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火了。
开播十四天，每一天的播放和话题都在霸榜。
大结局当晚，豆瓣17万网友打出了8.3的高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剧中耳熟能详的“汪小姐”“三羊”“繁花”“不响”等已被申请注册商标，单与“繁花”相关的商标就有超200个被申请。
“繁花周边”成为市场香饽饽，排骨年糕搜索量暴增七倍，宝总最爱的泡饭订单量大涨110%，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除夕年夜饭已约满，平日用餐也基本爆满，不再接受预约。
和平饭店同款72号的“英国套房”改名为“英国繁花套房”，1.68万一晚还连日告罄。
剧集内外，《繁花》的成功，不仅是原著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也不止是拍电影的王家卫在降维打击，而更是故事所在的那个年代，特别让人珍惜和回味。
那是一个遍地机会的春天，那是一个中国人初尝金钱狂热的时刻，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文体两开花的时候。
90 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走出了思想的争论，挤在最繁华的都市中心，身边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梦想着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无比怀念这样一个繁荣、激烈、向上、奋斗的年代。《繁花》只是悄悄打开了通往这段记忆的大门。
1
一个敢于做梦的时代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位88岁的老人，在1月18日到2月21日，走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不少讲话。著名的“南方谈话”，终结了那几年的思想大论战。
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遍地机会的发展时代，向人们走来。
听完“南方谈话”的华西村吴仁宝，当晚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一面四处高息借贷，一面要指标、跑铝锭，村里当时以每吨6000多元购进铝锭，三个月后，涨到1.8万多元每吨。
中国一栋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繁花》中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老板娘回忆，“不仅是上海人，全中国的人，如果要谈生意，不可能是在办公桌上谈成功的，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人们挤在黄河路，要在最气派的饭店，结识最“有面”的人，谈成最牛的生意。
于是1993年，黄浦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开了一百多家饭店。
一道创意菜，可以叫上一千元的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倍的工资，一个包间低消，至少两千元。尽管如此，依旧宾客盈门，车马骈阗。
就像苔圣园的总经理、店长们回忆的那样：
90年代的黄河路，出租车一溜排满整条路。
铺满整条路的，还有霓虹灯。随便头往上一抬，基本上都能看到头顶的霓虹灯。
这里仿佛没有日夜，店家早上十点开门，直到夜宵，大家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钟。夜晚一个台子翻三四遍甚至四五遍都有。
烟花炮仗从各家各户一轮轮地放，放几个钟头，一家放得比一家响。整条街走不动道，因为烟花纸堆得像地毯那么厚。
豆瓣网友“JIE”回忆，90年代的上海只能用“疯狂”形容，黄河路上谈生意的老板给小费出手就是百元钞票，而90年代初工资才一百多，到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到五百。
工薪阶层理解不了，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衣服要穿梦特娇，香烟要抽万宝路，一个大哥大2万块。弄堂里有好几台大哥大，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打电话，但他们就是要有。
这种似乎难以被理解的腔调和派头，却是当时谈生意的标配。
就像《繁花》里的“老克勒”爷叔，请来宁波红帮裁缝，给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一身噱头十足的西服：
“西装一定要讲料作，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
夏天嘛，派利斯、凡立丁；
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
要做到“远看、近看、站着、坐着都好看，走起路来不好看，不灵”。
整饬完成，就该去饭店里谈生意了。
《繁花》里的至真园盛大开业，服务员高喊“黄金宝地，喜接四海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
一万一筒的烟花，开业时直接头也不回放掉三个，还请来港星温兆伦压轴，那时的他正是全民追捧的偶像，《我本善良》中亦正亦邪的“齐浩男”成为经典角色。
“海宁皮草少爷”、“黄河路小王子”魏总，一出场就和阿宝抢生意，生意还没完全谈成，就请全餐厅88桌客人吃“霸王别姬”，一梭哈下来消费三万五。
戏里戏外，所刻画的风起云涌的十里洋场，尽是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就算生意没谈成，“霸王别姬”白请了，但是这些生意人坚信，只要名气打出去了，流出去的钱，总会流回口袋。
敢于做梦，铸成那一代人豪横的底色。
2
一个敢于搞钱的时代
1990年年末，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办，那时的上交所还只有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敲响了上证交易所的第一记开市锣声。
许多人仍然会想起当年的“牛市”，尤其在当下。
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从二三十元涨到二三百元。
7月，股价继续狂涨，市盈率在几百倍以上翻腾。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上海出现世界上最贵的股票！
行情之下，一批人像“宝总”一样，靠股票致富。
上海一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被上证包下作临时交易场所，股民们席地而坐，听着广播每五分钟播报的一次行情，然后委托下单，电话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文化广场开设股票买卖临时委托点，该委托点占地面积近1万平方米，最高日交易达6000人次。图源：《人民日报》1992年8月21日，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摄
到 1992年8月，股票已经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为此深交所还发布《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凭身份证办理，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一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
公告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寄往深圳邮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裹高达17.5公斤，里面放了足足2500张身份证。一个当时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深圳，两日内一下涌进150万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的人，靠农民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每一个纷至沓来的人，脸上都写满了“狂热”二字。
南京大学还成立“股票实践交易行”实验课，学生“红马夹”忙着举牌竞价，“黄马夹”紧张地记价、配价，每星期日交易一次，领略股市变幻。
就连鲁迅笔下的“闰土们”，也当上了股东。
浙江绍兴县，84岁老农徐阿寿（右二），用3000元钱买了钱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6股股票，尝到了当股东的滋味，喜不自禁。图源：《人民日报》1993年5月31日，王伟民摄。
连带着教授炒股的书，也畅销热卖。根据人民日报记载，1992年，股票书至少出版了七八十种，《股票，叩击中国大门》《股票市场沉浮录》《亚洲证券市场》给股民带来启蒙，一般都能印上几万册，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有书砸手里。
《繁花》里的阿宝，尽管身无分文，创业的起点为“负”。但在爷叔的指点下，不惧负债，借来一万多，连好兄弟陶陶的金链子也抢来当掉卖钱，全部购入电真空股票。
后来，深圳大量收购，股价升五倍，破三百八十元。
而真正让阿宝蜕变成宝总，则是因为认购证。
当时一张认购证30元，劝退不少人。但大户们经过计算后，发协如果发行量在200万份的话，将认购证的申购成本摊到股票中去，就是绝对超值的。
于是，人们纷纷挤进发售点，阿宝的好友“蔡司令”，为了帮助阿宝买进认购证，被阀门夹住腿，依旧高喊阿宝进去。
4个月后，认购证升值160倍，宝总就此立足。
“小钱”炒股票，“大钱”炒房地产。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发达国家发展史上的最佳投资选择，也被当年的中国弄潮儿选中。
1992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巨头集体井喷的一年，绿地、碧桂园、万达、恒大纷纷成立。
在酒店、饭店，大哥大里传来的声音都是“XXX急需资金X千万，现在投进去，年底分房，回报率70%，怎么样？做不做”
曾就职于国家体改委的冯仑，也在1992年5月直奔海南，不要“铁饭碗”，改要房地产。
那时的海南开发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前一年6月海南的公寓房还是1200元每平方，到1992年6月，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3500元。
有人在深圳宝安购入一块荒地，未动一草一木，便已溢价几百万元。
钱，仿佛被大风刮来，毫不费力。
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1年，我国GDP为2.1万亿，1992年，这个数字变成2.6万亿，到1993年底，这个数字首次突破了3.5万亿。
在这个如同繁花争艳的进取时代，每个人对获取财富的信心，登峰造极。
以至于当时有媒体指出，经济有些“过热了”。
3
一个敢于呐喊的时代
“不必过份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作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繁花》的终极预告中，一曲《无地自容》，让人再次感受那个时代的跳动。
王家卫说：“它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个阿宝的生命力，激情澎湃，悲喜交集”。
从91年黑豹的《无地自容》，到92年唐朝乐队的《唐朝》，再到93年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三张专辑，带领着中国摇滚迈向巅峰，更让人和时代一起，热血沸腾。
1991年黑豹乐队《无地自容》MV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向人们挥手。
“歌神”从许冠杰变成了张学友，再加上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靠“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全民偶像的“费翔”，也被《繁花》请来演唱，让新品牌“三羊”在沪联燃起“熊熊大火”，成为炙手可热的品牌。
音乐领域的重磅不断，影视作品也别开生面。
1992年，一部中国电影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女主巩俐也凭此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威尼斯影后。
这部片子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讲的是一个西北山村的一个农民，因为与村长起争执被踢伤下体无法再干农活，村长从未表态。妻子秋菊气不过，找村长理论却不得理会，为争口气，一纸诉状层层上告，从乡里到县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国老百姓面对不公的那股“认死理”、“讨个说法”的精神气质，跃然荧幕，成为时代的注脚。
这一年，王朔也成为一种现象。不论是他主笔的单本长篇、小说集，还是收录15本作品的《王朔文集》，都卖断货。
他着手写作的《编辑部的故事》也在1992年上映，至今仍是中国情景喜剧的顶尖之一。
光怪陆离、三教九流，改革开放下人生百态在这间编辑部内一一呈现。
主演葛优那句“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记住，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依旧是经典片段。
《编辑部的故事》截图
那一年，报纸刚刚告别“铅与火”的旧式印刷技术，采用彩色印刷。早出报早投递多渠道发行，成为报社深化改革，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体育场上，中国体育健儿，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刷新认知，只有一个运动员参赛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为中国夺得该届奥运会首金，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枚奥运会游泳金牌。
女子跳板决赛中，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在多轮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成功卫冕。年仅14岁的伏明霞也一举夺冠。
到次年，马家军长跑神女足下生风，脚踏世界纪录，碧池小花翻江倒海，技惊寰宇。
从百姓到国家，都在发出时代的呐喊，试图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真实、鲜活的中国。
4
结语
一条黄河路，道不尽一个时代的繁华。
霓虹入眼，万花如海，一个又一个传奇在90年代初的中国轮番上演。
城市激荡转型，个人命运转折，狂飙突进，也大浪淘沙。在改革的春风下，人人只争朝夕。
也许对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而言，当年的社会面貌不像《繁花》里的上海那样光彩夺目。
但那仍然是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做梦、通过奋斗改变人生的时代。
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繁花》火了。
开播十四天，每一天的播放和话题都在霸榜。
大结局当晚，豆瓣17万网友打出了8.3的高分，近一半的人打出满分。
剧中耳熟能详的“汪小姐”“三羊”“繁花”“不响”等已被申请注册商标，单与“繁花”相关的商标就有超200个被申请。
“繁花周边”成为市场香饽饽，排骨年糕搜索量暴增七倍，宝总最爱的泡饭订单量大涨110%，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除夕年夜饭已约满，平日用餐也基本爆满，不再接受预约。
和平饭店同款72号的“英国套房”改名为“英国繁花套房”，1.68万一晚还连日告罄。
剧集内外，《繁花》的成功，不仅是原著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也不止是拍电影的王家卫在降维打击，而更是故事所在的那个年代，特别让人珍惜和回味。
那是一个遍地机会的春天，那是一个中国人初尝金钱狂热的时刻，那是一个百家争鸣文体两开花的时候。
90 年代初的中国，人们走出了思想的争论，挤在最繁华的都市中心，身边弥漫着财富的气息，梦想着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我无比怀念这样一个繁荣、激烈、向上、奋斗的年代。《繁花》只是悄悄打开了通往这段记忆的大门。
1
一个敢于做梦的时代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位88岁的老人，在1月18日到2月21日，走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不少讲话。著名的“南方谈话”，终结了那几年的思想大论战。
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个遍地机会的发展时代，向人们走来。
听完“南方谈话”的华西村吴仁宝，当晚把村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一面四处高息借贷，一面要指标、跑铝锭，村里当时以每吨6000多元购进铝锭，三个月后，涨到1.8万多元每吨。
中国一栋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对于初次创业的人来说，“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繁花》中至真园原型苔圣园酒家老板娘回忆，“不仅是上海人，全中国的人，如果要谈生意，不可能是在办公桌上谈成功的，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
人们挤在黄河路，要在最气派的饭店，结识最“有面”的人，谈成最牛的生意。
于是1993年，黄浦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755米长的黄河路，开了一百多家饭店。
一道创意菜，可以叫上一千元的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倍的工资，一个包间低消，至少两千元。尽管如此，依旧宾客盈门，车马骈阗。
就像苔圣园的总经理、店长们回忆的那样：
90年代的黄河路，出租车一溜排满整条路。
铺满整条路的，还有霓虹灯。随便头往上一抬，基本上都能看到头顶的霓虹灯。
这里仿佛没有日夜，店家早上十点开门，直到夜宵，大家一直吃到早上六七点钟。夜晚一个台子翻三四遍甚至四五遍都有。
烟花炮仗从各家各户一轮轮地放，放几个钟头，一家放得比一家响。整条街走不动道，因为烟花纸堆得像地毯那么厚。
豆瓣网友“JIE”回忆，90年代的上海只能用“疯狂”形容，黄河路上谈生意的老板给小费出手就是百元钞票，而90年代初工资才一百多，到1995年，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不到五百。
工薪阶层理解不了，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衣服要穿梦特娇，香烟要抽万宝路，一个大哥大2万块。弄堂里有好几台大哥大，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打电话，但他们就是要有。
这种似乎难以被理解的腔调和派头，却是当时谈生意的标配。
就像《繁花》里的“老克勒”爷叔，请来宁波红帮裁缝，给胡歌饰演的阿宝量身定制一身噱头十足的西服：
“西装一定要讲料作，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
夏天嘛，派利斯、凡立丁；
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
要做到“远看、近看、站着、坐着都好看，走起路来不好看，不灵”。
整饬完成，就该去饭店里谈生意了。
《繁花》里的至真园盛大开业，服务员高喊“黄金宝地，喜接四海宾客，吉星高照，笑迎八方财神”。
一万一筒的烟花，开业时直接头也不回放掉三个，还请来港星温兆伦压轴，那时的他正是全民追捧的偶像，《我本善良》中亦正亦邪的“齐浩男”成为经典角色。
“海宁皮草少爷”、“黄河路小王子”魏总，一出场就和阿宝抢生意，生意还没完全谈成，就请全餐厅88桌客人吃“霸王别姬”，一梭哈下来消费三万五。
戏里戏外，所刻画的风起云涌的十里洋场，尽是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就算生意没谈成，“霸王别姬”白请了，但是这些生意人坚信，只要名气打出去了，流出去的钱，总会流回口袋。
敢于做梦，铸成那一代人豪横的底色。
2
一个敢于搞钱的时代
1990年年末，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办，那时的上交所还只有8只股票，12.34亿元市值。一面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锣，敲响了上证交易所的第一记开市锣声。
许多人仍然会想起当年的“牛市”，尤其在当下。
1992年5月，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窜，到25日已高达1420点，新上市的几种股票从二三十元涨到二三百元。
7月，股价继续狂涨，市盈率在几百倍以上翻腾。当时有外国媒体评论：上海出现世界上最贵的股票！
行情之下，一批人像“宝总”一样，靠股票致富。
上海一个只有半个足球场大的文化广场，被上证包下作临时交易场所，股民们席地而坐，听着广播每五分钟播报的一次行情，然后委托下单，电话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文化广场开设股票买卖临时委托点，该委托点占地面积近1万平方米，最高日交易达6000人次。图源：《人民日报》1992年8月21日，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摄
到 1992年8月，股票已经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变成炙手可热，为此深交所还发布《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买新股，只能抽签认购，凭身份证办理，一个认购者可持有10张身份证，一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
公告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身份证寄往深圳邮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裹高达17.5公斤，里面放了足足2500张身份证。一个当时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深圳，两日内一下涌进150万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的人，靠农民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每一个纷至沓来的人，脸上都写满了“狂热”二字。
南京大学还成立“股票实践交易行”实验课，学生“红马夹”忙着举牌竞价，“黄马夹”紧张地记价、配价，每星期日交易一次，领略股市变幻。
就连鲁迅笔下的“闰土们”，也当上了股东。
浙江绍兴县，84岁老农徐阿寿（右二），用3000元钱买了钱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6股股票，尝到了当股东的滋味，喜不自禁。图源：《人民日报》1993年5月31日，王伟民摄。
连带着教授炒股的书，也畅销热卖。根据人民日报记载，1992年，股票书至少出版了七八十种，《股票，叩击中国大门》《股票市场沉浮录》《亚洲证券市场》给股民带来启蒙，一般都能印上几万册，几乎没有哪家出版社有书砸手里。
《繁花》里的阿宝，尽管身无分文，创业的起点为“负”。但在爷叔的指点下，不惧负债，借来一万多，连好兄弟陶陶的金链子也抢来当掉卖钱，全部购入电真空股票。
后来，深圳大量收购，股价升五倍，破三百八十元。
而真正让阿宝蜕变成宝总，则是因为认购证。
当时一张认购证30元，劝退不少人。但大户们经过计算后，发协如果发行量在200万份的话，将认购证的申购成本摊到股票中去，就是绝对超值的。
于是，人们纷纷挤进发售点，阿宝的好友“蔡司令”，为了帮助阿宝买进认购证，被阀门夹住腿，依旧高喊阿宝进去。
4个月后，认购证升值160倍，宝总就此立足。
“小钱”炒股票，“大钱”炒房地产。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发达国家发展史上的最佳投资选择，也被当年的中国弄潮儿选中。
1992年，也是中国房地产巨头集体井喷的一年，绿地、碧桂园、万达、恒大纷纷成立。
在酒店、饭店，大哥大里传来的声音都是“XXX急需资金X千万，现在投进去，年底分房，回报率70%，怎么样？做不做”
曾就职于国家体改委的冯仑，也在1992年5月直奔海南，不要“铁饭碗”，改要房地产。
那时的海南开发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前一年6月海南的公寓房还是1200元每平方，到1992年6月，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3500元。
有人在深圳宝安购入一块荒地，未动一草一木，便已溢价几百万元。
钱，仿佛被大风刮来，毫不费力。
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1年，我国GDP为2.1万亿，1992年，这个数字变成2.6万亿，到1993年底，这个数字首次突破了3.5万亿。
在这个如同繁花争艳的进取时代，每个人对获取财富的信心，登峰造极。
以至于当时有媒体指出，经济有些“过热了”。
3
一个敢于呐喊的时代
“不必过份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作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繁花》的终极预告中，一曲《无地自容》，让人再次感受那个时代的跳动。
王家卫说：“它代表了那个时代无数个阿宝的生命力，激情澎湃，悲喜交集”。
从91年黑豹的《无地自容》，到92年唐朝乐队的《唐朝》，再到93年指南针乐队的《选择坚强》，三张专辑，带领着中国摇滚迈向巅峰，更让人和时代一起，热血沸腾。
1991年黑豹乐队《无地自容》MV
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向人们挥手。
“歌神”从许冠杰变成了张学友，再加上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大天王”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靠“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全民偶像的“费翔”，也被《繁花》请来演唱，让新品牌“三羊”在沪联燃起“熊熊大火”，成为炙手可热的品牌。
音乐领域的重磅不断，影视作品也别开生面。
1992年，一部中国电影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金狮奖，女主巩俐也凭此成为中国大陆首位威尼斯影后。
这部片子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讲的是一个西北山村的一个农民，因为与村长起争执被踢伤下体无法再干农活，村长从未表态。妻子秋菊气不过，找村长理论却不得理会，为争口气，一纸诉状层层上告，从乡里到县里、市里，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国老百姓面对不公的那股“认死理”、“讨个说法”的精神气质，跃然荧幕，成为时代的注脚。
这一年，王朔也成为一种现象。不论是他主笔的单本长篇、小说集，还是收录15本作品的《王朔文集》，都卖断货。
他着手写作的《编辑部的故事》也在1992年上映，至今仍是中国情景喜剧的顶尖之一。
光怪陆离、三教九流，改革开放下人生百态在这间编辑部内一一呈现。
主演葛优那句“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记住，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依旧是经典片段。
《编辑部的故事》截图
那一年，报纸刚刚告别“铅与火”的旧式印刷技术，采用彩色印刷。早出报早投递多渠道发行，成为报社深化改革，自负盈亏的新路子。
体育场上，中国体育健儿，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刷新认知，只有一个运动员参赛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庄泳为中国夺得该届奥运会首金，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枚奥运会游泳金牌。
女子跳板决赛中，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在多轮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成功卫冕。年仅14岁的伏明霞也一举夺冠。
到次年，马家军长跑神女足下生风，脚踏世界纪录，碧池小花翻江倒海，技惊寰宇。
从百姓到国家，都在发出时代的呐喊，试图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真实、鲜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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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条黄河路，道不尽一个时代的繁华。
霓虹入眼，万花如海，一个又一个传奇在90年代初的中国轮番上演。
城市激荡转型，个人命运转折，狂飙突进，也大浪淘沙。在改革的春风下，人人只争朝夕。
也许对于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而言，当年的社会面貌不像《繁花》里的上海那样光彩夺目。
但那仍然是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做梦、通过奋斗改变人生的时代。
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的那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