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近年来纷纷出海，开拓市场的同时也引发关于产能过剩和压价倾销等诸多争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的通缩阴影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DW中文就这些问题采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邓希炜教授。
DW：您在给港大MBA、EMBA项目的中国企业家学生上课时说，他们就像在健身房锻炼 了5年之后非常强壮的选手，但一下子到海外发展可能会太快、太猛，让当地市场接受不了，所以应该要慢一点。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具体是什么 意思？
邓希炜：现在国内有一句话很有名， “不出海就出局“。原因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内部经济竞争太激烈了，就是中文一个字“卷”。很多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在国内赚钱越来越难。第二个就是外部因素，当然就是跟关税战有关，很多民营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是靠出口赚钱，出口到美国的业务现在受到关税压力，明显少了很多订单。有一些是被美国买家逼着“出海”去东南亚和墨西哥等。所以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包括我在港大经管学院的一些学生，他们也是领导，是老板，常常就希望可以在东盟也好，中东也好，或者东欧也好，找到一些地方看能不能够投资。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生产做好，全球布局，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替代美国那么大的市场。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没去过那些地 方，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要谈生意，要跟当地政府官员打 交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经验。
不过我想讲的就是，在国内“卷”了那么多年，他们现在的竞争优势还有生产力都非常强，但当地工人的要求，要比照当地习惯，那种要求要高很多。同时他们（企业家）也习惯了（中国）国内政府官员的效率也非常高。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那些 MBA学生说，你们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文化，包括管理文化，还有政治文化，不要把中国的那一套搬到当地去。
DW：谈到中国企业出海， 很多人会马上想到另外一个最近讨论非常多的词，就是“产能过剩”。为什么最近几年 这个词这么热门，产能过剩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吗？
邓希炜：其实中国的经济一直以来都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不过以前的产能过剩可能是中国的企业制造很多家用产品，家电，或者是一些大家都很喜欢很廉价不过质量也很高的产品。现在产能可能是涉及到很多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的一些产业，所以对他们来说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他们的竞争优势。
所以现在中国的产能如果希望通过出口解决，是会遇到很大的抵抗。比方说美国现在打关税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产能，包括 光伏，新能源车，直接影响到他们当地企业的利润，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核心竞争优势。
DW：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进行了长期布局，比如很多年前经常提到的“中国制造 2025”，现在已经是十年时间。您会怎么评价“中国制造2025”的成败？
邓希炜：我觉得“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中央政府一早已经预期到今 天美国政府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可能对中国的产能，包括一些新科技、新技术的产能有一种抵抗，导致一些中国龙头企业受到控制甚至制裁。
所以十年前的中国制造2025已经提早准备，中国希望可以至少某一方面的科技可以做到有足够的独立性，自给自足。今天我们看到，由于政府带动的一些投入，包括给一些科技行业、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做出一些政策推动，包括补贴，可能导致那些行业现在也出现所谓的过分竞争。
那么，从产能、从出口，从整体全球生产的占比来说，当然中国制造2025看起来是成功的。
不过同时生产力是不是真的提高，或者是产能过剩是不是已经导致出口过量，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可能做出打压，或者是国内经济现在出现产能过剩，导致过分竞争，导致有可能有通缩这个情况呢？这个是值得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好好讨论，好好想清楚。
DW：您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最近也是一 个热词。这是不是对“中国制造2025”当时可能没有思考充分的某些方面做一个补足？
邓希炜：我觉得所有的工业政策或者是产业政策，肯定没有可能像预期的做得那么成功。
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都是跟我们以前领导人邓小平说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现在情况没有以前那么好，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逆全球化”的过程。
以前中国可以通过庞大劳动力，做很多的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力密集生产的行业有很多很多，所以容许地方政府可以选择他们的比较优势，做到差异化。
今天的话呢，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发展，中国虽然还有很多的人口，不过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已经不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了，导致现在生产的可能都是高端科技型的一些产品。不同城市可以选 择的行业就越来越少。大家都是搞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那些行业。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宏观调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不然就是通过中国庞大的市场去吸收一部分产能，不要期望通过出口，让人家享受中国的廉价高质量产品，因为他们会觉的那些产能对他们当地市场，还有当地的劳动力是相对负面的冲击。
DW：刚才您提到中国有可能需要部分通过增加内部需求来解决产能问题，这也是中国从领导层到学者都在谈的问题，但始终未能解决。为什么中国加强内需这么难呢？
邓希炜：这个我也是想不太明白。因为中央政府讲需要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讲了20年 了。不过在它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也好，很多时候都是着重供应侧方面，很少提到怎么刺激消费。我觉得可能是一直以来中国成功所带来的一种“政策迷思”。
不过今年年初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政府公告，或者是中央领导人出来说，我们今年要着重推动消费。但推动消费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家要觉得自己还有钱才会消费。
过去几年可能是房地产的下滑，或者是劳动力市场没有以前那么火，所以工资也没有涨得那么多。那很多人就为了准备未来生活，可能储蓄就多了很多，消费减少。
第二就是因为现在出现产能过剩，过分竞争，导致可能出现通缩的情况。通缩就等于是我今天消费，可能明天的产品更便宜，我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才消费？那到了明天，可能说后天的价格还更便宜，所以就出现大家开始担心，在热烈讨论的：中国是不是会出现日本90年代初出现的那个消失的10年，消失的30年的情况。
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想办法抬高消费。有很多经济学家就提出，不如推出消费券，给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几千块的人民币，让他们可以有钱去消费，这个应该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中国企业近年来纷纷出海，开拓市场的同时也引发关于产能过剩和压价倾销等诸多争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的通缩阴影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DW中文就这些问题采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邓希炜教授。
DW：您在给港大MBA、EMBA项目的中国企业家学生上课时说，他们就像在健身房锻炼 了5年之后非常强壮的选手，但一下子到海外发展可能会太快、太猛，让当地市场接受不了，所以应该要慢一点。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具体是什么 意思？
邓希炜：现在国内有一句话很有名， “不出海就出局“。原因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内部经济竞争太激烈了，就是中文一个字“卷”。很多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在国内赚钱越来越难。第二个就是外部因素，当然就是跟关税战有关，很多民营企业家一直以来都是靠出口赚钱，出口到美国的业务现在受到关税压力，明显少了很多订单。有一些是被美国买家逼着“出海”去东南亚和墨西哥等。所以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包括我在港大经管学院的一些学生，他们也是领导，是老板，常常就希望可以在东盟也好，中东也好，或者东欧也好，找到一些地方看能不能够投资。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生产做好，全球布局，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替代美国那么大的市场。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没去过那些地 方，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要谈生意，要跟当地政府官员打 交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经验。
不过我想讲的就是，在国内“卷”了那么多年，他们现在的竞争优势还有生产力都非常强，但当地工人的要求，要比照当地习惯，那种要求要高很多。同时他们（企业家）也习惯了（中国）国内政府官员的效率也非常高。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跟那些 MBA学生说，你们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文化，包括管理文化，还有政治文化，不要把中国的那一套搬到当地去。
DW：谈到中国企业出海， 很多人会马上想到另外一个最近讨论非常多的词，就是“产能过剩”。为什么最近几年 这个词这么热门，产能过剩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吗？
邓希炜：其实中国的经济一直以来都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不过以前的产能过剩可能是中国的企业制造很多家用产品，家电，或者是一些大家都很喜欢很廉价不过质量也很高的产品。现在产能可能是涉及到很多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的一些产业，所以对他们来说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经济生态环境，还有他们的竞争优势。
所以现在中国的产能如果希望通过出口解决，是会遇到很大的抵抗。比方说美国现在打关税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产能，包括 光伏，新能源车，直接影响到他们当地企业的利润，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核心竞争优势。
DW：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进行了长期布局，比如很多年前经常提到的“中国制造 2025”，现在已经是十年时间。您会怎么评价“中国制造2025”的成败？
邓希炜：我觉得“中国制造2025”这个政策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中央政府一早已经预期到今 天美国政府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可能对中国的产能，包括一些新科技、新技术的产能有一种抵抗，导致一些中国龙头企业受到控制甚至制裁。
所以十年前的中国制造2025已经提早准备，中国希望可以至少某一方面的科技可以做到有足够的独立性，自给自足。今天我们看到，由于政府带动的一些投入，包括给一些科技行业、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做出一些政策推动，包括补贴，可能导致那些行业现在也出现所谓的过分竞争。
那么，从产能、从出口，从整体全球生产的占比来说，当然中国制造2025看起来是成功的。
不过同时生产力是不是真的提高，或者是产能过剩是不是已经导致出口过量，导致一些西方国家可能做出打压，或者是国内经济现在出现产能过剩，导致过分竞争，导致有可能有通缩这个情况呢？这个是值得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好好讨论，好好想清楚。
DW：您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最近也是一 个热词。这是不是对“中国制造2025”当时可能没有思考充分的某些方面做一个补足？
邓希炜：我觉得所有的工业政策或者是产业政策，肯定没有可能像预期的做得那么成功。
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都是跟我们以前领导人邓小平说的，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现在情况没有以前那么好，因为现在我们是处于“逆全球化”的过程。
以前中国可以通过庞大劳动力，做很多的一些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劳动力密集生产的行业有很多很多，所以容许地方政府可以选择他们的比较优势，做到差异化。
今天的话呢，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发展，中国虽然还有很多的人口，不过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已经不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了，导致现在生产的可能都是高端科技型的一些产品。不同城市可以选 择的行业就越来越少。大家都是搞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那些行业。
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宏观调控，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不然就是通过中国庞大的市场去吸收一部分产能，不要期望通过出口，让人家享受中国的廉价高质量产品，因为他们会觉的那些产能对他们当地市场，还有当地的劳动力是相对负面的冲击。
DW：刚才您提到中国有可能需要部分通过增加内部需求来解决产能问题，这也是中国从领导层到学者都在谈的问题，但始终未能解决。为什么中国加强内需这么难呢？
邓希炜：这个我也是想不太明白。因为中央政府讲需要以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讲了20年 了。不过在它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也好，很多时候都是着重供应侧方面，很少提到怎么刺激消费。我觉得可能是一直以来中国成功所带来的一种“政策迷思”。
不过今年年初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政府公告，或者是中央领导人出来说，我们今年要着重推动消费。但推动消费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家要觉得自己还有钱才会消费。
过去几年可能是房地产的下滑，或者是劳动力市场没有以前那么火，所以工资也没有涨得那么多。那很多人就为了准备未来生活，可能储蓄就多了很多，消费减少。
第二就是因为现在出现产能过剩，过分竞争，导致可能出现通缩的情况。通缩就等于是我今天消费，可能明天的产品更便宜，我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才消费？那到了明天，可能说后天的价格还更便宜，所以就出现大家开始担心，在热烈讨论的：中国是不是会出现日本90年代初出现的那个消失的10年，消失的30年的情况。
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想办法抬高消费。有很多经济学家就提出，不如推出消费券，给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几千块的人民币，让他们可以有钱去消费，这个应该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