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精通6国语言的日本知名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访问了中国。
回到日本之后，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此次中国之行的观感。
舛添要一说：“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完全输给了中国。”
这番话激起了主持人的不满，追问他：
“那您在哪些领域感觉到日本的落后？”
舛添要一说：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驾驶着过时的汽油车。日本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
在舛添要一看来，中国的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都在不断进步，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导航系统，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汽车工业是日本工业之母，是国家赚取外汇和国内高质量就业的要害。
怎么就被中国超越了呢？
这就要从中国的出口结构说起。
2010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占比超过70%，对外贸易中，我们输出的多是轻工产品，比如纺织业、基础原料、罐头、箱包、玩具等等。
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低，利润也低，科技含量也不高，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1亿件衬衫换1架波音飞机”。
但有一个变化是，到了2023年，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已经超过90%。
在对外贸易中，高铁、汽车、轮船等先进工业的占比越来越高。
尤其是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日本。
相反，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从50%，降到了20%以内。
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我们不是学美国不断提高关税，相反，是大大降低关税。
从数据上看，2010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为26%左右，但而到了2015年，已降到15%。
2023年呢？已经降低到6%左右！
而且中国降低关税的趋势并没有回调，2024年，中国的关税预计会降到5%以下。
降低关税的好处是什么？
以苹果为例，当初特朗普质问库克，为什么要把工厂全部搬到中国去，只在美国留一个总部。
库克在商言商，说：“20年前苹果在美国有个很大的工厂，生产最先进的电脑，手机，但不赚钱。可把场子搬到中国后，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我们多出了40%的毛利率，苹果每年可以在中国市场赚到500亿美元。”
特朗普追问库克：为什么会这样？
库克解释，因为中国的大市场太诱人，关税低、劳动力便宜、供应链完整，是吸引世界资本的法宝。
都说现在是逆全球化趋势，但从中国的关税这一项看，中国是坚持全球化的。
不然，苹果之后，特斯拉也不会过来，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也是步步为营的。
从先投50亿美元，到再追加50亿美元，再到现在洽谈第三期项目，FSD落地，进入网约车市场……
降低关税的另一个好处，是迫使民族企业升级。
道理很简单，早年我们买一部进口手机，可能要花费数倍于国外市场的价格。
但现在你在中国买手机和去日本香港买手机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再叠加什么“百亿补贴”，甚至价格比国外更便宜。
如此，中国消费者能更多接触国外市场，也在无形中，给了民族企业追赶的动力和压力。
面对国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产品，本土企业唯有追赶，才有生存的动力。
就拿中国汽车来说，早些年一直良莠不济，直到2010年开始发力，2018年开始有追赶的苗头，到现在，已经把不少合资品牌按在地上摩擦。
你会发现，追赶的时间段和降低关税的时间段，几乎是重合的。
这是因为，当我们吸引外资的时候，我们也在围绕这些资本的技术、管理要素，进行全方位的产业升级。
比如造船，30多年前，日本的船只出口，占到了世界造船业的50%。
10年前，日本被韩国超越了。
现在，占据世界造船业50%的 ，是中国造船业。
一艘大型邮轮全身上下超过2000万个零部件，仅电缆就有42有数百公里长的风管、水管。
中国怎么超越的的？
2012年，中船集团开始把“邮轮产业”纳入了发展规划之中，超前布局，通过引入现成的技术，买回来拆解、模仿，吸收外国技术，然后再创新。
很多人可能不屑：这是抄。
但日本工业的崛起，何尝不是这条路？
很多工业的标准往往是先行者定下的，作为一个挑战者，只有学透别人，才能谈得上超越别人。
中国工业想要进步，必须要吃透现有的技术平台，然后再自主研发。
造船如此，高铁如此，新能源行业也是如此，而事实证明，这个路径是最有效的。
这不仅可以实现从0起步的迅速追赶，同时也诞生了大大小小产业链上的供应企业，比如苹果手机，就在中国链接了100多家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在提供技术的时候，也在不断自主学习，创新、培养自己的产业链，以便应对外部供应商的挑战。
很多甚至已经成了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的火炬企业。
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强大供应链协作，让世界巨头越发无法离开中国，最终在市场体制下和中国的企业深深捆绑，共同培育了今天的中国制造业。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战略上的超前布局，和坚持不变的产业定力。
就拿引进外资来说，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提高门槛和反复横跳，在吸引外资上一直是紧抓不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引进外资在400多亿，上世纪90年代，又翻了一倍。
现在呢，每年引进外资在140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20%。
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进出口。
如果拉开中日两国这30年的进出口额变化看，日本还在原地踏步，而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中国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产品中，加工产品的比重已经降至20%以内，工业产业链制造的比例占到了70%；基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比值已经不足10%。
尽管中国在出口和科技的发展上取得了让日本专家侧目的成绩，但我们还是想说，产业升级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一方面，我们要锚定高端制造，夺取利润的制高点，让我们的产业集群更加先进，不要被卡脖子。
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利润的分配，让更多的劳动者享受到中国工业升级的红利。
说到底，产业的升级是为了消费，消费的升级依赖于收入。
只有消费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扩大中低产群体的规模和收入，中国才能迸发出更大的经济潜力和吸引力。
最近，精通6国语言的日本知名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访问了中国。
回到日本之后，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此次中国之行的观感。
舛添要一说：“中日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拉大，我觉得日本目前完全输给了中国。”
这番话激起了主持人的不满，追问他：
“那您在哪些领域感觉到日本的落后？”
舛添要一说：
“30年前，当日本人驾驶豪华汽车时，中国还在骑自行车。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电动汽车，而日本人还在驾驶着过时的汽油车。日本被中国甩开了很大距离……”
在舛添要一看来，中国的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都在不断进步，驾驶的汽车和使用的导航系统，也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远远领先于日本。
汽车工业是日本工业之母，是国家赚取外汇和国内高质量就业的要害。
怎么就被中国超越了呢？
这就要从中国的出口结构说起。
2010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占比超过70%，对外贸易中，我们输出的多是轻工产品，比如纺织业、基础原料、罐头、箱包、玩具等等。
这些产品的附加值低，利润也低，科技含量也不高，最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1亿件衬衫换1架波音飞机”。
但有一个变化是，到了2023年，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已经超过90%。
在对外贸易中，高铁、汽车、轮船等先进工业的占比越来越高。
尤其是202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日本。
相反，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从50%，降到了20%以内。
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我们不是学美国不断提高关税，相反，是大大降低关税。
从数据上看，2010年，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为26%左右，但而到了2015年，已降到15%。
2023年呢？已经降低到6%左右！
而且中国降低关税的趋势并没有回调，2024年，中国的关税预计会降到5%以下。
降低关税的好处是什么？
以苹果为例，当初特朗普质问库克，为什么要把工厂全部搬到中国去，只在美国留一个总部。
库克在商言商，说：“20年前苹果在美国有个很大的工厂，生产最先进的电脑，手机，但不赚钱。可把场子搬到中国后，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我们多出了40%的毛利率，苹果每年可以在中国市场赚到500亿美元。”
特朗普追问库克：为什么会这样？
库克解释，因为中国的大市场太诱人，关税低、劳动力便宜、供应链完整，是吸引世界资本的法宝。
都说现在是逆全球化趋势，但从中国的关税这一项看，中国是坚持全球化的。
不然，苹果之后，特斯拉也不会过来，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也是步步为营的。
从先投50亿美元，到再追加50亿美元，再到现在洽谈第三期项目，FSD落地，进入网约车市场……
降低关税的另一个好处，是迫使民族企业升级。
道理很简单，早年我们买一部进口手机，可能要花费数倍于国外市场的价格。
但现在你在中国买手机和去日本香港买手机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再叠加什么“百亿补贴”，甚至价格比国外更便宜。
如此，中国消费者能更多接触国外市场，也在无形中，给了民族企业追赶的动力和压力。
面对国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产品，本土企业唯有追赶，才有生存的动力。
就拿中国汽车来说，早些年一直良莠不济，直到2010年开始发力，2018年开始有追赶的苗头，到现在，已经把不少合资品牌按在地上摩擦。
你会发现，追赶的时间段和降低关税的时间段，几乎是重合的。
这是因为，当我们吸引外资的时候，我们也在围绕这些资本的技术、管理要素，进行全方位的产业升级。
比如造船，30多年前，日本的船只出口，占到了世界造船业的50%。
10年前，日本被韩国超越了。
现在，占据世界造船业50%的 ，是中国造船业。
一艘大型邮轮全身上下超过2000万个零部件，仅电缆就有42有数百公里长的风管、水管。
中国怎么超越的的？
2012年，中船集团开始把“邮轮产业”纳入了发展规划之中，超前布局，通过引入现成的技术，买回来拆解、模仿，吸收外国技术，然后再创新。
很多人可能不屑：这是抄。
但日本工业的崛起，何尝不是这条路？
很多工业的标准往往是先行者定下的，作为一个挑战者，只有学透别人，才能谈得上超越别人。
中国工业想要进步，必须要吃透现有的技术平台，然后再自主研发。
造船如此，高铁如此，新能源行业也是如此，而事实证明，这个路径是最有效的。
这不仅可以实现从0起步的迅速追赶，同时也诞生了大大小小产业链上的供应企业，比如苹果手机，就在中国链接了100多家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在提供技术的时候，也在不断自主学习，创新、培养自己的产业链，以便应对外部供应商的挑战。
很多甚至已经成了独角兽和专精特新的火炬企业。
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强大供应链协作，让世界巨头越发无法离开中国，最终在市场体制下和中国的企业深深捆绑，共同培育了今天的中国制造业。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战略上的超前布局，和坚持不变的产业定力。
就拿引进外资来说，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提高门槛和反复横跳，在吸引外资上一直是紧抓不放。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引进外资在400多亿，上世纪90年代，又翻了一倍。
现在呢，每年引进外资在140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20%。
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进出口。
如果拉开中日两国这30年的进出口额变化看，日本还在原地踏步，而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中国每年6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产品中，加工产品的比重已经降至20%以内，工业产业链制造的比例占到了70%；基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比值已经不足10%。
尽管中国在出口和科技的发展上取得了让日本专家侧目的成绩，但我们还是想说，产业升级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一方面，我们要锚定高端制造，夺取利润的制高点，让我们的产业集群更加先进，不要被卡脖子。
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利润的分配，让更多的劳动者享受到中国工业升级的红利。
说到底，产业的升级是为了消费，消费的升级依赖于收入。
只有消费和生产形成良性循环，逐步扩大中低产群体的规模和收入，中国才能迸发出更大的经济潜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