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整个北美华人圈，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一件事。
就在周四，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院校实施积极的种族平等政策，宣布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基于种族的招生程序非法，从此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作为大学入学核心政策的“教育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教育平权行动， 通俗来说，就是给少数族裔降分优惠录取。但因为亚裔的学生成绩普遍比较高，所以说平权法案保护的学生群体主要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
长久以来，教育平权行动让白人感受到到了“反向歧视”---哪怕我考了1600满分SAT, 难道就因为我的白皮肤，就活该被大学拒之门外吗？
早在著名的2003年“格拉茨訴布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中，密歇根州白人学生Jennifer Gratz和Patrick Hamacher起诉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招生委员会反向歧视，但最终以4:5一票之差败诉最高院。
20年后的今天，白人精英保守势力卷土重来。6比3，虽然自由派法官极力反对，但寡不敌众。
“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程序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提出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首席法官约翰·G·罗伯茨二世作为为保守多数派写到：
“
两个大学的录取程序都不可避免地以消极的方式使用种族，涉及种族刻板印象，并且缺乏有意义的终点。”
滑动看美国总统及几所藤校的回应
这次判决，与其说是华人的胜利，不如说是白人的胜利，是美国政治保守派的胜利，得益于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提拔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2017年接替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2018年接替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最后就是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2020年被接替著名自由派平权斗士，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昵称RBG）法官。
但哪怕在美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的是，自由派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也公开了她的书面异议 （written dissent），说明了大法官团体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她抗议到：
法院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颠覆了平等权利的宪法保障，而教育正是我们民主政府和多元社会的基础。”
那么，这对美国藤校的招生政策有影响吗？亚裔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真的会受益吗？
数据上来说，亚裔学生在藤校录取中被面临中更高的学术“歧视“，也是不争的事实。普林斯顿教授Thomas Espenshade指出，藤校会给非洲裔加310分，白人不变，而专门给亚裔减少140分。也就是说，此前亚裔学生要比非洲裔申请者多考450分，才能拥有“平等”的录取机会！
所以，当种族不能作为录取标准的依据，或者说给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的优惠政策被取消后，大学录取政策就更看重高中成绩（GPA），标化分数（SAT），校内活动表现（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这些更透明，更公平的评估标准。
不少亚裔家庭因此欢呼雀跃，仿佛正义之光终于降临，梦想着成绩更好的亚洲学生将因此被藤校青睐。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
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从来都不“公平”
首先，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政策从来和公平（fairness）两字毫无关系。
大学所谓的全面审核 （holistic review）流程，更多是给美国白人政商精英和特权阶层的保护伞。
通过著名的“校友子女优待录取”（legacy admission），“校董推荐”（Board of Trustee advocacy），体育特招生（athletes admission）等已经摆上台面，完全洗白的入学绿色通道，方便精英权贵的子女可以避免“残酷的竞争”和“害人的应试教育”，就能跻身世界顶尖学府。
除此以外，听说非洲裔贫穷家庭孩子就读的公立高中因为师资不足，无法开设足够的AP课程？
那抱歉，我们入学门槛恰好就有“课程难度“ （Rigor of the Curriculum） 一条，没有10门AP的学生我们不考虑。
亚洲学生成绩很好，标化分数各个都是满分？
那抱歉，我们还需要你全面发展，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不欢迎“考试机器”。
什么？现在的亚裔学生，除了是学霸，也能高尔夫大满贯，轻松填满Common里的10项活动？
那也不要紧，我们还要考核 “个人特质”（Personal Character），而亚洲学生都是听话，呆板，顺从的绵羊，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藤校可能继续“曲线救国”
有人肯定会问，原本给非洲裔学生“种族优惠”的平权行动取消后，多出来的机会难道不该给成绩更好的亚洲学生吗？
但这个推论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上，也就是说常春藤大学主观上其实是想招更多亚裔学生的，只是之前的平权行动限制了他们对亚裔学生的爱，使得他们不得不招收了更多黑皮肤的差生。
但这个前提是真的吗？
未必见得。许多美国顶尖大学已经表达了对这一裁决的反对，同时也表达了对学生多元化（Diversity）招生目标的承诺。哈佛大学校长全校发表声明，重申：
深刻和变革性的教学、学习和研究依赖于一个由不同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组成的学生群体。”
然后在目前哈佛新生中，亚裔学生比例已经高达29.9%，已经远远高于亚裔在美国整体人口的比例（仅仅为6.3%）。也就是说，亚裔已经是“过度的存在” （over-represented），是多样性招生目标的反面。
所以，哪怕之前受到平权行动保护的15.3%非裔，11.3%拉丁裔学生比例因此而下降，大学也不情愿把这些名额留给亚裔，从而进一步恶化新生群体的多样性。
藤校也更有可能因为这次裁决，采取其他“非种族”政策曲线救国，继续保证非裔和拉丁裔的录取优惠，比如永久性取消标化考试成绩，从另一个侧面消除亚裔和白人群体的优势。
有人还会说，没有了种族这个标签，只能看成绩，那么哪怕大学不想招更多的亚裔学生，也只能择优录取我们。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姓氏，我们父母的姓氏，以及留学生的国籍，无一不在透露给大学我们的“亚裔身份”。
这个标签，以及背后携带的来自美国主流白人精英社会那不成文的偏见和打压，才是真正“亚裔录取歧视”的来源。平权行动，只是可怜的替罪羔羊罢了。
而我的担忧远不止于此。
背后是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撕裂
此次美国教育平权行动的倒退，远不止是美国法律政治精英的“保守党复辟”，更是美国社会撕裂，政治两极化，白人之上主义 （white supremacy） 的终极警钟。
根据最新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
有51%的美国民众反对平权行动，而支持者仅有33%。
这股种族保守势力的浪潮，并非空穴来风。诚然制定招生政策的时候只考虑种族维度而忽略比如阶级，性别等其他维度，可能只惠及弱势种族内的中上收入精英，从而让“种族问题”掩盖了其他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老师在微博中指出，Affirmative Action是无效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自由派政治精英们推动公立教育系统改革的政治动力。
但这个观点只孤立地看到了平权行动的局限，却忽略了美国白人精英权贵，在过往几十年对“更雄心勃勃的，更有阶级交叉性视角的种族平等诉求的围堵绞杀，导致转型正义的政策实验空间不断收缩”（引用来自现任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林老师的原话）。
自从最高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Education 1954）中废除了公立基础教育的种族隔离后，白人精英和他们实际控制的州政府及议会（State Government & Congress） 就采取各种方式来制造“教育特权”，包括降低对城中心的基础设施投入，从而间接拉低当地的房屋价格以及依靠房产税作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公立学校收入。
后果就是更破败的城市建设（各位去过美国的同学，应该能感同身受），更缺钱的公立学校，更多的白人精英家庭“逃离”到城郊私立学校，留下教育缺位的有色少数裔。
如今在滔天的保守派民意面前，再加上最高院的裁决，大学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如纽约时报记者Adam Liptak所言：
本次裁决将会让大学在其他照顾少数弱势群体的行动中变得更加困难，比如额外招聘亚裔 or非裔的女性教职工。”
所以，当Affirmative Action取消的那一刻，美国白人精英也就从申请标签中“隐身”了，凸显的确是他们“富豪之后”，“校友父母”，“私立名校”等入学常春藤的免试门票。
剩下有色少数裔的零和博弈，留下一地鸡毛。
这和中国留学生有关系么？
我知道，你可能又要问，这一切和我一个留学生，真的有关系吗？
诚然，如某留学公众号所说：
总体来说，平权法案违宪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一直以来国际学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来招生的，招生比例通常是在10%-15%左右。未来这个比例也会保持一致。”
但就是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让我们渐渐失去了真正的朋友。
今天，非洲裔学生群体受到冲击，我们不单不为他们发声，反而暗自打起小算盘，想着能不能从他们的地盘中分一杯羹。
明天，是性少数群体受到压迫，我们会依然觉得街上的Pride March和我毫无关系。
那么，有一天，当仇恨亚裔（anti-Asian hatred）的浪潮再次来袭，甚至美国政府停止签发中国留学生VISA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谁和我们站在一起呢？
最后分享我2015年在巴尔的摩写下的感言，与大家共勉：
“当我最初遇到 “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的游行时候，我只是一个在路边的旁观者。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游行队伍中只有一半的抗议者是非洲裔，而另一半来自其他族群。
一个亚裔男士所举的标语让我记忆忧新，上面写着：
“Asian 4 Black Lives”。
我忽然明白，我们都深处其中，无人幸免。如果此刻不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最近两天整个北美华人圈，都在欢天喜地的庆祝一件事。
就在周四，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院校实施积极的种族平等政策，宣布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基于种族的招生程序非法，从此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作为大学入学核心政策的“教育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教育平权行动， 通俗来说，就是给少数族裔降分优惠录取。但因为亚裔的学生成绩普遍比较高，所以说平权法案保护的学生群体主要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
长久以来，教育平权行动让白人感受到到了“反向歧视”---哪怕我考了1600满分SAT, 难道就因为我的白皮肤，就活该被大学拒之门外吗？
早在著名的2003年“格拉茨訴布林格”案（Gratz v. Bollinger）中，密歇根州白人学生Jennifer Gratz和Patrick Hamacher起诉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招生委员会反向歧视，但最终以4:5一票之差败诉最高院。
20年后的今天，白人精英保守势力卷土重来。6比3，虽然自由派法官极力反对，但寡不敌众。
“哈佛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程序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提出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首席法官约翰·G·罗伯茨二世作为为保守多数派写到：
“
两个大学的录取程序都不可避免地以消极的方式使用种族，涉及种族刻板印象，并且缺乏有意义的终点。”
滑动看美国总统及几所藤校的回应
这次判决，与其说是华人的胜利，不如说是白人的胜利，是美国政治保守派的胜利，得益于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提拔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2017年接替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2018年接替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最后就是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2020年被接替著名自由派平权斗士，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昵称RBG）法官。
但哪怕在美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的是，自由派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也公开了她的书面异议 （written dissent），说明了大法官团体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她抗议到：
“
法院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颠覆了平等权利的宪法保障，而教育正是我们民主政府和多元社会的基础。”
那么，这对美国藤校的招生政策有影响吗？亚裔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真的会受益吗？
数据上来说，亚裔学生在藤校录取中被面临中更高的学术“歧视“，也是不争的事实。普林斯顿教授Thomas Espenshade指出，藤校会给非洲裔加310分，白人不变，而专门给亚裔减少140分。也就是说，此前亚裔学生要比非洲裔申请者多考450分，才能拥有“平等”的录取机会！
所以，当种族不能作为录取标准的依据，或者说给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的优惠政策被取消后，大学录取政策就更看重高中成绩（GPA），标化分数（SAT），校内活动表现（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这些更透明，更公平的评估标准。
不少亚裔家庭因此欢呼雀跃，仿佛正义之光终于降临，梦想着成绩更好的亚洲学生将因此被藤校青睐。
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
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从来都不“公平”
首先，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政策从来和公平（fairness）两字毫无关系。
大学所谓的全面审核 （holistic review）流程，更多是给美国白人政商精英和特权阶层的保护伞。
通过著名的“校友子女优待录取”（legacy admission），“校董推荐”（Board of Trustee advocacy），体育特招生（athletes admission）等已经摆上台面，完全洗白的入学绿色通道，方便精英权贵的子女可以避免“残酷的竞争”和“害人的应试教育”，就能跻身世界顶尖学府。
除此以外，听说非洲裔贫穷家庭孩子就读的公立高中因为师资不足，无法开设足够的AP课程？
那抱歉，我们入学门槛恰好就有“课程难度“ （Rigor of the Curriculum） 一条，没有10门AP的学生我们不考虑。
亚洲学生成绩很好，标化分数各个都是满分？
那抱歉，我们还需要你全面发展，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不欢迎“考试机器”。
什么？现在的亚裔学生，除了是学霸，也能高尔夫大满贯，轻松填满Common里的10项活动？
那也不要紧，我们还要考核 “个人特质”（Personal Character），而亚洲学生都是听话，呆板，顺从的绵羊，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藤校可能继续“曲线救国”
有人肯定会问，原本给非洲裔学生“种族优惠”的平权行动取消后，多出来的机会难道不该给成绩更好的亚洲学生吗？
但这个推论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上，也就是说常春藤大学主观上其实是想招更多亚裔学生的，只是之前的平权行动限制了他们对亚裔学生的爱，使得他们不得不招收了更多黑皮肤的差生。
但这个前提是真的吗？
未必见得。许多美国顶尖大学已经表达了对这一裁决的反对，同时也表达了对学生多元化（Diversity）招生目标的承诺。哈佛大学校长全校发表声明，重申：
“
深刻和变革性的教学、学习和研究依赖于一个由不同背景、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人组成的学生群体。”
然后在目前哈佛新生中，亚裔学生比例已经高达29.9%，已经远远高于亚裔在美国整体人口的比例（仅仅为6.3%）。也就是说，亚裔已经是“过度的存在” （over-represented），是多样性招生目标的反面。
所以，哪怕之前受到平权行动保护的15.3%非裔，11.3%拉丁裔学生比例因此而下降，大学也不情愿把这些名额留给亚裔，从而进一步恶化新生群体的多样性。
藤校也更有可能因为这次裁决，采取其他“非种族”政策曲线救国，继续保证非裔和拉丁裔的录取优惠，比如永久性取消标化考试成绩，从另一个侧面消除亚裔和白人群体的优势。
有人还会说，没有了种族这个标签，只能看成绩，那么哪怕大学不想招更多的亚裔学生，也只能择优录取我们。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姓氏，我们父母的姓氏，以及留学生的国籍，无一不在透露给大学我们的“亚裔身份”。
这个标签，以及背后携带的来自美国主流白人精英社会那不成文的偏见和打压，才是真正“亚裔录取歧视”的来源。平权行动，只是可怜的替罪羔羊罢了。
而我的担忧远不止于此。
背后是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撕裂
此次美国教育平权行动的倒退，远不止是美国法律政治精英的“保守党复辟”，更是美国社会撕裂，政治两极化，白人之上主义 （white supremacy） 的终极警钟。
根据最新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
有51%的美国民众反对平权行动，而支持者仅有33%。
这股种族保守势力的浪潮，并非空穴来风。诚然制定招生政策的时候只考虑种族维度而忽略比如阶级，性别等其他维度，可能只惠及弱势种族内的中上收入精英，从而让“种族问题”掩盖了其他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张泰苏老师在微博中指出，Affirmative Action是无效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自由派政治精英们推动公立教育系统改革的政治动力。
但这个观点只孤立地看到了平权行动的局限，却忽略了美国白人精英权贵，在过往几十年对“更雄心勃勃的，更有阶级交叉性视角的种族平等诉求的围堵绞杀，导致转型正义的政策实验空间不断收缩”（引用来自现任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林老师的原话）。
自从最高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Education 1954）中废除了公立基础教育的种族隔离后，白人精英和他们实际控制的州政府及议会（State Government & Congress） 就采取各种方式来制造“教育特权”，包括降低对城中心的基础设施投入，从而间接拉低当地的房屋价格以及依靠房产税作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公立学校收入。
后果就是更破败的城市建设（各位去过美国的同学，应该能感同身受），更缺钱的公立学校，更多的白人精英家庭“逃离”到城郊私立学校，留下教育缺位的有色少数裔。
如今在滔天的保守派民意面前，再加上最高院的裁决，大学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如纽约时报记者Adam Liptak所言：
“
本次裁决将会让大学在其他照顾少数弱势群体的行动中变得更加困难，比如额外招聘亚裔 or非裔的女性教职工。”
所以，当Affirmative Action取消的那一刻，美国白人精英也就从申请标签中“隐身”了，凸显的确是他们“富豪之后”，“校友父母”，“私立名校”等入学常春藤的免试门票。
剩下有色少数裔的零和博弈，留下一地鸡毛。
这和中国留学生有关系么？
我知道，你可能又要问，这一切和我一个留学生，真的有关系吗？
诚然，如某留学公众号所说：
“
总体来说，平权法案违宪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一直以来国际学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来招生的，招生比例通常是在10%-15%左右。未来这个比例也会保持一致。”
但就是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让我们渐渐失去了真正的朋友。
今天，非洲裔学生群体受到冲击，我们不单不为他们发声，反而暗自打起小算盘，想着能不能从他们的地盘中分一杯羹。
明天，是性少数群体受到压迫，我们会依然觉得街上的Pride March和我毫无关系。
那么，有一天，当仇恨亚裔（anti-Asian hatred）的浪潮再次来袭，甚至美国政府停止签发中国留学生VISA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谁和我们站在一起呢？
最后分享我2015年在巴尔的摩写下的感言，与大家共勉：
“当我最初遇到 “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的游行时候，我只是一个在路边的旁观者。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游行队伍中只有一半的抗议者是非洲裔，而另一半来自其他族群。
一个亚裔男士所举的标语让我记忆忧新，上面写着：
“Asian 4 Black Lives”。
我忽然明白，我们都深处其中，无人幸免。如果此刻不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下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