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mei Liu
格洛丽亚·李急于找工作。去年6月毕业并获得平面设计硕士学位的她从秋天开始找工作，她希望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找一份月薪7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初级职位。她只拿到了几个实习机会，每月仅1400到2000元，没有任何福利。今年5月，她在两天内给200多名招聘者发了消息，并向32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却只获得两个面试机会。她说她会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以前不愿考虑的销售工作。
“往前10年或者20年，社会上都是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到处都有机会，”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在你即使想要去争取一些机会，但是你深知都已经看不到可以朝哪个方向走。”
随着中国跌跌撞撞地走出疫情，该国的年轻人正面临创纪录的高失业率。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处于挣扎中。然而，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们，不要再觉得自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不能到农村去。习近平指示他们，应该学会“吃苦”。
许多年轻人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刻苦学习拿到了本科或研究生学位，却发现就业市场萎缩、薪资水平下降和工作时间延长。现在政府还叫他们吃苦。为什么？
“我觉得叫我们吃苦就像骗你一样，就是希望你无条件地去奉献，然后去做一些他们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格洛丽亚·李说。
父母和老师爱教育格洛丽亚·李这样的人吃苦是美德。现在还要听国家领导人这样说。
“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五一青年节头版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这篇关于习近平对年轻一代期望的文章，五次提到“吃苦”。他还以自己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经历，反复呼吁年轻人“自找苦吃”。
“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偏要让年轻人自找苦吃，”独立政治评论员蔡慎坤在Twitter上写道，习近平的提议是“对年轻人的蔑视”。
“这是一种什么居心？”他问。“要把中国年轻人带向何处？”
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有1160万，创下历史纪录，每五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人失业。这一代人在日益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中国领导人希望说服他们接受一个不同的现实。
青年失业率是中共非常重视的一个统计数据，因为它认为赋闲的年轻人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统治。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逾1600万城市青年送去下乡。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返城，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该党接受个体经营或国家计划经济之外的工作。
今天，党的宣传机器正在炮制年轻人靠送餐、回收垃圾、摆小吃摊、打鱼种田过上体面生活的故事。这是官方的“煤气灯操纵”（一种心理操控手段，使受害者产生认知失调，质疑自己的感知力或判断力——译注），试图转移政府政策破坏经济的责任，这些政策包括打击民营部门、施加不必要的严厉的防疫措施，以及孤立中国的贸易伙伴。
许多人在精神上也存在挣扎。上海的张女士去年毕业并获得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她投了130份简历，但没有获得任何工作机会，只拿到少数面试机会。她租住在一套三居室的九平米卧室里，以兼职家教为生，不到5000元的收入仅勉强糊口。
“前段时间情绪很糟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机器人，”她说，“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不会感到无助，我不会感到无力，我不会感到沮丧、失望的话，我就会一直投一直投。”
但她意识到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问题超出了她的解决范围。她不相信吃苦那一套。
“叫我们吃苦就是要去掩盖当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减少的情况，”她说。和我为本专栏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出于安全考虑，她希望只透露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些人希望只用自己的英文名。
党传递的信息对一些人是有效的。郭是上海的一名数据分析师，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工作，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疫情或共产党。他责怪自己缺乏运气和能力。
他取消了网络游戏和音乐的订阅。为了维持生计，他从去年12月开始送外卖，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最后，他一个月下来刚挣了5000元多一点。他辞职了，因为那工作太累了。
换句话说，他吃不了苦。
习近平关于下乡的指示不仅与年轻人脱节，也和中国的现实脱节。12月，他告诉官员们“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几周前的青年节，他回复了一群在农村地区工作的农业学生的信，赞扬他们“自找苦吃”。这封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毛泽东式的运动，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讨论。
这样的政策将摧毁许多年轻人及其父母所珍视的中国梦，即社会地位的提升。
王是中国西南部昆明的一名前广告高管，自2021年12月疫情对他所在的行业造成严重打击以来，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他跟身为农民的父母谈起想回老家办养猪场。他说父母强烈反对这个想法。
“他们说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学习，就是为了让我不做农民，”他说。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体力劳动受到轻视。由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农业的地位甚至更低。
“去找女朋友，人家一听说你是送外卖的肯定就不考虑了，”他说。如果当农民的话，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会更糟。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很明显，习近平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
习近平“他每天都国家要伟大复兴”，毕业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有互动设计硕士学位、目前尚未找到工作的史蒂芬说。“但复兴不是每个人去做体力活，”他说，由于机器人和其他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体力工作很容易被取代。
他所在学校的13名中国毕业生中，有五人选择留在西方，在硅谷或华尔街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回国的八人中只有三人获得了工作机会。史蒂文今年搬回中国，以便离母亲更近一些。
经过几个月徒劳无果的求职，他和我为这个专栏采访的几乎所有年轻工作者一样，认为自己在中国没有前途。
“我觉得现在对我最好的出路，”他说，“就是说服父母让我润掉。”
Xinmei Liu
格洛丽亚·李急于找工作。去年6月毕业并获得平面设计硕士学位的她从秋天开始找工作，她希望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找一份月薪7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初级职位。她只拿到了几个实习机会，每月仅1400到2000元，没有任何福利。今年5月，她在两天内给200多名招聘者发了消息，并向32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却只获得两个面试机会。她说她会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以前不愿考虑的销售工作。
“往前10年或者20年，社会上都是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到处都有机会，”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在你即使想要去争取一些机会，但是你深知都已经看不到可以朝哪个方向走。”
随着中国跌跌撞撞地走出疫情，该国的年轻人正面临创纪录的高失业率。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处于挣扎中。然而，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们，不要再觉得自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不能到农村去。习近平指示他们，应该学会“吃苦”。
许多年轻人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刻苦学习拿到了本科或研究生学位，却发现就业市场萎缩、薪资水平下降和工作时间延长。现在政府还叫他们吃苦。为什么？
“我觉得叫我们吃苦就像骗你一样，就是希望你无条件地去奉献，然后去做一些他们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格洛丽亚·李说。
父母和老师爱教育格洛丽亚·李这样的人吃苦是美德。现在还要听国家领导人这样说。
“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五一青年节头版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这篇关于习近平对年轻一代期望的文章，五次提到“吃苦”。他还以自己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经历，反复呼吁年轻人“自找苦吃”。
“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偏要让年轻人自找苦吃，”独立政治评论员蔡慎坤在Twitter上写道，习近平的提议是“对年轻人的蔑视”。
“这是一种什么居心？”他问。“要把中国年轻人带向何处？”
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有1160万，创下历史纪录，每五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人失业。这一代人在日益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中国领导人希望说服他们接受一个不同的现实。
青年失业率是中共非常重视的一个统计数据，因为它认为赋闲的年轻人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统治。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逾1600万城市青年送去下乡。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返城，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该党接受个体经营或国家计划经济之外的工作。
今天，党的宣传机器正在炮制年轻人靠送餐、回收垃圾、摆小吃摊、打鱼种田过上体面生活的故事。这是官方的“煤气灯操纵”（一种心理操控手段，使受害者产生认知失调，质疑自己的感知力或判断力——译注），试图转移政府政策破坏经济的责任，这些政策包括打击民营部门、施加不必要的严厉的防疫措施，以及孤立中国的贸易伙伴。
许多人在精神上也存在挣扎。上海的张女士去年毕业并获得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她投了130份简历，但没有获得任何工作机会，只拿到少数面试机会。她租住在一套三居室的九平米卧室里，以兼职家教为生，不到5000元的收入仅勉强糊口。
“前段时间情绪很糟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机器人，”她说，“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不会感到无助，我不会感到无力，我不会感到沮丧、失望的话，我就会一直投一直投。”
但她意识到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问题超出了她的解决范围。她不相信吃苦那一套。
“叫我们吃苦就是要去掩盖当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减少的情况，”她说。和我为本专栏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出于安全考虑，她希望只透露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些人希望只用自己的英文名。
党传递的信息对一些人是有效的。郭是上海的一名数据分析师，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工作，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疫情或共产党。他责怪自己缺乏运气和能力。
他取消了网络游戏和音乐的订阅。为了维持生计，他从去年12月开始送外卖，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最后，他一个月下来刚挣了5000元多一点。他辞职了，因为那工作太累了。
换句话说，他吃不了苦。
习近平关于下乡的指示不仅与年轻人脱节，也和中国的现实脱节。12月，他告诉官员们“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几周前的青年节，他回复了一群在农村地区工作的农业学生的信，赞扬他们“自找苦吃”。这封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毛泽东式的运动，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讨论。
这样的政策将摧毁许多年轻人及其父母所珍视的中国梦，即社会地位的提升。
王是中国西南部昆明的一名前广告高管，自2021年12月疫情对他所在的行业造成严重打击以来，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他跟身为农民的父母谈起想回老家办养猪场。他说父母强烈反对这个想法。
“他们说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学习，就是为了让我不做农民，”他说。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体力劳动受到轻视。由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农业的地位甚至更低。
“去找女朋友，人家一听说你是送外卖的肯定就不考虑了，”他说。如果当农民的话，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会更糟。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很明显，习近平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
习近平“他每天都国家要伟大复兴”，毕业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有互动设计硕士学位、目前尚未找到工作的史蒂芬说。“但复兴不是每个人去做体力活，”他说，由于机器人和其他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体力工作很容易被取代。
他所在学校的13名中国毕业生中，有五人选择留在西方，在硅谷或华尔街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回国的八人中只有三人获得了工作机会。史蒂文今年搬回中国，以便离母亲更近一些。
经过几个月徒劳无果的求职，他和我为这个专栏采访的几乎所有年轻工作者一样，认为自己在中国没有前途。
“我觉得现在对我最好的出路，”他说，“就是说服父母让我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