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崖山海战
对剧烈的“唐宋变革”之际兴亡盛衰经验教训的错误总结，叠加了对千余年小农模式传统的强大依赖，才导致了后来中国历史曲线的下行。
“崖山之后无中国”，是现代中国人在思考自身历史时很容易遭遇到的一声叹息。它如此地扎心、有力、决绝，故而令人一见难忘。
01
这句来自历史深处的沉痛谶语在现实政治的话语中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它经常遭到冠冕堂皇的驳斥。
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这句话的正统回应是这样的：所谓“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连续的文明共同体。数千年以来，它一直是多元而丰富的，从未停止过对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融合。元朝取代宋朝，是中国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因此，无论崖山之前还是之后，都是中国！甚至还可以说，崖山之后，中国在疆域上更广阔，在文化上更博大了。
这种话语充满正能量，铿锵而不容辩驳。但问题在于，它是将一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代历史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的“现代政治语境”中，多少有些削足适履之嫌，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事实上，那些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人，是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而所谓“中华文明”，是有其清晰定义的，其外延和内涵都是有限的、特定的。
简单举例来说吧，我们共同认同的古代“中华”，经济上是一个农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文明；政治上，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式政治实体，而不是分治的封建、城邦或部落体制；文化上，上层统治精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士大夫及民间辅之以释、道等作为多元补充，是“拼盘式”的，而不是欧洲和中东那种一神教信仰之下的逻辑上高度自洽的单一有机整体……
而 “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个论断想要表达的主旨则是：这样一个延展演化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宋亡以后就中断了。这里的“中国”二字，更确切地应该是“华夏”，它指的不是一块特定土地上的特定人群，而是一种特定的文明传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五千年来，埃及这片地方和这个社会一直都存在于世，但法老时代的古埃及、希腊化托勒密时代的埃及王国、罗马-拜占庭帝国时代的埃及行省，与阿拉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埃及行省和现代的埃及共和国……并不是一回事。
说这个对比不甚恰当，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不断的一个文明，其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另外，任何文明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在与外来文明的接触中不断融合演化，这的确也是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夷夏之防”也一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古人并不在乎人种与民族，但非常在乎文明：它有高下之分，有夷夏之别。“以夏变夷”，就是用当时先进的中原文明去开化周边的蛮荒社会；而反过来，“以夷变夏”，则是中原文明社会的重新野蛮化。“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拿“崖山前后都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叙事来回应“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古代文明叙事，基本上是鸡同鸭讲。
02
我一点也不想讳言自己的观点，个人认为，宋亡以后，中华文明的确是进入了一条下行曲线。随着历史的推移，它最好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
如果对中西历史曲线作一对比，情况就更加触目惊心：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与西欧的大分野都发生在宋亡以后的那几个世纪里：中国从鼎盛开始缓慢衰落，而西欧则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进入“现代腾飞”。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通过核算各国长时期GDP，比较了中国和欧洲自公元初年到1700年期间的经济表现。
他发现，宋代以前中国的人均GDP长期维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公元1世纪初，也就是欧洲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欧洲的人均GDP要略高于中国。但到公元1000年，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当时正值五代入宋的中国却展开了一段长程的经济扩张。两宋时期人均收入显著提高了约1/3，达到600美元。此后，自13世纪末宋亡直到18世纪初，即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直至启蒙运动的那几百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欧洲的人均GDP翻了一倍还要多。此消彼长之下，到170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下降到欧洲的2/3都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第21页，【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3版）。
▲《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故宫博物馆官网）
再往后的两个多世纪，启蒙以降的欧洲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助推下，将中国远远抛在了身后。
再来看文化成就，特别是有客观标准、相对容易横向比较的科技发明方面，结果就尤其明显。现代有人精辟地总结说：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所有重大贡献全都集中在500年以前。更确切地说，都集中在元朝以前，也就是700年以前。
英国学者李约瑟便敏锐地抓到了这一点，在他那部令几代中国人沾沾自喜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写道：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从公元初到16世纪的1500年里中国与欧洲的科技进步曲线，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唐宋近700年，特别是宋代300多年，是中国在科技上领先西欧最大的一段时期。之后，情况就完全反转了。
就此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个人还想加强语气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衰落，正是始于宋亡。
03
就我目力所及，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他在《宋论》的最后总结部分深刻地写道：“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船山先生无比痛心疾首地追问并呐喊：“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呜呼！天不可问，谁为为之而令至此极乎？”（王夫之：《宋论》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兴帝》）
无独有偶，同时代的顾炎武也做出过“亡国”与“亡天下”的思考与分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只是亭林先生没有特别说宋朝。连同梨洲先生黄宗羲，“三大家”都亲身经历了宋亡之后又一次“以夷变夏”的天崩地裂。这让他们跳出一朝一姓的王朝视野，开始将华夏文明视作一个整体来审视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从而获得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崭新认识。
然而，“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因其武断粗暴而有力，也因此而极容易造成一种简单化的认识：似乎导致后世“无中国（华）”的原因，或至少主要原因，是异族的入侵和统治。这种观点还很容易为现代才有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挟持，从而发酵出更加复杂和难料的后果。这也是官方为何要坚决反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擎、虞云国、张帆、许纪霖、郭建龙、周思成联袂推荐
公允地说，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固然有很多问题，显然不是什么美好时代，但它不应该对中国后来的落后负有首要责任。蒙古人对中国全境的统治只维持了80多年而已，这么短的时间怎可能对一个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事实上，蒙古统治者也没有做什么。说得极端一点，对于治理国家，蒙古人基本是“山大王”思维，并不把自己当统治者。他们的所谓治国，简单讲就是收取保护费（征税），维持本民族贵族阶层的奢侈开销，然后基本什么也不管，任汉人百姓自生自灭。说到底，他们根本不懂如何去治理一个疆域如此庞大、人口如此众多、文化如此不同的社会。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相对经营时间比较长的东亚大陆，他们还算是建立了自己的直接统治。而在他们的铁骑占领下的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他们奉行的都是代理人统治-纳贡的制度，因为那样最省力，最符合他们的现实需要。当时一共才不到300万的蒙古人，光在人数上，就没有能力统治他们横扫过的从太平洋到日耳曼森林的辽阔土地上的数亿老百姓。
因此，就政府对经济社会采取放任自流这一点而言，我经常对当今中国自诩的“自由主义者”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理想时代其实就是元朝！
04
我还想进一步做点纠错，元朝时的中国，与现代人的普遍想象很不同。当时的社会自由开放；城市工商业维持了宋代已经形成的繁荣；特别是，由于以武力打通了整个欧亚大陆桥，蒙古治下的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以前最波澜壮阔的一轮全球化大潮，元代的对外贸易在规模上超越宋朝，达到了王朝史上的顶峰……
蒙古统治一百年的真正问题在于，让自秦汉发展累积到宋代已经十分成熟的那套高度复杂、精细、文明的政治制度粗鄙化和野蛮化了。这种政治文化的显著退化，给后世打开了一个向下滑坡的窗口。
不过总体上看，这些都局限于顶端政治领域，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很有限。蒙古统治之下的元朝对中华文明基本没啥建树是真的，但真要说有多大破坏，也说不上来。话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被蒙古短暂征服过，他们后来不都没有“亡天下”？蒙古征服的直接作用，是以外力按下了强制性的“终止键”，打断了原本自然演化的中华文明。
如果承认宋亡以后中华文明遭到了重大破坏，那么主要原因要到明清两代去找，它俩加起来可是将近550年啊！蒙古人的短暂统治终结以后，中华文明是接续唐宋，沿着短暂中断的既有轨道演化发展，还是彻底改变航程，这主要取决于后人。
不幸的是，取代元朝的明朝，即使不是2000年王朝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朝代，也一定是最没有可取之处的一个朝代。明朝创建者、太祖朱元璋自称“得国最正”，放到古代儒家的道德主义政治哲学中看，或许不无道理。
图/网络
也正因为“得国最正”，他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的这片华夏江山，可以自由书写的空间非常大。他拥有比“得国不正”的宋太祖赵匡胤大得多的自主发挥权力，但他做出的几乎所有抉择，无一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负面遗产。
通过对传统政府构架的大规模重组，明朝成功地将历来都有很大独立性的政府改造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秘书和仆从，从而在制度上把传统的皇权专制独裁推进到了极致。
在经济上，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明太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虔诚热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模式的一位统治者，而且他有能力将重农抑商的古老教条不折不扣地推行下去。他不但敌视城市，敌视工商业，还敌视一切流动——不管是人的流动，还是钱和货物的流动。
后来的清朝照搬了明朝的那套高压、内向、静态的抑制性治理模式，并将它进一步完善，我认为这才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更要命的是，这两个朝代时间很长，而且很不走运，还正好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现代崛起处在同一时间段。这就注定了近代中国的悲剧。
因此，我的答案是：对剧烈的“唐宋变革”之际兴亡盛衰经验教训的错误总结，叠加了对千余年小农模式传统的强大依赖，才导致了后来中国历史曲线的下行。这是我在去年底出版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
05
回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我想在本文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第一，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但其中的道理可能不像你以为的那样。
在自己的时代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王夫之，在《宋论》的结尾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尾巴：
天地之气，五百余年而必复。周亡而天下一，宋兴而割据绝。后有起者，鉴于斯以立国，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义以奠其维。斯则继轩辕、大禹而允为天地之肖子也夫！（王夫之：《宋论》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兴帝》）
这话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另一位现代大师的另一段名言，它传播更广，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在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而作之序中写下的那段“盖棺定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历史长河昼夜流逝。崖山之役至于今日，已过去700多年；而船山先生的时代到今天，也已经过去了400年。
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崖山海战
对剧烈的“唐宋变革”之际兴亡盛衰经验教训的错误总结，叠加了对千余年小农模式传统的强大依赖，才导致了后来中国历史曲线的下行。
“崖山之后无中国”，是现代中国人在思考自身历史时很容易遭遇到的一声叹息。它如此地扎心、有力、决绝，故而令人一见难忘。
01
这句来自历史深处的沉痛谶语在现实政治的话语中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它经常遭到冠冕堂皇的驳斥。
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这句话的正统回应是这样的：所谓“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连续的文明共同体。数千年以来，它一直是多元而丰富的，从未停止过对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融合。元朝取代宋朝，是中国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因此，无论崖山之前还是之后，都是中国！甚至还可以说，崖山之后，中国在疆域上更广阔，在文化上更博大了。
这种话语充满正能量，铿锵而不容辩驳。但问题在于，它是将一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代历史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的“现代政治语境”中，多少有些削足适履之嫌，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
事实上，那些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人，是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的。而所谓“中华文明”，是有其清晰定义的，其外延和内涵都是有限的、特定的。
简单举例来说吧，我们共同认同的古代“中华”，经济上是一个农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文明；政治上，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式政治实体，而不是分治的封建、城邦或部落体制；文化上，上层统治精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士大夫及民间辅之以释、道等作为多元补充，是“拼盘式”的，而不是欧洲和中东那种一神教信仰之下的逻辑上高度自洽的单一有机整体……
而 “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个论断想要表达的主旨则是：这样一个延展演化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宋亡以后就中断了。这里的“中国”二字，更确切地应该是“华夏”，它指的不是一块特定土地上的特定人群，而是一种特定的文明传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五千年来，埃及这片地方和这个社会一直都存在于世，但法老时代的古埃及、希腊化托勒密时代的埃及王国、罗马-拜占庭帝国时代的埃及行省，与阿拉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埃及行省和现代的埃及共和国……并不是一回事。
说这个对比不甚恰当，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不断的一个文明，其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另外，任何文明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在与外来文明的接触中不断融合演化，这的确也是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夷夏之防”也一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古人并不在乎人种与民族，但非常在乎文明：它有高下之分，有夷夏之别。“以夏变夷”，就是用当时先进的中原文明去开化周边的蛮荒社会；而反过来，“以夷变夏”，则是中原文明社会的重新野蛮化。“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拿“崖山前后都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叙事来回应“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古代文明叙事，基本上是鸡同鸭讲。
02
我一点也不想讳言自己的观点，个人认为，宋亡以后，中华文明的确是进入了一条下行曲线。随着历史的推移，它最好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
如果对中西历史曲线作一对比，情况就更加触目惊心：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与西欧的大分野都发生在宋亡以后的那几个世纪里：中国从鼎盛开始缓慢衰落，而西欧则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进入“现代腾飞”。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通过核算各国长时期GDP，比较了中国和欧洲自公元初年到1700年期间的经济表现。
他发现，宋代以前中国的人均GDP长期维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公元1世纪初，也就是欧洲罗马帝国与中国汉代，欧洲的人均GDP要略高于中国。但到公元1000年，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现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当时正值五代入宋的中国却展开了一段长程的经济扩张。两宋时期人均收入显著提高了约1/3，达到600美元。此后，自13世纪末宋亡直到18世纪初，即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直至启蒙运动的那几百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欧洲的人均GDP翻了一倍还要多。此消彼长之下，到170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下降到欧洲的2/3都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第21页，【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3版）。
▲《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故宫博物馆官网）
再往后的两个多世纪，启蒙以降的欧洲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助推下，将中国远远抛在了身后。
再来看文化成就，特别是有客观标准、相对容易横向比较的科技发明方面，结果就尤其明显。现代有人精辟地总结说：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所有重大贡献全都集中在500年以前。更确切地说，都集中在元朝以前，也就是700年以前。
英国学者李约瑟便敏锐地抓到了这一点，在他那部令几代中国人沾沾自喜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写道：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从公元初到16世纪的1500年里中国与欧洲的科技进步曲线，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唐宋近700年，特别是宋代300多年，是中国在科技上领先西欧最大的一段时期。之后，情况就完全反转了。
就此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个人还想加强语气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衰落，正是始于宋亡。
03
就我目力所及，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他在《宋论》的最后总结部分深刻地写道：“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船山先生无比痛心疾首地追问并呐喊：“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呜呼！天不可问，谁为为之而令至此极乎？”（王夫之：《宋论》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兴帝》）
无独有偶，同时代的顾炎武也做出过“亡国”与“亡天下”的思考与分辨：“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只是亭林先生没有特别说宋朝。连同梨洲先生黄宗羲，“三大家”都亲身经历了宋亡之后又一次“以夷变夏”的天崩地裂。这让他们跳出一朝一姓的王朝视野，开始将华夏文明视作一个整体来审视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从而获得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崭新认识。
然而，“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因其武断粗暴而有力，也因此而极容易造成一种简单化的认识：似乎导致后世“无中国（华）”的原因，或至少主要原因，是异族的入侵和统治。这种观点还很容易为现代才有的民族主义叙事所挟持，从而发酵出更加复杂和难料的后果。这也是官方为何要坚决反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擎、虞云国、张帆、许纪霖、郭建龙、周思成联袂推荐
公允地说，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固然有很多问题，显然不是什么美好时代，但它不应该对中国后来的落后负有首要责任。蒙古人对中国全境的统治只维持了80多年而已，这么短的时间怎可能对一个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而且事实上，蒙古统治者也没有做什么。说得极端一点，对于治理国家，蒙古人基本是“山大王”思维，并不把自己当统治者。他们的所谓治国，简单讲就是收取保护费（征税），维持本民族贵族阶层的奢侈开销，然后基本什么也不管，任汉人百姓自生自灭。说到底，他们根本不懂如何去治理一个疆域如此庞大、人口如此众多、文化如此不同的社会。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相对经营时间比较长的东亚大陆，他们还算是建立了自己的直接统治。而在他们的铁骑占领下的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他们奉行的都是代理人统治-纳贡的制度，因为那样最省力，最符合他们的现实需要。当时一共才不到300万的蒙古人，光在人数上，就没有能力统治他们横扫过的从太平洋到日耳曼森林的辽阔土地上的数亿老百姓。
因此，就政府对经济社会采取放任自流这一点而言，我经常对当今中国自诩的“自由主义者”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理想时代其实就是元朝！
04
我还想进一步做点纠错，元朝时的中国，与现代人的普遍想象很不同。当时的社会自由开放；城市工商业维持了宋代已经形成的繁荣；特别是，由于以武力打通了整个欧亚大陆桥，蒙古治下的世界迎来了“大航海时代”以前最波澜壮阔的一轮全球化大潮，元代的对外贸易在规模上超越宋朝，达到了王朝史上的顶峰……
蒙古统治一百年的真正问题在于，让自秦汉发展累积到宋代已经十分成熟的那套高度复杂、精细、文明的政治制度粗鄙化和野蛮化了。这种政治文化的显著退化，给后世打开了一个向下滑坡的窗口。
不过总体上看，这些都局限于顶端政治领域，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很有限。蒙古统治之下的元朝对中华文明基本没啥建树是真的，但真要说有多大破坏，也说不上来。话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都被蒙古短暂征服过，他们后来不都没有“亡天下”？蒙古征服的直接作用，是以外力按下了强制性的“终止键”，打断了原本自然演化的中华文明。
如果承认宋亡以后中华文明遭到了重大破坏，那么主要原因要到明清两代去找，它俩加起来可是将近550年啊！蒙古人的短暂统治终结以后，中华文明是接续唐宋，沿着短暂中断的既有轨道演化发展，还是彻底改变航程，这主要取决于后人。
不幸的是，取代元朝的明朝，即使不是2000年王朝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朝代，也一定是最没有可取之处的一个朝代。明朝创建者、太祖朱元璋自称“得国最正”，放到古代儒家的道德主义政治哲学中看，或许不无道理。
图/网络
也正因为“得国最正”，他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的这片华夏江山，可以自由书写的空间非常大。他拥有比“得国不正”的宋太祖赵匡胤大得多的自主发挥权力，但他做出的几乎所有抉择，无一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负面遗产。
通过对传统政府构架的大规模重组，明朝成功地将历来都有很大独立性的政府改造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秘书和仆从，从而在制度上把传统的皇权专制独裁推进到了极致。
在经济上，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明太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虔诚热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模式的一位统治者，而且他有能力将重农抑商的古老教条不折不扣地推行下去。他不但敌视城市，敌视工商业，还敌视一切流动——不管是人的流动，还是钱和货物的流动。
后来的清朝照搬了明朝的那套高压、内向、静态的抑制性治理模式，并将它进一步完善，我认为这才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更要命的是，这两个朝代时间很长，而且很不走运，还正好与欧亚大陆西端的现代崛起处在同一时间段。这就注定了近代中国的悲剧。
因此，我的答案是：对剧烈的“唐宋变革”之际兴亡盛衰经验教训的错误总结，叠加了对千余年小农模式传统的强大依赖，才导致了后来中国历史曲线的下行。这是我在去年底出版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之一。
05
回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我想在本文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第一，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但其中的道理可能不像你以为的那样。
在自己的时代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王夫之，在《宋论》的结尾处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尾巴：
天地之气，五百余年而必复。周亡而天下一，宋兴而割据绝。后有起者，鉴于斯以立国，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义以奠其维。斯则继轩辕、大禹而允为天地之肖子也夫！（王夫之：《宋论》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兴帝》）
这话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另一位现代大师的另一段名言，它传播更广，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在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而作之序中写下的那段“盖棺定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历史长河昼夜流逝。崖山之役至于今日，已过去700多年；而船山先生的时代到今天，也已经过去了4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