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中国一些网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引起广泛的议论之后又撤回。有评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共破坏的。还有人说，所谓复兴就是两个字：帝制。
高调仰视旧有文化 各方议论不绝于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条说明的意见书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际上，这份意见书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经发出，此后每年都会在一些官方网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后又被神秘撤回，不过，却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中国瞭望”称，中共执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破坏，现在声称要“复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
中国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说，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应该是为了“弥补和代替早已解释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吴强说：“文化保守主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存在；现在再度提出，可以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识形态的修正起铺垫作用，为习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准备。”
吴强指出，二十大基本将围绕解决理论瓶颈的困难。现在，理论学者、大学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看得出，习会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个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现。”
北京天安门八九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脸书上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两个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撇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说，儒家文化讲究“道高于君”，就是理道高于君王，这与西方民主理念不谋而合，“中共能复兴这点吗？”
吴强说，这种所谓复兴的提法根本没有新意，“无非是用来规训中国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结果就是僵尸复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各有视觉和主题，比方说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观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国知识界高举“中国人”旗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欧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国胡佛研究院采访时说，在前苏联垮台、中国崛起和美国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进入了转折时期，感到“现在进入了中国世纪，这当然导致了中国的自我庆贺。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几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欧恩彼指出，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流派认为，一百年前摆脱儒家思想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负面的思维，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苏联社会主义来解决问题。这两者都不对。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成功，是中国重新发现其文化核心，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刊文称，所谓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应该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维族等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但实际上，中国官方主流所说的中国人，主要指占人口90%的汉人；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汉文化的复兴。
有网友调侃说，实际上，无论回到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加以复兴，“那些都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呀。”
马列已僵，知识分子助推中国梦
欧恩彼指出，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提出，要统一三大“传统”，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义、毛的公正感和邓的市场效率；“他认为，正是挑选了这三个传统并加以合并才实现了腾飞；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既是保守主义，又是乌托邦”。
欧恩彼认为，这样的思考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了，持续了大约15年，发生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政治口号之前。
欧恩彼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还是试图听从知识分子的声音，后者提供内容，习近平将之推上台面。知识分子向习近平提出了建议，让他采用儒家内容，加上新左派思维，生产出一个中国梦和伟大的民族复兴之类的理念。”
欧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也不是关于脱离共产主义极权的自由。
有分析称，“自由”才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便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共产极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丧失了(大饥荒时期，人们出去要饭都需要凭证明)，可见，极权比专制要可怕得多；“而极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欧恩彼教授说：“美国幻想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将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坍塌。美国人认为，苏联奔溃太妙了，共产主义终于倒台了；但是，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庆贺苏联垮台，尽管我不知道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多少爱。中国看到的是广泛发生的政治混乱，帝国的奔溃，国家影响力的消失。这点对他们影响深远。西方观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兵强国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宋永毅说，举例说，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希望中国民主派人士的中间势力发挥作用，“但是，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像美国所以为的那样，是带有西方思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是中间势力，只是中共的帮闲。”
宋永毅说，不过，镜头回到今天，最近几十年，这样的格局有所变化，像许章润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前景还是乐观的”。
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共过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承袭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会再提五·四，而是要成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铺。
春节刚过，中国一些网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引起广泛的议论之后又撤回。有评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共破坏的。还有人说，所谓复兴就是两个字：帝制。
高调仰视旧有文化 各方议论不绝于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条说明的意见书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际上，这份意见书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经发出，此后每年都会在一些官方网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后又被神秘撤回，不过，却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中国瞭望”称，中共执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破坏，现在声称要“复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
中国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说，提出复兴传统文化，应该是为了“弥补和代替早已解释不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吴强说：“文化保守主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存在；现在再度提出，可以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识形态的修正起铺垫作用，为习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准备。”
吴强指出，二十大基本将围绕解决理论瓶颈的困难。现在，理论学者、大学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识形态建构，“看得出，习会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个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现。”
北京天安门八九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脸书上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就是两个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撇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说，儒家文化讲究“道高于君”，就是理道高于君王，这与西方民主理念不谋而合，“中共能复兴这点吗？”
吴强说，这种所谓复兴的提法根本没有新意，“无非是用来规训中国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结果就是僵尸复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各有视觉和主题，比方说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观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国知识界高举“中国人”旗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欧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国胡佛研究院采访时说，在前苏联垮台、中国崛起和美国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进入了转折时期，感到“现在进入了中国世纪，这当然导致了中国的自我庆贺。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几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欧恩彼指出，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流派认为，一百年前摆脱儒家思想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负面的思维，是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苏联社会主义来解决问题。这两者都不对。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现在的成功，是中国重新发现其文化核心，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英国广播公司BBC刊文称，所谓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应该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维族等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但实际上，中国官方主流所说的中国人，主要指占人口90%的汉人；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汉文化的复兴。
有网友调侃说，实际上，无论回到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加以复兴，“那些都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呀。”
马列已僵，知识分子助推中国梦
欧恩彼指出，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提出，要统一三大“传统”，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义、毛的公正感和邓的市场效率；“他认为，正是挑选了这三个传统并加以合并才实现了腾飞；所谓的中国梦，就是既是保守主义，又是乌托邦”。
欧恩彼认为，这样的思考大概从2000年就开始了，持续了大约15年，发生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政治口号之前。
欧恩彼说：“习近平上台之后，还是试图听从知识分子的声音，后者提供内容，习近平将之推上台面。知识分子向习近平提出了建议，让他采用儒家内容，加上新左派思维，生产出一个中国梦和伟大的民族复兴之类的理念。”
欧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都不是关于个人自由，也不是关于脱离共产主义极权的自由。
有分析称，“自由”才是中国与文明世界的分水岭；即便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的共产极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发言权，连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丧失了(大饥荒时期，人们出去要饭都需要凭证明)，可见，极权比专制要可怕得多；“而极权的对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欧恩彼教授说：“美国幻想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自由和民主将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前苏联的坍塌。美国人认为，苏联奔溃太妙了，共产主义终于倒台了；但是，中国人却完全没有庆贺苏联垮台，尽管我不知道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多少爱。中国看到的是广泛发生的政治混乱，帝国的奔溃，国家影响力的消失。这点对他们影响深远。西方观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这一点。”
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来说，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于狭隘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富兵强国的追求。这是他们的一个老传统。”
宋永毅说，举例说，194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希望中国民主派人士的中间势力发挥作用，“但是，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像美国所以为的那样，是带有西方思维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是中间势力，只是中共的帮闲。”
宋永毅说，不过，镜头回到今天，最近几十年，这样的格局有所变化，像许章润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前景还是乐观的”。
政治学专家吴强博士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共过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承袭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会再提五·四，而是要成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