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修例风波即将满一周年之际，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更能在香港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实事求是地说，不再等待香港自行立法基本法23条，而是由北京直接出手，并非是中央政府一开始的本意。但在中美进入全面对抗的国际变局之下，经历了去年延绵不绝的反修例运动，香港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同时也威胁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这让中国人大主动订立“港版国安法”势在必行。
该如何来理解这部“港版国安法”，其在法律边界的界定上是否存在模糊地带，具体法案出台后又该如何与香港已有的制度体系对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日前接受多维新闻采访，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为采访第一篇（共两篇）。
多维：按照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中国十三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做的“说明”，香港现行法律中一些源于回归之前，本来可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除了法律法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缺失，执法工作需要加强。总的看，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23条立法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题。应该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现实的部分中，有香港自身的，也有外部的。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该怎么认识香港面临的这些问题和风险？
刘兆佳：从整个香港的历史来看，回归过程当中英国人（对香港政治体制）的确做了很多手脚，主要是以维护人权为名修改了很多香港的法律，造成对国家安全的一些“绑架”。同时还改变了香港政治体系，在行政机关周边建造了很多新的法律独立机构，拿走了原来属于行政机关的一些权利，使港府实施保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面临很多结构性的困难。当然，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改变这方面的现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另外，香港的国安问题与回归前治理体系的改变也有关系。回归前，香港已经是政府在领导和控制着立法机关机关的局面，回归前叫立法局，回归后是立法会。港英政府认为行政机关要对立法机关负责，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立法机关的意见，于是就制造了一些政治先例，目的是规范回归后的行政机关。当时的这一举动可能在香港人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政治期望，就是行政机关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等等。
现实中最麻烦的就是香港选举制度，政治人物需要面对个人选民与团体选民，不得不回应各个群体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于建制派来说，假如香港社会的民情、民意出现变化，比如说越来越明显的反华、反共、反政府这种趋势，造成社会上、政治上的撕裂程度越来越高，建制派出于选举考虑不可能不受影响。假如要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向，强行推行国家安全立法的话，建制派一定会遇到反对声音，在选举中会处于劣势。他们当然不会做那些对自己政治利益有害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就算想做，也没有能力把（推进国安立法）这件事给做好。建制派议员为了不输掉选举，他们的思考方式与特区政府不同。港府2003年要推动23条立法，虽然也遭遇了香港社会反华、反共的激进情绪的抵制，但发展程度其实还没有之后那么高，特区政府本来可以勉强主导通过，但是到了最后很多政客出于政绩、选票的考虑，临阵脱逃，结果（导致23条立法）功败垂成。这些政客临阵脱逃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香港社会）有很多人反对国家安全立法。
在这个问题上，特区政府本身也有问题。当然，你可以说特区政府害怕民意反弹，同时特区政府也没有办法在立法会里面迫使建制派不要计较政治利益，来让特区政府（举行）立法公投。但从另一方面理解，我觉得特区政府本身一路以来对于国家、民族都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来推动（国安立法）这个动作。
在刘兆佳看来，港府与建制派当中具有爱国情怀的人并不多。（AFP）
刘兆佳：我自己在政府体系里那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不觉得历任特首与主要官员有那种要通过立法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强烈意识，哪怕引起民意反弹也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当然也需要指出，中央也希望特区政府与特首能够享有不错的民望，这样才能展现一国两制的管治成效。何况不管谁作为特首，假如民意一直不高，中央政府也会对他有意见，甚至影响到他能不能做稳他的位置。
特区政府和建制派不敢处理国家安全立法问题，还在于他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畏惧，他们害怕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些制裁或者报复，更不愿意得罪西方国家，（让）香港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问题。他们一直以来都很相信，中央对于香港的定位，就是香港能够作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他们相信这是香港能够维持一个国际大都会地位的原因。假如香港跟一些西方国家交恶，特别是美国，他们会担心香港不再能发挥东西方桥梁的作用，香港在中央心中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甚至担忧一国两制往后能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重视西方的舆论，不敢（得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政府与政客的一些批评往往会导致他们放弃香港的利益。
此外，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深受西方影响，把孩子送到西方受教育，自己也经常到西方旅游、探亲等等。所以现在美国搞的这套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部分建制派人物确实有影响，比如他们的正常探亲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不给他们发（美国）签证，让他们不能与美国做生意，甚至最后不能使用美国银行的服务等等，他们对这种局面不可能不担心。所以很多时候，西方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所掌握）的权力，也让他们（建制派）难以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多维：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管从香港自身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中美新冷战来看，都是必要的、紧迫的，最重要的是合法合理的。
刘兆佳：无论是民间也好，特区政府也好，建制派也好，反对派也好，都没有一个强大的意愿去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国家安全立法，有些人更加反对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认为香港没有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但事实上，香港人要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这本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都体现不出来了，那香港很容易变成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中央肯定不会容忍，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如果把香港变成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基地，中央就要干预”。
假如香港没有出现港独、分裂主义等倾向，没有发生暴乱，没有出现挑战国家主权、挑战中央权力和侮辱国家这种事情，假如中美关系良好，美国没有插手香港事务、没有要把香港变成一个遏制中国的棋子，假如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生，我想中央也不一定会主动出手，可能就让这个不是太理想的状况维持下去就算了。
中国人大直接出手“港版国安法”有很大的迫不得已的成分。（视觉中国）
刘兆佳：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手的状况。如果香港不能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那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就谈不上了，因为一国两制的基础是香港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不能成为颠覆基地，没有了这个基础，香港的前路可能会越走越偏。现在要打破这个困局，恐怕只有中央出手，当然这样做也变成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个讽刺，为什么呢？这些本来应该是香港人来做的，你手里有那么多的高度自治权，为什么不履行国家安全的责任呢？所以今后中央政府除了自己出手之外，可能还要严格要求特区政府与香港爱国力量同中央一道，共同担负起在今天看来越来越重要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多维：说到这里，这一次通过人大出台“港版国安法”，而不是用政治逼迫的方式强行要求香港政府完成国家安全立法，这可以说是中央对香港政府的宽待，也更是中央对香港政府的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
刘兆佳：不单是缺乏信心，而且还非常失望；不单对特区政府失望，对香港的爱国力量也失望。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客气，我认为无论在特区政府当中或者建制派当中，真正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其实不多。既然没有这么强大的爱国情怀，没有对国家安全强大的责任感，那势必不愿意投放政治资本，不愿意（因为维护国家安全）让自己的政治前途承担风险。
多维：当香港政府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起香港改革的重担，北京不得已加强全面管制权，但这可能让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影响，该如何平衡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才能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刘兆佳：我倒不认为加强中央的全面管治会伤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因为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肯定需要完全满足其得以建构的稳固基础，这个稳固基础就来源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要求：一方面，中央会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中央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香港要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这两个方面哪个出现问题，一国两制都不能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了吗？如果一直做不到的话，一国两制以后就很难再维持下去。特别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现在中央要负起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强化或者重建一国两制中那个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这样反而能让一国两制在香港更加稳固，行稳致远。
（中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看会更麻烦，你看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的）暴乱，如果单靠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爱国力量，能不能做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扭转香港政治局势、遏制香港内部与外部敌对力量的联手进攻？我想是做不到的。当然，特区政府本可以运用现有的一些法律（来止暴制乱），但是它也害怕未来会出现让特区政府更加无力的选举结果，害怕立法机关对特区政府的态度更加敌对。这与整个选举制度有关系。
现在中央出手，其实除了修补、强化一国两制中“维护国家安全”这个重要基础外，其实也在发挥着领导、督促特区政府与香港爱国力量的作用，鼓舞他们的士气，给他们一些胆量，让他们觉得跟中央走（是正道），让他们以后可以更加有担当、有骨气，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动作，同时对反对派进行全方位的斗争，积极争夺话语权、争夺领导权。
在反修例风波即将满一周年之际，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更能在香港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实事求是地说，不再等待香港自行立法基本法23条，而是由北京直接出手，并非是中央政府一开始的本意。但在中美进入全面对抗的国际变局之下，经历了去年延绵不绝的反修例运动，香港日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同时也威胁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这让中国人大主动订立“港版国安法”势在必行。
该如何来理解这部“港版国安法”，其在法律边界的界定上是否存在模糊地带，具体法案出台后又该如何与香港已有的制度体系对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日前接受多维新闻采访，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为采访第一篇（共两篇）。
多维：按照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中国十三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做的“说明”，香港现行法律中一些源于回归之前，本来可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休眠”状态。除了法律法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置、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缺失，执法工作需要加强。总的看，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23条立法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有效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全、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题。应该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现实的部分中，有香港自身的，也有外部的。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该怎么认识香港面临的这些问题和风险？
刘兆佳：从整个香港的历史来看，回归过程当中英国人（对香港政治体制）的确做了很多手脚，主要是以维护人权为名修改了很多香港的法律，造成对国家安全的一些“绑架”。同时还改变了香港政治体系，在行政机关周边建造了很多新的法律独立机构，拿走了原来属于行政机关的一些权利，使港府实施保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面临很多结构性的困难。当然，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改变这方面的现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另外，香港的国安问题与回归前治理体系的改变也有关系。回归前，香港已经是政府在领导和控制着立法机关机关的局面，回归前叫立法局，回归后是立法会。港英政府认为行政机关要对立法机关负责，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立法机关的意见，于是就制造了一些政治先例，目的是规范回归后的行政机关。当时的这一举动可能在香港人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政治期望，就是行政机关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等等。
现实中最麻烦的就是香港选举制度，政治人物需要面对个人选民与团体选民，不得不回应各个群体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于建制派来说，假如香港社会的民情、民意出现变化，比如说越来越明显的反华、反共、反政府这种趋势，造成社会上、政治上的撕裂程度越来越高，建制派出于选举考虑不可能不受影响。假如要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向，强行推行国家安全立法的话，建制派一定会遇到反对声音，在选举中会处于劣势。他们当然不会做那些对自己政治利益有害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就算想做，也没有能力把（推进国安立法）这件事给做好。建制派议员为了不输掉选举，他们的思考方式与特区政府不同。港府2003年要推动23条立法，虽然也遭遇了香港社会反华、反共的激进情绪的抵制，但发展程度其实还没有之后那么高，特区政府本来可以勉强主导通过，但是到了最后很多政客出于政绩、选票的考虑，临阵脱逃，结果（导致23条立法）功败垂成。这些政客临阵脱逃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香港社会）有很多人反对国家安全立法。
在这个问题上，特区政府本身也有问题。当然，你可以说特区政府害怕民意反弹，同时特区政府也没有办法在立法会里面迫使建制派不要计较政治利益，来让特区政府（举行）立法公投。但从另一方面理解，我觉得特区政府本身一路以来对于国家、民族都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来推动（国安立法）这个动作。
在刘兆佳看来，港府与建制派当中具有爱国情怀的人并不多。（AFP）
刘兆佳：我自己在政府体系里那么多年，一直以来我不觉得历任特首与主要官员有那种要通过立法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强烈意识，哪怕引起民意反弹也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当然也需要指出，中央也希望特区政府与特首能够享有不错的民望，这样才能展现一国两制的管治成效。何况不管谁作为特首，假如民意一直不高，中央政府也会对他有意见，甚至影响到他能不能做稳他的位置。
特区政府和建制派不敢处理国家安全立法问题，还在于他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畏惧，他们害怕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些制裁或者报复，更不愿意得罪西方国家，（让）香港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问题。他们一直以来都很相信，中央对于香港的定位，就是香港能够作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他们相信这是香港能够维持一个国际大都会地位的原因。假如香港跟一些西方国家交恶，特别是美国，他们会担心香港不再能发挥东西方桥梁的作用，香港在中央心中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甚至担忧一国两制往后能不能继续下去。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重视西方的舆论，不敢（得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政府与政客的一些批评往往会导致他们放弃香港的利益。
此外，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深受西方影响，把孩子送到西方受教育，自己也经常到西方旅游、探亲等等。所以现在美国搞的这套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部分建制派人物确实有影响，比如他们的正常探亲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不给他们发（美国）签证，让他们不能与美国做生意，甚至最后不能使用美国银行的服务等等，他们对这种局面不可能不担心。所以很多时候，西方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所掌握）的权力，也让他们（建制派）难以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多维：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管从香港自身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中美新冷战来看，都是必要的、紧迫的，最重要的是合法合理的。
刘兆佳：无论是民间也好，特区政府也好，建制派也好，反对派也好，都没有一个强大的意愿去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国家安全立法，有些人更加反对做这样的事情，甚至认为香港没有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但事实上，香港人要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这本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都体现不出来了，那香港很容易变成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中央肯定不会容忍，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如果把香港变成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基地，中央就要干预”。
假如香港没有出现港独、分裂主义等倾向，没有发生暴乱，没有出现挑战国家主权、挑战中央权力和侮辱国家这种事情，假如中美关系良好，美国没有插手香港事务、没有要把香港变成一个遏制中国的棋子，假如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生，我想中央也不一定会主动出手，可能就让这个不是太理想的状况维持下去就算了。
中国人大直接出手“港版国安法”有很大的迫不得已的成分。（视觉中国）
刘兆佳：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手的状况。如果香港不能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那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就谈不上了，因为一国两制的基础是香港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不能成为颠覆基地，没有了这个基础，香港的前路可能会越走越偏。现在要打破这个困局，恐怕只有中央出手，当然这样做也变成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个讽刺，为什么呢？这些本来应该是香港人来做的，你手里有那么多的高度自治权，为什么不履行国家安全的责任呢？所以今后中央政府除了自己出手之外，可能还要严格要求特区政府与香港爱国力量同中央一道，共同担负起在今天看来越来越重要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多维：说到这里，这一次通过人大出台“港版国安法”，而不是用政治逼迫的方式强行要求香港政府完成国家安全立法，这可以说是中央对香港政府的宽待，也更是中央对香港政府的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
刘兆佳：不单是缺乏信心，而且还非常失望；不单对特区政府失望，对香港的爱国力量也失望。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客气，我认为无论在特区政府当中或者建制派当中，真正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其实不多。既然没有这么强大的爱国情怀，没有对国家安全强大的责任感，那势必不愿意投放政治资本，不愿意（因为维护国家安全）让自己的政治前途承担风险。
多维：当香港政府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起香港改革的重担，北京不得已加强全面管制权，但这可能让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影响，该如何平衡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才能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刘兆佳：我倒不认为加强中央的全面管治会伤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因为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肯定需要完全满足其得以建构的稳固基础，这个稳固基础就来源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要求：一方面，中央会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中央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香港要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这两个方面哪个出现问题，一国两制都不能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了吗？如果一直做不到的话，一国两制以后就很难再维持下去。特别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现在中央要负起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强化或者重建一国两制中那个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这样反而能让一国两制在香港更加稳固，行稳致远。
（中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看会更麻烦，你看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的）暴乱，如果单靠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爱国力量，能不能做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扭转香港政治局势、遏制香港内部与外部敌对力量的联手进攻？我想是做不到的。当然，特区政府本可以运用现有的一些法律（来止暴制乱），但是它也害怕未来会出现让特区政府更加无力的选举结果，害怕立法机关对特区政府的态度更加敌对。这与整个选举制度有关系。
现在中央出手，其实除了修补、强化一国两制中“维护国家安全”这个重要基础外，其实也在发挥着领导、督促特区政府与香港爱国力量的作用，鼓舞他们的士气，给他们一些胆量，让他们觉得跟中央走（是正道），让他们以后可以更加有担当、有骨气，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动作，同时对反对派进行全方位的斗争，积极争夺话语权、争夺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