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
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
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十几亿大国复杂的治理难题
1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默克尔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
2 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
3 中国执政党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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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福利立刻引发了中国舆论场的热议。但是另外有一则新闻却被大众忽略了。
4 我国面临的治理难题
平衡不同阶层巨大的利益冲突是社会治理的第一个难题。
按：我们的中产阶级看问题的格局要高一点，不要老是惦记那点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大家想一想，中央财政有钱了才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民生的保障，才能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生产？为什么我们拼命也要搞出自己的五代机？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被外敌入侵，我们现在拼命提高国防预算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泰国、去埃及、去欧洲旅游的时候不被欺负，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去缅甸、去越南、去非洲投资的时候不被侵害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巨大难题。
依法治国首先得有法律。我们国家是4重法治体系。宪法是最高大法，其次是人大制定的法律，第三层是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第四层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理论上讲，宪法最高，上一层法律大于下一层，下一层法律与上一层有冲突的时候就应该修改。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以人大制定法律为例。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工字型”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人群差距很大。那么，问题来了，人大应该立足哪个人群来制定法律呢？
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应该更接近欧洲；假如立足于工字型下面那个“一”，我们的法律就更接近于非洲。
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自由裁量权呢？
公知的药方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选票政治、地方自治。如同美国一样，每个州每个县都可以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独立制定自己的法律。
听上去很美好是不是？
但是这个药方是有重大问题的。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平衡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通过强制性的转移支付来平衡地区差异，地方权力扩张的后果就是分裂。
分裂必然产生巨大的冲突，不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而且对普通老百姓就是一场灾难。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出去的东欧一票国家迅速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自主产业全面溃败，生活水平严重下滑，男人变成西欧的农民工，女人变成西欧的妓女，乌克兰竟然落了一个“欧洲子宫”的称号。
苏联解体后落寞的普通苏联人民
就算是大致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1991年——1999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一路飙升。
有学者统计，这十年俄罗斯死亡的人数与苏联解体前正常死亡率相比整整多了500万。俄罗斯总人口才1亿3000万，500万除以这个分母就是4%，如果中国解体，按照14亿总人口计算，就要有5000万人为这个分裂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坚决反对公知那套药方，坚决反对西方那套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伟大的目标
回到之前的主题，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还是不同社会阶层差距太大，城市人口有8亿，农村人口有6亿；城市人口仅有4亿达到中产阶层，另外还有1亿人拼命向上爬，下面有9亿人很难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巨大的阶层鸿沟，复杂的利益冲突，对执政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
归根结底还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通过产业升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拿到更多的红利，同时给社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后不断提高城市化率，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0亿人，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社会治理就会轻松很多，如果城市人口能达到12亿，同样其中70%能达到中产阶层，我们就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以上正是19大报告规划的2035年与2050年两步走的目标。
时逢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福共和国明天会更好，一起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