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而无法实现教师梦想；银行贷款超80万未还，致使被限制高消费；女儿出生无法上户口，也无法陪同孩子出远门游玩；强直性脊柱炎无法使用医保，而未进行手术治疗……这是党文杰被“偷走”人生的25年。
因孩子出生需要注册户籍一事，陕西男子党文杰查出自己的身份被“偷走”。
考取的“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破灭的教师梦想；信用卡消费超80万未还，致使被限制高消费；被“限高”5年，无法陪同孩子出门游玩；患病无法使用医保卡，而未进行的手术治疗……从2012年起，党文杰因身份疑被人“冒名顶替”，原本正常的生活频频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党文杰不断尝试通过派出所、户籍办，拿回属于自己的身份，但都暂无回音。
今年7月，在律师的帮助下解除“限高”后，党文杰第一次购买高铁票前往“假党文杰”落户的四川报案，后因党文杰原户籍地派出所受案，目前仍在等待处理结果。
而自中考那年，党文杰考取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开始，他已经等待了25年。
01
梦断“教师情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40多年来，党文杰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甚至没有出过陕西。
他的人生像被画了“一个圈”，无法逾越。原因是，多年前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被人冒名顶替，因此失去上学名额。但当时他还年少，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一只黑色的手改变。
党文杰生于1982年，出生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1999年，党文杰初三毕业。“我的首选是师范，因为爷爷是老师，父亲也是支教老师，还当了很多年校长。”许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党文杰对教师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向往。
当年5月，党文杰参加了大荔县美术加强班考试，目标是考取大荔师范（原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现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我初中成绩还不错，在美术方面有所擅长。就参加了大荔师范的考试，类似艺术类中考。”
出乎意料地，考试结束后党文杰未收到录取通知书。“考文化课和美术考试初试是在学校考的，初试通过后，再去大荔师范所在的大荔县参加复试。”党文杰回忆，复试结束当晚再回到白水县已是凌晨两点。
“没收到录取通知，我想可能是因为复试没发挥好吧，当时从白水到大荔考试也挺紧张的。”党文杰安慰自己。父亲虽然对考试结果感到意外，但彼时已不再任职支教老师，而是回到县城从事水利工作。
党文杰告诉《正在新闻》，当时的大荔师范虽是中专，但毕业后即授予教师资格证，还能包分配工作，是“铁饭碗”。而即便是当过几年校长，党文杰父亲也未想过利用职务上的人脉为儿子求得这个“铁饭碗”。
图源：受访者
无缘师范学校后，党文杰参加中考，就读于白水县白水中学。“即使没能当美术老师，我大学也依然学习了美术相关的专业。”党文杰向《正在新闻》表示。
2004年党文杰高考考入陕西工运学院，学习视觉传达设计。同年9月，把户口从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转入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派出所，“属于大学生集体户口”。
2007年党文杰大学毕业，学籍档案理应发回学生户籍地，而党文杰的学籍档案却被送至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那个年代，毕业以后学籍几乎就用不上了，所以也没有多问，后来就忙于找工作给家庭减轻负担。”
或许是受到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党文杰为人内敛、踏实。毕业后待过一家广告公司和几家商业公司，从事美术设计类工作。
2009年后，党文杰进入某上市公司，参与设计诸如西安市兴正元广场、大唐不夜城、盛龙广场等商业项目。
再谈起曾经的工作经历被顶替时，党文杰表示已经释然，但党文杰父亲仍无法接受，“爷爷与父亲都曾是人民教师，他们觉得我性格（温和），挺适合当老师。”
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党文杰因工作能力出众，时常受到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因为当年错过了（公办教师），那要想在西安这座城市扎根，就得比别人更加努力。”
02
身份被“顶替”
2012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户籍档案和二代身份证，党文杰回到原户籍地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寻找户籍信息。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告知党文杰，其户口已于2009年12月落户到蒲城县公安局。
自己出生于白水县西固镇，户籍也在西固镇，“怎么会跑到蒲城去了？”带着疑问，党文杰与父母最终在蒲城县城西派出所得知，有一名与自己的身份证号完全相同，但照片和户籍地址不同的男性，已经申领过该身份证号码对应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因此，城西派出所无法给党文杰提供户籍资料办理身份证。
因多次在蒲城县城西派出所“碰壁”，彼时57岁的党文杰父亲，手写一封“告知信”致以蒲城县公安局、教育局：请求蒲城县公安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人，迅速揭开假冒身份，把我儿的户籍身份证号码归还我儿党文杰，以早日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请蒲城县教育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教师，终止与我儿党文杰的一切信息和资料。
同年11月20日，党文杰的女儿出生急需上户口。无奈之下，党文杰与父母再次前往蒲城县查找户籍信息。最终，在民警的陪同下，党文杰及其父母来到王新利父亲工作的学校，找到校长，最终与王新利父母见面，并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意外的是，王新利父母当即承认，党文杰1999年考取的公办教师名额实为儿子王新利所“顶替”，身份信息是“掏钱买的”。
因为对“冒名顶替”一事心知肚明，王新利父母积极配合派出所民警完成口供。在民警的协调下，王新利父母与党文杰协商不走“程序”，承诺配合党文杰将王新利的信息修改、更新。
“当时没能见到‘顶替’我身份的人，派出所表示会传唤他回蒲城，并让我一周后来拿资料，就可以重新办户籍和身份证。”从始至终党文杰都没能与王新利见面，“录口供是单独进行的，对方父母答应得很好，民警一直调解劝我们私下解决，当作一个民事纠纷。”
蒲城县和白水县相邻，都属于渭南市。王新利父母采用了哪些手段为儿子办理假身份，又有哪些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党文杰父子都无从得知。
在民警告知“事情已经解决，登记好了”的情况下，党文杰与王新利父母签署了承诺书。一周后，党文杰回到原户籍地白水县西固镇的派出所，办理了二代身份证。随后，女儿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了。
“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一事已过去13年，党文杰早已完成学业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我当时只想尽快撇清关系，过去的事再追究也于事无补了。”
党文杰以为事情到此就能告一段落，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也归于平静，殊不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03
8张信用卡消费超80万，被强执后“限高”
2019年3月，党文杰因工作需要，前往银行办理“个人征信”材料，意外发现自己名下竟有8张信用卡，办理时间从2006年至2013年，超过80万贷款未归还，各银行支行属地均为四川省成都市。
其中，信贷记录显示，2011年1月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发放45万元人民币，作为个人住房贷款。2041年到期，截至2019年4月，余额38.3万元。
从未去过成都，更没有办理过信用卡贷款买房，党文杰百思不得其解。
党文杰的医保卡也办理下来，却发现医保卡上的照片不是他自己，党文杰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身份信息也许仍处于被“顶替”的状态。
“我当时跟成都某邮政银行反映这件事，并告诉他们，我社保卡上的信息能证明办理信用卡的人可能是王新利。银行得知这事后，就把我给起诉了。”
搜索到的此案判决书显示，判决书显示，“被告党文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而党文杰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任何法院的传唤电话。
因为某次出差需要乘坐高铁，购票时发现购票失败，“法院判我败诉，因为我没有执行，后来就被限制了高消费。”
判决书显示：判决被告党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8.5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为579.35元。案件受理费7238元、保全费2499元均由党文杰承担。
图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此后，党文杰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被限高”生活。
党文杰还曾登录过某银行APP，试图查询自己在该银行的开卡状态，但由于需要“人脸核验”，而未能从APP登录查看。党文杰困惑不已，明明在2012年时就已经解决身份证问题，为何2013年还在被冒用身份开通信用卡。
同样是个人信用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间，不断被以“贷后管理”为由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也就是说，王新利或许仍在继续使用信用卡。
04
12年维权无果，限高解除后想多陪孩子出门
2019年后的5年间，党文杰不断尝试“找回”自己的身份。
“陆陆续续联系了很多个部门，户籍办、派出所、法院，我都跑过了，但都不予受案，所以没能解决。”被限制高消费后，党文杰也错过许多陪孩子出门游玩的机会，也因工作较忙，每天过着家、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
党文杰父母也曾到蒲城县寻找王新利一家，但都没能找到人，“他们一家人都搬走了”。即便如此，党文杰自己也依然不断尝试维权，因不想让家人和朋友担心，党文杰从未将事情发布到互联网上。
而每当从网络上或亲朋好友处得知维权渠道时，党文杰会积极去尝试，“每一年看到网上说有什么方法，该联系哪个部门，我都打电话去问了，但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想要解决这些事情真的很困难。”
从派出所到法院，党文杰维权的希望不断破灭。“有一次我联系到成都的法院，法官说当年判决证据确凿，也只能那么判。要想解除限高就缴纳诉讼费5800元，可是一旦交钱不就意味着承认是我的问题了吗，所以我也没交。”
父亲如今已经70岁，身体不好，党文杰怕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没敢和家人多提及此事。只是每当女儿问道，“爸爸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带我出门玩”时，党文杰只能以“工作太忙”为由回避。
党文杰表示，被顶替的这25年，也忍受过很多身份信息导致的不便，但只要不影响到家人，都不算是大事。
对身份被顶替一事，党文杰原本已经心灰意冷。没想到，一个第三人的出现，给这件事带来了转机。
2024年6月，一位叫李杰的设计师来到西安寻找党文杰。正是从李杰这里，党文杰才看到王新利复杂诡诈的面目。
李杰2016年与王新利相识，王新利以室内设计师自称，同李杰名下的“七年”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合同金额115万。后因工程逾期未交付，李杰将王新利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王新利败诉后归还李杰约43万元。
令李杰没想到的是，2022年，王新利以“股权问题”将李杰诉上法庭，法院判决李杰败诉判赔约10万元。但不久后，王新利就失踪了。
2024年4月29月，李杰通过知情人士找到王新利曾经的户籍地蒲城县，并在蒲城县桥陵派出所（原城西派出所）报案。7月16日，桥陵派出所以王新利“逃跑”为由，出示了一份《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告知书》。
值得一提的是，王新利曾以“人格权纠纷”起诉李杰，据李杰讲述，2024年5月29日此案开庭，法官因“当事人不适格”而无法审理；5月30日，李杰提交“申请案件移交公安处理”申请书，至今仍在等待立案。
从2018年后，党文杰因工作劳累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后，六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因手术治疗费用较高，党文杰无力自费负担，只能做些缓解治疗。
李杰是退伍军人，曾在西藏拉萨做高原摄影师，和党文杰是同年生人。他告诉《正在新闻》，今年6月以来多次与党文杰见面，后者身体状况每次都肉眼可见地变差，“我和他打招呼时，他甚至不能直接转头看我，而是需要挪动脚步才能转身。”
2024年7月中旬，据知情人士告知，王新利的户籍已并入其妻子户籍，即四川省崇州市。同时，在律师的帮助下，党文杰被解除限高，“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高铁，就是去四川崇州，与李杰一起报案。”
党文杰又一次踏上了维权的路。本想在崇州市王新利的户籍地派出所报案，却因为李杰此前已经在陕西蒲城县桥陵派出所报案，故崇州市派出所不予立案，作并案处理。
解除“限高”后，党文杰想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孩子已经12岁了，很快要读大学，可能就不在我身边了，趁着这几年多陪陪她吧，终于能带她出远门玩了。”
目前，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已电话告知党文杰父亲，案件正在介入调查。8月8日，《正在新闻》向西固镇派出所求证，得到回复称，“需本人或本人亲属到现场咨询，才能告知办案进程。”
8月9日，蒲城县桥陵派出所民警向《正在新闻》表示，“王新利与党文杰一案，已由蒲城县、白水县、大荔县三方公安局共同办案，案件目前正在调查中。”
（李杰为化名）
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而无法实现教师梦想；银行贷款超80万未还，致使被限制高消费；女儿出生无法上户口，也无法陪同孩子出远门游玩；强直性脊柱炎无法使用医保，而未进行手术治疗……这是党文杰被“偷走”人生的25年。
因孩子出生需要注册户籍一事，陕西男子党文杰查出自己的身份被“偷走”。
考取的“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破灭的教师梦想；信用卡消费超80万未还，致使被限制高消费；被“限高”5年，无法陪同孩子出门游玩；患病无法使用医保卡，而未进行的手术治疗……从2012年起，党文杰因身份疑被人“冒名顶替”，原本正常的生活频频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党文杰不断尝试通过派出所、户籍办，拿回属于自己的身份，但都暂无回音。
今年7月，在律师的帮助下解除“限高”后，党文杰第一次购买高铁票前往“假党文杰”落户的四川报案，后因党文杰原户籍地派出所受案，目前仍在等待处理结果。
而自中考那年，党文杰考取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开始，他已经等待了25年。
01
梦断“教师情结”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40多年来，党文杰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甚至没有出过陕西。
他的人生像被画了“一个圈”，无法逾越。原因是，多年前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份证被人冒名顶替，因此失去上学名额。但当时他还年少，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被一只黑色的手改变。
党文杰生于1982年，出生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1999年，党文杰初三毕业。“我的首选是师范，因为爷爷是老师，父亲也是支教老师，还当了很多年校长。”许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党文杰对教师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向往。
当年5月，党文杰参加了大荔县美术加强班考试，目标是考取大荔师范（原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现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我初中成绩还不错，在美术方面有所擅长。就参加了大荔师范的考试，类似艺术类中考。”
出乎意料地，考试结束后党文杰未收到录取通知书。“考文化课和美术考试初试是在学校考的，初试通过后，再去大荔师范所在的大荔县参加复试。”党文杰回忆，复试结束当晚再回到白水县已是凌晨两点。
“没收到录取通知，我想可能是因为复试没发挥好吧，当时从白水到大荔考试也挺紧张的。”党文杰安慰自己。父亲虽然对考试结果感到意外，但彼时已不再任职支教老师，而是回到县城从事水利工作。
党文杰告诉《正在新闻》，当时的大荔师范虽是中专，但毕业后即授予教师资格证，还能包分配工作，是“铁饭碗”。而即便是当过几年校长，党文杰父亲也未想过利用职务上的人脉为儿子求得这个“铁饭碗”。
图源：受访者
无缘师范学校后，党文杰参加中考，就读于白水县白水中学。“即使没能当美术老师，我大学也依然学习了美术相关的专业。”党文杰向《正在新闻》表示。
2004年党文杰高考考入陕西工运学院，学习视觉传达设计。同年9月，把户口从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转入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派出所，“属于大学生集体户口”。
2007年党文杰大学毕业，学籍档案理应发回学生户籍地，而党文杰的学籍档案却被送至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那个年代，毕业以后学籍几乎就用不上了，所以也没有多问，后来就忙于找工作给家庭减轻负担。”
或许是受到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党文杰为人内敛、踏实。毕业后待过一家广告公司和几家商业公司，从事美术设计类工作。
2009年后，党文杰进入某上市公司，参与设计诸如西安市兴正元广场、大唐不夜城、盛龙广场等商业项目。
再谈起曾经的工作经历被顶替时，党文杰表示已经释然，但党文杰父亲仍无法接受，“爷爷与父亲都曾是人民教师，他们觉得我性格（温和），挺适合当老师。”
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党文杰因工作能力出众，时常受到同事和领导的称赞。“因为当年错过了（公办教师），那要想在西安这座城市扎根，就得比别人更加努力。”
02
身份被“顶替”
2012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户籍档案和二代身份证，党文杰回到原户籍地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寻找户籍信息。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告知党文杰，其户口已于2009年12月落户到蒲城县公安局。
自己出生于白水县西固镇，户籍也在西固镇，“怎么会跑到蒲城去了？”带着疑问，党文杰与父母最终在蒲城县城西派出所得知，有一名与自己的身份证号完全相同，但照片和户籍地址不同的男性，已经申领过该身份证号码对应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因此，城西派出所无法给党文杰提供户籍资料办理身份证。
因多次在蒲城县城西派出所“碰壁”，彼时57岁的党文杰父亲，手写一封“告知信”致以蒲城县公安局、教育局：请求蒲城县公安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人，迅速揭开假冒身份，把我儿的户籍身份证号码归还我儿党文杰，以早日办理户籍和身份证件；请蒲城县教育局查出假冒党文杰的教师，终止与我儿党文杰的一切信息和资料。
图源：受访者
同年11月20日，党文杰的女儿出生急需上户口。无奈之下，党文杰与父母再次前往蒲城县查找户籍信息。最终，在民警的陪同下，党文杰及其父母来到王新利父亲工作的学校，找到校长，最终与王新利父母见面，并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意外的是，王新利父母当即承认，党文杰1999年考取的公办教师名额实为儿子王新利所“顶替”，身份信息是“掏钱买的”。
因为对“冒名顶替”一事心知肚明，王新利父母积极配合派出所民警完成口供。在民警的协调下，王新利父母与党文杰协商不走“程序”，承诺配合党文杰将王新利的信息修改、更新。
“当时没能见到‘顶替’我身份的人，派出所表示会传唤他回蒲城，并让我一周后来拿资料，就可以重新办户籍和身份证。”从始至终党文杰都没能与王新利见面，“录口供是单独进行的，对方父母答应得很好，民警一直调解劝我们私下解决，当作一个民事纠纷。”
蒲城县和白水县相邻，都属于渭南市。王新利父母采用了哪些手段为儿子办理假身份，又有哪些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党文杰父子都无从得知。
在民警告知“事情已经解决，登记好了”的情况下，党文杰与王新利父母签署了承诺书。一周后，党文杰回到原户籍地白水县西固镇的派出所，办理了二代身份证。随后，女儿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了。
“公办教师名额被顶替”一事已过去13年，党文杰早已完成学业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我当时只想尽快撇清关系，过去的事再追究也于事无补了。”
党文杰以为事情到此就能告一段落，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也归于平静，殊不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03
8张信用卡消费超80万，被强执后“限高”
2019年3月，党文杰因工作需要，前往银行办理“个人征信”材料，意外发现自己名下竟有8张信用卡，办理时间从2006年至2013年，超过80万贷款未归还，各银行支行属地均为四川省成都市。
其中，信贷记录显示，2011年1月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发放45万元人民币，作为个人住房贷款。2041年到期，截至2019年4月，余额38.3万元。
图源：受访者
从未去过成都，更没有办理过信用卡贷款买房，党文杰百思不得其解。
党文杰的医保卡也办理下来，却发现医保卡上的照片不是他自己，党文杰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身份信息也许仍处于被“顶替”的状态。
“我当时跟成都某邮政银行反映这件事，并告诉他们，我社保卡上的信息能证明办理信用卡的人可能是王新利。银行得知这事后，就把我给起诉了。”
搜索到的此案判决书显示，判决书显示，“被告党文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而党文杰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任何法院的传唤电话。
因为某次出差需要乘坐高铁，购票时发现购票失败，“法院判我败诉，因为我没有执行，后来就被限制了高消费。”
判决书显示：判决被告党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高新区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8.5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19年2月20日）为579.35元。案件受理费7238元、保全费2499元均由党文杰承担。
图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此后，党文杰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被限高”生活。
党文杰还曾登录过某银行APP，试图查询自己在该银行的开卡状态，但由于需要“人脸核验”，而未能从APP登录查看。党文杰困惑不已，明明在2012年时就已经解决身份证问题，为何2013年还在被冒用身份开通信用卡。
同样是个人信用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间，不断被以“贷后管理”为由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也就是说，王新利或许仍在继续使用信用卡。
图源：受访者
04
12年维权无果，限高解除后想多陪孩子出门
2019年后的5年间，党文杰不断尝试“找回”自己的身份。
“陆陆续续联系了很多个部门，户籍办、派出所、法院，我都跑过了，但都不予受案，所以没能解决。”被限制高消费后，党文杰也错过许多陪孩子出门游玩的机会，也因工作较忙，每天过着家、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
党文杰父母也曾到蒲城县寻找王新利一家，但都没能找到人，“他们一家人都搬走了”。即便如此，党文杰自己也依然不断尝试维权，因不想让家人和朋友担心，党文杰从未将事情发布到互联网上。
而每当从网络上或亲朋好友处得知维权渠道时，党文杰会积极去尝试，“每一年看到网上说有什么方法，该联系哪个部门，我都打电话去问了，但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想要解决这些事情真的很困难。”
从派出所到法院，党文杰维权的希望不断破灭。“有一次我联系到成都的法院，法官说当年判决证据确凿，也只能那么判。要想解除限高就缴纳诉讼费5800元，可是一旦交钱不就意味着承认是我的问题了吗，所以我也没交。”
父亲如今已经70岁，身体不好，党文杰怕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没敢和家人多提及此事。只是每当女儿问道，“爸爸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带我出门玩”时，党文杰只能以“工作太忙”为由回避。
党文杰表示，被顶替的这25年，也忍受过很多身份信息导致的不便，但只要不影响到家人，都不算是大事。
对身份被顶替一事，党文杰原本已经心灰意冷。没想到，一个第三人的出现，给这件事带来了转机。
2024年6月，一位叫李杰的设计师来到西安寻找党文杰。正是从李杰这里，党文杰才看到王新利复杂诡诈的面目。
李杰2016年与王新利相识，王新利以室内设计师自称，同李杰名下的“七年”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合同金额115万。后因工程逾期未交付，李杰将王新利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王新利败诉后归还李杰约43万元。
令李杰没想到的是，2022年，王新利以“股权问题”将李杰诉上法庭，法院判决李杰败诉判赔约10万元。但不久后，王新利就失踪了。
2024年4月29月，李杰通过知情人士找到王新利曾经的户籍地蒲城县，并在蒲城县桥陵派出所（原城西派出所）报案。7月16日，桥陵派出所以王新利“逃跑”为由，出示了一份《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告知书》。
值得一提的是，王新利曾以“人格权纠纷”起诉李杰，据李杰讲述，2024年5月29日此案开庭，法官因“当事人不适格”而无法审理；5月30日，李杰提交“申请案件移交公安处理”申请书，至今仍在等待立案。
图源：受访者
从2018年后，党文杰因工作劳累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后，六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因手术治疗费用较高，党文杰无力自费负担，只能做些缓解治疗。
李杰是退伍军人，曾在西藏拉萨做高原摄影师，和党文杰是同年生人。他告诉《正在新闻》，今年6月以来多次与党文杰见面，后者身体状况每次都肉眼可见地变差，“我和他打招呼时，他甚至不能直接转头看我，而是需要挪动脚步才能转身。”
2024年7月中旬，据知情人士告知，王新利的户籍已并入其妻子户籍，即四川省崇州市。同时，在律师的帮助下，党文杰被解除限高，“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高铁，就是去四川崇州，与李杰一起报案。”
党文杰又一次踏上了维权的路。本想在崇州市王新利的户籍地派出所报案，却因为李杰此前已经在陕西蒲城县桥陵派出所报案，故崇州市派出所不予立案，作并案处理。
解除“限高”后，党文杰想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孩子已经12岁了，很快要读大学，可能就不在我身边了，趁着这几年多陪陪她吧，终于能带她出远门玩了。”
目前，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西固镇派出所已电话告知党文杰父亲，案件正在介入调查。8月8日，《正在新闻》向西固镇派出所求证，得到回复称，“需本人或本人亲属到现场咨询，才能告知办案进程。”
8月9日，蒲城县桥陵派出所民警向《正在新闻》表示，“王新利与党文杰一案，已由蒲城县、白水县、大荔县三方公安局共同办案，案件目前正在调查中。”
（李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