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意大利、伊朗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局部爆发，虽然全球疫情的主要区域仍在中国大陆，但是其他国家由输入型病例转向社区传染的风险已经暴露出来。
2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国的联合特派团团长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世界“坦白来讲并没有准备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他还警告称，所有国家必须对疫情明天就来袭做好准备。
这些警告绝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在防疫工作中出现的漏洞暴露了很多，但是也有有效、有序进行防疫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防疫措施成效显著，总理李显龙在2月初的讲话也对安抚民众有积极作用。（AFP）
从“重灾区”到“模范生”
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一度被称为“重灾区”，特别是2月中旬病例迅速增长，一度成为中国大陆之外疫情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然而，新加坡自2月20日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明显降低，治愈病例连续多日超过新增病例，累计确诊的91个病例已经有58例治愈出院，死亡病例为0。疫情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治愈率相较之下极高。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除了对中国大陆以及韩国大邱市或清道郡旅游史的人禁止入境之外，并没有对城市或区域进行封闭管制。政府明确表示不建议健康的民众佩戴口罩，也没有建议民众留在家里不出行，一度被称“佛系”。总理李显龙在2月初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曾称新冠肺炎“更像是流感”，让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大呼吃惊。
事实证明，新加坡政府表现出的所谓“佛系”并不是懈怠，整个防疫工作也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肯定。
新加坡樟宜机场采取了严格的入境检测措施，但是国内并未封城。（Getty）
三大特点值得效仿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这些是防疫获得成效的有利条件，也意味着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效仿新加坡的做法。但是该国防疫的几个特点值得借鉴。
第一，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例输入型新冠肺炎患者，当天政府立刻就在机场设立了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隔离。仅4天后新加坡宣布限制持中国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 2月1日，新加坡就把签证和入境限制扩大到所有14天内到过中国大陆的旅客。2月8日起暂缓大型活动。这些措施比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得更早。
卫生部门按照防疫需求，迅速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Leave of Absense）和居家隔离令（Stay-Home Notice），这些手段绝对不“佛系”。
第二，采取因地制宜的科学防疫。
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和外界往来密切，对传染病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政府也充分利用了新加坡的优势用更短时间、更小成本来达到防疫效果。
新加坡在疫情发现初期也出现了抢购潮，但是此后平息了不少。（Getty）
比如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保障疫情诊断的通畅、临床医疗资源的充沛，以及用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病人尽快看病。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试剂盒供不应求、发热门诊彻夜排队，湖北医疗系统接近崩溃。但新加坡政府在最快的时间内利用了医疗资源充足的优势，保证疑似患者能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传播的同时加强人们治愈的信心。
又如新加坡并没选择大规模对居民进行隔离和居家建议，而是把精力用在对每一个确诊病例按照流行病学的标准追逐其传播链，细致到街道和场所，防止聚集性传染。这并不是意味着隔离和居家完全无用，而是说明对新加坡这样国土较小的地区，在不妨碍健康居民生活工作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控制传染是有可能的。
至于不建议民众戴口罩，更多是对医疗系统物资不足的防患于未然。在1月下旬新加坡也曾出现过抢购口罩的现象，政府显然意识到如果疫情爆发，生产能力有限的新加坡很难独立保证口罩供应，而民众佩戴N95级的口罩对防疫并不必要，所以选择优先供应医疗系统。与此同时，政府快速购买高达500万只口罩派发每家每户，安抚民众。
和以上的措施相比，对阻止社区传播显得无力的韩国、为要求封城而爆发医疗系统罢工的香港，以及各地医疗物资被哄抢的情况，实在值得反思。
新加坡卫生部门披露的疫情传播链相当详细，如图是新加坡基督生命堂聚集性传染的传播链。（新加坡卫生部官网截图）
第三，信息披露透明而详尽。新加坡政府的卫生部每天更新数条最新的疫情情况，不仅是病例数字和防疫措施的公布，还对以上提到的病例传播链条分析全部披露，让人们对聚集性病例有彻底的了解。政府14个部门都在官网都披露了相关指导文件，和卫生部的措施相配合，涉及到各个行业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目了然。李显龙说“恐惧比病毒更有杀伤力”，这种透明的程度也避免了恐慌带来的麻烦。
体制完备是真正后盾
科学有效的防疫策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终得益于新加坡相关体制乃至政府效率的优势。
新加坡在“非典”（SARS）之后建立的防疫员DORSCON机制，把疫情警报级别分为4档，此次疫情从黄色警报到橙色警报，给政府的防御措施、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和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措施详细指导，是所有措施的制度基础。
在医疗体系，类似于中国“发热门诊”的公共卫生对应诊所（PHPC）系统，在新加坡有873个接收点，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
另外，强大的执法体系保证了政府措施的执行，也维持了政府向民众传达信息的通畅，当然这也建立在行政部门本身具有公信力的基础上。
李显龙和各个部门官员轮番对公众讲话，事无巨细的辟谣，不厌其烦地呼吁无需囤货抢购。这些讲话符合新冠肺炎的实情，既没有煽动恐慌情绪，也不回避最坏的情况，对防止哄抢物资的行为效果明显，这种行政效率恐怕大部分国家都望尘莫及。
新加坡以“技术官僚治国”（technocracy）著称，这次疫情的测试，让外界看到其政府的确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是防疫思路尊重科学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各国政府最需要汲取的一点。
随着韩国、意大利、伊朗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局部爆发，虽然全球疫情的主要区域仍在中国大陆，但是其他国家由输入型病例转向社区传染的风险已经暴露出来。
2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中国的联合特派团团长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表示，世界“坦白来讲并没有准备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他还警告称，所有国家必须对疫情明天就来袭做好准备。
这些警告绝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在防疫工作中出现的漏洞暴露了很多，但是也有有效、有序进行防疫的案例，最典型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防疫措施成效显著，总理李显龙在2月初的讲话也对安抚民众有积极作用。（AFP）
从“重灾区”到“模范生”
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一度被称为“重灾区”，特别是2月中旬病例迅速增长，一度成为中国大陆之外疫情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然而，新加坡自2月20日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明显降低，治愈病例连续多日超过新增病例，累计确诊的91个病例已经有58例治愈出院，死亡病例为0。疫情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治愈率相较之下极高。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除了对中国大陆以及韩国大邱市或清道郡旅游史的人禁止入境之外，并没有对城市或区域进行封闭管制。政府明确表示不建议健康的民众佩戴口罩，也没有建议民众留在家里不出行，一度被称“佛系”。总理李显龙在2月初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曾称新冠肺炎“更像是流感”，让一些断章取义的媒体大呼吃惊。
事实证明，新加坡政府表现出的所谓“佛系”并不是懈怠，整个防疫工作也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肯定。
新加坡樟宜机场采取了严格的入境检测措施，但是国内并未封城。（Getty）
三大特点值得效仿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经济发达、医疗资源丰富，这些是防疫获得成效的有利条件，也意味着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效仿新加坡的做法。但是该国防疫的几个特点值得借鉴。
第一，政府反应非常迅速。从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例输入型新冠肺炎患者，当天政府立刻就在机场设立了体温检测等措施，将体温异常的中国游客隔离。仅4天后新加坡宣布限制持中国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的游客入境， 2月1日，新加坡就把签证和入境限制扩大到所有14天内到过中国大陆的旅客。2月8日起暂缓大型活动。这些措施比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得更早。
卫生部门按照防疫需求，迅速实施了对不同人群的休假令（Leave of Absense）和居家隔离令（Stay-Home Notice），这些手段绝对不“佛系”。
第二，采取因地制宜的科学防疫。
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和外界往来密切，对传染病其实是很脆弱的。但是政府也充分利用了新加坡的优势用更短时间、更小成本来达到防疫效果。
新加坡在疫情发现初期也出现了抢购潮，但是此后平息了不少。（Getty）
比如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保障疫情诊断的通畅、临床医疗资源的充沛，以及用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病人尽快看病。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试剂盒供不应求、发热门诊彻夜排队，湖北医疗系统接近崩溃。但新加坡政府在最快的时间内利用了医疗资源充足的优势，保证疑似患者能尽快得到治疗，避免传播的同时加强人们治愈的信心。
又如新加坡并没选择大规模对居民进行隔离和居家建议，而是把精力用在对每一个确诊病例按照流行病学的标准追逐其传播链，细致到街道和场所，防止聚集性传染。这并不是意味着隔离和居家完全无用，而是说明对新加坡这样国土较小的地区，在不妨碍健康居民生活工作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控制传染是有可能的。
至于不建议民众戴口罩，更多是对医疗系统物资不足的防患于未然。在1月下旬新加坡也曾出现过抢购口罩的现象，政府显然意识到如果疫情爆发，生产能力有限的新加坡很难独立保证口罩供应，而民众佩戴N95级的口罩对防疫并不必要，所以选择优先供应医疗系统。与此同时，政府快速购买高达500万只口罩派发每家每户，安抚民众。
和以上的措施相比，对阻止社区传播显得无力的韩国、为要求封城而爆发医疗系统罢工的香港，以及各地医疗物资被哄抢的情况，实在值得反思。
新加坡卫生部门披露的疫情传播链相当详细，如图是新加坡基督生命堂聚集性传染的传播链。（新加坡卫生部官网截图）
第三，信息披露透明而详尽。新加坡政府的卫生部每天更新数条最新的疫情情况，不仅是病例数字和防疫措施的公布，还对以上提到的病例传播链条分析全部披露，让人们对聚集性病例有彻底的了解。政府14个部门都在官网都披露了相关指导文件，和卫生部的措施相配合，涉及到各个行业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目了然。李显龙说“恐惧比病毒更有杀伤力”，这种透明的程度也避免了恐慌带来的麻烦。
体制完备是真正后盾
科学有效的防疫策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终得益于新加坡相关体制乃至政府效率的优势。
新加坡在“非典”（SARS）之后建立的防疫员DORSCON机制，把疫情警报级别分为4档，此次疫情从黄色警报到橙色警报，给政府的防御措施、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和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措施详细指导，是所有措施的制度基础。
在医疗体系，类似于中国“发热门诊”的公共卫生对应诊所（PHPC）系统，在新加坡有873个接收点，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
另外，强大的执法体系保证了政府措施的执行，也维持了政府向民众传达信息的通畅，当然这也建立在行政部门本身具有公信力的基础上。
李显龙和各个部门官员轮番对公众讲话，事无巨细的辟谣，不厌其烦地呼吁无需囤货抢购。这些讲话符合新冠肺炎的实情，既没有煽动恐慌情绪，也不回避最坏的情况，对防止哄抢物资的行为效果明显，这种行政效率恐怕大部分国家都望尘莫及。
新加坡以“技术官僚治国”（technocracy）著称，这次疫情的测试，让外界看到其政府的确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是防疫思路尊重科学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各国政府最需要汲取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