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上了一门历史系的 seminar，教授是 Tim Burke，这次在学校又见到了他。Burke是Swarthmore Institute for the Liberal Arts 活跃成员，对博雅教育自有一套理解。
和Burke的讨论中，提到了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的概念：父母都是教授，孩子很多也选择学术；父母经商创业，孩子也往往很有商业头脑。下一代在成长中耳濡目染，自然的汲取了周围环境中的这类信息。对于这些“子承父业”的孩子，其实他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帮助。他们自己就会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玩起来。
学校风格不同当然很正常。Stanford身处硅谷，有着灿烂的创业传统，在这个环境中，同学们对创业更加了解，并且更有兴趣，当然很正常。我也不觉得Swarthmore一定要改变自己一贯的学术风气。但是我支持除了学术这条路，同学们有必要了解还有其他的路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商业感兴趣，但没有相应的 Cultural capital，没有头绪的同学，给予一定帮助和引导。
当然，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改变自己 Cultural capital 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学习也不是不可能。甚至可以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父母都是教书搞科研的，自己进了一个很学术的学校，毕业时候一心想要读Ph.D，但最后转型去读了MBA。但是这就好像把孩子们扔到河里让他们自己学游泳一样。当然有人能够学会，但是“淹死”的也少不了。
本文由作者发表在豆瓣的日记《普通人的机会》整理
每年的美本申请季，总是会贴上“史上最难”“藤校爆冷”的标签。的确，越来越卷的美本申请赛道，不仅对爬藤选手越来越严苛，还对“保50冲30”的选手越来越不友好。
以前只需要刷刷成绩，提高标化就能申请到好学校。现在需要做的活动越来越多，大家一起做志愿者、义工，再到后面刮起科研风，乃至社科、人文…...留学家庭总是在试图摸索出一条稳定迈入TOP30高校的道路。
当我们跨进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大门，留学形势是否已有所改变？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原生家庭的条件能够决定一个孩子人生的终点吗？
本文作者何峰，高中就读于新加坡，本科毕业于Swarthmore College（2023年U.S. News全国文理学院排名第4），获得数学、计算机科学双学位，研究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曾任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和联想集团。
01
当金钱可以取代天资和勤奋的时候，中下层家庭的孩子就失去机会了，哪怕竞争的规则仍然是公平的。
我在美国读MBA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商学院的中国大陆同学，全是如我这样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父母是老师，工农，来自的城市有大有小。而我们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学中，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学，颇多来自富贵，甚至显赫的政要商界的家庭。
起初我还有点欣慰，觉得这似乎证明了，在中国大陆，普通家庭的孩子尚有努力的窗口。转念想到，也许是在中国成功，并不特别需要MBA这样的知识和学历，是以天朝的种种“二代”们并不特别屑于负笈去读商学院。
本科则是不同的一个情况了。十年前我见到美国各大名校中国的本科学生，还多是来自普通家庭，依靠自己的能力，拿着学校 financial aid来读书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倒是常见某某国的王子公主、总理的千金啥的。十年后的今天，来自中国的学生终于也越来越高端，比比皆是自费读着美国私立名校，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女。
这种现象可能仅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支付起美国私立高校的学费。但是这现象还是令我不安。我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10年前的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面对的是现在这样的竞争，我能被录取么？
02
我担任Swarthmore College在中国的面试官已经好几年了。每年看到的申请人简历都越来越牛：模拟联合国，出国交换生，各种课外活动。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样担任面试官的校友聊天，他说到，“中国申请的这些孩子们的简历越来越像美国孩子了。”
这些美国式的简历、国际化的经历后面，是一个个家庭的强大财力。小的开销比如一次次飞去香港考SAT，大的如去美国的高中做交换生；而这种机会也多在那些重点高中才有。这些高中的赞助费，在中考成绩够了的情况下，据说也要以十数万计了。中考成绩仅仅是争取了一个“赞助”学校的机会。
我不是抱怨社会的不公，或者至少不是抱怨美国高校的遴选机制不公。实际上，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至少在这些可以考核的硬指标上，的的确确是更加出色的申请者。他们流利的英语，国际化的视野，精心准备的申请材料（甚至重金借助外力准备），这是让中下层家庭孩子们无法竞争的。
我当年申请的时候，是节衣缩食，从高中学校发的生活费中省下钱来，买了一份托福参考书和SAT参考书。等到申请学校的时候，是向姐姐借钱支付几十美金的申请费。我不知道我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能否申请到Swarthmore这样的学校。
每一种形式的竞争，当发展到金钱可以全部或者相当部分的取代天资和勤奋的时候，中下层家庭的孩子就失去机会了，哪怕这竞争的规则仍然是公平的。
在国内苦读3年，可能不如去美国做一个学期的交换生对英语提升的效果。拥有富有社会资源的孩子，能够轻易找到令普通家庭孩子艳羡的实习。
家庭的财力、资源，当然不可能完全替代孩子个人的努力，但是这些孩子中相当多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所想的“X二代”的纨绔子弟。他们也勤奋努力。如果他们哪怕仅仅是中上之资，加上中上的努力，再配以先天来自家庭的优势，其结果可能是横扫了绝大多数背景平凡的申请者。
十几年前，我作为一个背景平凡的申请者，甚至我的成绩并不是出类拔萃（当年SAT verbal 满分800，我考了600），何以得以被录取？何以今天这就不成立？什么改变了？
改变的是：去美国读本科，从一个边缘、小众的行为，变成一个中国主流社会的追求。当这个变化发生，就出现了各种帮助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家庭，把他们的财富和资源变成子女申请名校资本的服务，比如SAT复习班、留学中介、交换生项目、模拟联合国，甚至出钱让孩子出书等等。
十几年前，去美国读书可能还更多考察一位申请人有没有这个想象力，有没有执着去搜集信息。在社会主流还奔着北大清华去的时候，去美国读本科本就吸引着那些有些边缘化的中国高中生。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现成的信息和各种能够让你的孩子在美国大学招生官眼中更具吸引力的课程和活动，只要你能够支付得起（或者能够支付得起提供这些课程/活动的高中）。
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去往美国高校的学生群体。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本国学生中，（据说）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名校中。中美名校中的学生，越来越多是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去美国读书是否仅仅成为家庭经济实力比拼？十几年前的我放到今天来，是否还有机会？
03
有些孩子从家庭继承了Cultural capital优势。他们看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他们知道存在着不同的游戏和规则。
这次我在学校里和那些在Swarthmore读书的中外本科生聊天，了解他们对暑假实习的想法。听到了三种路子：
·有个孩子想要努力进入TOP咨询公司（麦肯锡、BCG之类）；
·有个孩子想要进入一家美国知名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
·有个孩子想要组建个小团队去申请硅谷的YC孵化期项目。
第一个孩子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用自己的硬实力，不断的进入最好的公司，得到提拔，然后以后可能再进入好的商学院，这样一步步走下去。
第二个孩子的想法就有所不同。TA觉得在美国进入一家TOP企业做实习，要面对诸多牛校的竞争。但是TA凭借自己的汉语的优势，可以在中国找机会。那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往往没几个人，也没有官方的实习信息和应聘流程，所以反而可以通过校友朋友家人的圈子，进去实习。但是这个公司的brand name是能够在中美通用的。
第三个孩子则是没有在已有公司上动脑筋，走上创业这条道路了。
这三个孩子都很聪明刻苦。这三条道路也都是很好的选择，但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规则和玩法，并且要求不同的能力的。理想的状况是，不管一个孩子的天资与家境，他能够了解这些不同选择的存在，并且做出自己的选择。
04
十年前我读书的时候，上了一门历史系的 seminar，教授是 Tim Burke，这次在学校又见到了他。Burke是Swarthmore Institute for the Liberal Arts 活跃成员，对博雅教育自有一套理解。
和Burke的讨论中，提到了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的概念：父母都是教授，孩子很多也选择学术；父母经商创业，孩子也往往很有商业头脑。下一代在成长中耳濡目染，自然的汲取了周围环境中的这类信息。对于这些“子承父业”的孩子，其实他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帮助。他们自己就会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玩起来。
需要帮助的是那些想要"跨行业“发展的孩子。比如来自书香门第，但是想要从商从政的孩子们。对于他们，不同行业的游戏规则就像一门外语一样陌生，需要时日来掌握。
请注意，我们甚至不再是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教授、律师、商人、政客之间无从说起孰高孰低），而是不同圈子之间的隔离。当然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会更加不利，因为他们连一个默认的Cultural capital 都没有。
这一点在我在和Swarthmore的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Swarthmore是个非常棒的地方，学术气氛浓厚，但是它有一点不强，那就是并不是一个对商业很感兴趣的校园。从同学到教授，都沉浸在象牙塔中。相比另一个我熟悉的学校Stanford，Swarthmore同学对创业的兴趣认识都要初级一些。
学校风格不同当然很正常。Stanford身处硅谷，有着灿烂的创业传统，在这个环境中，同学们对创业更加了解，并且更有兴趣，当然很正常。我也不觉得Swarthmore一定要改变自己一贯的学术风气。但是我支持除了学术这条路，同学们有必要了解还有其他的路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商业感兴趣，但没有相应的 Cultural capital，没有头绪的同学，给予一定帮助和引导。
当然，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改变自己 Cultural capital 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学习也不是不可能。甚至可以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父母都是教书搞科研的，自己进了一个很学术的学校，毕业时候一心想要读Ph.D，但最后转型去读了MBA。但是这就好像把孩子们扔到河里让他们自己学游泳一样。当然有人能够学会，但是“淹死”的也少不了。
Burke对此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什么都让学生们自己去发掘，那么学校和教授的存在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给他们以引导的话？
Burke是一个颇为不那么传统的教授，他对liberal arts的理解有非常实用的一面，并且跟我本文所说的主题非常贴切。Burke认为，博雅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让学生掌握迅速学习这些不同 games 的能力。
Game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贬义，也不是说一定意味着投机取巧。而是说参与不同的game要明白它的玩法。就好象下象棋不能用围棋的方法，打篮球不能用踢足球的规则。
学术圈子本身就是一个game，论文的写作需要按照某种特定的范式、逻辑、口吻。一直淫浸在西方学术环境下的话，自然而然的就掌握了这套方法。但如果是来自他国，没有相应的学术训练，往往要经历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论文就得不到好的评价。
05
申请美国大学也是这样一个game。我看过太多优秀的中国申请者，采用中国的沟通方式撰写他们的申请文书。他们当然不是故意这么做，而是缺乏对美国高校文化的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能够有机会去美国交换个一年，申请中就会占很大的便宜。
来自家境好（包括财力，也包括父母的视野、社交圈子）的子女比起家境清贫孩子拥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物质条件外（出国旅行、参加各种培训班），可能更让来自社会底层孩子艳羡的，是Cultural capital。
有Cultural capital优势的孩子们看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他们知道存在着不同的游戏和规则。很多网友在留言中提到了Gladwell “Outlier”书中写到的，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相比社会底层家庭，有很多优势。比如中产阶级家庭会鼓励孩子自立的与权威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他们知道如何和权威play这个game。
而底层家庭来的孩子，对权威不是带有攻击性就是畏惧，结果置自身发展于不利。哪怕是幸运的带着 Cultural capital 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们，他们也被自己那套 Cultural capital 所局限。如果他们想要玩一套不同的游戏，仍然需要重新学习。
本文由作者发表在豆瓣的日记《普通人的机会》整理。