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陈沁涵）1月13日，泰国报道1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患者现在泰国接受治疗，病情稳定，预计将在未来数天痊愈出院。
这是首例在中国以外地区发现的感染病例，引起多国关注。英国政府、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均已在官网发布旅行风险提示和预防感染的措施指导。
英国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提示疫情相关风险。网站截图
除了泰国的病例之外，新加坡卫生部1月5日发布公告称，发现首个不明肺炎可疑病例，后经调查检验证实与武汉新型肺炎无关。韩国疾病管理本部8日表示，韩国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3天后排除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在其他国家发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并不令人意外，呼吁其他国家继续做好监测等工作。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建议采取一些卫生防护措施。图/世卫组织推特
1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例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对武汉市新型肺炎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针对传染风险，问答中提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世卫组织官方命名：2019-nCoV
自去年12月底以来，武汉确诊多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外界对这种病症的称呼各不相同，但都带上了“武汉(Wuhan)”这一地名。
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未提及“武汉”。
世卫组织在推特发布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名称。图/世卫组织推特
事实上，过去许多广为人知的传染病命名都与地名有关联。例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该病毒因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被发现，由此而得名。
日本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则直接以国家名称冠名，因这种亚洲病毒性脑炎自有记录以来的第一例发生在19世纪的日本，但事实上东南亚区域和西太平洋区域有24个国家存在这种流行性病毒传播。此外，德国麻疹的命名也同理可得。
这种“简单粗暴”的病毒命名方式惹过不少麻烦。2010年8月，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报道，有一种不明原因的新病毒正在南亚国家流行，西方医学家把这种病毒命名为“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1）。研究报告称，这种病毒是英国医学人员在一名曾在印度住院治疗的瑞典病人身上发现的，而且许多发病患者曾在过去1年前往印度等南亚国家旅游，因而推测这种新病毒可能起源于印度。
报道刊发后引起印度卫生部门的抗议，他们反对西方媒体将一种新出现的尚不明病因的病症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尤其不满科研人员使用印度首都新德里来命名这种病毒。印度一些医学专家甚至认为报道具有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大批西方人前往印度进行医疗旅行，因为印度以其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而受到部分西方患者的青睐。
美国《科学》杂志还举了一个“诺如病毒”的例子。196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诺瓦克（Norwalk）发生了流行性肠胃炎，医院在患者排泄物中检测出一种新型病毒，随后命名其为“诺如病毒”（Norovirus）。2011年，突然有一个日本人向国际病毒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更改诺如病毒的名称，因为“Noro”是日本常见姓氏“野吕”的罗马字。无奈之下，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建议将此病毒改名为“诺瓦克病毒”（Norwalk）。
压力之下改进疾病命名指导原则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命名未提及武汉，与4年多前世卫组织更新的疾病命名指导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2015年5月，世卫组织公布了新发现疾病命名指导原则，鼓励研究人员、卫生官员与媒体使用中性的、一般的术语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等命名疾病。
据CNN报道，新的指导原则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赞同，认为新的命名规范可以减少对公众心理上的伤害。但是也有医学研究者批评，不能为了政治正确而让人们越来越难以辨别疾病。如果把“中东呼吸综合征”改名为“β冠状病毒属C群I型呼吸道疾病”，这样难道会更好吗？
不过，疾病命名确实需要谨慎。据《纽约时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被发现之初，曾被称做“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这是一种误称，随后很快就被更名。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兽医病毒学家赫罗特（Raoul de Groot）向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表示，给病原体或者疾病命名是个棘手的任务，科学家为了找到一个各方满意又不惹麻烦的名字，往往要花很多心思。
《科学》杂志报道称，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世卫组织考虑到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将其命名为SARS，而非“中国流感”。但巧合的是，SARS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英文缩略语SAR（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只是一个字母之差，还是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
荷兰莱顿大学冠状病毒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 Gorbalenya）指出，一些医学研究机构或组织给疾病命名只是推荐大众采用，并没有强制性。为了避免“踩雷”，使用数字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专家释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程度为80%，持续传人风险较低
1月16日晚间，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1月15日0至24时，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5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治愈出院12例，在治重症5例，死亡2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44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119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此前，多家研究机构在基因库网站GISAID联合公布了武汉不明肺炎感染个案的基因排序。香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依此做基因排序比较发现，与之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长期研究生物病毒与新发性传染病的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就多个社会关注问题释疑。朱华晨称，现有证据尚不能直接推导出蝙蝠即是本次病毒传染源这一观点，而蝙蝠所携带的前体病毒如何基因变异，再传染给人类，应当是调查关键。
一问
舟山蝙蝠是传染源？
目前尚不能直接推导出这一结论
世卫组织的发布显示，中国有关部门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nCoV），并于2020年1月7日将之分离，1月12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公布。
对此，世卫组织宣称，“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异性诊断试剂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比较发现，与之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一时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是舟山蝙蝠一说，在舆论场广为传播。不过，研究上述病毒的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尚不能直接推出“舟山蝙蝠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这一结论。
朱华晨介绍，新型病毒的出现通常有几个途径，一是自然界当中已经存在但尚未检测到的病毒，通过跨物种传播等因素突然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另一种是一种病毒发生基因重组、突变、进化，产生新的病原体。
在拿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条序列之后，其所在的研究团队即开始进行基因序列比对分析。经比对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和过往已知的所有其他病毒相比，最高的相似度仅有88%。
具体来说，新型冠状病毒与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发布的菊头蝠（分于2017年、2015年在舟山捕获）所携带的病毒有12%的序列差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中华菊头蝠（于2013年在云南捕获）所携带的病毒有20%左右的序列差异；与2003年的SARS病毒也有20%左右的序列差异。
从进化起源和病毒的亲缘关系上来说，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毒的相似程度为80%，因此应归入“SARS样”或者“类SARS”的冠状病毒。它们与SARS同属于2b组的Beta冠状病毒。
▲病毒序列差异比对结果。受访者供图
不过，上述研究结论并不足以直接推导出传染源。朱华晨说，虽然与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仅有12%的序列差异，但蝙蝠所带的前体病毒（包括已经发现的舟山及云南样的病毒），如何通过进一步适应、重组、变化，并通过密切接触或暴露传给人，这是目前亟需了解的问题之一。找到人类感染的直接源头与动物宿主，才能从根本上切断传染源与传播链。
朱华晨进一步解释称，由于生物体的行为和表型是由基因和基因表达所决定，如掌握病毒的基因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这一病毒可能会有的基本行为、与其他病原体的亲缘关系，以及它进化的来龙去脉。“如果发现及公布更多的相关病毒基因序列，可以以此进行分析，推测出该病毒如何通过进化、重组或者其他的方式，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
二问
蝙蝠为何常成为病毒宿主？
与生物特性相关，但直接攻击人类机会不多
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和传播，也让蝙蝠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曾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称，在云南发现一群SARS样冠状病毒的中华菊头蝠，通过测序继续比对，发现该SARS样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
据朱华晨介绍，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也是蝙蝠，但MERS冠状病毒疫情是由骆驼直接传播给人所导致，而埃博拉病毒和尼帕病毒，虽然偶有直接由蝙蝠传染给人的病例，但更多的则是通过猴子、猩猩和猪，间接传给人类。
▲冠状病毒系统发生树。
二十年前，科学家就已调查发现蝙蝠是多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携带多种多样的病毒基因库。为何蝙蝠会携带大量病原体？就此，朱华晨解释，这与蝙蝠的生物学特性有关。
在其看来，“蝙蝠”是个很笼统的俗称，正式的学名应该叫做“翼手目”。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非常大。“我们人类只是一个物种，但蝙蝠有一千多个种，它能够携带多种类的病原体，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出奇的事。”
朱华晨说，除种类繁多外，蝙蝠生活习性独特，又喜欢群居，其免疫系统也较为特殊，比如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但自身并不发病。而庞大的种群，也保证了病原的长期流行和维持。
此外，蝙蝠会飞，这可以让它带着很多种病原体迁徙。朱华晨说，“因为蝙蝠可以实现长距离的迁徙，跨越地理上、物理上的障碍，所以它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病毒。蝙蝠的寿命又比较长，存活久，这让它们有更多机会把自身携带的病原体传播给其他动物或人。”
以往，蝙蝠通常生活在野外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朱华晨认为，由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对自然界的入侵，导致越来越多的病原体暴露在人类面前。
但即便如此，蝙蝠直接攻击人类或者直接接触人类的机会并不多，朱华晨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在蝙蝠与人类之间应存在着其他的中间宿主。
“好比SARS冠状病毒，它的天然宿主是在蝙蝠当中。但实际上它是通过果子狸、獾等小型哺乳动物，被带到了野生动物市场，进而感染到从业人员以及吃野味尝鲜的人们。”朱华晨提醒，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等活体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交互史并不清晰，接触它们有可能令人感染罕见的病原体，暗藏危险。
据此，朱华晨建议市民注意个人卫生，尽量不去接触、食用野生动物，尽量避免接触活体家禽、家畜，从业人员也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当接触动物后出现异常症状时，应尽早就医及做好隔离。
三问
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能力？
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传人风险较低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多地已有个案。部分案例中，曾出现家庭群组感染的情况。不过，卫生部门认定，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一名61岁女性出现发热，伴有寒颤、咽痛和头痛， 8日，与5名家庭成员跟随一个16人旅行团从武汉直飞泰国。
卫生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患者在发病前曾时常前往武汉当地的生鲜市场；但并没有去过已发现大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1月15日消息，在41宗病例中，大部分患者曾到过华南海鲜市场，有五名患者属家庭群组个案，一组是两夫妇，另一组是父子和侄儿。
夫妇的个案中，在市场工作的丈夫先发病，妻子没到过市场，但在丈夫发病后数日也发病。三人个案中，父子和侄儿一起生活和经营店铺，病发时间相近。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文称，现有病原学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大多数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相关，少数病例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个别病例曾接触过类似病例，目前未发现社区传播。
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后，武汉市卫健委称在市场内采集环境标本进行检测。目前，检测结果发现部分样本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同时，对其他市场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尚未发现与感染来源有关的线索。
朱华晨介绍，到目前为止，华南海鲜市场内销售的各类水产、家禽、野生动物等都无法完全排除“嫌疑”，但具体什么是真正源头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在其看来，从泰国的输入性病例来看，患者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但去过其他生鲜市场。“活动物会携带各种各样的病原体，而且未必会表现出相应症状。当人类经常有机会去接触它们，如果刚好在免疫能力比较低下的时候，或者是遗传上刚好存在一些薄弱、敏感因素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被其中的某些病原体所感染。”
判断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能力，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特征与接触史、病毒序列特征与进化关联性，以及人群的传播模型进行分析。朱华晨说，通常来说，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者是社区性暴发，就要高度怀疑是人传人的可能性了。
前述的三人个案中，三位患者都曾在市场上卖东西，有可能都暴露在同一个感染源里。但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妻子并未去过市场。“丈夫先感染病毒，再传给这位妻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所以说目前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对此，武汉市卫健委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新京报记者 康佳 王洪春 编辑 王煜
值班编辑 王洪春 校对 李世辉
新京报讯（记者 陈沁涵）1月13日，泰国报道1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患者现在泰国接受治疗，病情稳定，预计将在未来数天痊愈出院。
这是首例在中国以外地区发现的感染病例，引起多国关注。英国政府、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均已在官网发布旅行风险提示和预防感染的措施指导。
英国政府网站发布公告提示疫情相关风险。网站截图
除了泰国的病例之外，新加坡卫生部1月5日发布公告称，发现首个不明肺炎可疑病例，后经调查检验证实与武汉新型肺炎无关。韩国疾病管理本部8日表示，韩国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3天后排除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说，在其他国家发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并不令人意外，呼吁其他国家继续做好监测等工作。不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建议采取一些卫生防护措施。图/世卫组织推特
1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发布《新型冠状病例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对武汉市新型肺炎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针对传染风险，问答中提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世卫组织官方命名：2019-nCoV
自去年12月底以来，武汉确诊多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外界对这种病症的称呼各不相同，但都带上了“武汉(Wuhan)”这一地名。
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未提及“武汉”。
世卫组织在推特发布造成武汉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正式名称。图/世卫组织推特
事实上，过去许多广为人知的传染病命名都与地名有关联。例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该病毒因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被发现，由此而得名。
日本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则直接以国家名称冠名，因这种亚洲病毒性脑炎自有记录以来的第一例发生在19世纪的日本，但事实上东南亚区域和西太平洋区域有24个国家存在这种流行性病毒传播。此外，德国麻疹的命名也同理可得。
这种“简单粗暴”的病毒命名方式惹过不少麻烦。2010年8月，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报道，有一种不明原因的新病毒正在南亚国家流行，西方医学家把这种病毒命名为“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DM-1）。研究报告称，这种病毒是英国医学人员在一名曾在印度住院治疗的瑞典病人身上发现的，而且许多发病患者曾在过去1年前往印度等南亚国家旅游，因而推测这种新病毒可能起源于印度。
报道刊发后引起印度卫生部门的抗议，他们反对西方媒体将一种新出现的尚不明病因的病症与印度联系在一起，尤其不满科研人员使用印度首都新德里来命名这种病毒。印度一些医学专家甚至认为报道具有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大批西方人前往印度进行医疗旅行，因为印度以其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而受到部分西方患者的青睐。
美国《科学》杂志还举了一个“诺如病毒”的例子。196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诺瓦克（Norwalk）发生了流行性肠胃炎，医院在患者排泄物中检测出一种新型病毒，随后命名其为“诺如病毒”（Norovirus）。2011年，突然有一个日本人向国际病毒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更改诺如病毒的名称，因为“Noro”是日本常见姓氏“野吕”的罗马字。无奈之下，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建议将此病毒改名为“诺瓦克病毒”（Norwalk）。
压力之下改进疾病命名指导原则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命名未提及武汉，与4年多前世卫组织更新的疾病命名指导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2015年5月，世卫组织公布了新发现疾病命名指导原则，鼓励研究人员、卫生官员与媒体使用中性的、一般的术语代替人物、地点、动物、食物和职业等命名疾病。
据CNN报道，新的指导原则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赞同，认为新的命名规范可以减少对公众心理上的伤害。但是也有医学研究者批评，不能为了政治正确而让人们越来越难以辨别疾病。如果把“中东呼吸综合征”改名为“β冠状病毒属C群I型呼吸道疾病”，这样难道会更好吗？
不过，疾病命名确实需要谨慎。据《纽约时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被发现之初，曾被称做“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这是一种误称，随后很快就被更名。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兽医病毒学家赫罗特（Raoul de Groot）向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表示，给病原体或者疾病命名是个棘手的任务，科学家为了找到一个各方满意又不惹麻烦的名字，往往要花很多心思。
《科学》杂志报道称，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世卫组织考虑到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将其命名为SARS，而非“中国流感”。但巧合的是，SARS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英文缩略语SAR（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只是一个字母之差，还是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
荷兰莱顿大学冠状病毒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 Gorbalenya）指出，一些医学研究机构或组织给疾病命名只是推荐大众采用，并没有强制性。为了避免“踩雷”，使用数字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专家释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程度为80%，持续传人风险较低
1月16日晚间，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1月15日0至24时，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治愈出院5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
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治愈出院12例，在治重症5例，死亡2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76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44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119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此前，多家研究机构在基因库网站GISAID联合公布了武汉不明肺炎感染个案的基因排序。香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依此做基因排序比较发现，与之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长期研究生物病毒与新发性传染病的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日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就多个社会关注问题释疑。朱华晨称，现有证据尚不能直接推导出蝙蝠即是本次病毒传染源这一观点，而蝙蝠所携带的前体病毒如何基因变异，再传染给人类，应当是调查关键。
一问
舟山蝙蝠是传染源？
目前尚不能直接推导出这一结论
世卫组织的发布显示，中国有关部门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nCoV），并于2020年1月7日将之分离，1月12日，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公布。
对此，世卫组织宣称，“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异性诊断试剂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比较发现，与之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
一时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是舟山蝙蝠一说，在舆论场广为传播。不过，研究上述病毒的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尚不能直接推出“舟山蝙蝠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这一结论。
朱华晨介绍，新型病毒的出现通常有几个途径，一是自然界当中已经存在但尚未检测到的病毒，通过跨物种传播等因素突然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另一种是一种病毒发生基因重组、突变、进化，产生新的病原体。
在拿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条序列之后，其所在的研究团队即开始进行基因序列比对分析。经比对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和过往已知的所有其他病毒相比，最高的相似度仅有88%。
具体来说，新型冠状病毒与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发布的菊头蝠（分于2017年、2015年在舟山捕获）所携带的病毒有12%的序列差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中华菊头蝠（于2013年在云南捕获）所携带的病毒有20%左右的序列差异；与2003年的SARS病毒也有20%左右的序列差异。
从进化起源和病毒的亲缘关系上来说，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毒的相似程度为80%，因此应归入“SARS样”或者“类SARS”的冠状病毒。它们与SARS同属于2b组的Beta冠状病毒。
▲病毒序列差异比对结果。受访者供图
不过，上述研究结论并不足以直接推导出传染源。朱华晨说，虽然与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仅有12%的序列差异，但蝙蝠所带的前体病毒（包括已经发现的舟山及云南样的病毒），如何通过进一步适应、重组、变化，并通过密切接触或暴露传给人，这是目前亟需了解的问题之一。找到人类感染的直接源头与动物宿主，才能从根本上切断传染源与传播链。
朱华晨进一步解释称，由于生物体的行为和表型是由基因和基因表达所决定，如掌握病毒的基因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这一病毒可能会有的基本行为、与其他病原体的亲缘关系，以及它进化的来龙去脉。“如果发现及公布更多的相关病毒基因序列，可以以此进行分析，推测出该病毒如何通过进化、重组或者其他的方式，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
二问
蝙蝠为何常成为病毒宿主？
与生物特性相关，但直接攻击人类机会不多
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和传播，也让蝙蝠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曾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称，在云南发现一群SARS样冠状病毒的中华菊头蝠，通过测序继续比对，发现该SARS样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
据朱华晨介绍，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在自然界的天然宿主也是蝙蝠，但MERS冠状病毒疫情是由骆驼直接传播给人所导致，而埃博拉病毒和尼帕病毒，虽然偶有直接由蝙蝠传染给人的病例，但更多的则是通过猴子、猩猩和猪，间接传给人类。
▲冠状病毒系统发生树。
二十年前，科学家就已调查发现蝙蝠是多种病毒的天然宿主，携带多种多样的病毒基因库。为何蝙蝠会携带大量病原体？就此，朱华晨解释，这与蝙蝠的生物学特性有关。
在其看来，“蝙蝠”是个很笼统的俗称，正式的学名应该叫做“翼手目”。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非常大。“我们人类只是一个物种，但蝙蝠有一千多个种，它能够携带多种类的病原体，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出奇的事。”
朱华晨说，除种类繁多外，蝙蝠生活习性独特，又喜欢群居，其免疫系统也较为特殊，比如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但自身并不发病。而庞大的种群，也保证了病原的长期流行和维持。
此外，蝙蝠会飞，这可以让它带着很多种病原体迁徙。朱华晨说，“因为蝙蝠可以实现长距离的迁徙，跨越地理上、物理上的障碍，所以它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病毒。蝙蝠的寿命又比较长，存活久，这让它们有更多机会把自身携带的病原体传播给其他动物或人。”
以往，蝙蝠通常生活在野外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朱华晨认为，由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对自然界的入侵，导致越来越多的病原体暴露在人类面前。
但即便如此，蝙蝠直接攻击人类或者直接接触人类的机会并不多，朱华晨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在蝙蝠与人类之间应存在着其他的中间宿主。
“好比SARS冠状病毒，它的天然宿主是在蝙蝠当中。但实际上它是通过果子狸、獾等小型哺乳动物，被带到了野生动物市场，进而感染到从业人员以及吃野味尝鲜的人们。”朱华晨提醒，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等活体动物，与其他动物的交互史并不清晰，接触它们有可能令人感染罕见的病原体，暗藏危险。
据此，朱华晨建议市民注意个人卫生，尽量不去接触、食用野生动物，尽量避免接触活体家禽、家畜，从业人员也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当接触动物后出现异常症状时，应尽早就医及做好隔离。
三问
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能力？
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传人风险较低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多地已有个案。部分案例中，曾出现家庭群组感染的情况。不过，卫生部门认定，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一名61岁女性出现发热，伴有寒颤、咽痛和头痛， 8日，与5名家庭成员跟随一个16人旅行团从武汉直飞泰国。
卫生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患者在发病前曾时常前往武汉当地的生鲜市场；但并没有去过已发现大多数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1月15日消息，在41宗病例中，大部分患者曾到过华南海鲜市场，有五名患者属家庭群组个案，一组是两夫妇，另一组是父子和侄儿。
夫妇的个案中，在市场工作的丈夫先发病，妻子没到过市场，但在丈夫发病后数日也发病。三人个案中，父子和侄儿一起生活和经营店铺，病发时间相近。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文称，现有病原学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大多数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相关，少数病例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个别病例曾接触过类似病例，目前未发现社区传播。
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后，武汉市卫健委称在市场内采集环境标本进行检测。目前，检测结果发现部分样本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同时，对其他市场也进行了初步调查，尚未发现与感染来源有关的线索。
朱华晨介绍，到目前为止，华南海鲜市场内销售的各类水产、家禽、野生动物等都无法完全排除“嫌疑”，但具体什么是真正源头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在其看来，从泰国的输入性病例来看，患者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但去过其他生鲜市场。“活动物会携带各种各样的病原体，而且未必会表现出相应症状。当人类经常有机会去接触它们，如果刚好在免疫能力比较低下的时候，或者是遗传上刚好存在一些薄弱、敏感因素的话，那么就可能会被其中的某些病原体所感染。”
判断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能力，需要通过流行病学特征与接触史、病毒序列特征与进化关联性，以及人群的传播模型进行分析。朱华晨说，通常来说，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者是社区性暴发，就要高度怀疑是人传人的可能性了。
前述的三人个案中，三位患者都曾在市场上卖东西，有可能都暴露在同一个感染源里。但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妻子并未去过市场。“丈夫先感染病毒，再传给这位妻子，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所以说目前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
对此，武汉市卫健委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新京报记者 康佳 王洪春 编辑 王煜
值班编辑 王洪春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