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祖国的荣誉，可以来一场复制实验。”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
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因此“炸”开了锅。远在大洋彼岸的“群主”张琪，发出了“组团”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最先响应，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除了张琪，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达77.8%，而集体主义文化对此有重要影响。
论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杨芊告诉《中国科学报》，是团队的韧性和凝聚力，才得以为中国诚信“正名”。的确，很多作者至今仍是“网友”，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来不及申请经费的他们，整个研究全靠“自筹”。
图一为作者团队，图二至四为参与调研的学生成员
还原事实真相
如果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公民的诚信度。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这项研究。在所谓的“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倒数第一，排在肯尼亚、秘鲁等国之后。
2019年6月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截图
与现实相悖的结论，以及对“诚信”的狭隘定义，让研究陷入巨大的质疑中。2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这篇研究进行了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而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
一个有着200多位学者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也在激烈地讨论着。“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有些坐不住，干脆发出了重新探索Cohn等人研究的倡议。
最先响应的杨芊还邀请周欣悦正式加盟研究团队，孙亚程也在之后加入进来。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很快，团队就集齐了来自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14所高校，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
“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芊说。
在这个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Cohn等人的研究，他们还补充了“钱包回收率”作为公民诚信度额外的衡量标准，并在事后对员工进行了回访调查。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众人拾柴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这支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但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
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周欣悦和孙亚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杨芊负责的全国第一个试点项目，就得益于该基金的“包干制”政策，这让他们在研究时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要弥补Cohn等人的研究缺陷，就需要在复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实验，这也是研究最重要的一环。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是‘从早吵到晚’。”杨芊笑着说，为了结合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优势，他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中国观察员的引入方式，就是在激辩中产生的。
Cohn等人的设计中，外国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场所员工后，只能做简短说明便要立刻退出。但钱包最终如何处理无法知晓，而且外国研究助理未必能准确分辨员工和客户，在一定心理压力下，对关键环境信息也无暇记录。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就要引入中国本土的研究助理作为暗中观察员，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影响钱包的处理结果。
最终，他们决定将研究设计成两个组。第一组的中国观察员在记录现场信息后便离开；第二组的中国观察员则暗中记录整个交付过程。每组都配有隐匿摄像头记录交付过程，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2019年年底，除了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实验的4个采样点，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这些点还新增了温度、湿度、是否有国旗国徽标志、目睹人数、噪音、是否有摄像头等十多个环境参数。
但光是整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就占据了张薇薇博士生涯的一半。她是论文的唯一学生作者，刚跟着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世勇加入该研究时，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士一年级，孩子也才刚刚满月。
的确。对所有参与研究的作者而言，这都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高未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造成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杨芊和周欣悦等结合国内和Cohn等人研究的全球数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
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终于在论文刊登的4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究截图
“幕后英雄”
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加现场调研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
刚加入团队时，孔少楠在山东大学读博士四年级。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张琪后，有过“钱包丢失”调研经验的她被推荐加入家乡北京的调研队。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专业的现场调研不仅需要进行培训，还要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对专业、体力和应变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这项研究中，每个地区都设置了50个采样点，很多采样点间隔数十公里。
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采样，因为一旦实验消息泄漏，就意味着数据可能会被污染，项目只能中止。
暑期中的各地酷热难耐，学生们几乎从早到晚奔波于各个采样点，待回到学校时，宿舍已经关了大门，还要跟管理员好好解释一番。
回到寝室简单整理下材料，他们就要立即参加团队的线上复盘讨论。往往讨论完，已是次日的凌晨。
突发情况，是调研时常会遇到的。有一场意外，让负责成都地区调研的张薇薇印象深刻。
在一次调研回来的路上，学生们不慎将一个含有重要材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铁座位上，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待想起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路狂奔回到地铁站时，在工作人员那里找到了丢失物。是一名乘客在捡到后，交给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员。
在为中国公民诚信发声的路上，他们也被诚信所温暖着。
“为了祖国的荣誉，可以来一场复制实验。”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衡量诚信的标准，只有捡到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这一条。这一结论引得反对质疑声四起。
一个由200多名学者组成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因此“炸”开了锅。远在大洋彼岸的“群主”张琪，发出了“组团”复制研究的倡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最先响应，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除了张琪，最终有来自国内14所大学的100多位师生加入。
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研究显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达77.8%，而集体主义文化对此有重要影响。
论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杨芊告诉《中国科学报》，是团队的韧性和凝聚力，才得以为中国诚信“正名”。的确，很多作者至今仍是“网友”，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来不及申请经费的他们，整个研究全靠“自筹”。
图一为作者团队，图二至四为参与调研的学生成员
还原事实真相
如果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公民的诚信度。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这项研究。在所谓的“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倒数第一，排在肯尼亚、秘鲁等国之后。
2019年6月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截图
与现实相悖的结论，以及对“诚信”的狭隘定义，让研究陷入巨大的质疑中。2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这篇研究进行了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而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
一个有着200多位学者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也在激烈地讨论着。“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有些坐不住，干脆发出了重新探索Cohn等人研究的倡议。
最先响应的杨芊还邀请周欣悦正式加盟研究团队，孙亚程也在之后加入进来。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很快，团队就集齐了来自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14所高校，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
“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芊说。
在这个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Cohn等人的研究，他们还补充了“钱包回收率”作为公民诚信度额外的衡量标准，并在事后对员工进行了回访调查。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众人拾柴
挑战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这支连专项经费都没有的团队。但在全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位开展“丢失钱包”的实验，对人力和物力都有不小的要求。
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他们来不及申请专项经费，干脆入组时就“自备干粮”。
不久后，他们自发招募了上百名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为了缓解经费压力，老师们还主动提出负责实验所需的相关投入。
周欣悦和孙亚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杨芊负责的全国第一个试点项目，就得益于该基金的“包干制”政策，这让他们在研究时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要弥补Cohn等人的研究缺陷，就需要在复制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实验，这也是研究最重要的一环。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是‘从早吵到晚’。”杨芊笑着说，为了结合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优势，他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中国观察员的引入方式，就是在激辩中产生的。
Cohn等人的设计中，外国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场所员工后，只能做简短说明便要立刻退出。但钱包最终如何处理无法知晓，而且外国研究助理未必能准确分辨员工和客户，在一定心理压力下，对关键环境信息也无暇记录。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就要引入中国本土的研究助理作为暗中观察员，但这也意味着可能会影响钱包的处理结果。
最终，他们决定将研究设计成两个组。第一组的中国观察员在记录现场信息后便离开；第二组的中国观察员则暗中记录整个交付过程。每组都配有隐匿摄像头记录交付过程，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2019年年底，除了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实验的4个采样点，全国496个点的数据全部收齐。这些点还新增了温度、湿度、是否有国旗国徽标志、目睹人数、噪音、是否有摄像头等十多个环境参数。
但光是整理和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就占据了张薇薇博士生涯的一半。她是论文的唯一学生作者，刚跟着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世勇加入该研究时，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读博士一年级，孩子也才刚刚满月。
的确。对所有参与研究的作者而言，这都是一场高投入、高风险、高未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究造成不同国家公民诚信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杨芊和周欣悦等结合国内和Cohn等人研究的全球数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对衡量公民诚信的指标有显著影响。
这项挑战《科学》论文的研究，终于在论文刊登的4年后，于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2023年7月10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研究截图
“幕后英雄”
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加现场调研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
刚加入团队时，孔少楠在山东大学读博士四年级。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张琪后，有过“钱包丢失”调研经验的她被推荐加入家乡北京的调研队。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专业的现场调研不仅需要进行培训，还要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对专业、体力和应变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这项研究中，每个地区都设置了50个采样点，很多采样点间隔数十公里。
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采样，因为一旦实验消息泄漏，就意味着数据可能会被污染，项目只能中止。
暑期中的各地酷热难耐，学生们几乎从早到晚奔波于各个采样点，待回到学校时，宿舍已经关了大门，还要跟管理员好好解释一番。
回到寝室简单整理下材料，他们就要立即参加团队的线上复盘讨论。往往讨论完，已是次日的凌晨。
突发情况，是调研时常会遇到的。有一场意外，让负责成都地区调研的张薇薇印象深刻。
在一次调研回来的路上，学生们不慎将一个含有重要材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铁座位上，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待想起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路狂奔回到地铁站时，在工作人员那里找到了丢失物。是一名乘客在捡到后，交给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员。
在为中国公民诚信发声的路上，他们也被诚信所温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