希望我们忘记曼扎纳尔和哈特山（Heart Mountain）这样的地方。”曼扎纳尔和哈特山分别是加州和怀俄明州的拘留营。 赔偿与反思：历史的伤痕与和解 八十年前，他们开始回家，但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并不熟悉。直到第四代日裔美国人、洛杉矶居民卡尔文·内藤（Calvin Naito）提醒我这一周年纪念，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在1988年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时才知道这段历史，当时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赔偿的历史性法律。 争取赔偿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最早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迁移赔偿法》。在弗雷斯诺附近，Koda家族曾是主要的水稻种植者，他们在1941年12月拥有5000英亩土地，并租用了另外4000英亩。在被赶进拘留营后，他们对联邦政府提出了索赔。这场官司打了大约15年，直到1965年才达成和解。然而，当赔偿支票到达时，Koda家族的长辈已经去世。儿子埃德·Koda（Ed Koda）计算后发现，政府提供的36.25万美元赔偿仅相当于他们240万美元索赔的15%。如今，第四代Koda家族仍在约洛县种植水稻。 在拘留营原址的纪念碑 莫雷家族（Morey family）也在加州经营了四代生意。1907年，约书亚·莫雷（Joshua Morey）的曾祖父在洛杉矶的小东京创立了亚洲公司（Asia Co.），从事进出口业务。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不得不放弃生意和家园，只带走了两个行李箱的东西。 莫雷的曾祖父在1892年来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被关押在图纳峡谷（Tuna Canyon）的拘留营，那里关押着被联邦政府视为安全风险的外国人。莫雷读过FBI的报告，认为他知道为什么曾祖父被关在那里，而其他家人则被送往安全级别较低的营地。“亚洲公司是战前我们社区的企业之一，因为他与日本有大量业务往来，我想他被归类为潜在间谍。” “我们曾在小东京的第一街拥有土地和生意。我们失去了财产，失去了生意，回来时一无所有。”战后，重新启动与日本的进出口业务是不可能的。但讽刺的是，莫雷的祖父凭借其在亚洲公司的分销系统专业知识，被美国陆军雇佣，派往战后德国管理军事物资的运输。 回到美国后，莫雷家族找到了新的生计——保险业。“二战后，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日裔美国人或其财产提供保险。这就是我们在战后受到的待遇，”莫雷说。需求和机会相结合，莫雷的保险公司至今仍在为加州和夏威夷的日裔社区提供保险。 莫雷家族在他3岁时搬到了湾区。1980年代，诺曼·峰田（Norman Mineta）——哈特山拘留营的幸存者——正在国会任职。莫雷家族买下了峰田的保险业务。“我从小就和峰田叔叔一起长大。他告诉别人他给我换过尿布，我说，峰田叔叔——我那时已经3岁了！” 你可能听说过诺曼·峰田这个名字。圣何塞国际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推动对曾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进行赔偿的关键人物。莫雷的父亲曾不太情愿地告诉儿子：“你的峰田叔叔正在努力让过去的错误得到纠正。” 峰田和其他日裔美国国会议员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谈判和立法，以“纠正过去的错误”。其中一位同事是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他在二战期间作为美国陆军著名的日裔战斗部队成员在意大利作战时失去了右臂。（井上的右臂被子弹打断，他用左手从断手中抠出手榴弹，扔进了德国碉堡。） 简而言之，赔偿问题从战后初期的第一个赔偿计划——像Koda家族那样只拿到15%的赔偿——一直拖延到1980年代初，当时国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听取了证词并提出了赔偿建议。最终，在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1988年民权法案》，正式为拘留日裔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道歉，并向每位幸存的日裔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支付2万美元的赔偿金，当时约有8万人符合条件。 如今，从拘留营中幸存下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最终将全部离世。约书亚·莫雷只能通过二手资料了解他们的故事，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毕生的使命——讲述我们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故事。”
在2025年1月31日《洛杉矶时报》发表的文章中，作者Patt Morrison回顾了八十年前日裔美国人从二战拘留营获释后的艰难归家之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约12万日裔美国人被强制迁移，财产被掠夺，生活被摧毁。尽管战后他们试图重建家园，却依然面临歧视和暴力。直到1988年，美国政府才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
八十年前，日裔美国人——男人、女人、孩子，甚至两三代同堂的家庭——终于被允许离开战时拘留营，比如曼扎纳尔（Manzanar）。这些家庭在二战期间被强制关押，仅仅因为他们的日本血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引发了美国的恐慌。西海岸地区感到极度脆弱，而当地的日裔居民——无论是本土出生、归化入籍还是移民——都被毫无根据地怀疑为对日本效忠，甚至被指控为间谍或破坏者。为了“安全起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签署了9066号行政令，授权将这些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强制迁移到内陆的拘留营。
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他们被强行从家中、农场和工作岗位上带走，先是送到像波莫纳集市和圣塔安妮塔赛马场这样的“集合中心”，然后再被送往拘留营。总共有约12万人被关押在铁丝网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本居住在西海岸，三分之二是美国公民。
1942 年 3 月 23 日，第一批难民抵达加利福尼亚州曼扎纳的日本拘留营
那么，到底谁“足够日本”以至于被关押呢？根据规定，只要你有1/16的日本血统，就会被视为“日本人”。这就像是美国种族主义中的“一滴血规则”——只要有一滴黑人血统，你就是黑人。这种规则在美国历史上长期被用来强化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周内，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城镇、社区、家园和工作场所，只能带走一个行李箱能装下的东西——衣服、文件、洗漱用品和简单的厨具。房子、汽车、商店、农场设备、渔具，甚至土地，全都不得不放弃。
掠夺与背叛：财产的无情流失
这一切既混乱又令人心碎，甚至充满了丑陋的掠夺。少数幸运的人有非日裔朋友帮忙照看财产，但大多数人则遭遇了无情的掠夺。他们的财产被低价拍卖，有时甚至只能接受极低的报价，只为了换取一点现金。有些非日裔邻居甚至直接闯入，随意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日裔美国人又能做什么呢？
后来，战时信息办公室中太平洋分部负责人布拉德福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将这次迁移称为“美国喧嚣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并指出，推动迁移的压力主要来自那些从中获利最多的人。
拘留营里的生活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东一街，历史悠久的日莲宗佛教寺庙最初被用作教区居民财产的仓库。然而，1943年6月，警察和政府官员来到这里时，发现这里一片狼藉，几乎空无一物。邻居们说，负责照看这些财产的女人——她拥有这些财产的代理权——已经带着几卡车的货物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有几个被打开的箱子和行李箱，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战争结束一年后，负责管理拘留营的战时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发布了一份112页的道歉信。信中承认，未能妥善保护被迁移者的财产，给了“骗子和小偷一个黄金机会，他们利用了一群惊恐无助的人”。近40年后，国会委员会在1983年计算出，财产损失高达13亿美元，净收入损失为27亿美元。
从集中营到拖车场：战后重建的艰辛
八十年前，他们回到了家乡，不仅失去了财产，还遭受了与当初被带走时相似的虐待。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曾公开反对政府政策，称这些拘留营为“集中营”。
在加利福尼亚州，拘留者开始离开营地后的四个月内，战时安置局的报告记录了24起恐吓或暴力事件。在加州农村，至少有15起针对日裔美国人的枪击事件、一起未遂的爆炸案、三起纵火案和五次“威胁性访问”，这些都被视为“暴徒的有计划恐怖行为”。伊克斯认为，这些“嗜血的种族主义者”试图吓退那些试图重建“经济据点”的回归者。
在某些地方，反对他们回归的声音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出现。1943年6月，洛杉矶的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妇女辅助组织发起请愿，要求禁止任何日裔居民再次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声称即使是美国公民也会构成“进行破坏或协助敌人的巨大危险”。
大约5000名流离失所的南加州人最终在伯班克和太阳谷的两个拖车营地找到了临时住所。太阳谷营地持续了更长时间，一直运营到1956年，成为一个由大约100辆拖车组成的社区，居民们共用公共浴室和厨房。政府以每月65到110美元的价格出售或出租这些拖车。居民们几乎不外出，除非结伴而行。
居民们称这些地方为“营地”，就像他们离开的那些地方一样。当政府官员来检查时，他们总是纠正居民：“这不是营地，这是拖车场。”曾在拘留营度过童年的富美夫村永（Tomio Muranaga）在1986年告诉《洛杉矶时报》：“他们希望我们忘记曼扎纳尔和哈特山（Heart Mountain）这样的地方。”曼扎纳尔和哈特山分别是加州和怀俄明州的拘留营。
赔偿与反思：历史的伤痕与和解
八十年前，他们开始回家，但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并不熟悉。直到第四代日裔美国人、洛杉矶居民卡尔文·内藤（Calvin Naito）提醒我这一周年纪念，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在1988年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时才知道这段历史，当时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赔偿的历史性法律。
争取赔偿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最早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迁移赔偿法》。在弗雷斯诺附近，Koda家族曾是主要的水稻种植者，他们在1941年12月拥有5000英亩土地，并租用了另外4000英亩。在被赶进拘留营后，他们对联邦政府提出了索赔。这场官司打了大约15年，直到1965年才达成和解。然而，当赔偿支票到达时，Koda家族的长辈已经去世。儿子埃德·Koda（Ed Koda）计算后发现，政府提供的36.25万美元赔偿仅相当于他们240万美元索赔的15%。如今，第四代Koda家族仍在约洛县种植水稻。
在拘留营原址的纪念碑
莫雷家族（Morey family）也在加州经营了四代生意。1907年，约书亚·莫雷（Joshua Morey）的曾祖父在洛杉矶的小东京创立了亚洲公司（Asia Co.），从事进出口业务。珍珠港事件后，他们不得不放弃生意和家园，只带走了两个行李箱的东西。
莫雷的曾祖父在1892年来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被关押在图纳峡谷（Tuna Canyon）的拘留营，那里关押着被联邦政府视为安全风险的外国人。莫雷读过FBI的报告，认为他知道为什么曾祖父被关在那里，而其他家人则被送往安全级别较低的营地。“亚洲公司是战前我们社区的企业之一，因为他与日本有大量业务往来，我想他被归类为潜在间谍。”
“我们曾在小东京的第一街拥有土地和生意。我们失去了财产，失去了生意，回来时一无所有。”战后，重新启动与日本的进出口业务是不可能的。但讽刺的是，莫雷的祖父凭借其在亚洲公司的分销系统专业知识，被美国陆军雇佣，派往战后德国管理军事物资的运输。
回到美国后，莫雷家族找到了新的生计——保险业。“二战后，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日裔美国人或其财产提供保险。这就是我们在战后受到的待遇，”莫雷说。需求和机会相结合，莫雷的保险公司至今仍在为加州和夏威夷的日裔社区提供保险。
莫雷家族在他3岁时搬到了湾区。1980年代，诺曼·峰田（Norman Mineta）——哈特山拘留营的幸存者——正在国会任职。莫雷家族买下了峰田的保险业务。“我从小就和峰田叔叔一起长大。他告诉别人他给我换过尿布，我说，峰田叔叔——我那时已经3岁了！”
你可能听说过诺曼·峰田这个名字。圣何塞国际机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推动对曾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进行赔偿的关键人物。莫雷的父亲曾不太情愿地告诉儿子：“你的峰田叔叔正在努力让过去的错误得到纠正。”
峰田和其他日裔美国国会议员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谈判和立法，以“纠正过去的错误”。其中一位同事是夏威夷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他在二战期间作为美国陆军著名的日裔战斗部队成员在意大利作战时失去了右臂。（井上的右臂被子弹打断，他用左手从断手中抠出手榴弹，扔进了德国碉堡。）
简而言之，赔偿问题从战后初期的第一个赔偿计划——像Koda家族那样只拿到15%的赔偿——一直拖延到1980年代初，当时国会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听取了证词并提出了赔偿建议。最终，在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1988年民权法案》，正式为拘留日裔美国人的不公正行为道歉，并向每位幸存的日裔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支付2万美元的赔偿金，当时约有8万人符合条件。
如今，从拘留营中幸存下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最终将全部离世。约书亚·莫雷只能通过二手资料了解他们的故事，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毕生的使命——讲述我们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