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行动再次面临裁决。这一次，反对大学招生带入种族意识的人声称，亚裔因此受到了伤害。周一，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学院校长与教职员案的原告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口头陈述，称哈佛对亚裔申请者的学术标准要求更高，而在体格、胆略和受欢迎程度等个人特征上，亚裔的评分低于其他学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将种族作为录取决定的考量因素。
此举是基于一个根本的误解。亚裔在教育问题上是遭遇了偏见，但并非原告所指的那个方向。我和其他人所做的研究表明，K-12的教师和学校实际上可能因为基于对种族的假设，给予了亚裔鼓励。目前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亚裔在申请大学之前可能遇到的积极偏见。在录取时放弃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将会进一步掩盖这种偏见。
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激增，显然说明了他们是恶性歧视的对象。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早在疫情之前，美国历史上就充斥着反亚裔暴力事件和本土主义歧视，包括长达数十年的移民和公民身份排斥，直到1960年，亚裔还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6%。
但在教育的语境下，这些偏见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在我与周敏（音）合著的《亚裔成就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基于对洛杉矶162名成年亚裔、西裔、黑人和白人的采访，我们发现，亚裔大学预科生受益于“刻板印象期待”：即教师认为他们聪明、勤奋、成绩好且品行端正，这可以令学业平平的亚裔学生提高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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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教师对亚裔的积极偏见有时会导致他们将成绩不好的亚裔学生有时都会被安排到竞争激烈的优生班中，包括荣誉课程和先修课程，这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四年制大学的敲门砖。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发现，这些学生会更加认真地对待学业，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多，且因为与成绩优秀的同学一起上课，他们的成绩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一位我称之为“奥菲莉娅”的越南裔学生（根据保护隐私的伦理研究准则，所有姓名均已更改）形容自己“不是很聪明”，还回忆自己二年级时因为成绩不好差点留级的事。奥菲莉娅小学和初中的平均成绩是C，在参加高中英语和科学先修课程的考试时，她没能通过。尽管如此，奥菲莉娅的老师还是在她母亲的支持下，将她放进了先修课程班。她说，一进班她就“来了感觉”，她开始在班级上表现优异。
“我想努力学习，证明我是个好学生，”奥菲莉娅解释道。“我想竞争可能更让你希望做得更好。”她以4.2的平均绩点（比完美的4.0还要高）从高中毕业，并被一个竞争激烈的药学专业录取。奥菲莉娅的成绩完全符合老师们的预期，因此他们也看不到自己在重复亚裔例外主义的刻板印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奥菲莉娅的经历并不独特。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亚裔学生的案例，即便评分和考试成绩差，但老师依然认定他们很有前途。
我们采访的成年白人、黑人或西裔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正如我与埃斯特拉·迪亚兹的研究所揭示的，特别是西裔学生，他们在学校经历的效应完全相反。我们研究的西裔学生都很少被老师鼓励上大学，得到关于如何上大学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
社会学家肖恩·德雷克在南加州一所排名靠前的高中进行了两年的人种学研究，发现了对亚裔学生的类似积极偏见：“我不会因为学生是亚裔就对他们另眼相待，但我知道，如果我的课堂上有亚裔学生，我可以对其寄予厚望。那个学生大概率会努力学习，全身心投入学业。比起其他群体，我可以信赖那个孩子及其家长，”一位老师这样告诉他。
教师对亚裔学生的积极偏见也影响了他们对白人、黑人和西裔学生的评价。经济学家施英（音）和玛丽亚·朱（音）研究了北卡罗来纳州公立学校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并将其与教师对同一学生的评价进行对比。今年春天，经济学家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会议上发布的研究报告发现，教师对亚裔和白人学生的评分存在持续的差异。即使在根据社会人口统计和行为指标进行调整后，与同班成绩接近的白人学生相比，教师对亚裔学生能力的评价也相对高于他们的标准考试成绩。
施英和玛丽亚·朱还发现，哪怕一个班级只有一名亚裔学生，也会放大教师对黑人和西裔学生相对于白人学生的负面评价。教育研究通常关注黑人与白人或是西裔与白人的成绩差距，很少或是根本不关注亚裔。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表明，将亚裔纳入研究，可以让我们对种族对学业的影响有更多了解。同时它们也表明，若将亚裔排除在外，我们会犯下怎样的错误。
2020年，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6%，而在哈佛大学2026届毕业生中占到27.6%。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认为，如果招生是基于客观的择优标准，不受种族限制，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但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一些最常被引用为学术天赋和用功的客观指标——如教师评价和成绩——都存在偏见，并在学生报考大学很久之前就已经融入了整个教育体系。
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亚裔学生聪明、前途无量，毫无疑问，他们也非常用功。但在他们申请哈佛大学很久之前，可能就已经从自己的种族身份中获益，且获益的方式很可能是他们察觉不到的。
平权行动再次面临裁决。这一次，反对大学招生带入种族意识的人声称，亚裔因此受到了伤害。周一，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学院校长与教职员案的原告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口头陈述，称哈佛对亚裔申请者的学术标准要求更高，而在体格、胆略和受欢迎程度等个人特征上，亚裔的评分低于其他学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将种族作为录取决定的考量因素。
此举是基于一个根本的误解。亚裔在教育问题上是遭遇了偏见，但并非原告所指的那个方向。我和其他人所做的研究表明，K-12的教师和学校实际上可能因为基于对种族的假设，给予了亚裔鼓励。目前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亚裔在申请大学之前可能遇到的积极偏见。在录取时放弃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将会进一步掩盖这种偏见。
自新冠疫情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激增，显然说明了他们是恶性歧视的对象。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早在疫情之前，美国历史上就充斥着反亚裔暴力事件和本土主义歧视，包括长达数十年的移民和公民身份排斥，直到1960年，亚裔还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6%。
但在教育的语境下，这些偏见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在我与周敏（音）合著的《亚裔成就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基于对洛杉矶162名成年亚裔、西裔、黑人和白人的采访，我们发现，亚裔大学预科生受益于“刻板印象期待”：即教师认为他们聪明、勤奋、成绩好且品行端正，这可以令学业平平的亚裔学生提高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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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教师对亚裔的积极偏见有时会导致他们将成绩不好的亚裔学生有时都会被安排到竞争激烈的优生班中，包括荣誉课程和先修课程，这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四年制大学的敲门砖。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发现，这些学生会更加认真地对待学业，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比以前更多，且因为与成绩优秀的同学一起上课，他们的成绩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一位我称之为“奥菲莉娅”的越南裔学生（根据保护隐私的伦理研究准则，所有姓名均已更改）形容自己“不是很聪明”，还回忆自己二年级时因为成绩不好差点留级的事。奥菲莉娅小学和初中的平均成绩是C，在参加高中英语和科学先修课程的考试时，她没能通过。尽管如此，奥菲莉娅的老师还是在她母亲的支持下，将她放进了先修课程班。她说，一进班她就“来了感觉”，她开始在班级上表现优异。
“我想努力学习，证明我是个好学生，”奥菲莉娅解释道。“我想竞争可能更让你希望做得更好。”她以4.2的平均绩点（比完美的4.0还要高）从高中毕业，并被一个竞争激烈的药学专业录取。奥菲莉娅的成绩完全符合老师们的预期，因此他们也看不到自己在重复亚裔例外主义的刻板印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奥菲莉娅的经历并不独特。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亚裔学生的案例，即便评分和考试成绩差，但老师依然认定他们很有前途。
我们采访的成年白人、黑人或西裔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正如我与埃斯特拉·迪亚兹的研究所揭示的，特别是西裔学生，他们在学校经历的效应完全相反。我们研究的西裔学生都很少被老师鼓励上大学，得到关于如何上大学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
社会学家肖恩·德雷克在南加州一所排名靠前的高中进行了两年的人种学研究，发现了对亚裔学生的类似积极偏见：“我不会因为学生是亚裔就对他们另眼相待，但我知道，如果我的课堂上有亚裔学生，我可以对其寄予厚望。那个学生大概率会努力学习，全身心投入学业。比起其他群体，我可以信赖那个孩子及其家长，”一位老师这样告诉他。
教师对亚裔学生的积极偏见也影响了他们对白人、黑人和西裔学生的评价。经济学家施英（音）和玛丽亚·朱（音）研究了北卡罗来纳州公立学校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并将其与教师对同一学生的评价进行对比。今年春天，经济学家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会议上发布的研究报告发现，教师对亚裔和白人学生的评分存在持续的差异。即使在根据社会人口统计和行为指标进行调整后，与同班成绩接近的白人学生相比，教师对亚裔学生能力的评价也相对高于他们的标准考试成绩。
施英和玛丽亚·朱还发现，哪怕一个班级只有一名亚裔学生，也会放大教师对黑人和西裔学生相对于白人学生的负面评价。教育研究通常关注黑人与白人或是西裔与白人的成绩差距，很少或是根本不关注亚裔。但这些新的研究方向表明，将亚裔纳入研究，可以让我们对种族对学业的影响有更多了解。同时它们也表明，若将亚裔排除在外，我们会犯下怎样的错误。
2020年，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6%，而在哈佛大学2026届毕业生中占到27.6%。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认为，如果招生是基于客观的择优标准，不受种族限制，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但我和我的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一些最常被引用为学术天赋和用功的客观指标——如教师评价和成绩——都存在偏见，并在学生报考大学很久之前就已经融入了整个教育体系。
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亚裔学生聪明、前途无量，毫无疑问，他们也非常用功。但在他们申请哈佛大学很久之前，可能就已经从自己的种族身份中获益，且获益的方式很可能是他们察觉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