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维多利亚公园漫步时，记忆如潮水涌回。这里曾是香港抵抗中国的地标。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场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购买挥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游行，通常从维园出发。12岁，他参加了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大型烛光晚会。这些晚会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开举行。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烛光晚会早已终止，年宵市场的政客摊位不复存在，抗议活动被压制，民主派人士纷纷入狱。肯尼感到，属于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启蒙正被逐渐抹去。
“人们还是继续过日子……但你能感觉到，改变一点一滴在发生。”这位前社会运动人士说道。“我们城市的特质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变化，拥挤的电车依然在热闹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如昔。
但若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变化的迹象——每晚灯光通明的摩天大楼，闪耀着对“祖国”的赞颂；粤语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交谈声也显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欢迎北京的掌控，无法准确得知。然而，过去十年中，数十万人曾上街抗议，这些活动始于2014年的一场民主运动。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些行动，但几乎无人会否认，北京的确成功镇压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对香港更见自由的希望渐已消逝。
中国政府称已让这座城市从动荡回归稳定。影响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之下，数百人被捕。成千上万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惧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担心遭捕的社运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则选择留在本地，低调过活。
然而，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个自由香港的记忆——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记住的地方，对抗北京试图重新塑造这座城市的行动。
然而，在许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奋力抗争，试图铭记这个地方，以对抗北京对这座城市的改造。
2014年，成千上万人参与被称为“雨伞运动”或“占中运动”的示威，占领了香港的街道。
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承诺，香港在50年内将保留一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不过，随着北京在香港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不安情绪也逐步升温。
2014年9月，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香港的市中心发起大规模静坐，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场运动让一批新一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学生黄之锋，以及提出“占中运动”构想的大学教授戴耀廷。
这场运动也为2019年规模更大、矛盾更尖锐的抗争埋下伏笔。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于北京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计划允许将逃犯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虽然最终当局撤回计划，但抗争持续升级，诉求扩展到争取更多的民主，最终演变成北京在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如果占中三子没有戴耀廷，其实是不会出现到这个占领运动。”与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师共同发起这场运动的陈健民说。
“他还是带着一些学者的脾性，有事情就想讲⋯⋯反而够胆去推一些事情，想一些好大的理念：公民抗命、占领等等⋯⋯改变历史往往都是有些过度乐观或是冲动的人去做到的。”
朱耀明、戴耀廷（中）与陈健民是2014年“占中运动”的核心领袖。
2013年，三人在一起为戴耀廷庆祝生日，手举一份木雕生日礼物，上面刻着“坚持、和平、仁爱”的字样。
陈健民与朱耀明牧师如今居于台湾。陈健民在因参与“占中运动”被判煽惑公众妨扰罪成而服刑11个月后，于2021年移居台北，目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戴耀廷则依然在香港，未来十年将在监狱中度过。本月初，他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的40多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以颠覆罪判刑。过去数年长时间在狱中的黄之锋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高喊：“我爱香港。”
翌日，76岁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身为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黎智英虽然身体虚弱，但态度坚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只是传递了香港人的价值观：“追求民主与言论自由。”
这些审判安静地进行，与当年引发抗争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议活动迅速被压制——一名因养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亲，很快就被警方带走。
北京为这些限制措施辩护，认为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并强调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无权对中国的法律及执行方式指手画脚。
不过，批评者认为，北京已背弃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的承诺，不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还压制了曾经响彻全城的民主呼声。
香港民主派47人颠覆案：一场初选如何引发国安法最大案
陈健民远在台湾，看着这一切在香港发生，内心充满沉重的无奈。
他回忆道，2014年之后，改变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说：“好多已经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经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可以说我一生做的事都失败。”
即便如此，他仍在坚持。除了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占中运动”的书、收集香港抗争的相关物品以建立档案、筹办学术研讨会，并在网络上讲授民主与政治课题。
这些努力让他感到：“我觉得我好像没放弃香港，我不觉得我离弃香港了。”
然而，离开的选择也让他时常陷入挣扎。他说，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更快乐，但同时也“有种失落”。
“你觉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对那个困境？有时会少了这种同在的感觉。”
陈健民自2021年起在台北居住。
视频加注文字，雨伞运动十周年之际，“占中三子”分处香港的狱中和台湾。移居台湾的陈健民、朱耀明和BBC中文分享十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对戴耀廷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思念。
“如果你不呼吸这里的空气，就无法真正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感受不到这里的脉搏，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真正离开了。”肯尼一边走过维园，一边这样说。
过去几年，随着好友纷纷离开香港，他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欢送派对。尽管如此，他坚持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是我的根源。”
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那些离开香港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经消亡。“香港还在，它的人也还在！他们怎么能说香港死了呢？”
不过，他也承认，这座城市的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香港人说话之前必须三思。肯尼接受BBC访问时不愿透露真名，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
他说，许多人已经逐渐适应了一种“监控常态化”的生活状态。“有些红线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在哪里。”
曾经公开的抗争形式已不再，活动人士改为撰写请愿信。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则成为禁忌。肯尼说，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都对社会运动抱持谨慎，因为害怕被逮捕。
穿着印有特定标语的T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拥有某些绘本，都可能触犯法律，让人因“煽动罪”而入狱。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曾是每年举行天安门事件遇难者悼念晚会的场所。
2024年维园举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同时纪念中共建政75周年。
肯尼现在很少外出。“现在（跟往日香港）的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走出维园，朝向金钟走去，记忆却再次涌现。
靠近政府总部时，他指着一个地方说，2014年9月28日，他就在这里第一次被催泪弹瓦斯呛得喘不过气。
那一天，警方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这一行为激怒了群众，也让民主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
随着抗议升级，发射催泪弹几乎成为街头的日常景象，许多人撑起雨伞抵挡，这场运动因此得名——“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肯尼当时被呛得喘不过气。
这场回忆漫步的最后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也被称为理大（PolyU）。这里曾是2019年示威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对峙，用投掷物对抗催泪瓦斯、水炮和橡胶子弹。
五年过去，当年学生用砖块和汽油弹与警方激烈对抗的校园入口已重新修建，曾发生最激烈冲突的喷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样，校园似乎也被清除了过去的抗争痕迹。肯尼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不希望人们记得某些事情”。
随后，他匆匆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树丛掩映下，一堵低矮的墙体露出斑驳的破洞和水泥块的残迹。很难确定这些痕迹的来源，但肯尼相信，这些是当年战斗的遗迹，逃过了被抹去的命运。
“我不相信我们会忘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他说。“遗忘过去是一种背叛。”
理工大学标志性的红砖砌成的一道墙布满了弹痕。
肯尼秘密收藏了一批与抗议相关的物品。
在英国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乐购／特易购）咖啡馆里，卡苏米．罗（Kasumi Law）谈起了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会很喜欢海，我来到才发现的。”她一边享用英式早餐，一边说道。与英国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闪亮的，因为对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厦⋯⋯我（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
卡苏米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搬到英国，这个决定源于过去十年来不断累积的不安。2014年，女儿刚出生几个月，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
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学生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书店店长失踪——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她说：“留在这里，我似乎说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争浪潮。北京加大镇压力度后，英国推出了一项针对1997年主权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签证计划。卡苏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为了女儿的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选择在伦敦附近的小镇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苏米成为全职母亲。
然则，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香港的思念。她把这些情感记录在YouTube的视像日记里，其中一个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红，引发一些港人的共鸣，但也有人批评她的移民选择。
卡苏米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是在香港南丫岛和她的宠物狗Glory一起嬉戏的时光。
最终，思乡之情压得她喘不过气，于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亲。在两个月里，她重游了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题公园和科学馆，品尝母亲煮的节瓜粉丝和炒蚬，还享受了家乡美食如蛋挞和蜜瓜味豆浆。
不过，她记忆中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母亲看起来老了，女人街里她最爱的几家店舖也已结业。
某个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悦地看着自己深深怀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当她注意到周围的人时，发现大多数都在讲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当我看着这个海，有很熟悉的感觉，但这个环境、身边的所有人令你觉得很陌生。”
卡苏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今年，香港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她的朋友建议她回港前最好删除所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的与抗议相关内容。
这与她对2019年的记忆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她带着女儿参加抗议，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毫不害怕。
“我没理由现在走回头路”她说。“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回香港未必会习惯。”
“我女儿在这里很快乐。看着她，我都觉得（移居英国）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苏米自己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结交了新朋友。不过，即便在英国展开新的生活，她依然坚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粤语和女儿交流，全家也经常一起观看粤语电影。她的女儿目前还不明白2019年他们参与的抗议活动的意义，也不了解始于2014年的民主运动。但卡苏米计划等女儿长大一些后再向她解释。
她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她特别为女儿的一个小习惯感到自豪——当有人称她为中国人时，女儿会生气，并与对方争辩。
卡苏米笑着说：“她经常告诉别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肯尼（Kenneth）在维多利亚公园漫步时，记忆如潮水涌回。这里曾是香港抵抗中国的地标。
童年的肯尼在年宵市场向泛民主派政治人物购买挥春；青少年的他多次示威游行，通常从维园出发。12岁，他参加了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大型烛光晚会。这些晚会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以往在香港可以公开举行。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烛光晚会早已终止，年宵市场的政客摊位不复存在，抗议活动被压制，民主派人士纷纷入狱。肯尼感到，属于他以及香港的政治启蒙正被逐渐抹去。
“人们还是继续过日子……但你能感觉到，改变一点一滴在发生。”这位前社会运动人士说道。“我们城市的特质正在消失。”
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变化，拥挤的电车依然在热闹的街道上穿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如昔。
但若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变化的迹象——每晚灯光通明的摩天大楼，闪耀着对“祖国”的赞颂；粤语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交谈声也显得格外突出。
香港700多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欢迎北京的掌控，无法准确得知。然而，过去十年中，数十万人曾上街抗议，这些活动始于2014年的一场民主运动。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些行动，但几乎无人会否认，北京的确成功镇压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十年即将结束之际，对香港更见自由的希望渐已消逝。
中国政府称已让这座城市从动荡回归稳定。影响广泛的《香港国安法》之下，数百人被捕。成千上万的港人也因失望或恐惧而移居海外，包括一些担心遭捕的社运人士。另一些人，比如肯尼，则选择留在本地，低调过活。
然而，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个自由香港的记忆——这是一个他们努力记住的地方，对抗北京试图重新塑造这座城市的行动。
然而，在许多人的心中，自由香港的记忆依然鲜活——他们奋力抗争，试图铭记这个地方，以对抗北京对这座城市的改造。
2014年，成千上万人参与被称为“雨伞运动”或“占中运动”的示威，占领了香港的街道。
1997年，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主权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承诺，香港在50年内将保留一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不过，随着北京在香港行使越来越大的权力，香港民主派阵营的不安情绪也逐步升温。
2014年9月，数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在香港的市中心发起大规模静坐，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场运动让一批新一代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走到前台，包括当时年仅17岁的学生黄之锋，以及提出“占中运动”构想的大学教授戴耀廷。
这场运动也为2019年规模更大、矛盾更尖锐的抗争埋下伏笔。2019年的示威浪潮始于北京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计划允许将逃犯从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虽然最终当局撤回计划，但抗争持续升级，诉求扩展到争取更多的民主，最终演变成北京在香港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如果占中三子没有戴耀廷，其实是不会出现到这个占领运动。”与戴耀廷及朱耀明牧师共同发起这场运动的陈健民说。
“他还是带着一些学者的脾性，有事情就想讲⋯⋯反而够胆去推一些事情，想一些好大的理念：公民抗命、占领等等⋯⋯改变历史往往都是有些过度乐观或是冲动的人去做到的。”
朱耀明、戴耀廷（中）与陈健民是2014年“占中运动”的核心领袖。
2013年，三人在一起为戴耀廷庆祝生日，手举一份木雕生日礼物，上面刻着“坚持、和平、仁爱”的字样。
陈健民与朱耀明牧师如今居于台湾。陈健民在因参与“占中运动”被判煽惑公众妨扰罪成而服刑11个月后，于2021年移居台北，目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戴耀廷则依然在香港，未来十年将在监狱中度过。本月初，他与包括黄之锋在内的40多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以颠覆罪判刑。过去数年长时间在狱中的黄之锋在宣判后，离开法庭时高喊：“我爱香港。”
翌日，76岁的富翁黎智英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身为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黎智英虽然身体虚弱，但态度坚定。他在法庭上表示，他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只是传递了香港人的价值观：“追求民主与言论自由。”
这些审判安静地进行，与当年引发抗争的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法庭外，零星的抗议活动迅速被压制——一名因养子被判刑而哭泣的母亲，很快就被警方带走。
北京为这些限制措施辩护，认为包括《香港国安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并强调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无权对中国的法律及执行方式指手画脚。
不过，批评者认为，北京已背弃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的承诺，不仅削弱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还压制了曾经响彻全城的民主呼声。
香港民主派47人颠覆案：一场初选如何引发国安法最大案
陈健民远在台湾，看着这一切在香港发生，内心充满沉重的无奈。
他回忆道，2014年之后，改变的希望仍然存在。但如今，他说：“好多已经是不可能⋯⋯（香港）完全已经变成中国另外一个城市”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带着一丝苦笑说：“可以说我一生做的事都失败。”
即便如此，他仍在坚持。除了教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占中运动”的书、收集香港抗争的相关物品以建立档案、筹办学术研讨会，并在网络上讲授民主与政治课题。
这些努力让他感到：“我觉得我好像没放弃香港，我不觉得我离弃香港了。”
然而，离开的选择也让他时常陷入挣扎。他说，在台湾的生活让他更快乐，但同时也“有种失落”。
“你觉得和香港人仍然同在、一起面对那个困境？有时会少了这种同在的感觉。”
陈健民自2021年起在台北居住。
视频加注文字，雨伞运动十周年之际，“占中三子”分处香港的狱中和台湾。移居台湾的陈健民、朱耀明和BBC中文分享十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对戴耀廷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思念。
“如果你不呼吸这里的空气，就无法真正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感受不到这里的脉搏，那就意味着你已经真正离开了。”肯尼一边走过维园，一边这样说。
过去几年，随着好友纷纷离开香港，他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欢送派对。尽管如此，他坚持留在这座城市：“这里是我的根源。”
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那些离开香港的人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熟悉的香港已经消亡。“香港还在，它的人也还在！他们怎么能说香港死了呢？”
不过，他也承认，这座城市的确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香港人说话之前必须三思。肯尼接受BBC访问时不愿透露真名，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
他说，许多人已经逐渐适应了一种“监控常态化”的生活状态。“有些红线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在哪里。”
曾经公开的抗争形式已不再，活动人士改为撰写请愿信。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则成为禁忌。肯尼说，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都对社会运动抱持谨慎，因为害怕被逮捕。
穿着印有特定标语的T恤、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拥有某些绘本，都可能触犯法律，让人因“煽动罪”而入狱。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曾是每年举行天安门事件遇难者悼念晚会的场所。
2024年维园举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同时纪念中共建政75周年。
肯尼现在很少外出。“现在（跟往日香港）的对比太过强烈了，我不想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是，当他走出维园，朝向金钟走去，记忆却再次涌现。
靠近政府总部时，他指着一个地方说，2014年9月28日，他就在这里第一次被催泪弹瓦斯呛得喘不过气。
那一天，警方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发射了87枚催泪弹。这一行为激怒了群众，也让民主运动的士气空前高涨。
随着抗议升级，发射催泪弹几乎成为街头的日常景象，许多人撑起雨伞抵挡，这场运动因此得名——“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肯尼当时被呛得喘不过气。
这场回忆漫步的最后一站是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也被称为理大（PolyU）。这里曾是2019年示威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对峙，用投掷物对抗催泪瓦斯、水炮和橡胶子弹。
五年过去，当年学生用砖块和汽油弹与警方激烈对抗的校园入口已重新修建，曾发生最激烈冲突的喷泉也被拆除。和香港的其他地方一样，校园似乎也被清除了过去的抗争痕迹。肯尼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不希望人们记得某些事情”。
随后，他匆匆走向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树丛掩映下，一堵低矮的墙体露出斑驳的破洞和水泥块的残迹。很难确定这些痕迹的来源，但肯尼相信，这些是当年战斗的遗迹，逃过了被抹去的命运。
“我不相信我们会忘记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他说。“遗忘过去是一种背叛。”
理工大学标志性的红砖砌成的一道墙布满了弹痕。
肯尼秘密收藏了一批与抗议相关的物品。
在英国沃特福德（Watford；屈福特）的一家Tesco（乐购／特易购）咖啡馆里，卡苏米．罗（Kasumi Law）谈起了对故乡的思念。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我）会很喜欢海，我来到才发现的。”她一边享用英式早餐，一边说道。与英国寒冷昏暗的海洋不同，“香港的海是很闪亮的，因为对面有很多人居住、很多大厦⋯⋯我（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
卡苏米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搬到英国，这个决定源于过去十年来不断累积的不安。2014年，女儿刚出生几个月，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
此后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明显——学生运动人士被捕入狱、书店店长失踪——她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她说：“留在这里，我似乎说不上不安全，但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2019年，香港再次陷入抗争浪潮。北京加大镇压力度后，英国推出了一项针对1997年主权移交前出生港人的签证计划。卡苏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为了女儿的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他们选择在伦敦附近的小镇沃特福德定居，丈夫找到了一份IT工作，而卡苏米成为全职母亲。
然则，从未在海外生活过的她，始终无法摆脱对香港的思念。她把这些情感记录在YouTube的视像日记里，其中一个影片甚至在去年意外爆红，引发一些港人的共鸣，但也有人批评她的移民选择。
卡苏米最幸福的回忆之一，是在香港南丫岛和她的宠物狗Glory一起嬉戏的时光。
最终，思乡之情压得她喘不过气，于是去年她回到香港探亲。在两个月里，她重游了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比如主题公园和科学馆，品尝母亲煮的节瓜粉丝和炒蚬，还享受了家乡美食如蛋挞和蜜瓜味豆浆。
不过，她记忆中的香港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母亲看起来老了，女人街里她最爱的几家店舖也已结业。
某个夜晚，她坐在尖沙咀的海旁，愉悦地看着自己深深怀念的波光粼粼的海面。可是当她注意到周围的人时，发现大多数都在讲普通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当我看着这个海，有很熟悉的感觉，但这个环境、身边的所有人令你觉得很陌生。”
卡苏米不禁思索，自己何时才能再次回来。今年，香港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她的朋友建议她回港前最好删除所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过的与抗议相关内容。
这与她对2019年的记忆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她带着女儿参加抗议，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当然毫不害怕。
“我没理由现在走回头路”她说。“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们回香港未必会习惯。”
“我女儿在这里很快乐。看着她，我都觉得（移居英国）很值得。我希望她的世界能更大一些。”
卡苏米自己的世界也变得更大了——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结交了新朋友。不过，即便在英国展开新的生活，她依然坚持保留自己和孩子身上的“香港人”身份。
她和丈夫在家中只用粤语和女儿交流，全家也经常一起观看粤语电影。她的女儿目前还不明白2019年他们参与的抗议活动的意义，也不了解始于2014年的民主运动。但卡苏米计划等女儿长大一些后再向她解释。
她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她特别为女儿的一个小习惯感到自豪——当有人称她为中国人时，女儿会生气，并与对方争辩。
卡苏米笑着说：“她经常告诉别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