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胖东来企业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移风易俗”，以员工福利为条件倡导“无彩礼婚姻”的管理策略冲上热搜，也让“天价彩礼”这一周期性的热门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习俗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在当代也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而反对者则直接将其痛斥为封建糟粕，两拨意见完全相反的网友似乎在“彩礼是古已有之”这个问题上巧合地达成了一致。
然而，当下这种动辄十数万元，给许多低收入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引发无数社会问题的“天价彩礼”，真的是古代社会传承而来的习俗吗？
“彩礼”的本质是“礼”
“彩礼”作为婚俗确实由来已久，被称之为“六礼”的婚约制度在西周时就已正式确立，并为历代所沿袭。依照《仪礼·士昏》记载，“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这是从订婚到成婚的六道程序中的仪式，其中涉及男方家庭向女方赠送财物的部分就是彩礼习俗的来源。
这一习俗来源于原始社会中，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过程中的“形式确权”。虽然对偶婚也是以“一男一女”的形式组合的，但这种组合中，因为缺乏约束双方的现实条件，因此这种关系并不稳定，男性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确立后，经常随意地进行婚姻关系的变动。同时，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还有数量不确定的性伙伴，也导致男性既无法确定后代的世系，也无法稳定地传承财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夫一妻制便应运而生，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依然需要宗教仪式来将其神圣化，并用现实的经济条件赋予其稳定性，“六礼”的本质就是用来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神圣化的宗教仪式，而这些宗教仪式中包含的经济因素，就以彩礼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这种在婚前由男方对女方进行无条件财产赠予的仪式，并不是单纯的地无偿转移财产权，而是以缔结婚约为目的，带有某种保证金的性质的，附带有解除条件的赠予。在历史上，彩礼又经历过多次演变，衍生出为新组建家庭提供的经济援助，以及家庭内部财产再分配等功能，但其内核始终未变，即将婚姻关系神圣化、郑重化的经济保证仪式，也就是“礼”的一种。
古人非常重视这种礼仪，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礼记·曲礼》指出：“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这种对“缔约仪式”的重视应该是对对偶婚制时期，那种随意变动的不稳定婚姻的记忆孑遗。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完成这一仪式的“道具”并不完全像礼记里规定的那样用“币”和“帛”，在民间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鸡”和“酒”，甚至“菜”和“豆”都会成为彩礼，因为仪式并不以真正索取一方财产为目的，所以仪式的道具主打一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门当户对”决定了彩礼不会成为经济负担
世界范围内古代社会的女性法律地位有两种，即带有人属性的商品和带有商品属性的人。对男性，尤其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来说，和谁结婚不是头等大事，和其所有者缔约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能否保持甚至扩张。
所以古代社会正式婚姻强调对等性，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这个对等性是指在各个方面的对等。这种对等性在婚姻中表现为缔约双方对经济条件认识的相对一致性，如果一对鸡、一斛酒对男方家庭来说是相当郑重的礼仪，那么对女方来说也一定是这样。这决定了彩礼并不会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上面提到的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与其带来的财产多寡有直接关系，经济上强势的女方会刻意多出嫁妆，以提升女儿在新家庭中的地位。而那些社会地位高但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嫁出去的女性的境遇可能就不妙，因为她没有带来与之社会地位对等的财产。
同时，商人阶级崛起后，用经济手段弥补社会地位的现象也增多了，甲社会地位高，但经济状况差，乙社会地位低于甲，但经济状况好，双方结合各取所需。而商人家庭互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争着付出比对方更多的财物，以期在新建家庭中占据强势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赋予“彩礼”新的衍生含义和作用外，也催生了另一种婚姻形式——买卖婚。顾名思义，买卖婚是以缔结婚姻为条件，以单方面获取财物为目的的交易。在买卖婚中，双方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没有通过仪式将婚姻神圣化的动机，因此其是否通过“彩礼”这一形式完成交易，都和“礼”没有关系。
“天价彩礼”是现代产物
进入现代社会后，彩礼的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保持着“缔结婚约的保证、原生家庭的财产再分配、新建家庭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完成“礼”的媒介或者说道具也和古代一样，主要是对婚姻双方来说都比较贵重的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20世纪90年代的“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基本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百姓“量力而行”的习俗。
随着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不断走向解体、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货币下乡”效应，彩礼不仅在形式上完成了从以物为主到以货币为主的转变，其根本性质也发生了转变，彩礼的本质变成了婚姻的货币化补偿，带有了浓厚的将人物化和商品化的倾向，相当于“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因为一方的货物具有某种稀缺性，因此另一方需要进行必要的货币化补偿，才能使交易顺利进行。
这种稀缺性越是强烈，则货币化补偿的额度就越大，天价彩礼应运而生。天价彩礼丧失了“礼”的本质，自然也和以“六礼”为基础的传统婚俗相去甚远，其经济学本质倒是更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那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买卖婚。
一些人认为天价彩礼是古已有之，天经地义，认为古代人娶不上老婆也要出天价彩礼，是典型的在用现代商业社会思维臆想古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贫穷通常是相对的，人总有可以出卖的东西，即使是穷人，榨一榨或多或少总是有的。
但在古代农业社会，贫穷往往是绝对的，因为小农经济的细碎性，穷人没有多少可以货币化的东西，可压榨的空间很小很小。以明清为例，从明朝中期开始，货币完成了“银钞易位”，白银是主币，铜钱退为辅币，绝大多数农民一生也用不到几次锭银，相当于一个现代人一辈子也用不到几次大额钞票，这样的赤贫，又怎么可能榨得出“天价彩礼”来呢？
在明代，一个赤贫者穷极无奈又要结婚的唯一办法不是自我压榨出天价彩礼，而是自愿卖身为奴。一旦他因为身强力壮而顺利卖身，主家就很可能会配给他一个女奴，但这样一来，他的后代就都是奴籍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因为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城乡环境中，“彩礼”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存在着，其中一些还保持着最古老的形态，而另一些则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把它们一概而论地称之为传统习俗，显然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武断之论。
近日，胖东来企业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移风易俗”，以员工福利为条件倡导“无彩礼婚姻”的管理策略冲上热搜，也让“天价彩礼”这一周期性的热门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习俗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婚俗的一部分，在当代也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意义，而反对者则直接将其痛斥为封建糟粕，两拨意见完全相反的网友似乎在“彩礼是古已有之”这个问题上巧合地达成了一致。
然而，当下这种动辄十数万元，给许多低收入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引发无数社会问题的“天价彩礼”，真的是古代社会传承而来的习俗吗？
“彩礼”的本质是“礼”
“彩礼”作为婚俗确实由来已久，被称之为“六礼”的婚约制度在西周时就已正式确立，并为历代所沿袭。依照《仪礼·士昏》记载，“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这是从订婚到成婚的六道程序中的仪式，其中涉及男方家庭向女方赠送财物的部分就是彩礼习俗的来源。
这一习俗来源于原始社会中，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过程中的“形式确权”。虽然对偶婚也是以“一男一女”的形式组合的，但这种组合中，因为缺乏约束双方的现实条件，因此这种关系并不稳定，男性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确立后，经常随意地进行婚姻关系的变动。同时，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还有数量不确定的性伙伴，也导致男性既无法确定后代的世系，也无法稳定地传承财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夫一妻制便应运而生，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依然需要宗教仪式来将其神圣化，并用现实的经济条件赋予其稳定性，“六礼”的本质就是用来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神圣化的宗教仪式，而这些宗教仪式中包含的经济因素，就以彩礼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这种在婚前由男方对女方进行无条件财产赠予的仪式，并不是单纯的地无偿转移财产权，而是以缔结婚约为目的，带有某种保证金的性质的，附带有解除条件的赠予。在历史上，彩礼又经历过多次演变，衍生出为新组建家庭提供的经济援助，以及家庭内部财产再分配等功能，但其内核始终未变，即将婚姻关系神圣化、郑重化的经济保证仪式，也就是“礼”的一种。
古人非常重视这种礼仪，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礼记·曲礼》指出：“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这种对“缔约仪式”的重视应该是对对偶婚制时期，那种随意变动的不稳定婚姻的记忆孑遗。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完成这一仪式的“道具”并不完全像礼记里规定的那样用“币”和“帛”，在民间不同经济水平的家庭，“鸡”和“酒”，甚至“菜”和“豆”都会成为彩礼，因为仪式并不以真正索取一方财产为目的，所以仪式的道具主打一个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门当户对”决定了彩礼不会成为经济负担
世界范围内古代社会的女性法律地位有两种，即带有人属性的商品和带有商品属性的人。对男性，尤其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来说，和谁结婚不是头等大事，和其所有者缔约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权势和财富能否保持甚至扩张。
所以古代社会正式婚姻强调对等性，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这个对等性是指在各个方面的对等。这种对等性在婚姻中表现为缔约双方对经济条件认识的相对一致性，如果一对鸡、一斛酒对男方家庭来说是相当郑重的礼仪，那么对女方来说也一定是这样。这决定了彩礼并不会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上面提到的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与其带来的财产多寡有直接关系，经济上强势的女方会刻意多出嫁妆，以提升女儿在新家庭中的地位。而那些社会地位高但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嫁出去的女性的境遇可能就不妙，因为她没有带来与之社会地位对等的财产。
同时，商人阶级崛起后，用经济手段弥补社会地位的现象也增多了，甲社会地位高，但经济状况差，乙社会地位低于甲，但经济状况好，双方结合各取所需。而商人家庭互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争着付出比对方更多的财物，以期在新建家庭中占据强势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赋予“彩礼”新的衍生含义和作用外，也催生了另一种婚姻形式——买卖婚。顾名思义，买卖婚是以缔结婚姻为条件，以单方面获取财物为目的的交易。在买卖婚中，双方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没有通过仪式将婚姻神圣化的动机，因此其是否通过“彩礼”这一形式完成交易，都和“礼”没有关系。
“天价彩礼”是现代产物
进入现代社会后，彩礼的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保持着“缔结婚约的保证、原生家庭的财产再分配、新建家庭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完成“礼”的媒介或者说道具也和古代一样，主要是对婚姻双方来说都比较贵重的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20世纪90年代的“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基本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百姓“量力而行”的习俗。
随着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不断走向解体、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货币下乡”效应，彩礼不仅在形式上完成了从以物为主到以货币为主的转变，其根本性质也发生了转变，彩礼的本质变成了婚姻的货币化补偿，带有了浓厚的将人物化和商品化的倾向，相当于“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因为一方的货物具有某种稀缺性，因此另一方需要进行必要的货币化补偿，才能使交易顺利进行。
这种稀缺性越是强烈，则货币化补偿的额度就越大，天价彩礼应运而生。天价彩礼丧失了“礼”的本质，自然也和以“六礼”为基础的传统婚俗相去甚远，其经济学本质倒是更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那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买卖婚。
一些人认为天价彩礼是古已有之，天经地义，认为古代人娶不上老婆也要出天价彩礼，是典型的在用现代商业社会思维臆想古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贫穷通常是相对的，人总有可以出卖的东西，即使是穷人，榨一榨或多或少总是有的。
但在古代农业社会，贫穷往往是绝对的，因为小农经济的细碎性，穷人没有多少可以货币化的东西，可压榨的空间很小很小。以明清为例，从明朝中期开始，货币完成了“银钞易位”，白银是主币，铜钱退为辅币，绝大多数农民一生也用不到几次锭银，相当于一个现代人一辈子也用不到几次大额钞票，这样的赤贫，又怎么可能榨得出“天价彩礼”来呢？
在明代，一个赤贫者穷极无奈又要结婚的唯一办法不是自我压榨出天价彩礼，而是自愿卖身为奴。一旦他因为身强力壮而顺利卖身，主家就很可能会配给他一个女奴，但这样一来，他的后代就都是奴籍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因为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和经济条件的差异，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城乡环境中，“彩礼”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存在着，其中一些还保持着最古老的形态，而另一些则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把它们一概而论地称之为传统习俗，显然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武断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