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中国广州市天河区的父母送孩子上学。（2019年9月4日） 一度遭到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教育培训或私人课外辅导服务公司最近出现了东山再起的迹象，原因是中国经济困难重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政府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突然悄悄放松了对此类公司的监管压力。 路透社星期一（10月28日）在发自上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业界代表、分析人士、以及记者查阅的数据指出，三年前遭到中国政府严厉封禁的教培公司目前似乎正在课外辅导业务上寻求卷土重来。 中国政府并未正式宣布或承认政策的变化，但是八位业界代表和两位知情的分析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政府决策者目前对教培产业的发展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在经济萎靡不振和失业飙升的情况下支持增加就业机会。 路透社指出，中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可以从中国教培产业的增长、北京对其监管措施重做澄清和解释等事态发展中明显看出。而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五位学生家长也表示，相关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中已经逐渐有所放松。 中国中小学生升学和高考压力非常大，学生和家长常常会有一考定终生的恐惧。为了升学和高考握有胜算，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负担非常重，常常在题海中求生存；而家长也会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培训或聘请费用昂贵的家教。 由于培养孩子的心理负担和财务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不生娃或少生娃。尽管中国的官方政策已经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开放到可以生三胎，可是响应这一政策的父母并不多，中国的人口增长持续萎缩，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因此在2021年推出“双减”政策，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盈利、融资或上市。监管机构对课外辅导产业实施重拳整治，一方面旨在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则着眼减轻家长为孩子聘请家教或报名培训补习所承担的巨额财务负担。 但是此举让像新东方和好未来这样的中国著名教育培训公司在一夜之间蒸发掉几十亿美元的市值，迫使这些公司裁员十几甚至几十万人。中国的教培产业在遭到整肃前市值大约为1000亿美元，仅三家最大教培机构的雇员就超过17万人。 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2022年1月曾在其微信个人公众号上发文，谈及公司2021年遭遇的各种变故。 “2021年新东方遇到了太多的变故，因为政策、疫情、国际关系等原因，很多业务都处于不确定中。新东方的市值跌去90%，营业收入减少80%，员工辞退6万人，退学费、员工辞退N+1（资遣费）、教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200亿（约合31.4亿美元），”俞敏洪敏在文中说。 不过中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是刚需，政府监管政策收紧也难以完全做到令行禁止。而且中国教培机构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竞争性极强的教育体制下仍能维持生计和活路。 华南一位名叫米歇尔·李（Michelle Lee）的36岁母亲向路透社表示，她每月都花3000元人民币（约合420美元）为一双儿女做课外补习，其中包括一对一的数学补习课以及线上的英语补习课。她特别指出，最近几个月教培机构的运作是2021年以来最为公开的。 “（监管）政策刚出炉时，我觉得那些教培机构都吓到了，所以行动起来都很隐秘，比如说上课时都必须拉上窗帘，”她对路透社说。“但是，现在他们好像都不这么做了。” 路透社曾联络中国教育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Lynn Song,音译）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认当初对教培产业的打压“有点过头了”，但是会“默默放松监管力度”。 “整体的政策环境已经从限制转向支持，因为总的目标现在是稳定，”宋林说。他认为，政策转向将有利于中国教培产业的发展。 两位教培机构的主管也向路透社证实，政府对教培产业监管措施的放松最近几个月加速了。
资料照：中国广州市天河区的父母送孩子上学。（2019年9月4日）
一度遭到当局严厉打压的中国教育培训或私人课外辅导服务公司最近出现了东山再起的迹象，原因是中国经济困难重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政府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突然悄悄放松了对此类公司的监管压力。
路透社星期一（10月28日）在发自上海的一篇报道中，援引业界代表、分析人士、以及记者查阅的数据指出，三年前遭到中国政府严厉封禁的教培公司目前似乎正在课外辅导业务上寻求卷土重来。
中国政府并未正式宣布或承认政策的变化，但是八位业界代表和两位知情的分析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政府决策者目前对教培产业的发展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在经济萎靡不振和失业飙升的情况下支持增加就业机会。
路透社指出，中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可以从中国教培产业的增长、北京对其监管措施重做澄清和解释等事态发展中明显看出。而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五位学生家长也表示，相关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中已经逐渐有所放松。
中国中小学生升学和高考压力非常大，学生和家长常常会有一考定终生的恐惧。为了升学和高考握有胜算，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负担非常重，常常在题海中求生存；而家长也会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培训或聘请费用昂贵的家教。
由于培养孩子的心理负担和财务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不生娃或少生娃。尽管中国的官方政策已经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开放到可以生三胎，可是响应这一政策的父母并不多，中国的人口增长持续萎缩，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国政府因此在2021年推出“双减”政策，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盈利、融资或上市。监管机构对课外辅导产业实施重拳整治，一方面旨在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则着眼减轻家长为孩子聘请家教或报名培训补习所承担的巨额财务负担。
但是此举让像新东方和好未来这样的中国著名教育培训公司在一夜之间蒸发掉几十亿美元的市值，迫使这些公司裁员十几甚至几十万人。中国的教培产业在遭到整肃前市值大约为1000亿美元，仅三家最大教培机构的雇员就超过17万人。
新东方创办人俞敏洪2022年1月曾在其微信个人公众号上发文，谈及公司2021年遭遇的各种变故。
“2021年新东方遇到了太多的变故，因为政策、疫情、国际关系等原因，很多业务都处于不确定中。新东方的市值跌去90%，营业收入减少80%，员工辞退6万人，退学费、员工辞退N+1（资遣费）、教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200亿（约合31.4亿美元），”俞敏洪敏在文中说。
不过中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是刚需，政府监管政策收紧也难以完全做到令行禁止。而且中国教培机构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竞争性极强的教育体制下仍能维持生计和活路。
华南一位名叫米歇尔·李（Michelle Lee）的36岁母亲向路透社表示，她每月都花3000元人民币（约合420美元）为一双儿女做课外补习，其中包括一对一的数学补习课以及线上的英语补习课。她特别指出，最近几个月教培机构的运作是2021年以来最为公开的。
“（监管）政策刚出炉时，我觉得那些教培机构都吓到了，所以行动起来都很隐秘，比如说上课时都必须拉上窗帘，”她对路透社说。“但是，现在他们好像都不这么做了。”
路透社曾联络中国教育部，寻求对此事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荷兰国际集团（ING）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Lynn Song,音译）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不可能承认当初对教培产业的打压“有点过头了”，但是会“默默放松监管力度”。
“整体的政策环境已经从限制转向支持，因为总的目标现在是稳定，”宋林说。他认为，政策转向将有利于中国教培产业的发展。
两位教培机构的主管也向路透社证实，政府对教培产业监管措施的放松最近几个月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