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长馨、陈畅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的讨论空前火热，各国高层陆续开始放话。3月5日，安倍在“未来投资会议”中表示要让高度依赖一国且高附加值的产业回国，让低附加值的产业向东盟转移，以此分散风险。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招揽在外美企回国，声称企业搬迁政府买单。
外部环境恶化，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谈起产业转移，还有一个绕不过的东南亚小国：越南。
放眼整个东南亚，越南发展速度惊人，且与中国的发展历程有高度相似之处，都是得益于锐意改革与积极入世，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本次疫情影响下全球需求放缓，越南的制造业PMI从50%下坠到30.7%，手机、服装鞋类等出口也大幅受挫，侧面证明了越南在全球化中的融入程度。
一个时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越南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国。它的国土面积与日本相当，人口接近一亿，这个体量放在欧洲是不折不扣的大国。2019年年初，越南总理就定下越南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比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早了5年。
不过，越南的野心显然不止于经济，地理上紧临南海的越南长期斡旋于中美两国之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更是直接指出，越南的野心是成为东南亚的队长。
复杂的政治博弈我们暂且不讨论，聚焦于产业雁阵转移，随着投资越南的热度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重要问题也呼之欲出：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吗？
01 中国与越南，同与不同
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8年之后，越南见贤思齐，提出对应的“革新开放”政策，开启了市场化进程。三十年来越南经济迅猛发展，2018年GDP同比增长7.08%，创下过去十年新高，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表现出众。
从数据上看，2018年越南人均GDP为2564美元，处于中国2007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城镇化率为35.7%，仅是中国2000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4%，中国早在1997年该比例就达到了5%；2014年越南人均耗电量为1424千瓦时，接近中国2003年的用电水平。
众所周知，2000年前后正是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迈向高速扩张的“前夜”，大规模产业链转移和外资涌入，当前的越南，似乎正在走我们过去走过的那条路。
越南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贸易和外资是越南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进出口贸易额在GDP的占比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有所下降外一路上涨，2018年更是高达200%。外资投入上，从2010-2019年，制造业FDI复合增速达到17%，截止2019年制造业吸收FDI占全部FDI比重已经达到65%[1]。
众多相似之外，两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看中越两国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从2000年以来二产、三产比例变化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增长，但越南三大产业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尤其二、三产业的比重，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这是为何？
储蓄率稳定是一大重要原因。不同于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近年来在持续下降），越南的储蓄率非常低，居民部门中储蓄占据收入的比重仅为25%，很难再下降，75%用于消费，已是接近美国的水平。受此影响，越南的消费马力十分强劲，在GDP的占比中高达80%，远高于投资。
不仅国内消费稳定，由旅游业发展带动的商贸、餐饮服务等同样支撑着第三产业，制造业转移又持续推动第二产业发展，使越南三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除了产业结构不同，越南在部分环节表现上也与中国走出了趋势性的差距。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中越从2008年前后的相似水平走向两个方向，中国持续攀升至21.1%，而越南一路下降到7.9%。今日越南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态，是越南亟需补齐的一大短板。
02 越南发展的四块基石
说起越南，我们常以为产业链转移越南最大的原因是人口红利，而在一份中金实地调查报告中发现，人口红利并不是海外投资者进入越南的首要原因，政局稳定和开放格局才是位列前二[2]。
1）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
越南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财政积极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银行放贷优先支持贸易、工业企业；实施外资优惠政策，支持越南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方面，截止2018年在相当于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大小的国土面积上打造了326个园区，合计引入1.55万个项目，其中外资项目达到8500个。
一系列多角度全方位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越南深谙发展才是硬道理。
2）积极开放，拥抱全球化
21世纪以来，越南积极开放不断融入国际组织。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成为其融入地区经济合作的里程碑；1998年加入APEC，将合作关系从区域经济拓展到国际社会；2006年加入WTO，在贸易、投资、技术上打开新局面；2019年CPTPP生效，多边贸易合作再进一步。
在外汇管理上，越南自1989年金融体系改革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且将币值稳定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为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后方条件。
3）人口四大红利
人口红利从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劳动力成本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从人口数量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南政局稳定、经济逐渐发展，总人口以及其中的劳动力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2018年人口总量达到9467万。不过越南总人口增长率已从八十年代初的2%缓慢滑落到如今的1%，劳动力增长率在2015年以前始终高于人口增长率，且在1990年和2012年出现过两个小高峰。
越南的人口数量红利仍在存在，但是已经出现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2年前后出现下降趋势，抚养比也在2012年前后开始上升。
城镇化过程、产业结构转化释放了越南人口结构红利。2005-2017年间，越南的农业人口逐渐下降，制造业人口逐渐上升。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这一劳动力的结构转换将持续发生，释放人口红利。此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制造业的劳动力部分将流出转向第三产业。
从人口质量看，越南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93.5%，虽然次于菲律宾、印尼、中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差距比较微弱。而且越南科教文卫投资增速较快，人口质量红利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劳动力成本优势更是明显，越南人均GDP虽然逐年增长，但是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仍处于低水平，尤其相较于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6000至9000美元的人工成本，越南不到2000美元的人工显得尤其便宜。
4）地理优势
越南东面狭长的海岸线送来了优质的港口资源，例如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和南部的胡志明港，成为开展贸易的一大超级王牌，许多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如此优越的地理优势。
港口优势下，南部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经济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港口和交通枢纽，面积2095平方千米，人口超过600万，对标中国的上海；北部的海防为越南北部最大港口城市，是首都河内的输出港，对标中国的天津；岘港位于越南中部，濒临南海，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海港。
03雁阵转移，东亚之路
越南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产量方面，诸如洗衣机、手机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24%和30%，服装、鞋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也可以达到9%和5%。越南制造业业绩表现亮眼，吸引的FDI投资增速也高于整体，二者相辅相成。
近两年宣布在越南投资建厂的企业不在少数，如下表所示，国家涉及美日韩以及中国，行业涉及芯片、屏幕等高科技产品，也涉及纺织、鞋业等中低端产品。
2018年毛衣战影响下，美企代工厂逐渐分散生产据点，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南则闷声发大财，承接了不少企业，我们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一窥产业转移风潮。
苹果最大代工厂富士康2018年底便与越南河内市政府讨论在越建立新的iPhone制造工厂，以减轻毛衣战的影响；2019年8月，富士康在越南购置土地建设厂房，新建越南工厂。
歌尔声学在苹果供应链中以代工AirPods为主，2019年1月，歌尔声学将在中国的AirPods生产部分转移到越南，并在越南北宁省桂武工业区投资2.6亿美元[3]。
立讯精密是国内最大的连接器生产商，也是苹果的主力供应商。2019年7月立讯精密公告对外投资的两个动作：一是在越南义安投资7000万美元建设立讯精密（义安）有限公司；二是对“越南立讯”增资不超过1.8亿美元，以越南立讯为主体进行智能可穿戴设备产品的产能扩建。
从产业转移看，我们看到越南承接产业类型上与过去中国的高度相似性，现在的中国正在冲破荆棘走产业向上之路，本土企业的力量变得愈发关键，而越南的本土力量还在承受外资的冲击。
2013年越南本土企业占工业产出比例低至49.9%，近年来大量外资设厂，比例显然在进一步降低。越南本土企业占出口的比例表现愈发明显，2018年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2018年仅为29.5%。中国本土企业力量则在2006年达到最低点以后一步步抬升。
相较之下，越南仍然任重道远。从各个指标对比上看，越南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已是一个“低配版”中国。如今，中国已经向自主品牌与制造业崛起发力，显然，越南距此相去甚远。
作者：于长馨、陈畅
支持：远川研究所宏观组
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的讨论空前火热，各国高层陆续开始放话。3月5日，安倍在“未来投资会议”中表示要让高度依赖一国且高附加值的产业回国，让低附加值的产业向东盟转移，以此分散风险。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招揽在外美企回国，声称企业搬迁政府买单。
外部环境恶化，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谈起产业转移，还有一个绕不过的东南亚小国：越南。
放眼整个东南亚，越南发展速度惊人，且与中国的发展历程有高度相似之处，都是得益于锐意改革与积极入世，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本次疫情影响下全球需求放缓，越南的制造业PMI从50%下坠到30.7%，手机、服装鞋类等出口也大幅受挫，侧面证明了越南在全球化中的融入程度。
一个时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越南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国。它的国土面积与日本相当，人口接近一亿，这个体量放在欧洲是不折不扣的大国。2019年年初，越南总理就定下越南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比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早了5年。
不过，越南的野心显然不止于经济，地理上紧临南海的越南长期斡旋于中美两国之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更是直接指出，越南的野心是成为东南亚的队长。
复杂的政治博弈我们暂且不讨论，聚焦于产业雁阵转移，随着投资越南的热度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重要问题也呼之欲出：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吗？
01 中国与越南，同与不同
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8年之后，越南见贤思齐，提出对应的“革新开放”政策，开启了市场化进程。三十年来越南经济迅猛发展，2018年GDP同比增长7.08%，创下过去十年新高，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表现出众。
从数据上看，2018年越南人均GDP为2564美元，处于中国2007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城镇化率为35.7%，仅是中国2000年前后的水平；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4%，中国早在1997年该比例就达到了5%；2014年越南人均耗电量为1424千瓦时，接近中国2003年的用电水平。
众所周知，2000年前后正是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迈向高速扩张的“前夜”，大规模产业链转移和外资涌入，当前的越南，似乎正在走我们过去走过的那条路。
越南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贸易和外资是越南发展的重要引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进出口贸易额在GDP的占比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有所下降外一路上涨，2018年更是高达200%。外资投入上，从2010-2019年，制造业FDI复合增速达到17%，截止2019年制造业吸收FDI占全部FDI比重已经达到65%[1]。
众多相似之外，两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具体看中越两国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从2000年以来二产、三产比例变化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增长，但越南三大产业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尤其二、三产业的比重，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这是为何？
储蓄率稳定是一大重要原因。不同于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近年来在持续下降），越南的储蓄率非常低，居民部门中储蓄占据收入的比重仅为25%，很难再下降，75%用于消费，已是接近美国的水平。受此影响，越南的消费马力十分强劲，在GDP的占比中高达80%，远高于投资。
不仅国内消费稳定，由旅游业发展带动的商贸、餐饮服务等同样支撑着第三产业，制造业转移又持续推动第二产业发展，使越南三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除了产业结构不同，越南在部分环节表现上也与中国走出了趋势性的差距。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中越从2008年前后的相似水平走向两个方向，中国持续攀升至21.1%，而越南一路下降到7.9%。今日越南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态，是越南亟需补齐的一大短板。
02 越南发展的四块基石
说起越南，我们常以为产业链转移越南最大的原因是人口红利，而在一份中金实地调查报告中发现，人口红利并不是海外投资者进入越南的首要原因，政局稳定和开放格局才是位列前二[2]。
1）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
越南政局稳定，以发展为先。财政积极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银行放贷优先支持贸易、工业企业；实施外资优惠政策，支持越南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建设方面，截止2018年在相当于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大小的国土面积上打造了326个园区，合计引入1.55万个项目，其中外资项目达到8500个。
一系列多角度全方位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越南深谙发展才是硬道理。
2）积极开放，拥抱全球化
21世纪以来，越南积极开放不断融入国际组织。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成为其融入地区经济合作的里程碑；1998年加入APEC，将合作关系从区域经济拓展到国际社会；2006年加入WTO，在贸易、投资、技术上打开新局面；2019年CPTPP生效，多边贸易合作再进一步。
在外汇管理上，越南自1989年金融体系改革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且将币值稳定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为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后方条件。
3）人口四大红利
人口红利从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结构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劳动力成本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从人口数量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南政局稳定、经济逐渐发展，总人口以及其中的劳动力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2018年人口总量达到9467万。不过越南总人口增长率已从八十年代初的2%缓慢滑落到如今的1%，劳动力增长率在2015年以前始终高于人口增长率，且在1990年和2012年出现过两个小高峰。
越南的人口数量红利仍在存在，但是已经出现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2年前后出现下降趋势，抚养比也在2012年前后开始上升。
城镇化过程、产业结构转化释放了越南人口结构红利。2005-2017年间，越南的农业人口逐渐下降，制造业人口逐渐上升。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这一劳动力的结构转换将持续发生，释放人口红利。此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制造业的劳动力部分将流出转向第三产业。
从人口质量看，越南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达到93.5%，虽然次于菲律宾、印尼、中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差距比较微弱。而且越南科教文卫投资增速较快，人口质量红利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劳动力成本优势更是明显，越南人均GDP虽然逐年增长，但是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仍处于低水平，尤其相较于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6000至9000美元的人工成本，越南不到2000美元的人工显得尤其便宜。
4）地理优势
越南东面狭长的海岸线送来了优质的港口资源，例如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和南部的胡志明港，成为开展贸易的一大超级王牌，许多东南亚国家并不具备如此优越的地理优势。
港口优势下，南部的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经济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港口和交通枢纽，面积2095平方千米，人口超过600万，对标中国的上海；北部的海防为越南北部最大港口城市，是首都河内的输出港，对标中国的天津；岘港位于越南中部，濒临南海，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海港。
03雁阵转移，东亚之路
越南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产量方面，诸如洗衣机、手机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24%和30%，服装、鞋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也可以达到9%和5%。越南制造业业绩表现亮眼，吸引的FDI投资增速也高于整体，二者相辅相成。
近两年宣布在越南投资建厂的企业不在少数，如下表所示，国家涉及美日韩以及中国，行业涉及芯片、屏幕等高科技产品，也涉及纺织、鞋业等中低端产品。
2018年毛衣战影响下，美企代工厂逐渐分散生产据点，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南则闷声发大财，承接了不少企业，我们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一窥产业转移风潮。
苹果最大代工厂富士康2018年底便与越南河内市政府讨论在越建立新的iPhone制造工厂，以减轻毛衣战的影响；2019年8月，富士康在越南购置土地建设厂房，新建越南工厂。
歌尔声学在苹果供应链中以代工AirPods为主，2019年1月，歌尔声学将在中国的AirPods生产部分转移到越南，并在越南北宁省桂武工业区投资2.6亿美元[3]。
立讯精密是国内最大的连接器生产商，也是苹果的主力供应商。2019年7月立讯精密公告对外投资的两个动作：一是在越南义安投资7000万美元建设立讯精密（义安）有限公司；二是对“越南立讯”增资不超过1.8亿美元，以越南立讯为主体进行智能可穿戴设备产品的产能扩建。
从产业转移看，我们看到越南承接产业类型上与过去中国的高度相似性，现在的中国正在冲破荆棘走产业向上之路，本土企业的力量变得愈发关键，而越南的本土力量还在承受外资的冲击。
2013年越南本土企业占工业产出比例低至49.9%，近年来大量外资设厂，比例显然在进一步降低。越南本土企业占出口的比例表现愈发明显，2018年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2018年仅为29.5%。中国本土企业力量则在2006年达到最低点以后一步步抬升。
相较之下，越南仍然任重道远。从各个指标对比上看，越南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已是一个“低配版”中国。如今，中国已经向自主品牌与制造业崛起发力，显然，越南距此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