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在靠近台湾金门岛的福建省福州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海军战舰在举行军演时开火。（2023年4月8日）
华盛顿 —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星期四（6月13日）针对中国是否在为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举办听证。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为台海冲突以及与美国正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需要从军事、金融、能源、粮食等多个领域加强搜集和监视中国的储备能力和战争动员的变化情况。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克里夫·西姆斯(Cliff Sims)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要敢于斗争，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意在为冲突做准备，提高战时动员军事和民事资源的能力。”
他指出，中国动员能力的提高，对于中国破坏和平的最严重威胁--军事入侵台湾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各军方和情报领导人对解放军何时做好参战准备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说，最早可能在明年。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时刻。随着中国能力的不断提高，以满足习近平所宣称的承诺，让台湾与大陆统一。如果胁迫和威胁失败的话，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西姆斯说。
习近平正在积极备战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四月份在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和卫勤保障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去年五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加布·柯林斯（Gabe Collins）在作证时指出，习近平担心的极端情况就是“战争”，中国已经做好了必要时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准备。
“用美式足球来打个比方，中国人吃得很好，他们在举重，他们在跑步，他们在测试护垫和头盔等所有东西的感觉。但美中是否已经到了进行现场全接触的混战阶段？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确实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走上球场，用擒抱把对方连人带球摔倒，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想，至少从中国的核心目标上来，那就是拥有并可以使用这种（对抗）能力。”
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认为，极端情况可能是指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台海小型冲突，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而导致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制裁。
“我确实认为中国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在我看来，中国正试图并专注于降低自身的脆弱性，而不是积极发动战争。”她说。
中国福建省平潭岛上的游客在观看中国军队在台湾附近举行的实弹军演。（2022年8月4日）
中国在攻台前会释放的可能信号
曾经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同一天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汲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一旦决定侵台，第一步就是发动全面战争。
博明说：“如果习近平动用军事力量，他可能会直接全面出击，试图征服台湾，完全吞并台湾，而不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步骤。”
上个月，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作出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之后，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突然发动陆海空和火箭军部队的大规模演习。赖清德在5月30日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问中除了强调北京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外，还指出他在就职演说中令北京强烈不满的有关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就是事实。
被问及中国在攻打台湾之前可能会有何种迹象，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马（Lauri Paltemaa）在听证会上表示：“从叙事和宣传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对台湾族群的妖魔化，因为（战争中）会有大量平民死亡。”
他指出，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中国的宣传论调就发生了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仍有对话的机会。中国仍然在尝试与台湾的政治势力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其实现目标。他说，一旦中国觉得对话尝试结束，觉得所有途径都尝试过，外界就有可能看到叙事的改变，看到他们妖魔化那些可能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
另外，帕尔特马指出，中国会加强对普通民众的应急培训，包括如何疏散、避难和进行急救，特别是在靠近台湾的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份。
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卡特·古德温（Carte Goodwin）指出，跟踪中国食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变化，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预警信号。他说：“储备和生产的急剧转变是一个国家采取重大行动的长期历史指标。”
古德温说：“除了努力减少需求外，中国还在继续努力实现自力更生。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中国库存和资源使用的变化可能是危机即将来临的重要信号。”
他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美国情报界曾经成立了一个监视委员会，跟踪苏联的战略储备、审查一系列经济指标并监控其异常活动，以提供苏联敌对行动的早期预警。
古德温指出，尽管中国数十年来一直为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进行努力，但中国在发动战争方面还存在多种内部局限：有限的可耕地、停滞的生产力增长和环境挑战都限制了北京养活14亿人口的能力。此外，他说，中国的能源消耗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依赖进口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这三者加起来约占其一次能源使用量的 80%。
“对于北京的决策者来说，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尤其令人担忧。石油对工业和作战系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石油供应的长期中断可能是灾难。” 古德温说。中国官员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储存粮食和能源。他说，中国储存和资源的使用辩护可能是危机来临的重要信号。
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柯林斯认为，北京在打仗前的警告信号可能会包括：地上原油储存利用率提高，建造更多的地下原油储存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或中亚的新陆上输油管道或扩建现有输油管道，台湾 500 英里范围内的成品油储备库的活动增加，煤炭库存量超过过去 3 - 5 年的平均水平等等。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姆斯说，美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为冲突所做的准备，并能够辨别中国将何时准备采取行动。
“了解中国的弱点和实力将增强美国领导人做出的明智决策的能力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因为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如果中国无端做出不公正和不明智的决定来破坏和平，美国必须有能力获胜。”他说。
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诺吉·科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则分析认为，潜在的外部冲突加上恶化的内部挑战，使中国当局从2017年到2022年对其安全环境的战略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说：“这种重新评估来自内部挑战的增加，包括（社会）对党合法性和其经济政策的质疑，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以及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诺吉·科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在听证会上表示，潜在的外部冲突加上恶化的内部挑战，使中国当局从2017年到2022年对其安全环境的战略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视频截图/美国国会官网）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问题专家卡佳·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安全优先于发展，这与其前任的政策截然不同。
“习近平试图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但核心是安全第一。”她说：“我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一项战略努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德林豪森指出，最为显著的副作用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和公众对中国的信心持续受挫。
过去十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不断发展，特别是法律改革、机构变革和公众动员。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马（Lauri Paltemaa）在听证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为中国当局实践大规模社会动员提供了机会，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准军事结构的集中应急管理系统。
而就中国为潜在的台海冲突所做的准备而言，科瓦拉马尼表示：“从叙事和宣传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台湾人群的妖魔化。……人们很可能会意识到平民生命将遭受巨大损失。”
德林豪森补充说，除了官方宣传口径，中国开展的基层国家安全运动、培训和测验，均旨在让中国人民为艰难时期做好准备。
帕尔特马则强调应加强监测地方层面的应急管理准备工作，尤其是在福建和广东等紧邻台湾的地区。“如果这种应急管理言论开始更多地讨论外部威胁或敌人，这将是一个关键指标。”
资料照：在靠近台湾金门岛的福建省福州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海军战舰在举行军演时开火。（2023年4月8日）
华盛顿 —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星期四（6月13日）针对中国是否在为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举办听证。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为台海冲突以及与美国正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需要从军事、金融、能源、粮食等多个领域加强搜集和监视中国的储备能力和战争动员的变化情况。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克里夫·西姆斯(Cliff Sims)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敦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要敢于斗争，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意在为冲突做准备，提高战时动员军事和民事资源的能力。”
他指出，中国动员能力的提高，对于中国破坏和平的最严重威胁--军事入侵台湾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各军方和情报领导人对解放军何时做好参战准备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说，最早可能在明年。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危险的时刻。随着中国能力的不断提高，以满足习近平所宣称的承诺，让台湾与大陆统一。如果胁迫和威胁失败的话，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西姆斯说。
习近平正在积极备战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四月份在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和卫勤保障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去年五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加布·柯林斯（Gabe Collins）在作证时指出，习近平担心的极端情况就是“战争”，中国已经做好了必要时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准备。
“用美式足球来打个比方，中国人吃得很好，他们在举重，他们在跑步，他们在测试护垫和头盔等所有东西的感觉。但美中是否已经到了进行现场全接触的混战阶段？我不这么认为。但中国确实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走上球场，用擒抱把对方连人带球摔倒，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想，至少从中国的核心目标上来，那就是拥有并可以使用这种（对抗）能力。”
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认为，极端情况可能是指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台海小型冲突，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而导致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制裁。
“我确实认为中国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在我看来，中国正试图并专注于降低自身的脆弱性，而不是积极发动战争。”她说。
中国福建省平潭岛上的游客在观看中国军队在台湾附近举行的实弹军演。（2022年8月4日）
中国在攻台前会释放的可能信号
曾经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同一天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汲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一旦决定侵台，第一步就是发动全面战争。
博明说：“如果习近平动用军事力量，他可能会直接全面出击，试图征服台湾，完全吞并台湾，而不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步骤。”
上个月，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作出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之后，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突然发动陆海空和火箭军部队的大规模演习。赖清德在5月30日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问中除了强调北京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外，还指出他在就职演说中令北京强烈不满的有关两岸互不隶属的表述就是事实。
被问及中国在攻打台湾之前可能会有何种迹象，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马（Lauri Paltemaa）在听证会上表示：“从叙事和宣传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对台湾族群的妖魔化，因为（战争中）会有大量平民死亡。”
他指出，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中国的宣传论调就发生了变化，但到目前为止，仍有对话的机会。中国仍然在尝试与台湾的政治势力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其实现目标。他说，一旦中国觉得对话尝试结束，觉得所有途径都尝试过，外界就有可能看到叙事的改变，看到他们妖魔化那些可能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
另外，帕尔特马指出，中国会加强对普通民众的应急培训，包括如何疏散、避难和进行急救，特别是在靠近台湾的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份。
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卡特·古德温（Carte Goodwin）指出，跟踪中国食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变化，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预警信号。他说：“储备和生产的急剧转变是一个国家采取重大行动的长期历史指标。”
古德温说：“除了努力减少需求外，中国还在继续努力实现自力更生。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中国库存和资源使用的变化可能是危机即将来临的重要信号。”
他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美国情报界曾经成立了一个监视委员会，跟踪苏联的战略储备、审查一系列经济指标并监控其异常活动，以提供苏联敌对行动的早期预警。
古德温指出，尽管中国数十年来一直为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进行努力，但中国在发动战争方面还存在多种内部局限：有限的可耕地、停滞的生产力增长和环境挑战都限制了北京养活14亿人口的能力。此外，他说，中国的能源消耗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依赖进口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这三者加起来约占其一次能源使用量的 80%。
“对于北京的决策者来说，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尤其令人担忧。石油对工业和作战系统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石油供应的长期中断可能是灾难。” 古德温说。中国官员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储存粮食和能源。他说，中国储存和资源的使用辩护可能是危机来临的重要信号。
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柯林斯认为，北京在打仗前的警告信号可能会包括：地上原油储存利用率提高，建造更多的地下原油储存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或中亚的新陆上输油管道或扩建现有输油管道，台湾 500 英里范围内的成品油储备库的活动增加，煤炭库存量超过过去 3 - 5 年的平均水平等等。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姆斯说，美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为冲突所做的准备，并能够辨别中国将何时准备采取行动。
“了解中国的弱点和实力将增强美国领导人做出的明智决策的能力以促进和平与繁荣因为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如果中国无端做出不公正和不明智的决定来破坏和平，美国必须有能力获胜。”他说。
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诺吉·科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则分析认为，潜在的外部冲突加上恶化的内部挑战，使中国当局从2017年到2022年对其安全环境的战略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说：“这种重新评估来自内部挑战的增加，包括（社会）对党合法性和其经济政策的质疑，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以及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诺吉·科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在听证会上表示，潜在的外部冲突加上恶化的内部挑战，使中国当局从2017年到2022年对其安全环境的战略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视频截图/美国国会官网）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问题专家卡佳·德林豪森（Katja Drinhausen）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目前安全优先于发展，这与其前任的政策截然不同。
“习近平试图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但核心是安全第一。”她说：“我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一项战略努力，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德林豪森指出，最为显著的副作用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和公众对中国的信心持续受挫。
过去十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不断发展，特别是法律改革、机构变革和公众动员。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劳里·帕尔特马（Lauri Paltemaa）在听证会上表示，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为中国当局实践大规模社会动员提供了机会，中国的目标是建立准军事结构的集中应急管理系统。
而就中国为潜在的台海冲突所做的准备而言，科瓦拉马尼表示：“从叙事和宣传角度来看，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台湾人群的妖魔化。……人们很可能会意识到平民生命将遭受巨大损失。”
德林豪森补充说，除了官方宣传口径，中国开展的基层国家安全运动、培训和测验，均旨在让中国人民为艰难时期做好准备。
帕尔特马则强调应加强监测地方层面的应急管理准备工作，尤其是在福建和广东等紧邻台湾的地区。“如果这种应急管理言论开始更多地讨论外部威胁或敌人，这将是一个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