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国“战狼”式外交的讨论卷土重来。倘若真是一头狼，中国宁做头狼也不做孤狼。
中国“战狼”式外交的讨论再度升温。图为野生动物摄影师John Hyde用六年追拍一匹黑狼。（V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4月16日刊发一篇题为《西方感受中国新式“战狼”外交的挑战》的文章指出，中国“战狼”式外交似乎让西方人感觉到了挑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外交官的语气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好斗。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都在推特上为中国辩护，并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端批评进行了回击。
文章还称，把中国放在顺从位置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要求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中国被认为是“战狼”式外交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实力的变化。当西方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足时，只能采取歇斯底里的流氓式外交，试图维护自己日渐衰弱的尊严。随着西方外交官们的落魄，也让他们尝到了中国 “战狼”的滋味。
而且，随着中国外交越来越体现出人民的利益，他们在外交上也变得更加精明。他们不再满足于宽松的外交口吻。
有人声称，中国正在放弃过去30年来坚持的“韬光养晦”的原则。而“战狼”式的外交风格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只是没有那么含蓄。这个原则背后的逻辑是淡化意识形态矛盾的，集中精力发展，中国的国策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多边合作。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国际化和市场的力量。
美国《纽约时报》4月20日刊文提及到《环球时报》这篇英文报道，并渲染称所谓的“战狼”外交上周获得了《环球时报》的认可。“让中国唯唯诺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该篇英文版文章还宣称，西方外交官已经“体面丧尽”。不过，经记者比对后发现，《纽约时报》中文版的翻译与《环球时报》英文版原文的原意有一定出入。
此文两次提及了中国外交部新晋发言人赵立坚，一次是他否认采取专门针对非洲人的做法，另一次是他驳斥美方的有关中国病毒的阴谋论。文章认为，中国外交官在维护本国形象和攻击他人方面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24日刊文称，CNN引述德国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格欧尔伯格（Mareike Ohlberg）的评论。这位作者在2019年的报告中说，中国把“战狼精神”带入推特是一项长期策略，“中共旨在改变全球关于中国和其他中共关心问题的辩论，让世界舆论更接近中共的立场。意图是逐渐改变对话，增加中共的叙事影响力”。
综上所述，尽管中西方媒体都在讨论着中国“战狼”式外交的回归，但也仅是“战狼”这层外衣说法一致而已，其中的内容截然不同。假如中国真的是一头狼，中国宁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头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险又狡猾的孤狼。这一点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反应便可见端倪。
中国外交并未“战狼化” 只是“战狼回归”
2019年12月11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大使和丹麦法罗群岛政府官员的对话三度发起提问，询问中国大使是否在谈话中提及要求对方使用华为5G，以及中国是否在与法罗群岛洽谈自贸协定。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先表示该提问有事实性错误，而后表示美国高官满世界抹黑中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威胁，在第三次被追问时则反问“谈还是没有谈到华为，你认为有任何区别或实质意义吗？美国官员、大使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中国华为，难道中国大使同其驻在国官员谈合作的时候，就不能提到中国公司的名字吗？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
时光倒回五个月前，在7月3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香港社会运动提及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的表态，并就此征询中方评论时，发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论做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劳的。”
同样是2019年7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推特（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尝试能够成功。玩火的人最终会引火烧身。言尽于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长年度会晤。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有加拿大记者就有关中国人权问题质疑“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现场的中国外长王毅接过话题，怒目回答道：“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对于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外交官的低调谨慎，新一代中国外交官明显正变得愈发敢言。
英国广播电台（BBC）曾于2019年7月17日发文称“中国外交愈趋战狼化”。有人为此眼前一亮，有人则皱眉侧目，但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实。无论是在谈及“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涉港涉台抑或是应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中国的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发言人们正愈发频繁、高调且有骨气地阐述中国立场。
不过与其说中国外交官员愈发“战狼化”，或许更准确的评述是“战狼的回归”，而这还需从中共建制初期讲起。
北京前门煤市街曾经有一个新华饭店，那是一座二层木制的建筑，虽然设施并不十全十美，但在1940年代的北京城里，排场比之更好的也就仅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了。这里也正是1949年新中国外交部设立的报到处。新政权成立后，新政府一个紧要的任务便是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此也急需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人担任驻外官员。问题在于，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决策决定不留用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实上也少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愿意留任。对彼时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异常稀缺。
当时，中共中央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驻外官员所需要的品质是忠诚、刚毅、能断，那么解放军各部队的将军们不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吗？“将军大使搞外交”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奇景。
在那段岁月里，除了曾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诸如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等一众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将军大使。长年在战场上历经真刀明枪和尔虞我诈的将军们，将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大使身份充分运用到了外交战场之上。在那个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相互挞伐的冷战时代，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1955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国家途中，临时决定应邀访问尚未建交的突尼斯，以“求同存异”精神与突方谈定建交问题。图为周恩来（左二）、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右二）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左一）。（中国外交部官网）
起初，面对来自于华府国会的敌意，中国别无选择地归附于苏联阵营，却也在与苏联的交涉中以自己有限的筹码，力求利益最大化。正是第一代中国外交官们不做半点退让的“战狼式”骨气，令周恩来得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台前幕后的斗争，就印度支那反殖民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舌战16国代表，促进区域冲突的缓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提振新政权的国际威望；也是这份坚持，令国家在必要之时不畏于战，在数次战争/战斗的牺牲和战果，乃至“两弹一星”的军事实力突破之基础上，为维护中国独立发展路线而大胆执行反帝国、反修正的“两个拳头出击”，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乃至在那个国力羸弱的时代，取得了与国力不相衬的政治地位，与美苏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当时中国的外交风格是有所让有所不让、以攻为守的。如果说联合国初创时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凭借国军红军百万将士的奋战、千万黎民的牺牲和世界地缘现实所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0年后进入联合国，赢得“五常”地位，凭借的则无疑是建制初期那一代人所浇筑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奔波于亚非拉欧美国家，敢战敢言又有所节制的“将军外交官”们，无疑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角色。
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军事政治外交基础上，“邓时代”的中国人才得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并最终以历史罕见的数十年长足稳定发展，构建了今天富足的综合国力和完善的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与那个阶段“闷声发大财”的宗旨相衬，当时的外交工作也一直是落实“韬光养晦”，暂且搁置与他国逐渐出现的分歧，确保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友好，在既有国际政经框架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需要第二代外交官们收起“战狼”的狼性，展现强大的忍耐力与亲和力，即便发生诸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即使中国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国民批为“没有骨气”，被带有侮辱轻视意义的“送钙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从于彼时的国家发展需求。
因此，当今日人们审视中国外交官，认为其正愈趋“战狼化”，实则是以第二代外交官为标准，认为当代外交官员正偏离既有轨迹。但事实上，中国外交传统一直都有“战狼”传统。而今天的“画风突变”，事实上也是在顺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改变。
正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国“战狼”式外交的讨论卷土重来。倘若真是一头狼，中国宁做头狼也不做孤狼。
中国“战狼”式外交的讨论再度升温。图为野生动物摄影师John Hyde用六年追拍一匹黑狼。（V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4月16日刊发一篇题为《西方感受中国新式“战狼”外交的挑战》的文章指出，中国“战狼”式外交似乎让西方人感觉到了挑战。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外交官的语气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好斗。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华春莹都在推特上为中国辩护，并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端批评进行了回击。
文章还称，把中国放在顺从位置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要求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中国被认为是“战狼”式外交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实力的变化。当西方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足时，只能采取歇斯底里的流氓式外交，试图维护自己日渐衰弱的尊严。随着西方外交官们的落魄，也让他们尝到了中国 “战狼”的滋味。
而且，随着中国外交越来越体现出人民的利益，他们在外交上也变得更加精明。他们不再满足于宽松的外交口吻。
有人声称，中国正在放弃过去30年来坚持的“韬光养晦”的原则。而“战狼”式的外交风格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只是没有那么含蓄。这个原则背后的逻辑是淡化意识形态矛盾的，集中精力发展，中国的国策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中国拥抱全球化，拥抱多边合作。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国际化和市场的力量。
美国《纽约时报》4月20日刊文提及到《环球时报》这篇英文报道，并渲染称所谓的“战狼”外交上周获得了《环球时报》的认可。“让中国唯唯诺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该篇英文版文章还宣称，西方外交官已经“体面丧尽”。不过，经记者比对后发现，《纽约时报》中文版的翻译与《环球时报》英文版原文的原意有一定出入。
此文两次提及了中国外交部新晋发言人赵立坚，一次是他否认采取专门针对非洲人的做法，另一次是他驳斥美方的有关中国病毒的阴谋论。文章认为，中国外交官在维护本国形象和攻击他人方面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24日刊文称，CNN引述德国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格欧尔伯格（Mareike Ohlberg）的评论。这位作者在2019年的报告中说，中国把“战狼精神”带入推特是一项长期策略，“中共旨在改变全球关于中国和其他中共关心问题的辩论，让世界舆论更接近中共的立场。意图是逐渐改变对话，增加中共的叙事影响力”。
综上所述，尽管中西方媒体都在讨论着中国“战狼”式外交的回归，但也仅是“战狼”这层外衣说法一致而已，其中的内容截然不同。假如中国真的是一头狼，中国宁可做狼群核心角色的头狼，而不做被孤立出狼群危险又狡猾的孤狼。这一点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反应便可见端倪。
中国外交并未“战狼化” 只是“战狼回归”
2019年12月11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大使和丹麦法罗群岛政府官员的对话三度发起提问，询问中国大使是否在谈话中提及要求对方使用华为5G，以及中国是否在与法罗群岛洽谈自贸协定。对此，发言人华春莹先表示该提问有事实性错误，而后表示美国高官满世界抹黑中国企业才是真正的威胁，在第三次被追问时则反问“谈还是没有谈到华为，你认为有任何区别或实质意义吗？美国官员、大使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中国华为，难道中国大使同其驻在国官员谈合作的时候，就不能提到中国公司的名字吗？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还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可以满世界抹黑、攻击、打压中国，而我们连名字都不可以提，更不能还嘴，你认为是这样吗？我告诉你，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责任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利。”
时光倒回五个月前，在7月3日的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当有记者就香港社会运动提及英国外交大臣亨特（Jeremy Hunt）“英国支持香港居民捍卫英方为其争取来的自由，希望所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将抗议中的破坏行为作为镇压的借口”的表态，并就此征询中方评论时，发言人耿爽答道：“我已经连续两天就亨特先生的涉港言论做出回应，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但是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我们希望英方，特别是亨特先生不要再自不量力，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这注定是徒劳的。”
同样是2019年7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推特（Twitter）上以英文直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分裂中国的尝试能够成功。玩火的人最终会引火烧身。言尽于此。”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2016年6月的中加外交部长年度会晤。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有加拿大记者就有关中国人权问题质疑“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现场的中国外长王毅接过话题，怒目回答道：“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相对于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外交官的低调谨慎，新一代中国外交官明显正变得愈发敢言。
英国广播电台（BBC）曾于2019年7月17日发文称“中国外交愈趋战狼化”。有人为此眼前一亮，有人则皱眉侧目，但这就是正在上演的事实。无论是在谈及“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涉港涉台抑或是应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中国的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发言人们正愈发频繁、高调且有骨气地阐述中国立场。
不过与其说中国外交官员愈发“战狼化”，或许更准确的评述是“战狼的回归”，而这还需从中共建制初期讲起。
北京前门煤市街曾经有一个新华饭店，那是一座二层木制的建筑，虽然设施并不十全十美，但在1940年代的北京城里，排场比之更好的也就仅有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了。这里也正是1949年新中国外交部设立的报到处。新政权成立后，新政府一个紧要的任务便是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此也急需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经历的人担任驻外官员。问题在于，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决策决定不留用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事实上也少有原国民政府外交官愿意留任。对彼时的中共而言，外交人才异常稀缺。
当时，中共中央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驻外官员所需要的品质是忠诚、刚毅、能断，那么解放军各部队的将军们不正好符合这些要求吗？“将军大使搞外交”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的奇景。
在那段岁月里，除了曾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元帅外交家”的陈毅，诸如袁仲贤（三野八兵团政委）、黄镇（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姬鹏飞（三野九兵团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等一众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将军大使。长年在战场上历经真刀明枪和尔虞我诈的将军们，将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大使身份充分运用到了外交战场之上。在那个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相互挞伐的冷战时代，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1955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国家途中，临时决定应邀访问尚未建交的突尼斯，以“求同存异”精神与突方谈定建交问题。图为周恩来（左二）、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右二）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左一）。（中国外交部官网）
起初，面对来自于华府国会的敌意，中国别无选择地归附于苏联阵营，却也在与苏联的交涉中以自己有限的筹码，力求利益最大化。正是第一代中国外交官们不做半点退让的“战狼式”骨气，令周恩来得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通过台前幕后的斗争，就印度支那反殖民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舌战16国代表，促进区域冲突的缓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提振新政权的国际威望；也是这份坚持，令国家在必要之时不畏于战，在数次战争/战斗的牺牲和战果，乃至“两弹一星”的军事实力突破之基础上，为维护中国独立发展路线而大胆执行反帝国、反修正的“两个拳头出击”，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乃至在那个国力羸弱的时代，取得了与国力不相衬的政治地位，与美苏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
当时中国的外交风格是有所让有所不让、以攻为守的。如果说联合国初创时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凭借国军红军百万将士的奋战、千万黎民的牺牲和世界地缘现实所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0年后进入联合国，赢得“五常”地位，凭借的则无疑是建制初期那一代人所浇筑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而奔波于亚非拉欧美国家，敢战敢言又有所节制的“将军外交官”们，无疑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角色。
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军事政治外交基础上，“邓时代”的中国人才得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并最终以历史罕见的数十年长足稳定发展，构建了今天富足的综合国力和完善的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与那个阶段“闷声发大财”的宗旨相衬，当时的外交工作也一直是落实“韬光养晦”，暂且搁置与他国逐渐出现的分歧，确保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友好，在既有国际政经框架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需要第二代外交官们收起“战狼”的狼性，展现强大的忍耐力与亲和力，即便发生诸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即使中国外交官因此被激昂的国民批为“没有骨气”，被带有侮辱轻视意义的“送钙片”，那一代外交人的工作也一直服从于彼时的国家发展需求。
因此，当今日人们审视中国外交官，认为其正愈趋“战狼化”，实则是以第二代外交官为标准，认为当代外交官员正偏离既有轨迹。但事实上，中国外交传统一直都有“战狼”传统。而今天的“画风突变”，事实上也是在顺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