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桌子下，他的手伸向了我的大腿中间。”
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法官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一场行业人士聚餐的噩梦，“他性骚扰了我。我毫无疑问觉得这是犯罪，我没有同意他这么做。”
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于戴森·海顿（Dyson Heydon）的性骚扰多名女性的指控曝光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
2003年进入最高法院的戴森·海顿，两年后，他被控诉性骚扰前助理 / 来源：Andrew Meares
很难想象，作为一个自身在职业上有着非常高声望的澳洲法律从业者，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竟然会做出这样不合情理、甚至有可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但可能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这个消息也并不会令他们感到过分惊讶。
因为如果你了解过一项2018年由澳洲人权协会发起的调查，那么你就会已经知道：
在澳大利亚，15岁以上的人群中共有高达72%遭受过性骚扰。在过去一年中，有23%的女性与16%的男性表示曾在工作场合被性骚扰。
来源：humanrights
另一项2018年由国际法律协会发起的调查中则显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群岛，有将近一半的女性律师表示曾经在工作场合遭受过性骚扰。
实际上，像法律行业这种在澳洲具有金字塔文化的精英职场中，男性一直以来都站在“食物链”顶端掌握着主导的话语权，女性的弱势地位却往往导致其沦为被围猎玩弄的“猎物”；而职业晋升中对于个人关系网的强烈依赖，无疑又加剧了这一现象。
这导致性骚扰成为了一个在澳洲法律界及其他精英职场公开的秘密，一个很多人其实心知肚明，却又充耳不闻的“上位的代价”。
而想要改变这个丑陋的现象，就或许得从文化遗毒的系统性根源着手。
1
“男人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法律职业在传统上是为了男性而保留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在澳洲一直都被禁止学习法律，更不用说从业了。直到1915年，第一位澳洲女性法律从业者才在昆士兰州被官方正式承认。又过去了很多年之后，女性才开始充当法官的职位。
不过近年来，澳洲女性学习法律的势头逐渐在崛起。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院注册学生男女比例近乎相等，到了如今，女人学法律甚至大有赶超男人的趋势：
据Pitcher Partners于2019年发起的一项统计调查，约有60%的澳洲法律毕业生为女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法律行业中的地位就真的提升了。在更具影响力的高等职位之中，女人的身影仍然寥寥无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协会发现，女性法律工作者更容易集中在那些更低端、报酬更少的初级岗位。
时至今天，这个现象仍然存在：
在新南威尔士州，女合伙人在所有律师事务所中只占了约四分之一，在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中只占了11%。而在全澳大利亚，仅有23%的大律师（barrister）性别为女。
除非澳洲政府下定决心改革这一行业性别多样性的匮乏，不然这便永远将是“男人的世界”。
2
当整个职场文化默认了性骚扰的存在
随着男性逐渐在职场中“抢占高地”，不管他们是在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的情况下，一种以男性偏好与偏见为主导的职场文化也随之形成了。
比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高院女法官被律师打断的频率比她们的男同事更频繁。
这种男性在女性讲话时喜欢插嘴打断对方的行为，更广泛地反射到职场文化的潜规则中，就是一种典型的男性“宣示主权”的方式。
性骚扰则是另一种。
实际上，像法律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又以表现为导向的金字塔式结构的职业中，一直都默许着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当有关性骚扰的指控被公开时，总有人会觉得大家是大惊小怪，这种行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文化导致的两个后果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性骚扰在澳洲职场屡禁不止。
首先，那些受到骚扰的人们被理所当然地要求遵守这一“潜规则”，要么接受这种行为，要么离开；
其次，证人自己也认为不宜公开指证这种行为。
实际上，除非我们能从这一文化的根源做出更彻底、更广泛的改变，这种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只会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继续孳生、继续祸害别人。
3. 澳洲精英职场晋升之路的关键
其实在澳大利亚待久了，你就会知道决定一个人职业天花板的高度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于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是在于“关系网”的深浅。
点击阅读更多：
《看不见的“玻璃顶”：亚裔能攻破澳洲主流社会的精英层吗？》
比如对于初级律师而言，督导关系对于职业生涯的未来尤其重要。虽然大学会为在校生打入关系网提供实习机会，但很多时候获得晋升不仅仅需要一个导师，更需要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人一般来自所谓的“内部人士”，他们的手里也握着能够帮新人打开职场新大门的金钥匙。
澳洲法院的金字塔结构 / 来源：legal studies
女性本来在打通这种“关系网”上就已经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而恰巧，这些掌握着职场晋升生杀予夺大权的“内部人士”又大多数是男性。
这导致有一些女性虽然本来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去填补这些令人垂涎的职位，但一旦到了那里，她们就不得不为了维持自己的晋升之路，而付出相应的“桃色代价”。
于是，在这种默认性骚扰的职场文化中，新人遇到相应的情况也往往没有勇气叫停、不得不忍了下来。
“其他人都忍了，我为什么不能忍呢？” 一名在匿名接受调查中表示曾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从业者黯然感叹。
当然，一些忍不了的女性也有可能就此离开了职位。但这不仅导致了有才华的职业女性流失，也更加巩固了男性在澳洲精英层中的主导地位。
这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
结语
尽管女性在澳洲精英职场的乘风破浪之旅仍然艰险重重，但这次前高院法官的性骚扰控告曝光与对其进一步采取行动，仍然激起了一大片浪花。
这或许是弱势群体终于站出来反抗这种“吃人”的食物链职场文化的一小步，这或许也是挑战整个澳洲法律系统与重建文化基准的一大步。
“在桌子下，他的手伸向了我的大腿中间。”
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法官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一场行业人士聚餐的噩梦，“他性骚扰了我。我毫无疑问觉得这是犯罪，我没有同意他这么做。”
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于戴森·海顿（Dyson Heydon）的性骚扰多名女性的指控曝光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
2003年进入最高法院的戴森·海顿，两年后，他被控诉性骚扰前助理 / 来源：Andrew Meares
很难想象，作为一个自身在职业上有着非常高声望的澳洲法律从业者，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竟然会做出这样不合情理、甚至有可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但可能对于更多的人而言，这个消息也并不会令他们感到过分惊讶。
因为如果你了解过一项2018年由澳洲人权协会发起的调查，那么你就会已经知道：
在澳大利亚，15岁以上的人群中共有高达72%遭受过性骚扰。在过去一年中，有23%的女性与16%的男性表示曾在工作场合被性骚扰。
来源：humanrights
另一项2018年由国际法律协会发起的调查中则显示，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群岛，有将近一半的女性律师表示曾经在工作场合遭受过性骚扰。
实际上，像法律行业这种在澳洲具有金字塔文化的精英职场中，男性一直以来都站在“食物链”顶端掌握着主导的话语权，女性的弱势地位却往往导致其沦为被围猎玩弄的“猎物”；而职业晋升中对于个人关系网的强烈依赖，无疑又加剧了这一现象。
这导致性骚扰成为了一个在澳洲法律界及其他精英职场公开的秘密，一个很多人其实心知肚明，却又充耳不闻的“上位的代价”。
而想要改变这个丑陋的现象，就或许得从文化遗毒的系统性根源着手。
1
“男人的世界”
在澳大利亚，法律职业在传统上是为了男性而保留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在澳洲一直都被禁止学习法律，更不用说从业了。直到1915年，第一位澳洲女性法律从业者才在昆士兰州被官方正式承认。又过去了很多年之后，女性才开始充当法官的职位。
不过近年来，澳洲女性学习法律的势头逐渐在崛起。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院注册学生男女比例近乎相等，到了如今，女人学法律甚至大有赶超男人的趋势：
据Pitcher Partners于2019年发起的一项统计调查，约有60%的澳洲法律毕业生为女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法律行业中的地位就真的提升了。在更具影响力的高等职位之中，女人的身影仍然寥寥无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协会发现，女性法律工作者更容易集中在那些更低端、报酬更少的初级岗位。
时至今天，这个现象仍然存在：
在新南威尔士州，女合伙人在所有律师事务所中只占了约四分之一，在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中只占了11%。而在全澳大利亚，仅有23%的大律师（barrister）性别为女。
除非澳洲政府下定决心改革这一行业性别多样性的匮乏，不然这便永远将是“男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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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职场文化默认了性骚扰的存在
随着男性逐渐在职场中“抢占高地”，不管他们是在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的情况下，一种以男性偏好与偏见为主导的职场文化也随之形成了。
比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高院女法官被律师打断的频率比她们的男同事更频繁。
这种男性在女性讲话时喜欢插嘴打断对方的行为，更广泛地反射到职场文化的潜规则中，就是一种典型的男性“宣示主权”的方式。
性骚扰则是另一种。
实际上，像法律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又以表现为导向的金字塔式结构的职业中，一直都默许着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当有关性骚扰的指控被公开时，总有人会觉得大家是大惊小怪，这种行为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文化导致的两个后果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性骚扰在澳洲职场屡禁不止。
首先，那些受到骚扰的人们被理所当然地要求遵守这一“潜规则”，要么接受这种行为，要么离开；
其次，证人自己也认为不宜公开指证这种行为。
实际上，除非我们能从这一文化的根源做出更彻底、更广泛的改变，这种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只会在这个封闭的系统内继续孳生、继续祸害别人。
3. 澳洲精英职场晋升之路的关键
其实在澳大利亚待久了，你就会知道决定一个人职业天花板的高度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于个人能力的高低，而是在于“关系网”的深浅。
点击阅读更多：
《看不见的“玻璃顶”：亚裔能攻破澳洲主流社会的精英层吗？》
比如对于初级律师而言，督导关系对于职业生涯的未来尤其重要。虽然大学会为在校生打入关系网提供实习机会，但很多时候获得晋升不仅仅需要一个导师，更需要一个担保人。这个担保人一般来自所谓的“内部人士”，他们的手里也握着能够帮新人打开职场新大门的金钥匙。
澳洲法院的金字塔结构 / 来源：legal studies
女性本来在打通这种“关系网”上就已经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而恰巧，这些掌握着职场晋升生杀予夺大权的“内部人士”又大多数是男性。
这导致有一些女性虽然本来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去填补这些令人垂涎的职位，但一旦到了那里，她们就不得不为了维持自己的晋升之路，而付出相应的“桃色代价”。
于是，在这种默认性骚扰的职场文化中，新人遇到相应的情况也往往没有勇气叫停、不得不忍了下来。
“其他人都忍了，我为什么不能忍呢？” 一名在匿名接受调查中表示曾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从业者黯然感叹。
当然，一些忍不了的女性也有可能就此离开了职位。但这不仅导致了有才华的职业女性流失，也更加巩固了男性在澳洲精英层中的主导地位。
这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
结语
尽管女性在澳洲精英职场的乘风破浪之旅仍然艰险重重，但这次前高院法官的性骚扰控告曝光与对其进一步采取行动，仍然激起了一大片浪花。
这或许是弱势群体终于站出来反抗这种“吃人”的食物链职场文化的一小步，这或许也是挑战整个澳洲法律系统与重建文化基准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