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度裔经济学家阿肖卡·莫迪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刊文，认为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全文如下（部分内容有删减）。
1985年3月，《华尔街日报》给予了印度新任总理拉吉夫·甘地极高的评价。
在一篇题为《拉吉夫·里根》的社论中，该报将时年40岁的甘地比作“另一位我们熟知的著名减税者”，并宣称放松管制和减税在印度引发了一场“小型革命”。
三个月后，在甘地访美前夕，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更是对他赞不绝口。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印度比今天的中国更像一个等待发生的经济奇迹。如果奇迹得以实现，那核心人物将会是其年轻的总理。”巴格瓦蒂还赞扬了甘地降低税率和放松监管的举措。
1980年代初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且人均收入几乎相同的国家，都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这两个国家都引发诸多关于“革命”和“奇迹”的预测，但当中国在人力资本发展的强大基础上快速增长时，印度却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关于印度将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预测，则还停留在炒作阶段。
这种差异由来已久。1981年，世界银行将中国64岁的“超高”预期寿命和印度51岁的预期寿命进行了对比。它指出中国民众比印度民众吃得更好。此外，中国几乎普及了医疗保健，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民众接受初级教育的比率也更高。
世界银行的报告强调了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正如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在2009年出版的《半边天》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成为“女性成长的其中一个最佳区域”。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降低了生育率，改善了育儿方式。在认识到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本和妇女赋能方面取得的进步后，世界银行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胆预测：中国将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世界银行报告的重点不是减税或经济自由化，而是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代德·加洛尔（Oded Galor）最近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一次经济进步（核心是生产力的持续增长）都同人力资本投资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升有关。
当然，市场自由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性别平等这两大支柱之上的；印度在这两个领域却远远落后。
即使在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后，中国依然对本国民众进行了可观的投资，在将教育和卫生标准提升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所需的水平方面，超越了印度。在以0到1来衡量各国教育和卫生成果的世界银行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中，印度的指数为0.49，低于尼泊尔和肯尼亚这两个较贫穷国家；中国则为0.65，与更富裕（按人均计算）的智利和斯洛伐克相近。
当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约80%下降到约62%的时候，印度同期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则从32%下降到约25%。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对妇女的暴力侵害阻碍了印度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
没有一所印度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名
卓越的人力资本和更高的性别平等程度，共同促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全面指标）的大幅增长。假设两个经济体在1953年（大约在它们启动现代化的时候）的生产力相当，到1980年代末，中国的生产率比印度高出50%。如今，中国的生产率几乎是印度的两倍。当印度45%的劳动者仍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领域工作时，中国甚至已经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也为未来的机遇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它有七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其中，清华和北大名列前20。清华大学被视为电脑科学领域的世界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则排名第九。同时还有九所中国大学在数学领域跻身全球前50名。相比之下，没有一所印度大学，包括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在内，跻身世界前100名。
中国科学家在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化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并可能很快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人员，正在迅速打造大量高质量专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和国际观察家一直预测，中国兔子终将步履蹒跚，而印度乌龟则会赢得这场竞赛。近期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都支持这一观点。但当中国凭借深厚的人力资本，以及更良好的性别平等状况，屹立于新旧经济前沿之时，印度领导人和他们的国际同行，却在吹嘘一种无法得到历史验证的能力，妄图通过闪亮的数码和物理基础设施，来跨越脆弱的人力基础。中国有一条看似可行的道路，来摆脱目前的困境；相比之下，印度则可能陷入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之中。
*作者阿肖卡·莫迪（Ashoka Mody）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著有《印度支离破碎：从独立至今一直遭到背叛的人民》（India is Broken: A People Betrayed, Independence to Today）。
美国印度裔经济学家阿肖卡·莫迪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刊文，认为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全文如下（部分内容有删减）。
1985年3月，《华尔街日报》给予了印度新任总理拉吉夫·甘地极高的评价。
在一篇题为《拉吉夫·里根》的社论中，该报将时年40岁的甘地比作“另一位我们熟知的著名减税者”，并宣称放松管制和减税在印度引发了一场“小型革命”。
三个月后，在甘地访美前夕，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更是对他赞不绝口。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印度比今天的中国更像一个等待发生的经济奇迹。如果奇迹得以实现，那核心人物将会是其年轻的总理。”巴格瓦蒂还赞扬了甘地降低税率和放松监管的举措。
1980年代初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且人均收入几乎相同的国家，都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这两个国家都引发诸多关于“革命”和“奇迹”的预测，但当中国在人力资本发展的强大基础上快速增长时，印度却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关于印度将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预测，则还停留在炒作阶段。
这种差异由来已久。1981年，世界银行将中国64岁的“超高”预期寿命和印度51岁的预期寿命进行了对比。它指出中国民众比印度民众吃得更好。此外，中国几乎普及了医疗保健，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民众接受初级教育的比率也更高。
世界银行的报告强调了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正如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在2009年出版的《半边天》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成为“女性成长的其中一个最佳区域”。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降低了生育率，改善了育儿方式。在认识到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本和妇女赋能方面取得的进步后，世界银行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胆预测：中国将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世界银行报告的重点不是减税或经济自由化，而是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代德·加洛尔（Oded Galor）最近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一次经济进步（核心是生产力的持续增长）都同人力资本投资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升有关。
当然，市场自由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性别平等这两大支柱之上的；印度在这两个领域却远远落后。
即使在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后，中国依然对本国民众进行了可观的投资，在将教育和卫生标准提升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所需的水平方面，超越了印度。在以0到1来衡量各国教育和卫生成果的世界银行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中，印度的指数为0.49，低于尼泊尔和肯尼亚这两个较贫穷国家；中国则为0.65，与更富裕（按人均计算）的智利和斯洛伐克相近。
当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约80%下降到约62%的时候，印度同期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则从32%下降到约25%。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对妇女的暴力侵害阻碍了印度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
没有一所印度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名
卓越的人力资本和更高的性别平等程度，共同促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全面指标）的大幅增长。假设两个经济体在1953年（大约在它们启动现代化的时候）的生产力相当，到1980年代末，中国的生产率比印度高出50%。如今，中国的生产率几乎是印度的两倍。当印度45%的劳动者仍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领域工作时，中国甚至已经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成为全球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也为未来的机遇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它有七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其中，清华和北大名列前20。清华大学被视为电脑科学领域的世界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则排名第九。同时还有九所中国大学在数学领域跻身全球前50名。相比之下，没有一所印度大学，包括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在内，跻身世界前100名。
中国科学家在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化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并可能很快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人员，正在迅速打造大量高质量专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和国际观察家一直预测，中国兔子终将步履蹒跚，而印度乌龟则会赢得这场竞赛。近期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都支持这一观点。但当中国凭借深厚的人力资本，以及更良好的性别平等状况，屹立于新旧经济前沿之时，印度领导人和他们的国际同行，却在吹嘘一种无法得到历史验证的能力，妄图通过闪亮的数码和物理基础设施，来跨越脆弱的人力基础。中国有一条看似可行的道路，来摆脱目前的困境；相比之下，印度则可能陷入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之中。
*作者阿肖卡·莫迪（Ashoka Mody）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著有《印度支离破碎：从独立至今一直遭到背叛的人民》（India is Broken: A People Betrayed, Independence to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