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科幻作家倪匡逝世享寿87岁，他生前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生前多次直言“共产党的本质不会变”。(图片来源： AFP via Getty Images) 倪匡先生走了。我们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黄霑、倪匡、蔡澜，至此只剩下一个蔡澜。特别是在这个萧瑟的时节，在香港风光不再的大背景下，有些东西特别能触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 香港这个地方因为特殊的历史，以及和大陆紧密的关联，有很多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但是却未必熟悉的爱恨情仇。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倪匡是因为卫斯理系列小说和电影，特别是许冠杰的精彩演绎，可以说让人过目不忘。但对于倪匡本人的身世未必了解。 倪匡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达七个，倪匡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职员，在1950年的时候却很有远见也很有决心，居然带着三个孩子就润了香港。不幸的是，倪匡并不在其中。但当时年仅15岁的倪匡并不伤心，在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他跑到苏州，考取了当时培养公安人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那里简单受训三个月就上了岗，成了一名年轻的革命干部。当时的公安还属于部队的序列，所以倪匡严格的说，算是参了军。 刚开始的时候倪匡革命热情十分之高，不仅参加了诸如土改、治淮、改造盐碱地之类的工作，还主动去苏北创建劳改农场。1955年的时候，20岁的倪匡又主动申请离开江苏，去遥远偏僻的内蒙兴安盟扎赉特旗绰儿河畔开辟劳改农场，这份主动的热情，毁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变了他的人生。 倪匡所在的劳改农场位置极偏，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但凡是单位这种东西，那一定是都是符合“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规律的。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事无大小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给年轻的倪匡结结实实的浇了几盆冷水，和他曾经幻想的那个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两码事。倪匡的本性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性格，不服管教，爱好自由，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角色。 他后来因为私自养狗咬伤了书记，又在冬天因为拆了一个废弃小桥用来生火取暖被人告发“破坏交通”，还在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为犯小错的同事伸冤，结果被领导视为必须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数罪并罚，被软禁数月，单位甚至准备组织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他，情况岌岌可危。这个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眼看就要和那个年代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湮灭于历史的浊流之中。 幸好倪匡有个蒙古族好友，千钧一发之际劝他赶紧西润外蒙，以求生机，并给了他一匹老马。就是依靠这匹老马，倪匡在某个雪夜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不辨方向，并没有走到外蒙，而是稀里糊涂的向东走到了黑龙江泰来县，在此他扒上火车，又一路南下，找到了在辽宁鞍山钢铁厂工作的大哥。但是大哥也不敢收留他，他于是又乘船潜回上海。在上海，四处碰壁，无人收留的倪匡最终动了远润香港的心思。毕竟，父母和三个姊妹都在那里。 上海终究是大都市，当年也有“移民中介”，虽然可能是地下的。倪匡东拼西凑花了巨款，买到了“船票”。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潜入澳门，最后又从澳门逃港。辗转五千里，他终于从一个即将在内蒙劳改场里被爆锤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但终究有了自由的新香港人。从开始的码头苦力，最终依靠自己的笔头，实现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也正是因为前后长达30年的大逃港中，无数诸如倪匡这样的人才的源源不断的涌入，才真正的开启了香港经济腾飞、乌鸡变凤凰的奇迹之路。他们在动荡的祖国是弃之如敝履的废柴，到了香港却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传奇。和倪匡同时代逃港的很多大陆年轻人，最后都成了香港各阶层的翘楚，简直不胜枚举。比如金利来的曾宪梓、壹传媒的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 “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有人甚至做过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有40多人是和倪匡一样的逃港者。 但是倪匡真正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并不是个人后来的成功。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苦难，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候，记者问他，你说过香港如果失去某些优点，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你说的这些优点是什么？ 倪匡不假思索的说，自由。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他不仅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做。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他又在1992年，花甲之年再远赴美国，定居旧金山，追寻自己的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夫人思乡才回归。但终其一生，倪匡都没有再回过大陆。虽然靠笔杆子混饭吃，写过无数的奇幻甚至情色，但是他从来没有唱过赞歌，一句没有。他曾决绝的说，我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那都是共产党一句话的事。有人质问他是不是用妓女比喻过中共，他说没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种比喻是侮辱妓女。 在1949后出走香港的众多海派知名作家中，张爱玲、倪匡、潘柳黛是三个杰出代表。张爱玲如今还被称为润学天后。但这三个人都有个不约而同的特点，就是都润了两次。张爱玲短暂停留香港后也是远赴美国，潘柳黛在1988年携全家三代再次从香港出发，移民澳洲。 在倪匡那一代人中，经历过苦难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知道，能够读懂苦难、反思苦难、牢记苦难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很多人往往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把家国、个人的悲剧，让历史与时代背锅，稀里糊涂的负重前行。甚至反过来，融入其中，甘为砂石。比如我们身边至今都还有很多人为恢复高考这样的事情感激，可是，那不是你被别人夺走的吗？某天忽然还给你，怎么就成了一种恩德？ 大部分中国人，底子温良恭俭，遇见人生的苦难和不公，也总是会第一时间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和命运，他很难也不敢去想，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当一个勤劳的人不足以温饱，当一个正直的人不足以苟活，当一个善良的人不足以立身，那就根本不是能力、命运或者艰辛探索的事。所以我其实不单是喜欢倪匡快意恩仇的小说笔触，更喜欢他说透、看透，并身体力行的人生。真正经历苦难并审视苦难的人，对于黑暗的憎恶和对于自由的向往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有些苦难，是无法也不能原谅的。有才华的笔杆子任何时代都不缺，但是有才华、有见识，还有一点桀骜不驯的骨气的，一直都是稀缺品。 而今看着香江的沧桑巨变，荣衰轮回，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但我相信，无论如何，会有那么一天，无论是倪匡、张爱玲还是潘柳黛，都能真正自由的回望故土，回望香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知名科幻作家倪匡逝世享寿87岁，他生前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生前多次直言“共产党的本质不会变”。(图片来源： AFP via Getty Images)
倪匡先生走了。我们熟悉的“香港四大才子”——金庸、黄霑、倪匡、蔡澜，至此只剩下一个蔡澜。特别是在这个萧瑟的时节，在香港风光不再的大背景下，有些东西特别能触动我们关于历史的记忆。
香港这个地方因为特殊的历史，以及和大陆紧密的关联，有很多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但是却未必熟悉的爱恨情仇。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知道倪匡是因为卫斯理系列小说和电影，特别是许冠杰的精彩演绎，可以说让人过目不忘。但对于倪匡本人的身世未必了解。
倪匡是上海人，兄弟姐妹多达七个，倪匡排行老四。父母都是小职员，在1950年的时候却很有远见也很有决心，居然带着三个孩子就润了香港。不幸的是，倪匡并不在其中。但当时年仅15岁的倪匡并不伤心，在当时那种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他跑到苏州，考取了当时培养公安人才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那里简单受训三个月就上了岗，成了一名年轻的革命干部。当时的公安还属于部队的序列，所以倪匡严格的说，算是参了军。
刚开始的时候倪匡革命热情十分之高，不仅参加了诸如土改、治淮、改造盐碱地之类的工作，还主动去苏北创建劳改农场。1955年的时候，20岁的倪匡又主动申请离开江苏，去遥远偏僻的内蒙兴安盟扎赉特旗绰儿河畔开辟劳改农场，这份主动的热情，毁了他的理想，也永久改变了他的人生。
倪匡所在的劳改农场位置极偏，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但凡是单位这种东西，那一定是都是符合“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规律的。等级森严、特权盛行，事无大小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给年轻的倪匡结结实实的浇了几盆冷水，和他曾经幻想的那个平等的革命世界完全是两码事。倪匡的本性就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的性格，不服管教，爱好自由，这就注定了他悲剧的角色。
他后来因为私自养狗咬伤了书记，又在冬天因为拆了一个废弃小桥用来生火取暖被人告发“破坏交通”，还在批斗会上仗义执言，为犯小错的同事伸冤，结果被领导视为必须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数罪并罚，被软禁数月，单位甚至准备组织一个专门的法庭来审判他，情况岌岌可危。这个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眼看就要和那个年代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湮灭于历史的浊流之中。
幸好倪匡有个蒙古族好友，千钧一发之际劝他赶紧西润外蒙，以求生机，并给了他一匹老马。就是依靠这匹老马，倪匡在某个雪夜出逃，奔向自由。但是他不辨方向，并没有走到外蒙，而是稀里糊涂的向东走到了黑龙江泰来县，在此他扒上火车，又一路南下，找到了在辽宁鞍山钢铁厂工作的大哥。但是大哥也不敢收留他，他于是又乘船潜回上海。在上海，四处碰壁，无人收留的倪匡最终动了远润香港的心思。毕竟，父母和三个姊妹都在那里。
上海终究是大都市，当年也有“移民中介”，虽然可能是地下的。倪匡东拼西凑花了巨款，买到了“船票”。在中介的安排下，他先是坐火车到广州，再潜入澳门，最后又从澳门逃港。辗转五千里，他终于从一个即将在内蒙劳改场里被爆锤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一穷二白的但终究有了自由的新香港人。从开始的码头苦力，最终依靠自己的笔头，实现了个人命运的逆转。
也正是因为前后长达30年的大逃港中，无数诸如倪匡这样的人才的源源不断的涌入，才真正的开启了香港经济腾飞、乌鸡变凤凰的奇迹之路。他们在动荡的祖国是弃之如敝履的废柴，到了香港却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传奇。和倪匡同时代逃港的很多大陆年轻人，最后都成了香港各阶层的翘楚，简直不胜枚举。比如金利来的曾宪梓、壹传媒的黎智英、 “期货教父”刘梦熊、 “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有人甚至做过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富豪，有40多人是和倪匡一样的逃港者。
但是倪匡真正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并不是个人后来的成功。而是他对于自己的苦难，始终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他晚年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候，记者问他，你说过香港如果失去某些优点，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你说的这些优点是什么？
倪匡不假思索的说，自由。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
他不仅这么说，其实也是这么做。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他又在1992年，花甲之年再远赴美国，定居旧金山，追寻自己的念念不忘的自由。直到2006年夫人思乡才回归。但终其一生，倪匡都没有再回过大陆。虽然靠笔杆子混饭吃，写过无数的奇幻甚至情色，但是他从来没有唱过赞歌，一句没有。他曾决绝的说，我从来不相信一国两制，那都是共产党一句话的事。有人质问他是不是用妓女比喻过中共，他说没有，我很尊重妓女，那种比喻是侮辱妓女。
在1949后出走香港的众多海派知名作家中，张爱玲、倪匡、潘柳黛是三个杰出代表。张爱玲如今还被称为润学天后。但这三个人都有个不约而同的特点，就是都润了两次。张爱玲短暂停留香港后也是远赴美国，潘柳黛在1988年携全家三代再次从香港出发，移民澳洲。
在倪匡那一代人中，经历过苦难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知道，能够读懂苦难、反思苦难、牢记苦难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很多人往往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把家国、个人的悲剧，让历史与时代背锅，稀里糊涂的负重前行。甚至反过来，融入其中，甘为砂石。比如我们身边至今都还有很多人为恢复高考这样的事情感激，可是，那不是你被别人夺走的吗？某天忽然还给你，怎么就成了一种恩德？
大部分中国人，底子温良恭俭，遇见人生的苦难和不公，也总是会第一时间归结于自己的能力和命运，他很难也不敢去想，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其实负有更大的责任。当一个勤劳的人不足以温饱，当一个正直的人不足以苟活，当一个善良的人不足以立身，那就根本不是能力、命运或者艰辛探索的事。所以我其实不单是喜欢倪匡快意恩仇的小说笔触，更喜欢他说透、看透，并身体力行的人生。真正经历苦难并审视苦难的人，对于黑暗的憎恶和对于自由的向往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有些苦难，是无法也不能原谅的。有才华的笔杆子任何时代都不缺，但是有才华、有见识，还有一点桀骜不驯的骨气的，一直都是稀缺品。
而今看着香江的沧桑巨变，荣衰轮回，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但我相信，无论如何，会有那么一天，无论是倪匡、张爱玲还是潘柳黛，都能真正自由的回望故土，回望香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