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
旧脚本的婚姻强调男要低娶，女要高嫁，这里的高低体现在婚姻双方的经济地位、工作、学历水平、家庭背景方方面面。传统认为，高嫁低娶的婚姻组合更稳定，女性更易接受婚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妻子、母亲、儿媳角色，并为此心生满足。
但现在，低嫁的女性数量超过了高嫁女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基于妻子出生于1940-1994年的12523对夫妻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的变化，发现妻子学历低于丈夫的中国传统学历“梯度婚”正在减少。而“女性学历向下婚”比例逐年提高，并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超过了高嫁低娶的传统“梯度婚”。
是什么驱动了婚配方式的转变？而这种新的夫妻教育匹配结构又会对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什么影响？
01
年轻夫妻群体中，女性学历更高
学历“梯度婚”减少，很大程度源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
近20年，普通本科招生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2008年首次超过男性，之后不断攀升。2023年高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录取女性学生294.8万人，占全部新生的63%。
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超过男性。
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85后夫妻开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她们的配偶，这一差距在90后妻子的婚姻学历匹配中被进一步拉大。
02
学历水平如何影响结婚意愿？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一适婚年龄段，学历越低，结婚的越多，学历越高，未婚比例越高。这一特征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以20-24岁为例，超过一半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已经结婚、离异或丧偶，而同学历男性的比例仅为18.8%。而到硕士、博士水平，两性在各年龄段未婚率接近。
在硕士学历层中，20-39岁各年龄段均呈现出总体未婚女性人数多于男性。
新旧爱情婚姻脚本冲突但纠缠的另一个体现是，两性双方，尤其是女性，仍然面临几千年的集体意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思想唤起的自我意识的对抗和碰撞。
世纪佳缘发布的《2022-2023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显示，在高中及以下、大专、大学本科三个受教育程度上，适婚男性发生婚恋年龄焦虑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仅有学历在硕士及以上时，适婚年龄的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比例超过男性。
女硕士，女博士，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婚恋市场上与“大龄剩女”“灭绝师太”等负面型词语等同。社会期待的女性职责——相夫教子——与大众认知中生产力的代表——高受教育水平——产生冲突，无形中也扩大了高学历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
学历在择偶标准中重要性的减弱也是“女性学历向下婚”超过传统“梯度婚”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华女子学院周旅军等人2023年对云相亲平台的研究，个人品质和情投意合是男女均最看重的择偶指标，但女性更看重配偶的经济条件，男性更看重外貌，学历则均排在择偶标准的最后两个参考因素。
现在，一张大学文凭已经不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衣食无忧，学历在婚恋市场让位于经济条件和门当户对，也不乏更现实的考量。
03
婚配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生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的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夫妻为同一学历层次的婚配，如本科+本科，硕士+硕士）中，受教育水平和生育子女数量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学历越低，生育越多。
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梯度婚和同质婚，妻子学历高于丈夫的“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更低。
数据或许暗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丈夫较高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己的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未得到充分保障时，如仍需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和看顾儿童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卿石松在研究中提到。
为了更好理解为什么学历水平会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这里可以引入一个概念——母职惩罚，指在工作场所，职场妈妈在薪酬、认可度、福利方面相对于未生育的女性会遭遇更多劣势。而在收入维度上，“母职惩罚”这体现为就业率、有偿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的下降。
经济学人大中华区前总裁刘倩和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张晓波曾在《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中，推算2022年中国女性承受“生育惩罚”的具体金额。她们以丹麦等国的研究为基准，结合前一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收入增长、平均生育年龄和直到退休为止生育惩罚年限，推算金额。
仅收入损失一项，每名选择生育的女性工人即面临57万的“生育惩罚”。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为31万。这一数字在一线城市更为显著，以北京为例，生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而伴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妻子高学历或相对丈夫学历较高的家庭，更容易在做出生育决定时，考虑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
数据体现的积极一面是，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70后”夫妻开始，“女性向下婚”相较于“传统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作者认为，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双薪家庭模式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增加问题。
“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卿石松说。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
旧脚本的婚姻强调男要低娶，女要高嫁，这里的高低体现在婚姻双方的经济地位、工作、学历水平、家庭背景方方面面。传统认为，高嫁低娶的婚姻组合更稳定，女性更易接受婚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妻子、母亲、儿媳角色，并为此心生满足。
但现在，低嫁的女性数量超过了高嫁女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基于妻子出生于1940-1994年的12523对夫妻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的变化，发现妻子学历低于丈夫的中国传统学历“梯度婚”正在减少。而“女性学历向下婚”比例逐年提高，并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超过了高嫁低娶的传统“梯度婚”。
是什么驱动了婚配方式的转变？而这种新的夫妻教育匹配结构又会对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什么影响？
01
年轻夫妻群体中，女性学历更高
学历“梯度婚”减少，很大程度源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
近20年，普通本科招生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2008年首次超过男性，之后不断攀升。2023年高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录取女性学生294.8万人，占全部新生的63%。
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超过男性。
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85后夫妻开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她们的配偶，这一差距在90后妻子的婚姻学历匹配中被进一步拉大。
02
学历水平如何影响结婚意愿？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一适婚年龄段，学历越低，结婚的越多，学历越高，未婚比例越高。这一特征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以20-24岁为例，超过一半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已经结婚、离异或丧偶，而同学历男性的比例仅为18.8%。而到硕士、博士水平，两性在各年龄段未婚率接近。
在硕士学历层中，20-39岁各年龄段均呈现出总体未婚女性人数多于男性。
新旧爱情婚姻脚本冲突但纠缠的另一个体现是，两性双方，尤其是女性，仍然面临几千年的集体意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思想唤起的自我意识的对抗和碰撞。
世纪佳缘发布的《2022-2023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显示，在高中及以下、大专、大学本科三个受教育程度上，适婚男性发生婚恋年龄焦虑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仅有学历在硕士及以上时，适婚年龄的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比例超过男性。
女硕士，女博士，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婚恋市场上与“大龄剩女”“灭绝师太”等负面型词语等同。社会期待的女性职责——相夫教子——与大众认知中生产力的代表——高受教育水平——产生冲突，无形中也扩大了高学历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
学历在择偶标准中重要性的减弱也是“女性学历向下婚”超过传统“梯度婚”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华女子学院周旅军等人2023年对云相亲平台的研究，个人品质和情投意合是男女均最看重的择偶指标，但女性更看重配偶的经济条件，男性更看重外貌，学历则均排在择偶标准的最后两个参考因素。
现在，一张大学文凭已经不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衣食无忧，学历在婚恋市场让位于经济条件和门当户对，也不乏更现实的考量。
03
婚配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生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的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夫妻为同一学历层次的婚配，如本科+本科，硕士+硕士）中，受教育水平和生育子女数量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学历越低，生育越多。
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梯度婚和同质婚，妻子学历高于丈夫的“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更低。
数据或许暗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丈夫较高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己的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未得到充分保障时，如仍需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和看顾儿童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卿石松在研究中提到。
为了更好理解为什么学历水平会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这里可以引入一个概念——母职惩罚，指在工作场所，职场妈妈在薪酬、认可度、福利方面相对于未生育的女性会遭遇更多劣势。而在收入维度上，“母职惩罚”这体现为就业率、有偿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的下降。
经济学人大中华区前总裁刘倩和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张晓波曾在《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中，推算2022年中国女性承受“生育惩罚”的具体金额。她们以丹麦等国的研究为基准，结合前一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收入增长、平均生育年龄和直到退休为止生育惩罚年限，推算金额。
仅收入损失一项，每名选择生育的女性工人即面临57万的“生育惩罚”。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为31万。这一数字在一线城市更为显著，以北京为例，生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而伴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妻子高学历或相对丈夫学历较高的家庭，更容易在做出生育决定时，考虑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
数据体现的积极一面是，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70后”夫妻开始，“女性向下婚”相较于“传统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作者认为，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双薪家庭模式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增加问题。
“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卿石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