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p and the Anthem
Short story by O. Henry
......
At last Soapy came to one of the quiet street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city. He turned here and began to walk south toward Madison
Square. He was going home, although home was only a seat in a park.
But on a very quiet corner Soapy stopped. Here was an old, old
church. Through one colored-glass window came a soft light. Sweet
music came to Soapy’s ears and seemed to hold him there.
The moon was above, peaceful and bright. There were few people passing. He could hear birds high above him.
And the anthem that came from the church held Soapy there,
for he had known it well long ago. In those days his life contained such
things as mothers and flowers and high hopes and friends and clean
thoughts and clean clothes.
Soapy’s mind was ready for something like this. He had come to the
old church at the right time. There was a sudden and wonderful change
in his soul. He saw with sick fear how he had fallen. He saw his worthless
days, his wrong desires, his dead hopes, the lost power of his mind.
And also in a moment his heart answered this change in his soul.
He would fight to change his life. He would pull himself up, out of the
mud. He would make a man of himself again.
There was time. He was young enough. He would find his old purpose in life, and follow it. That sweet music had changed him. Tomorrow he would find work. A man had once offered him a job. He would
find that man tomorrow. He would be somebody in the world. He
would—
Soapy felt a hand on his arm. He looked quickly around into the
broad face of a cop.
“What are you doing hanging around here?” asked the cop.
“Nothing,” said Soapy.
“You think I believe that?” said the cop.
Full of his new strength, Soapy began to argue. And it is not wise
to argue with a New York cop.
“Come along,” said the cop.
“Three months on the Island,” said the Judge to Soapy the next
morning.
一个66岁的老人决定去犯罪。
2021年7月16日凌晨，左某德走出家门，村子里静悄悄的，雷某生在门外等着他。两个人不多言语，迅速戴上红色的安全帽和口罩，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双干涩无神的眼睛。随后，左某德驾驶着一辆无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载着雷某生，向邻县乡镇的村子驶去。
一路经过省道、县道和乡村小道，约一个小时后，两个人到达了一处位于村子边上的偏僻工地，最近的村民住房距离这里都在50米开外，确定周围没有人后，左某德打开手电筒扫视了一圈，工地上有一个差不多两百平方米的地基，上面密密麻麻搭满了三米多高的脚手架。不过，这些拆卸起来极费功夫的脚手架钢管，不是左某德的目标。
他和雷某生朝工地的另一侧走去，那里摆放着一堆闲置未用的钢管，每根约两米长。两个人各自从口袋里掏出麻布手套，将钢管一根接一根装上三轮车，但这辆车子的装载能力有限，见轮胎有点被压憋了，满头大汗的他俩才停了下来。没敢多喘息，两个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不过，“全副武装”的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伪装能力，盗窃案发不到十天，他俩就被派出所民警抓住了。因为有两个案犯，派出所人手不够，同事吴师兄邀我一起去看守所关押。
那一刻，我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老人曾多次盗窃，还被判过无期徒刑。他接下来的表现，更令我惊讶万分。
从办案区到看守所的行车途中，左某德神情镇定，脸上没有一丝不悦，而他身旁的另一名同伙儿雷某生却是眉头紧皱，一脸的羞愧和失落，不停地叹着气。进看守所之前，左某德突然向民警提出请求，自己想把身上那条带有金属头的皮带解下来，他嘀咕着，“反正进去后也要扔掉这些。”
他的眼神近似哀求，我们押着他在看守所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左某德老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利索地抽出皮带，再脱下那双大热天穿着有点闷脚的雨靴，他似乎早就知道了进去后要换鞋，十分干脆地把它们扔进门口的垃圾桶。要不是裤子上的金属拉链缝的太结实，我估计左某德非得把它扯下来不可。
进了看守所，两扇大铁门缓缓关闭，望着院内四周高高的砖墙，上面铁丝网密布，雷某生开始恐慌，走路摇晃，说话声音都在颤抖。左某德发觉后，竟然像长辈一样，安慰着这个年纪比他还要大三岁的同伙儿，“在里面有的吃有的睡，不比你在外面差。再说，过不了几年，就出来了。”
后来，我问了吴师兄，他们这次盗窃钢管大概要蹲几年？吴师兄估计，可能要三五年。等那时他们再出来，都已是古稀老人。
看守所窗口登记时，左某德让吴师兄从他的物品保管袋里取出自己的现金，他说这钱是打工钱剩下的。左某德数了一下，一共五百多块。他像住宾馆一样跟工作人员说：“我这里有一些钱，给我备两床被子，给雷某生也备两床，从我的钱里面扣。”
一般的罪犯只会备一床被子，他似乎很熟悉里面的情况，也很清楚自己将在这里步入秋冬。有点讲义气的他，转头跟耷拉着脑袋的雷某生小声说：“下半年天气冷，多备几床，好睡觉。”
看到这一幕，吴师兄苦笑着，叹了一口气：“这老汉，自己家里都舍不得买被子，到这里反倒舍得买两床了。”
回派出所的路上，吴师兄跟我讲起了左某德的家。
前几天，因为作案用的三轮车还停在左某德家中，需要前去取证，左某德带着吴师兄回了趟家。穿过村中一排排三四层的小楼后，他们在一个老房子前停下了脚步。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青砖瓦房，右侧的半边墙已经塌了，用塑料篷布遮了起来，并排的几栋老房子大门紧闭，门前长满了草，只有这户的屋檐下晾晒着衣服和裤子，透出了些许生机，特别是左边窗户下，一台崭新的空调外机格外显眼。这就是左某德的家。
推开那扇晃晃悠悠的老木门，中堂的地面还是泥土铺的，抬头是裸露的瓦片，里面空荡荡的，只停了一辆电动车。两侧各有一个房间，只有左侧能住人，左某德就睡在这里面，推开屋门，一股烟味、霉味扑鼻而来，再引入眼帘的，是一堆空酒瓶子和满地的烟头，塑料袋等各式垃圾散落床边。
这个房间大概占地20平，里面仅有三件家具，一件掉光了皮的旧沙发，一张骨架和木板拼成的简易木床，凉席上面放着一床布满污渍的棉被，布满灰尘的窗户下面，还摆着一张缺角的木桌。唯有墙上全新的白色空调挂机，显得与这个屋子格格不入。
左某德今年66岁了，家徒四壁，生活如此窘迫，跟他长期的监狱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
派出所讯问时，左某德将他的人生一五一十地铺陈在我们眼前。1955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还没记事时，父母因疾病相继离世，年幼的他在叔叔的抚养下长大成人。那个时候农村人结婚都早，条件不好的左某德，25岁才解决终身大事。结婚后，他和叔叔分开生活。
图|家的温暖对于左某德而言，越来越少
无期徒刑
对于成家之后的经历，左某德不愿多谈。他只对吴师兄讲述了自己在2000年偷耕牛，2002年被抓，以及之前为了抚养儿子，干过几次偷鸡摸狗的事。但吴师兄发现，2002年的法院判决书显示，左某德在上世纪80年代坐过两次牢，因为年代已久远，而且是邻县办的案子，左某德自己不想多讲，吴师兄便没有多问。
左某德的钱在看守所买完被子，还剩下一百多，按照他的交代，吴师兄通知他的堂弟左友民前来领取。快下班的时候，左友民到了派出所，他讲起了左某德的过往。
结婚当年，左某德的妻子便怀上了身孕，一家人的生活，都要依靠他这一个劳动力，可是他没有一技之长，三口人要活下来只能靠种地，分田到户是在结婚之前，只身一人的左某德只分到了半亩地。为了维系基本的生活，喂养嗷嗷待哺的孩子，左某德铤而走险，干起了不法勾当。
直到孩子两岁那年，公安来村里抓左某德，大家才知道他偷了东西，原来那几年，有时一到深夜，左某德就瞒着妻子跑出去，往返周边村落，溜门撬锁、小偷小摸。左某德被判了两年，出狱后，妻子与他离了婚，远走高飞，儿子由他一人抚养。
一个大男人又要带娃又要干农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空虚，使得左某德迷上了喝酒、打牌。1987年，在几个狐朋狗友的撺掇之下，左某德再次盗窃，数额较大，这一次被判了7年。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92年夏天，一天左友民正在田里干农活，自己帮着抚养了5年的侄子，即左某德的儿子，气汹汹地跑了过来，告诉他，“爸爸回家了！”
那一年，左某德获得假释，提前出狱，左友民跟他聊起了家里的过往，左某德入狱后，老父亲把他的儿子接到了家中抚养，可在两年前，老父亲肝癌晚期去世，临终前交代左友民，照顾好这个孩子。
左某德明白堂弟的难处，自己也该把儿子接回家了。留宿一晚后，他打包好儿子的衣物，但儿子一直拽着房门，哭喊着不肯离开。后来，在叔叔的反复劝说下，孩子才松手，跟父亲回了家。
过了两天，左某德叫来了左友民，一起收拾屋子，他说要让这个破旧的家有点样子，以后好好生活，好好抚养儿子，弥补几年来作为父亲的失职。当时正值春耕时节，左某德也想种田，但是，自己的那半亩田已经被村里统一收回，按人口进行了重新分配。作为曾经的犯罪分子，左某德没有分到田，年幼的儿子又不是劳动力，所以家里无田可种。左友民建议，让他去找村书记求求情。
进了村委会院子，“分田”两个字刚从左某德的嘴里冒出来，就被村书记硬生生打断，“你老婆孩子都不要，你还要田啊，你不是会偷吗，继续偷啊，种什么田。”
话语如尖刀，刺向左某德。他满脸通红，羞愧难当，但是无力反抗。从此，左某德再也没去过村委会。他向堂弟借了一亩田来种，农闲时就去打零工，工地上搬砖、搬水泥，艰难地供儿子读书，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左友民回忆到这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吴师兄打断了他，说后面发生的事已经清楚，时间不早了，就让他先回家，毕竟要一个小时的路程。离开派出所前，左友民手里拿着左某德剩下的一百多，苦笑了一声，“下次出来后，这一百多块不知道够他生活几天，我倒希望他在里面待久一点，比家里好。”
二次讯问的时候，左某德向民警详细交代了自己偷牛的事情。
图|欲望与报复心理令左某德铤而走险后来的一天晚上，左某德邀了两个朋友来家喝酒，酒桌上，相互诉说着各自的不如意，谁家卖稻谷赚了钱，谁家又盖起了新房……他们只有嫉妒的份，一口接一口的白酒麻痹自己。酒壮怂人胆，一个人突然提议，想去牵走几家邻居的牛，因为他跟这些人有过节。牛在当时的农村，是极为重要的耕种、运输工具，没了牛，农民种田就少了最得力的帮手，“把他们的牛偷走，正好报复。”
图|2002年，左某德因偷牛案再次入狱
安个空调，趁活着享享福
图|2020年9月，左某德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
图 | 监狱成为一些老人的梦想归宿派出所办案区，左某德说出再次犯罪的动机：2021年1月减刑出狱后，有烟抽、有酒喝，偶尔还有女人陪，过了近半年舒服日子，但自己很清楚，这样的生活持续不了多久。除了看守所中的儿子，人生已没啥牵挂，可是他又帮不上儿子什么忙，自己吃顿饱饭都难，只能去偷，就算被抓，也不害怕，反正进去有的吃，就当养老。
1999年，左某德好不容易供18岁的儿子读到了高二，但儿子学习成绩很差，说想赚钱，不顾反对辍了学，外出务工去了。那时，左某德出狱已经七年，父子关系渐渐缓和，虽然平日话不多，但儿子偶尔还会叫声“爸爸”，这让他心里很舒服。
儿子已成年，也不读书了，接下来几年肯定要娶老婆，但掂量自家的条件，恐怕没有哪家姑娘能看得上，左某德有压力，但他没能力，多数时候仅剩一声叹息。
儿子外出打工后，左某德清闲起来，又和之前的那帮狐朋狗友勾搭上，一起打牌喝酒。这些人大都好逸恶劳，明明穷得家里揭不开锅，却偏要在外面故作潇洒快活。
跨入新世纪，村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左某德发现村书记家里买上了耕田机，几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反观自己家，连一头耕牛都没有，每次耕田都要问堂弟借牛，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村书记之前羞辱自己的话，左某德记得一清二楚，他有点委屈地对民警说，“若不是当时村书记不给自己分田，还打击自己，后面的生活也不至于这样。”
报复心理是可怕的。而这种想法正好刺激了左某德，借着酒劲，他满口应了下来，要几个人一起干。左某德对民警坦白过，“既然自己不好过，那他们也别想好过。”
当时农村的耕牛，都是系在树干上，或关在牛栏里，基本不锁门。但是一个人难得手，于是三人进行了分工，左某德和其中一人实施盗窃，另一人在村口接应，并负责销赃，赃款三人平分。
2000年9月13日凌晨，三个人偷到耕牛3头，销赃得款3800元，一人分得1200多元，这可是当时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收入。这次偷牛，左某德一直冲在最前面，两个人还对他在偷牛中展现出的丰富经验，大加赞赏。过后，左某德本打算收手，但那两位朋友是第一次偷东西，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不打算停下来。
二十年前的农村，根本没有监控探头，破案条件有限，见派出所没有动静，两个朋友又叫上了左某德。往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人疯狂作案，连续30多次盗窃周边县市的耕牛、农耕机械，这可害苦了一方百姓。重兄弟义气的左某德，每次都在盗窃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
直到2002年，三个人才落入法网，一共非法获利40多万元，因性质恶劣，涉案金额较大，左某德被认定为主犯，被判无期徒刑。
原以为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左某德将在牢房中度过余生，但听吴师兄说，由于在监狱积极接受劳动改造，表现良好，左某德多次获得减刑，并在2021年1月份出狱了。
“他重获自由，怎么又要去犯罪？”我曾满眼疑惑地问过吴师兄。
“自由？”吴师兄直摇头，“恐怕他只有躯体的自由。”
左某德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老布在监狱里度过了50年时光，每天按照监狱的规定吃饭、睡觉、娱乐，他的生活已经“体制化”。出狱后，老布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还想抢劫，重回监狱，最后无奈地结束了落寞的一生。
同样，左某德与社会脱节了19年，外面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可能连智能手机、高铁、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回归社会，孑然一人，新鲜事物不断地冲击着这个66岁的老人，他难以招架。
出狱后，踏上故土，那个生他养他的乡村，令左某德十分陌生。村里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都住上了楼房。而自己的老房子，在二十年风雨的侵蚀下，已变成危房。
左某德捡起屋角放着的一把锄头，上面早已锈迹斑斑。最让他痛心和绝望的，是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还没结婚，且前段时间也因为犯罪被公安部门逮捕，正在看守所拘役。
“我这是回来干嘛？”站在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里，他整个身体就像只泄了气的皮球, 支撑不起来了。
除了这个家，他还能去哪儿呢？狱中省吃俭用，他的劳动工资结余四五百元，勉强能维持一段时间。
在堂弟左友民的建议下，时隔20多年，左某德再一次踏进村委会。村干部换了人，态度也有大转变，一名大学生村官接待了他，得知左某德的情况以及想申请低保的想法后，村官虽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帮他问问。其实，左某德心里清楚，自己就像家里的那把破锄头，劣迹斑斑，曾经害了村子和乡亲，现在想要好处，怎么可能？
为了维持生计，左某德想找份工作，见村里几户人家在盖新房，他凑过去问是否要请小工，可没人愿意请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到离家20里远的一家砖厂做苦力，月工资3千。干了五个月，只发了两个月工资，其余的说要等。更让他痛心的是，砖厂老板还曾怀疑他偷了厂里的东西。
作为一个与现实社会脱节近20年的人，左某德没有生存技能，年纪大了又干不了重活，没有让人尊重的资本，受到他人的排挤蔑视，很容易让人心理崩溃。左某德靠抽烟喝酒解闷，66岁的他还找过一个女朋友，但他说，那个50岁的女人，只是盯上了自己的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
眼看手里积蓄只剩下七八百元，左某德想托人再找一份新工作。一次偶然机会，他碰见了当年偷牛的同伙李海华。李海华和他同村，在当年的偷牛案中，因情节较轻，服刑6年就出来了。得知李海华在某工地做事，左某德便想让他帮忙找份工打，李海华知道他生活不易，就答应帮忙问问。
不过，生活再次给他当头一棒——工地不收60岁以上的人。左某德不死心，让李海华带自己去工地转转，确定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李海华没有骗他。回家的路上，左某德满眼失落，原来自己已经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孤身一人的晚年生活令他忧心忡忡，人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心里依旧意难平，他不停地张望着马路两边张贴的招工告示，寻找着招聘信息。就在此刻，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两分钟的等待时间里，左某德看见大概50米远处，有一个搭满脚手架的小工地，隐隐约约，地面上堆放着大量闲置未用的钢管。
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偷走卖钱。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赚钱办法。
接下来几天的夜里，左某德去这个小工地踩了几次点，发现这里长期没有动工，无人看守，附近也没摄像头，周边有人家的房子也距离较远。唯一的困难，是大批量地搬运钢管，一个人会有些吃力，必须找个帮手。
他想起了隔壁村的朋友雷某生，雷某生今年69岁，打了一辈子光棍，膝下无儿无女，是个低保户。左某德先把他叫到家里吃饭，一瓶啤酒下肚，求财心切的两人一拍即合，便有了一起偷钢管的那一幕。
卖完钢管后，左某德拿出两千元，为房间装了一台空调，他说是想趁活着的时候享享福。剩下的一千，在女朋友身上花了五百，自己在城里住过一次宾馆，加上抽烟、喝酒、吃饭等日常开销，在被抓之前，他平分到的三千多元赃款已被挥霍一空。
进看守所那天，左某德买完被子，还剩下一百多元，见我们准备离开，他连忙把钱塞进物品保管袋，嘱咐吴师兄交给堂弟，还微笑着说，“出来以后，我还要花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