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过去的这个周末，当20国集团的总统和总理们在罗马会面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在其中。预计他也不会出席本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谈判，这次谈判将中国遏制碳排放的承诺视为帮助缓解气候变化最糟糕后果的关键。习近平尚未与拜登本人会晤，而且两人短期内似乎也不会见面。 习近平已有21个月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时间还在继续增加。 习近平不出国的表面原因看来是疫情，尽管官员没有明确地这么说。这一考量也强化了中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一个深层次转变。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再觉得必须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或者只是看起来在合作——除非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条件。 尽管如此，习近平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缺席，已令中国将自己置于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野心变得复杂。这发生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急剧恶化的同时，有些人认为这是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 相反，中国已转向闭关自守，官员们的注意力都在保护习近平的健康以及国内政治的勾心斗角上，包括定于明年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预计他将在会上宣称再担任五年的国家领导人。结果是，面对面外交的优先级与习近平刚担任国家领导人时相比已经下降。 “中国现在有一种草木皆兵的心态，”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跟踪中国情况的诺亚·巴金（Noah Barkin）说。 习近平的退却已让他失去了亲自出面扭转中国持续下降的声誉的机会，同时中国还面临着贸易紧张关系加剧、台湾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不到一年前，习近平曾为与欧盟达成一项投资协议做出让步，这部分是为了削弱美国，却眼看着协议因政治制裁的摩擦受阻。那之后，北京没有接受让习近平今年在欧洲与欧盟领导人会面的邀请。 “这排除或减少了最高领导层进行接触的机会，”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分析师海伦娜·拉加达（Helena Legarda）在提到习近平不出国时说。“从外交上讲，”她补充说，面对面的会晤对“试图解决和克服任何协议谈判中遗留下来的障碍或尝试缓解紧张关系，通常非常重要”。 习近平的缺席也减弱了人们对罗马和格拉斯哥会议能就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最紧迫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和应对全球变暖——取得有意义进展的希望。 正在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拜登曾想找机会在会议间隙与习近平见面。这与拜登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一致，尽管两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冲突。不过，这两位领导人只同意在年底前举行一次“网上峰会”，具体日期尚未公布。 “拜登与习近平主席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是有代价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说，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管。 仅在五年前，习近平曾在达沃斯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把自己描述为世界多边秩序的维护者，当时，川普总统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将美国撤下了国际舞台。但蹲守在中国境内很难扮演这个角色。中国为了防范新冠疫情，基本上关闭了边境。 “习近平如果出国的话，回国后，他要么需要遵守新冠的防疫规定，要么会冒受批评的风险，因为他让自己凌驾于其他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定之上，”何瑞恩说。 习近平政府并没有放弃外交。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中国和俄罗斯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一直起主导作用。习近平还与包括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举行过几次视频会议，本周还将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举行视频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罗马的会议，习近平将通过视频发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所说的“重要讲话”。 在拜登提出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应对中国挑战的时候，习近平也在寻求建立自己的伙伴关系，包括与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反对他眼里的西方的道貌岸然。 “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而言，我不认为习近平不出访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分析师牛犇（Neil Thomas）说。他指出，习近平本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进行了外交通话。 “这比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从乔·拜登那里得到的时间多多了，”牛犇说。 尽管如此，习近平停止出访的做法仍惹人注意，尤其是与他曾保持的频繁节奏相比。他最后一次出国是2020年1月对缅甸的访问，就在出访的几天前，他下令对新冠病毒发源地武汉市进行封城。 习近平也没有接待多少外国官员。在武汉封城后的几周里，习近平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及柬埔寨和蒙古的领导人，但他最后一次已知的与外国官员见面是2020年3月，他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Arif Alvi）。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把他们繁忙的海外访问日程，尤其是去较贫穷国家访问的意愿作为卖点。根据牛犇的研究，疫情之前，习近平已成为首位年均出访次数超过美国总统的中国领导人。 据牛犇估计，在疫情暴发前的几年里，习近平平均每年访问14个国家，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时间为34天。这明显超过了奥巴马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25天和川普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23天。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一家中共媒体2019年底转发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习近平抛弃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个温和参与者的观念——用他的前任邓小平的名言来说就是“韬光隐晦”，在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正试图通过视频会议来投射中国充满自信的雄心勃勃的新形象。 他这样做的同时，中国的许多政策、新冠病毒的起源、在香港、西藏和新疆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中国对台湾越来越不详的警告，正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许多主要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急剧恶化。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习近平不再出访发生在国内民族主义气氛日益高涨的同时，这似乎排除了重大合作或妥协的可能。 “他不再觉得他需要国际支持，因为他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支持，或者说有那么多的控制，”史宗瀚说。“取悦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总体努力现在不像他第一个任期时那么大。” 罗马和格拉斯哥会议的时间安排也与国内会议的准备工作有冲突，而后者显然居于优先地位。中共精英将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这个会议将向习近平的下阶段掌权迈出重要一步。 习近平缺席罗马和格拉斯哥的会议可能会使世界各国错失一个机会，原本它们可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经济复苏问题上更强有力地团结起来。中国代表团本身似乎不太可能拥有在谈判中作出重大妥协的权力。 “有些问题领域有一些合作的希望和一些取得积极成果的希望，”墨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分析师拉加达在提到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时说。“在习近平不出席的情况下，首先不清楚的是，中国人是否有意愿达成这件事。其次，我觉得许多领导人心中的问题是，这难道不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吗？”
11月1日，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过去的这个周末，当20国集团的总统和总理们在罗马会面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在其中。预计他也不会出席本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谈判，这次谈判将中国遏制碳排放的承诺视为帮助缓解气候变化最糟糕后果的关键。习近平尚未与拜登本人会晤，而且两人短期内似乎也不会见面。
习近平已有21个月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时间还在继续增加。
习近平不出国的表面原因看来是疫情，尽管官员没有明确地这么说。这一考量也强化了中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一个深层次转变。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再觉得必须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或者只是看起来在合作——除非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条件。
尽管如此，习近平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缺席，已令中国将自己置于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野心变得复杂。这发生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急剧恶化的同时，有些人认为这是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
相反，中国已转向闭关自守，官员们的注意力都在保护习近平的健康以及国内政治的勾心斗角上，包括定于明年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预计他将在会上宣称再担任五年的国家领导人。结果是，面对面外交的优先级与习近平刚担任国家领导人时相比已经下降。
“中国现在有一种草木皆兵的心态，”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跟踪中国情况的诺亚·巴金（Noah Barkin）说。
习近平的退却已让他失去了亲自出面扭转中国持续下降的声誉的机会，同时中国还面临着贸易紧张关系加剧、台湾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不到一年前，习近平曾为与欧盟达成一项投资协议做出让步，这部分是为了削弱美国，却眼看着协议因政治制裁的摩擦受阻。那之后，北京没有接受让习近平今年在欧洲与欧盟领导人会面的邀请。
“这排除或减少了最高领导层进行接触的机会，”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分析师海伦娜·拉加达（Helena Legarda）在提到习近平不出国时说。“从外交上讲，”她补充说，面对面的会晤对“试图解决和克服任何协议谈判中遗留下来的障碍或尝试缓解紧张关系，通常非常重要”。
习近平的缺席也减弱了人们对罗马和格拉斯哥会议能就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最紧迫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和应对全球变暖——取得有意义进展的希望。
正在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拜登曾想找机会在会议间隙与习近平见面。这与拜登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一致，尽管两国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冲突。不过，这两位领导人只同意在年底前举行一次“网上峰会”，具体日期尚未公布。
“拜登与习近平主席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会晤是有代价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说，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事务主管。
仅在五年前，习近平曾在达沃斯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把自己描述为世界多边秩序的维护者，当时，川普总统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将美国撤下了国际舞台。但蹲守在中国境内很难扮演这个角色。中国为了防范新冠疫情，基本上关闭了边境。
“习近平如果出国的话，回国后，他要么需要遵守新冠的防疫规定，要么会冒受批评的风险，因为他让自己凌驾于其他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定之上，”何瑞恩说。
习近平政府并没有放弃外交。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中国和俄罗斯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一直起主导作用。习近平还与包括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内的欧洲领导人举行过几次视频会议，本周还将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举行视频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罗马的会议，习近平将通过视频发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所说的“重要讲话”。
在拜登提出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应对中国挑战的时候，习近平也在寻求建立自己的伙伴关系，包括与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反对他眼里的西方的道貌岸然。
“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而言，我不认为习近平不出访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分析师牛犇（Neil Thomas）说。他指出，习近平本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进行了外交通话。
“这比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从乔·拜登那里得到的时间多多了，”牛犇说。
尽管如此，习近平停止出访的做法仍惹人注意，尤其是与他曾保持的频繁节奏相比。他最后一次出国是2020年1月对缅甸的访问，就在出访的几天前，他下令对新冠病毒发源地武汉市进行封城。
习近平也没有接待多少外国官员。在武汉封城后的几周里，习近平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以及柬埔寨和蒙古的领导人，但他最后一次已知的与外国官员见面是2020年3月，他在北京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Arif Alvi）。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把他们繁忙的海外访问日程，尤其是去较贫穷国家访问的意愿作为卖点。根据牛犇的研究，疫情之前，习近平已成为首位年均出访次数超过美国总统的中国领导人。
据牛犇估计，在疫情暴发前的几年里，习近平平均每年访问14个国家，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时间为34天。这明显超过了奥巴马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25天和川普平均每年花在国外的23天。
“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一家中共媒体2019年底转发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习近平抛弃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个温和参与者的观念——用他的前任邓小平的名言来说就是“韬光隐晦”，在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正试图通过视频会议来投射中国充满自信的雄心勃勃的新形象。
他这样做的同时，中国的许多政策、新冠病毒的起源、在香港、西藏和新疆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中国对台湾越来越不详的警告，正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中，许多主要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急剧恶化。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习近平不再出访发生在国内民族主义气氛日益高涨的同时，这似乎排除了重大合作或妥协的可能。
“他不再觉得他需要国际支持，因为他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支持，或者说有那么多的控制，”史宗瀚说。“取悦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总体努力现在不像他第一个任期时那么大。”
罗马和格拉斯哥会议的时间安排也与国内会议的准备工作有冲突，而后者显然居于优先地位。中共精英将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这个会议将向习近平的下阶段掌权迈出重要一步。
习近平缺席罗马和格拉斯哥的会议可能会使世界各国错失一个机会，原本它们可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经济复苏问题上更强有力地团结起来。中国代表团本身似乎不太可能拥有在谈判中作出重大妥协的权力。
“有些问题领域有一些合作的希望和一些取得积极成果的希望，”墨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分析师拉加达在提到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时说。“在习近平不出席的情况下，首先不清楚的是，中国人是否有意愿达成这件事。其次，我觉得许多领导人心中的问题是，这难道不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